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試論史前隴山地區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所謂隴山，是指以隴山為中心包括寶雞、天水、平涼、固原等方圓5萬多平方公里內的區域，也就是渭河中上游與涇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即涇渭地區或為涇渭流域。這個地區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發祥之地，而且是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破曉、孕育之地。在中華文化、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發生、發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從考古、文獻以及民俗等角度切入，就史前時期，隴山地區的文化、文明、民族的發生、發展予以簡略論述，以期瞭解、認識這一地區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中華文化的發祥之地

何為文化？簡言之，即物質與精神的總和。如此而言，自有人類出現，就開始有了文化，也就是說，文化是伴隨著人類產生而產生。依此定義來看，中華文化可謂源遠流長，追溯至舊石器時代，距今約有214萬年的歷史。隴山地區的舊石器時代可追溯至中早期。僅平涼境內發現的舊石器遺址有12處，早、中、晚各時期的線索都有。從涇川縣太平鄉大嶺上出土於第五層古土壤條帶，文物工作者認為約與藍田人同時，距今約60萬年前。除採集到的石器外，還發現了距今約5萬年的晚期智人頭蓋骨化石及相伴的牛、馬、羊等動物化石，使用的工具是用石頭打石頭的方法制造出來的,主要是把天然石塊打製出刃或尖，用於砍斫刮削和挖掘樹木或食物。如石錘砍斫器、刮削器、尖狀器等。還有把天然石塊打琢成便於拋擲、用於狩獵的石球。在六盤山以西的天水地區發現有“武山人”人骨化石，其生活時代大體與“河套人”相當。距今約有5萬年。在涇水流域的寧夏固原還發現有嶺兒舊石器遺址，距今約2萬年。在寶雞的麟遊、眉縣等地也發現有舊石器遺址，出土有砍砸器、尖狀器、刮削器、石片、石核等。這一切都說明涇渭流域在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就已有人類的活動，也是我國早期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之一，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到了新石器時代，隴山地區的原始文化得到了較快發展。據第三次文物普查，寶雞發現有近900處新石器遺址，其中仰韶文化遺址近600處。已發掘的有關桃園、北首嶺、福臨堡、扶風劉家村、武功鄭家坡等遺址。這些遺址從距今8000年一直延續至3000年，期間各個歷史時期都有所反映。如“福臨堡遺址幾乎經歷了北首嶺下層和整個仰韶文化遺址的全過程，在漫長的歲月中，文化發展序列幾乎從未間斷……”。從發掘的遺址看，文化內含豐富，出土的遺存有石刀、石鐮、石斧、石鏟、石磨盤等生產工具，尤其在距今8000年的關桃園遺址出土了二十多件骨耜，這是黃河流域的第一次發現。骨耜是一種農耕生產用具，說明此時渭河流域已進入了農耕時代。這些遺址出土的生活用具主要品類有碗、缽、盆、皿、盂、杯等，還開始有了編制、縫紉等，發現了一個彩陶，上有婦女穿著衣服採摘果子的側面圖像，衣服為上下兩個分開的三角形。“上衣無袖，類似今日的馬甲，下衣像裙子一類的形式。”在北首嶺、福臨堡等遺址還發現了大批房屋、墓葬、彩陶以及刻畫符號等。特別引人關注的是，在寶雞陳倉區橋鎮遺址發現並採集到了一片泥質紅陶籃紋筒瓦殘片，其長26釐米，直徑12釐米，壁厚1.2釐米；在兩處半地穴式的房址中，發現並採集到其餘板瓦、筒瓦、槽型瓦殘片。由於這些陶瓦是與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時期的泥質紅陶、夾砂紅褐陶籃紋斝、罐等文物一同出土的，文物專家判定，這些瓦片的歷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建築陶瓦，被稱為“華夏第一瓦”。將中國的用瓦歷史提前了一千年。考古學文化說明寶雞渭河流域在新石器時期，特別是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期，不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是相當發達的。

