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瑞敏與黑格爾之一》中，我談到，“奧伏赫變”是同一個東西的自否定，是同一個東西通過自我否定而把自己保存下來了。

這就引出了一個亙古之問：自我革命是可能的嗎？

自反性

俗語說，再好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兒。但其實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原因很簡單：人類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

反身性，也叫自反性，指的是因果的循環關係，也即相互決定性。在社會學中，反身性意味著一種自我指涉的行為，即審視或行動反作用於發起審視或行動的實體，常被用來指行動者承認社會化力量、並據此改變其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的能力。低反身性會導致一個人主要被其環境（或稱“社會”）所塑造。高反身性則指個體塑造自己的規範、品味、政治、慾望等。

在經濟學中，鼓吹反身性最力的是“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見《金融鍊金術》，海南出版社，2011年）。索氏認為他提倡的反身性哲學理念是他投資制勝的思想基礎。他甚至說：“我的哲學不僅是一個個人問題；它應該被視為對人類如何理解現實的一種貢獻，值得大家認真對待。”

喬治·索羅斯：貨幣投機家 股票投資者

索羅斯的貢獻在哪裡呢？人與外部世界相遭遇，可以被描述為參與者的思維和其所參與的現實情境之間的聯繫，索羅斯認為，這一聯繫可以分解為兩個函數關係，一個是認識函數，一個是參與函數。在認識函數中，參與者的認識依賴於現實情境；在參與函數中，現實情境受到參與者認知的影響。這兩個函數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即是反身性。

索羅斯的想法圍繞著兩個現實展開，一個是客觀現實，一個是主觀現實。一方面，無論參與者如何看，客觀現實都在那裡實際地擺著。例如，如果我說外面下雪了並且事實上外面也是在下雪，那麼這即是一個客觀事實。而不管我怎麼說或者怎麼想，外面都會下雪——我可以非說外面是晴天，但是這並不會讓天氣變得晴朗，它仍然會下雪。

另一方面，與客觀現實不同，主觀現實受到參與者對其看法的影響。比如，市場就屬於這一類。由於不存在完美的信息（也即，我們無法預測未來，並且不可能知道，在任何給定時間內驅動市場的所有變量），我們只好對哪些資產（股票，期貨，期權等）會產生價值，力圖作出最好的判斷。我們的集體思維是推動市場發展併產生贏家和輸家的因素。這意味著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會影響現實本身，而現實又反過來進一步影響我們的思維。

市場：混沌 非線性

這時我們就可以說，市場是自反的：我們對它的信念直接影響潛在的基本面，反之亦然。有時，反身機制形成一個強大的反饋循環，導致價格和期望與現實大相徑庭。所以，索羅斯認為，金融市場遠不能夠準確反映所有可用知識，相反，總是提供扭曲現實的觀點，這就是易犯錯性（fallibility）。失真程度可能會不時變化。有時它非常微不足道，有時則極為明顯。

由於這種雙向反饋機制的存在，在價值和機會之間，客觀現實和主觀現實之間，都存在一種反身性內在聯繫。而無論是社會學還是經濟學，反身性的概念都表明，個人和社會集體能夠自我探究和適應的事實，是現實世界社會系統的一個關鍵特徵。

這種自我探究和適應的表現是，人總是以否定的形式來肯定自身，在自我異化中去實現自身本質，這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物的特有本性。人的反身性構成了結構性質（也即個體的社會背景）與行為（也即個人的終極關注）之間的中介機制。以前我們使用的很多常規形式在處理現代生活軌跡的複雜性方面變得無效，所以，反身活動越來越多地取代了慣常行為。

自以為非

張瑞敏說：“海爾人不變的基因就是自以為非，永遠以用戶為是，以自己為非。”這種以用戶為是、以自己為非的價值觀，“是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以自己的昨天為非，以自己的成功為非”，不斷超越自我（張瑞敏：《自以為非：海爾人不變的文化基因》，青島：海爾集團，《海爾人》報，2011年7月6日）。這是非常典型的反身性。

“自以為非”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哲學命題，甚至帶有存在主義的意味。今天的自己不會是昨天的自己，河水晝夜流淌，只是我們看到的並非同一條河流。

花梨木雕刻“靜水流石”

在海爾董事局大樓的入口處，迎面可以看到一片長9.5米的花梨木雕刻。它寓意的是河流，天然木質紋理象徵河流的走勢，其上有一顆鵝卵石，看似端居不動，其實欲靜不能。雕刻名為“靜水流石”，所謂“靜水”乃是假象，因為雕刻還告訴你：“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句來自古希臘先哲的名言說得非常清楚，我將其稱為“赫拉克利特定律”：河流在變，踏入河流的人也在變。

任何個人和組織在時代潮流中都不可能獨善其身，成為安居一隅的“靜石”，因為時代“靜水”會讓你成為“流石”。之所以你誤把“流水”當“靜水”，是因為你缺乏“自以為非”的意識。“赫拉克利特定律”是張瑞敏“自以為非”主張的最貼切的解釋。我們甚至可以將其看做是“時代的企業”的哲學源頭。

赫拉克利特：萬物皆流

這裡我指的是張瑞敏的一個著名陳述：“沒有成功的企業，只有時代的企業。” 不做成功的企業，也就是不做靜態的企業。做時代的企業，也就是永遠處在“正在進行時”。這就必然要求企業和企業人的反身性：以否定的形式來肯定自身。不是否定自己的能力，而是對過往成功的經驗保持警惕。自以為非就是克服認為自己成功了的觀念，不斷戰勝自我，“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第三十三年章）。

