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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德昌
醫生老了，心靜下來，免不了要回想起很多往事。有些事使我感到欣慰，我曾經多多少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治病救人。也有些事讓我揪心，感到內疚，揮之不去。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一個人需要反思。即便老了，正在走著人生最後的一段路，也需要反思。
我年輕的時候，作為醫生，看到病人，首先想他得的是什麼病，考慮診斷依椐和鑑別診斷。我不希望漏診，尤其不要作出錯誤的判斷。如果需要手術，就要考慮手術指徵和反指徵，手術後可能的併發症等等。年輕醫生，儘管閱歷不多，自我感覺比病人，比家屬要懂得多。有的疑難問題是經過專科醫生的集體討論，有老師把關。我懷著這份好心和自信，和病人和家屬談話，振振有詞，讓他們接受我的意見。我想到我面對的是疾病。實際上，我面對是患病的病人。病人是人，有他獨立的性格，獨特的人生閱歷，獨特的心理狀態。家屬也一樣。
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曾經選登過一篇文章，題名“外科200年”。文章第一句寫道：“外科是一種定義為經過授權而對身體（進行）有創（操作）來治療（疾病）的專業”（中譯文的原文）。醫生治病是為了病人好。然而，病人和家屬應該是知情者，知情才能授權。外科醫生在做手術前，必須和病人，或者和家屬溝通好，取得共識，然後請家屬簽字同意。這決不意味著醫生怕負責任。嚴格地說，一位好醫生應該是好的心理疏導者，給病人人文的關懷，幫助病人在手術前以及手術後，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
我們面對的是要求把病治好的病人和家屬，外科是一種有創性治療，有風險。病人和家屬必然會有各式各樣的疑慮。人的生命是複雜的，疾病當然也是複雜的。對醫生來說，有太多的問題是未知數。醫生對疾病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醫生要學習一輩子，畢其終生。不論願意或者不願意，人不可能不犯錯誤。張孝騫教授說過：“你每次看到一位病人，都要當作第一例”（大意）。聽到有幾位醫生談論，張教授診斷疑難病例，能作出意想不到的判斷，似乎有一種“特異功能”。我琢磨張孝騫教授這句話，不單是指診斷的訣巧。我老了，才感悟張教授這句話的價值和份量。
今天我思考的是問題另一個方面。疾病是複雜的，病人和家屬的精神狀態，他們的心理反應也是複雜的，各式各樣，難以預料。每一位病人，每一位家屬，正像張孝騫大夫所說，都是“第一例”。不要自以為見多識廣，不要“想當然”。醫師是好心。只有好心，不一定就能做好事。孔子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當疾病危及病人生命的時刻，醫生和家屬之間容易發生不愉快的事件。家屬容易激動，甚至暴躁。設身處地想一想，家中一位活生生的親人，多年朝夕相處，忽然間要永遠離去，家屬心靈深處所遭受的打擊，無法用語言表達。醫生即便有深切的同情或憐憫，也不可能分擔這種鑽心之痛。家屬因絕望，而悲痛，可以精神崩潰。
一位男性青年病人，瀕臨死亡，奄奄一息。那個年代，沒有呼吸機。醫生沒有回天之力。媽媽坐在孩子的床邊，沒有哭泣。她端著一隻小碗，用一隻小小的羹匙，很饅很慢地把湯喂她的孩子。醫生和護士不可能替代這位母親。湯慢慢地從孩子的嘴邊流了出來。媽媽用手巾擦乾，繼續一口一口的喂著。同時用聽不清的低語聲對孩子說著，說著。她多麼希望孩子能聽到她的呼喚，多麼希望孩子能睜開眼晴看到媽媽。但是，時間是殘酷的。在病歷上，不可能有這樣的記載。在醫學教科書上，不可能讀到這些故事。
其實，醫生自己也要生病，同樣會產生反常的情緒和荒唐的想法。我第一次發生急性胰腺炎。在病房裡，夜間，我把胃管拔了，扔在地上。第二天，病情加重。主管醫師親自動手，給我再次插上胃管。他很嚴歷，對我說：“你對病人是怎麼說的！”多年以後，我曾兩次因重病住院。沒有協和醫院幾位醫師精心治療，我旱已不在人間。但是，我在住院期間表現並不好。2014年，我住CCU，心力衰竭已經過去。有位年輕護土告訴我，可以下地行走，走幾步也好，她將攙扶著我。她的規勸是溫和的，正確的。突然我對自己失去了控制，氣勢凶凶衝著她喊話：“你懂得什麼是心力衰竭！你犯過心力衰竭嗎！”那位年輕姑娘，並不爭辯，悄悄走出病房。我能想起她的背影。事實很明白，我錯了。尤其不應該的是，我這個病人本身就是醫生。一般地說，醫生都有惻隱之心，有敬畏之心，有是非之心。顯然，老師的教誨，醫院傳統教育的薰陶，是完全必要的。
在法國留學時期，我碰到了兩件事。在巴黎一家教學醫院，有一天，到了下班的時間，我看到一位老年病人，半臥位躺在床上，正憋著一肚子氣。問他有什麼不舒服。他知道我是中國人，是到法國來訪問的“過客”。那年我還沒有資格參加病房工作。老人瞪著眼睛，說“他們（指醫生和護士），每天給我量血壓，體格檢查，查血，管服藥，寫下記錄。完了就走人。他們把我當作豚鼠！”。他很憤慨。“他們把我當作豚鼠”，就是說，醫生不尊重病人的人格，不把他當作人。這怎麼可能呢？此外，我也沒有見到過家屬前來探望。第二天我回到病房，那張床空了，老人昨夜死了。
同樣在巴黎，另一家教學醫院，我發現病房裡，有一位女醫生，和靄可親，喜歡和這位病人或者和那位病人聊天。病人也喜歡，見到她，話就多了。她可以不定期地參加查房巡診，似乎不參與治療。有時看到她靜靜地翻閱著病歷。我用中國人的眼光，看法國病房裡的事，不可思議。好奇心促使我鼓起勇氣，問她是幹什麼的。她告訴我，她是心理學醫生。她的工作是讓病人自願把心裡的話說出來。傾聽是第一位。這是我留學生涯中的一次發現。大家知道，20世紀70年代末，北京協和醫院還沒有建立心理學專科。可是，我感到迷惑，在巴黎，同一個國家，同樣是教學醫院，竟然可以發生上面講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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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過去40年了。二十一世紀的北京協和醫院已經有了心理學專科醫生，有了心理學的專科門診。我衷心盼望，有一天，協和的心理學醫生能夠進入病房，貼近病人，參加醫療服務（medical care）。我明白一條道理，當年作為一位留法學習的中國醫生，我首先要學會用法國人的眼光去看法國的醫學。然後，我也要學會用法國人的眼光來看中國的醫學。今天，我要用中國人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中國的醫學。醫生老了，需要反思。
▌轉載：《健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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