天水在進入新石器時代，當地的遠古文化遺存也是繁如星斗，到目前為止，此類遺址已經發現有500餘處。從已發掘的天水市秦城區西山坪、師趙村和秦安縣大地灣遺址看，文化內涵極為豐富。西山坪遺址有兩個文化層，大地灣包括五個文化層，而師趙村遺址則有七個文化層，大地灣和師趙村文化延續時間均在3000年以上。“它們是迄今已知的我國境內最西的三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經考證，時間都距今8000——7000年，為前仰韶文化時代的後期。這三處遺址出土的陶器有圓底缽、三足缽、三足罐、圈足碗、尖底瓶、四足鼎、平底釜、條形盤、深腹罐等，彩陶藝術有變體魚紋、鳥紋、變體蛙紋等，特別是圓底魚紋彩陶、人頭形器口彩陶瓶和四虎護魚紋更是彩陶藝術的精品。在大地灣晚期F411房間內發現有距今5000年的大型地畫，“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且保存完整的繪畫作品”。在生產工具方面，大地灣人廣泛使用砍砸器、石刀、石斧、石鏟等磨製工具。農作物有稷、粟和大麻子，“六畜”有牛、馬、豬、狗、羊、雞等，手工業有房屋建築、紡織、銅刀、銅器、彩陶等，出現了刻畫符號。從這些遺址和遺存可以看出，天水在當時不僅有著發達的原始農業、牧業和手工業等物質文化，是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是很先進的，“以大地灣為代表的天水地區的彩陶及其彩陶圖案和繪畫，無疑為中國原始藝術的最早起源提供了可信的資料並增添了異彩。”

固原依據考古發現，從各個歷史階段的不同特點和時間看，境內屬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類型有“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的“石嶺下”、“馬家窯”、“半山”、“馬廠”、“店河——菜園” 類型，以及齊家文化等。從馬家窯類型所反映的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狀況看，以經營農業為主，生產工具常見的有石斧、鑿、錛、刀、磨谷器、杵和骨刀等；同時還兼營狩獵。當時的製陶業比較發達，陶器的造型和彩繪也有自己的特點。居民以氏族和部落為單位居住在一起。正式發掘的遺址是固原的陳家灣。處於六盤山系向北延伸的黃土高原邊緣的海原縣菜園遺址，發掘後共清理墓葬117座、房屋基址8座、窖穴5個、灰坑19座、陶窯1座、出土各類遺物1500餘件。出土的遺物中主要是生產工具、日用器皿和裝飾品。遺物以陶器為多，諸如大小適中的小口罐、單耳罐、雙耳罐，工藝製作簡潔，以手製平底器為主，有少量的圈足器。這說明新石器時期，寧夏南部的固原地區，也已有了較為發達的原始文化，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區域。

平涼在距今約8000年左右，起源於黃河流域的大地灣一期文化，以關隴地區為中心向四周波及。仰韶文化時期的半坡類型、廟底溝類型遍佈隴山地區。起源於中原地區的陝西龍山文化亦在平涼東部有所發現。而產生於甘、青地區的馬家窯、半山類型的地域文化在平涼西部更為普遍。還有廣泛發現於涇渭流域的常山下層文化和齊家文化等。常山下層文化的出土遺物既不同於陝西龍山文化期類型，又不簡單類似於齊家文化 ， 而是與齊家文化關係密切、自具特徵的一種原始文化遺存。這種文化類型的遺物在平涼境內幾乎隨處可見。在隴山以西的莊浪、靜寧等縣，有典型的齊家文化遺物。這些文化類型反映了平涼遠古文化的多元性特徵。說明新石器時代，平涼正處於東西文化交流過渡的結合部。