張瑞敏說：“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有一個非常好的觀點，他說根本沒有成功這一回事，所有的成功不過是我們用以自鑑的鏡像。所以如果你認為你成功了，只不過像一面鏡子一樣折射出你的能力而已。你要做的就是永遠不要自以為是，而是自以為非，以此追上時代的步伐。”

然而“自以為非”並不溫情脈脈，而是異常殘酷。張瑞敏到臺灣去，對臺灣企業家同他講的一句話印象極深：“做企業就是要麼生要麼死，要麼是人要麼是鬼。” 天使與魔鬼的轉換，就是企業的生死存亡。

死亡與復活

張瑞敏自己的企業生死觀非常獨特，他把企業的下場分為自殺與他殺兩種結局：“每個企業都面臨著這個抉擇，是自殺重生，還是被殺出局？百年老店其實就是在自殺重生和被殺出局中做一個抉擇。要麼提前把自己自殺了，涅槃重生；自殺了若干次之後終成百年老店。要麼被殺而不自覺，然後被淘汰出局。想要定一個百年戰略，然後就這麼走下去是不可能的。就像熵定律這個規律一樣，萬事萬物沒有不滅的，但問題是你怎麼延續它，你怎麼來自我顛覆？”（摘自張瑞敏和筆者的談話筆記）

正反合

在一次演講中，張瑞敏談到黑格爾的自我否定時說，“黑格爾用了一個非常通俗的比喻，一棵樹開出了花蕾，花蕾後面是花朵，花朵否定了花蕾，果實又否定了花朵”。自我否定就是不斷自我反思，但在實踐中，最大的問題是，人們在花朵盛開的時候會自我欣賞：這麼漂亮的一朵花有多麼好！然而在你欣賞的一剎那，一切都過去了。

黑格爾認為，規定性就是質，而一切規定性的基礎都是“否定”，有如斯賓諾莎所說“一切規定都是否定”。不過，在斯賓諾莎眼裡的“消極”的否定，在黑格爾看來卻是“積極”的，因為否定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否定，而應進一步理解為否定之否定，即通過否定而達到真實的肯定的過程。

所以，花朵否定了花蕾，但同時也肯定了它；果實否定了花朵，但同時也成就了它。否定性的原則，即是自我運動和自身發展的原則。而所有的自我運動和自我發展無他，乃是使自己最終成為現實。事物成為真正的現實，就意味著其本質得到了最充分的顯現。

黑格爾把質的發展分為三階段：純有、限有、自有。純有就是純無，正是老子說的“有無同出而異名”（《老子》第一章）。純有和純無的不確定性矛盾，產生出一個新的範疇——“定在”，也叫“限有”。也就是being和nothing鬥爭，becoming於焉誕生；它是變易，也是形成。黑格爾稱“定在”是第一個確定的思想，而純有和純無不過是空無的抽象而已。將其放到哲學史上來說，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一切存在著的真理，無不皆在變化之中”（這裡我們又見赫拉克利特）。

“限有”即有規定性的有，有了規定性就可以和他物區別開來。然而黑格爾認為，不僅要看到對立還要看到統一，有了反，必須要有合，所以“限有”還要進一步發展為“自有”，也即自為之有。這就是說，某物和否定某物之後出現的他物，是相互滲透與統一的（花蕾、花朵和果實乃是統一物），因而“自有”用自身的亦此亦彼，打破了“限有”的非此即彼。

回到開頭那個問題：自我革命何以可能？或者說，為什麼“自殺重生”不是悖論？

黑格爾“精神生活”之成立，有賴於拋棄對否定的片面理解，而達到對自己的重新肯定，達到否定之否定，達到揚棄，達到“合”。這意味著，精神向他物過渡的同時，也就是精神返回到自身。

精神返回到自身

黑格爾邏輯學中有“好壞無限性”。所謂“壞的無限”就是有限的一物之外還有另一物，以此類推，以致無窮。這也就是把精神僅僅看做向他物過渡的運動。而“真無限”或者“好的無限”則是把另一物看成是內在於此物的，事物存在普遍聯繫，則任一物就自然地包含著一切。“真的無限毋寧是‘在別物中即是在自己中’，或者從過程方面來看，就是：‘在別物中返回到自己’。”（黑格爾：《小邏輯》，第207頁）

因而，自我革命並非對自我的全盤否定，自以為非也不是認為自己什麼都不是。自我革命是自己規定自己，自己展開自己，在這種展開的過程中不斷地否定自身，又不斷地揚棄這種否定而返回自身。這才是黑格爾的否定性的辯證法的真諦。如此辯證法所揭示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創造的過程，不是別的，就是精神的實現了的自由。

謝青總結得好：黑格爾“深刻地認識到精神毋寧就是運動本身。這個作為運動的精神或精神的運動，就它是自己發展自己的內在動力來說，它是否定；就它是自己完成自己的整個過程來說，它又是否定的否定；作為最終完成的否定的否定，即絕對的自身肯定，就是自由”（《黑格爾的否定性的辯證法探微》，《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1期）。

所以張瑞敏才會說：海爾“自以為非”的概念，體現的正是黑格爾不斷自我否定的哲學體系，以正反合三段式將否定一直進行下去，直至絕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