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馮（馮驥才）第一次見面，是1980年夏季在北戴河海灘。當時我們文學講習所的一群同學，游泳上岸後在沙灘上歇息。有人看見大馮和太太正在堤岸上散步，興奮地朝他招手叫起來。他的個子那麼高，面帶微笑站在高處，而我們都穿著游泳衣游泳褲，頭髮溼答答，身上窣窣地往下掉沙子。記得我們先在沙灘的低處朝上“仰望”著他，後來走近他，自己都覺得怪不好意思，下意識地儘量把自己的身體縮起來……這個場景好像從一開始就註定了我們彼此的位置和距離，但也象徵著後來我們之間持續幾十年的那種“坦誠相見”的文學友誼，我一直視他為亦師亦友的知己。文學講習所起自延安，至1957年總共辦了四期就停了。一直到1980年才重新恢復，第五期文學講習所薈萃了當時許多青年文學新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文講所更名為現在的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
大馮雖然長我幾歲，但我們都是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發表作品。我的短篇小說《愛的權利》和大馮的中篇小說《鋪花的歧路》發表在1980年第二期《收穫》雜誌上。雖然在新時期文學那個階段，我跟大馮差不多同時期“嶄露鋒芒”。但是我不敢說我們“共同走過”，因為大馮的“籃球腿”太長了，一邁腿就一大步。我只是他的一個追趕者，一直跟在他後面走，卻總也追不上。
記得1988年我們一起去加拿大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和一位加拿大老作家見面，事後他給我複述那位老作家的話，強調說那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講故事是小說最基本的形態，這番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隨口給我們講一些小故事片段，如果寫出來，都是精彩的短篇小說，因為大馮自己也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後來有一天，我和他為了日程安排“吵嘴”，在多倫多的大街上慪氣，誰也不理誰，上海作家孫顒說我倆像小孩子一樣。回國後過了一段時間兩個人都忘記了此事，又和好如初。每年三月全國“兩會”期間，我們會相約去韓美林家聚會，大馮和美林都重情重義，對待朋友特別友善，所以參加聚會的人逐年擴大增加，到後來都擠不下了。如今回想起來，每年的那一天，真是難忘的幸福時光。
2014年大馮的《無處可逃》（即《冰河》)發表之初，我第一時間拜讀了這部作品。相對後來的幾部，第一部是比較個人化、生活化的敘事，但是在這些個體背後的時代大背景，大廈將傾之前的那種末世荒誕，讓我看到了個人與歷史的構成是一種什麼樣關係。當文化面臨毀滅性的災難時，是什麼支撐了人的心靈世界？是那些經典文學和藝術作品輸入給我們的真善美的養料，是作者對於藝術的摯愛與痴迷，使他有力氣和勇氣逃離冰河的嚴酷，去尋找遠方的春天……我當時就感覺到了這部書的重量，它的誕生無論對於馮驥才先生本人，還是對於當代史，都具有非凡的價值。所以當《凌汛》《激流》《漩渦》相繼發表，我是一路跟蹤讀下來的。第一部的切口並不大，越往裡走，空間感越大、縱深感越強，到了《漩渦》，就成為中國當下現實的全景圖，成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回憶錄。
大馮這四部大書太珍貴，帶有某種搶救的意味。它的文學品質和史學哲思，不僅在文學史上，而且將在人類走向開放進步的歷史上，留下鮮明而濃重的刻度。
大馮以他擅長的敘事技巧，以豐富的情感與綿密生動的細節，以近於苛刻的真實感和真實性，還原了中國四十年知識分子經歷的心路歷程。冰河、凌汛、激流、漩渦——極其形象而準確的水意象、河意象、海意象……背景、氛圍、聲音、色彩、氣息……艱難的突圍、跨越、挫敗……大馮是一個非常感性的“文學人”，文字裡有一種溫厚的品性，就像他寬待善待朋友那樣。即使是犀利的揭露和批判，他也會用溫和的語言方式表達。那些鋒利的批判性和思想性，包藏在他龐大的軀體內，是他堅硬的骨骼。
很多朋友稱大馮為“四駕馬車”，而我常常覺得大馮就像一尊千手千眼觀音。因為他有很多雙手：寫作的手、繪畫的手、寫書法的手、擺弄民間藝術品的巧手……這雙手張開著很多手指，就像他手裡的無數支筆：毛筆炭筆鋼筆油筆鉛筆中性筆水性筆蠟筆水彩筆粉筆……比如他寫《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那樣的純文學小說、寫《炮打雙燈》那樣的“通俗小說”、口述實錄《一百個人的十年》、記述文化五十年“非虛構”四部曲、旅歐旅俄寫下的大量優美的藝術散文……從虛構到非虛構，他幾乎無所不能。他手裡握著很多種筆，擅用各種文學體裁，擅長多種藝術表現形式。還有他為保護民間文藝、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做的大量工作、對文化建設的建言……他真的好像有一千隻手一千隻眼，能夠看見人們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的美。我去新疆遊歷，拍下石窟裡精美的石像發給他，他馬上就告訴我這尊石像的創作年代和風格承繼。大馮不是“單筒望遠鏡”，而是一架廣角鏡、顯微鏡。就他的新作《單筒望遠鏡》而言，在他那個高於常人的制高點上，他用一隻眼審視天津租界洋房的西化生活，另一隻眼察看天津老城平房的市民生活，其實是一個“雙視角”，就像評論家謝有順所言：“看見的比想象更難。”
再說大馮的兩條長腿。大馮曾多次遊歷歐美，崇仰歐洲藝術和西方文學，尋訪藝術家故居、追問經典繪畫的來歷，如數家珍如痴如醉。他雖擅中國畫，但審美趣味頗有西畫的底蘊。他的一條腿邁向世界，邁向廣闊的藝術空間；一條腿走向田野、走向中國的底層社會。他對中國古典藝術民間文化的痴迷，是建立在他對人類文化源流的研究之上的，所以他兩條腿一開拔，就能到達常人無法企及的地方。他既關注市井平民，比如《神鞭》和《俗世奇人》，也寫下了記錄新時期知識界文學界思想激烈交鋒的《凌汛》《激流》……他用很多隻眼睛去觀察、很多隻手寫作，同時用兩條腿強健有力地行走。他既是一個寫作者，又是一個行動者，兩條腿一前一後左右開弓配合默契。我讀《單筒望遠鏡》的時候就想，他在書中反覆凝視的租界與老城，其實就是大馮本人藝術人生的縮影。亦中亦西、一雅一俗，互補互惠相得益彰。我們很多作家的文化背景，或鄉村或都市，大多“單一”、“平面”，而大馮的文化構成，具有天然的豐富性多面性，在作家中是很難得的。
大馮還有一個“精神的肚子”和智慧的頭腦。智慧的頭腦指揮著他的千手千眼大長腿，而“精神的肚子”裡，裝的是不竭的文學才華、深厚的學養和藝術激情，更重要的，是他大半生堅守的民族良心。
如果說，我們今天這個世界是一個“俗世”的話，大馮就是一個不落俗的“俗世奇人”。
（本文刊於2019年6月28日《文匯報 筆會》）
主編：叢子鈺 |編輯：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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