總之，從目前考古來說，隴山地區的古文化起源是比較早的，在新石器時期，文化發展與黃河流域其他地區的文化發展是同步的，甚至有些方面已有所超過。

二、中國文明的破曉之地

文化的發展，必然孕育文明的誕生。從考古學文化可知，隴山地區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和豐厚的文化內涵。這不僅為中華文明的孕育和產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且為中華文明增添了新的內容，構成中華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謂文明的產生，我國研究者大都將文字、銅器、城市和禮儀祭祀中心的出現視為文明的產生和形成。依此理論觀點，結合隴山地區考古學文化，我們認為隴山地區孕育文明的因素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產生了“前文字”——刻畫符號。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說：“文明始於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肯定了這一看法，並說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由此可見，文字是文明的一項重要因素。我們知道，從現在發現的較為豐富的古文字資料中，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是時間較早的文字。但是從其個數（約4000字）和結構（“六書”）看，甲骨文已成為一種相當發展的文字系統，所以它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必然有一個相當長地演變過程，其起源就是在黃河流域多處考古發現的刻畫符號。在隴山地區目前有兩處遺址發現這種陶器刻畫符號，一處是在距今7100年的寶雞北首嶺遺址出土的一件尖底瓶上，有黑彩寫畫的‘’等多種符號組合一起；一處是在距今8000年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有十多種刻畫符號，有類似水潑狀的，有類似植物生長的，還有一直線和曲線相交的形紋的。這兩處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與半坡、大汶口出土的刻畫符號相類似，有些甚至一致。儘管這些刻畫在陶器上的符號還不能被認定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字，但是有部分專家認為，“有一些已具備了文字的特徵”。郭沫若先生說：“刻劃的意義至今雖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蘇秉琦等先生認為：“儘管二者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但距形成真正文字的時間應不會太遠。”於省吾先生說：“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唐蘭先生認為陶器上的這些符號就是文字。這些象形文字與商周青銅文字、商周甲骨文字，都是一脈相承的。李學勤先生也有相似的觀點，在談到大汶口文化的刻劃符號時說：“同後世的甲骨文、金文形狀結構接近，一看就產生很像文字的感受。”儘管目前還有諸多不同的說法，但是越來越多研究中國文字起源的學者都將中國漢字的源頭追溯至6000年左右的這些刻劃符號。劉大白先生曾認為最早的文字應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圖畫，一個是符號，而後者應更早。由這兩個來源所造的字就是象形字和指示字。

其次，出現了“前城市”——聚落。有學者認為，人類先有鄉村聚落，後有城市聚落，一般而言，城市是由鄉村發展而成的。為此，我們說，聚落是城市產生的基礎，也就是“前城市”。考古學文化顯示，新石器時期、尤其是仰韶、龍山文化時期，隴山地區的聚落群是星羅棋佈。這裡以寶雞、天水渭河流域為例。據許順湛先生統計，僅在寶雞渭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遺址（包括老官臺文化遺址）約400餘處，其中僅市區（金臺、渭濱）就有79處。在這400餘處聚落群中，其中50萬平方米以上的特級聚落和40萬平方米以上的一級聚落各為8處。有些聚落已接近100萬平方米。所以，就如有的學者所說：在現代村莊的下面幾乎都疊壓著一個新石器時代的村落。從已發掘的6萬平方米的北首嶺遺址看，房屋、墓葬、陶窯、道路等聚落形制齊備，佈局並有一定規律，其前後延續了1000多年。“從中心廣場邊存在的3組房子來看，北首嶺遺址至少曾有過3個氏族。”除寶雞之外，在天水渭河兩岸，也散落著500處新石器時代的聚落。秦安大地灣遺址為近100多萬平方米的特級聚落，包括一期文化和仰韶早、中、晚遺存，前後延續了有兩千多年。從它（乙址）所處高出河面50——80米小山坡的險要地勢以及聚落以禮儀為中心、四周依山分佈居民區、墓葬區、以臺階地的自然沖溝為天然屏障等佈局看，“顯然不同於一般聚落遺址的要求，而是精心選擇安排的。遺址中相當多建築規格也高於一般聚落所見。這兩點足以表現它處在一種較為突出的中心的地位。”為此，有學者認為，大地灣從“聚落的規模和分佈清楚地反映了城鄉最初分野的特徵，是‘城市革命的前奏曲’。”同樣在甘肅平涼和寧夏固原也分佈著如常山下層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等類型的聚落群。

再次，出現了禮儀祭祀中心——大房子。祭祀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中國源遠流長，可以追溯至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而形成於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中早期。從涇渭流域的考古學文化顯示，這裡的祭祀活動早在8000年前後就已出現，並且形成以大房子為標識的禮儀祭祀中心。比如北首嶺遺址在居住區的中心有一個6000平方米左右的大廣場。廣場周圍有許多房址。場地之北，有房址22座，其中16座門道朝南；場地之西，有房址10座，其中8座門道朝東；場地之東南，有房址17座，其中10座門道朝北和西北。“很顯然，房屋是有意圍繞廣場建造的，它們的門向大多數向著廣場，從而形成場地以北和以西的房屋與場地以南和以東的房屋遙相對望的情況。”所以，有研究者根據遺留大量燒烤過的獸骨、不規則的柱洞和廣場推測，這裡很可能“是舉行剽牲一類祭祀活動的場所”。燒烤的獸骨可能是祭祀留下的，廣場是舉行集會和祭祀的中心場所。又如大地灣遺址，已發掘房屋遺址250多座，其中尤以編號為F901的大房子最具代表性。該建築實際上是以主室為主的建築群，左右對稱，結構複雜，而且主次分明，佈局得體。在大房子門前又有近1000平方米路土構成的平整廣場。在大房子內還發掘出形制特殊又非生活用具的陶器。編號為F405的大型房址亦是一座具有禮儀性的建築，並與F901大房子遙遙相對。有學者認為：“這座大型建築應是氏族或部落的公共活動場所，主要用於大規模的集會或祭祀活動。”無疑為當地一個禮儀祭祀中心。

除以上幾點外，隴山地區文明因素的產生，還反映在農業文明方面。我們說，因這裡氣溫的適宜、土壤的肥沃、水利的發達、植被的茂盛等原因，所以自古以來這裡都是宜農宜牧宜居的理想之地。大地灣、北首嶺和相鄰的半坡等遺址都發現了粟一類糧食和蔬菜籽。從新石器密集的聚落來看，這裡可能有較密集的人口，所以，必然有一個較為發達的農業來支撐。文獻傳說，炎帝曾在此發明農耕文化，教民稼穡，種植五穀等。正因為有了發達的農業，“原始先民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才有了先民的文字創造、定居聚落和祭祀禮儀活動等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各種活動。

以上事實，預示著隴山地區正跨入文明的門檻，為中華文明的破曉之地。

三、中華民族的孕育之地

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體，而漢族的前身為華夏族，華夏族的形成是以炎帝族和黃帝族為核心。從文獻記載、考古學文化以及近年來的研究認為，關中西部的寶雞與相連的隴東天水是炎黃二帝的起源地和活動地。與起源於今天水的伏羲氏構成了中國傳說歷史上有名的“三皇”。

依據何光嶽先生的研究，“三皇”來源淵源有自。伏羲氏是由華胥氏派生的，伏羲氏與女媧氏結合而派生出少典和有嬌兩個氏族。少典與有嬌通婚而又派生出炎帝、黃帝兩個“雙胞族”。這就是《國語·晉語》所說：“少典娶有嬌氏，生黃帝、炎帝。”不管是華胥氏，還是伏羲氏、女媧氏，以及少典、有嬌，他們都曾在渭河流域的寶雞、天水生息過，且前後相沿。這種說法是否成立，我們暫且不說，但以寶雞、天水出土的新石器遺存與傳說的伏羲、炎帝、黃帝的發明創造相對應，在新石器時代的中早期和中晚期，有一個或數個氏族、部落在此生活確是不爭的事實。

“三皇”為華夏族的核心族。他們既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始祖，又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人文初祖。他們“是三集團（即華夏集團、東夷集團、苗蠻集團——作者注）中最重要的集團，所以此後它就成了我們中國全族的代表”。他們都與隴山地區有著密切的關係，即起源於渭河流域的寶雞、天水地區。

1．伏羲與隴山地區。據《帝王世紀》雲：“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跡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水經注•渭水》、《補史記·三皇本紀》、《遁甲開山圖》等史籍亦說伏羲“生於成紀”。成紀，即今天水。據考天水在古代為西犬丘，為西周時秦人的都邑，秦、漢、唐時分別為隴西郡、天水郡和秦川郡，設有成紀、冀縣、冀州等縣治，其具體地點在今天水市西北的關子鎮和三陽川。又有一說在市北面秦安縣之陽兀川。說伏羲出生於今天水還有其他的依據。經考佔工作者勘察，今天水地區有數百處新石器遺址，秦安大地灣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其分佈點之廣、文化層位之多和出土文物之豐富都是國內罕見的。有論者認為：“伏羲、女媧文化是大地灣文化的先軀，大地灣文化是伏羲、女媧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傳說這裡還是女媧氏的出生地，“……女媧氏，風姓，為庖犧之姊。”有關伏羲、女媧遺蹟在此地亦有多見。在三陽川至今還留存伏羲畫卦之卦台山及“龍馬負圖”的龍馬洞；今天水市西還建有規模宏大的伏羲廟；今鳳凰山古代原有媧皇寺；卦台山有漢代碑首留存等。

伏羲氏起源於今天水，因“崇拜太陽，所以一直由西向日出處的東方遷徙，其目的是要尋找日出處的寶地，故名太昊。”《帝王世紀》說：“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於木，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蛇身人首，有聖德，都陳”。“陳”，依故榮氏《開山圖注》所說，為寶雞之陳倉（另有一說“陳”為今河南之淮陽）。若此說不錯，說明伏羲在遷徙東方時，曾在寶雞之陳倉居住過。從傳說炎帝、周文王演義伏羲八卦為六十四卦，可以看出伏羲文化在寶雞渭水流域也是流傳很廣的。

至於有文獻說伏羲為三苗之首，在陝西藍田，山東今荷澤，河南淮陽、商水、上蔡、信陽等地也有遺蹟、傳說，可看作為伏羲文化及後裔的遷徙活動之地。

2、炎帝與隴山地區。據《國語·晉語》說：“炎帝以姜水成”。這最早記載了炎帝是從寶雞渭水流域起源的。“姜水”地望，酈道元在《水經注·渭水》裡說：“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是說姜水在今岐山、扶風的交界處。為渭河北的一條支流。《大明一統志》及從清順治年間到民國十一年曆代所修《寶雞縣誌》皆說“姜氏城”和“姜水”在今寶雞市區的渭河南，“姜氏城”即今“姜城堡”，“姜水”即今“清姜河”。如《大明一統志》：“姜氏城在寶雞縣(原縣治在今寶雞市區中山路中段——引者注)南七裡，城南有姜水，即此”。明萬曆五年《重修風翔府志》：“姜氏城，(寶雞)縣南七裡，城臨姜水。《帝王世紀》雲：‘神農氏母有嬌氏，遊華陽而生炎帝，長於姜水’，即此。”清姜河為渭河南的一條支流。“姜水”地望不管是在渭水北，還是渭水南，都為寶雞渭水流域的一條支流是毋庸置疑的。與文獻資料相印證的、寶雞渭水流域有關桃園、北首嶺、福臨堡、石嘴頭等近600處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遺址，其時代與炎帝所處時代大體吻合；有大量出土的生產、生活用具，與炎帝“刀耕火種”、“斫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生谷”等發明創造基本一致。此外，秦靈公三年(公元的422年)設吳陽下畤祭炎帝，姜姓裔族姜原、姜太公遺蹟及大量流傳的有關炎帝的民間故事等為炎帝誕生於寶雞渭水流域亦提供了佐證。為此，自佔以來，寶雞地區就有多處神農廟、炎帝祠以祭祀這位人文始祖。經近年來對扶風劉家文化遺址的研究，從考古學上證明了寶雞市區是姜姓羌族的活動中心，隨後向東推進，在扶風亦出現了“劉家文化。”學者們將此文化命名為“姜戎文化”，鄒衡先生稱為“姜炎文化”。他說“姜炎文化的中心分佈地域適在寶雞市區之內”，“寶雞地區是姜炎族的老家”。徐旭生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就認為寶雞市區的清姜河流域和岐山之姜水流域“全是姜姓所居舊地”。郭沫若、范文瀾、周谷城、白壽彝等絕大多數學者認為：炎帝誕生於姜水，姜水就在寶雞，寶雞是炎帝故里是完全可信的。

又據《國語·晉語》記載：“炎帝為姜”。同書《魯語》說：“炎帝為姜姓之祖也。”《帝王世紀》亦說：“神農氏，姜姓也。”關於“姜”的來源，則大多數學者認為與“羌”有關。《後漢書·西羌傳》裡說：“西羌之本，……姜姓之別也。”是說羌為姜之一種(也有說姜為羌之一種)。實際上“羌”和“姜”本是一字：“羌”從人，作為族之名；“姜”從女，作羌人女子之姓。章炳麟《檢論·序種姓》說：“羌者，姜也。晉世吐谷渾有先零，極乎白蘭，其子吐延為羌酋姜聰所殺，以是知羌亦姜姓。”鄒衡先生說：“住在甘肅的羌人一直稱羌，而住在陝西(可能包括甘肅東部)的羌人，則別稱為姜了。”關於羌人的地望，鄒衡先生認為：“據《後漢書·西羌傳》的記載，辛店文化和寺窪文化的中心分佈地區，今天的甘肅南部一帶正是羌人的大本營”。李伯謙先生亦認為：“現已知羌的中心活動地域大體在今陝、甘交界地區”。發現於扶風、寶雞一帶的劉家類型的文化遺存，被學者們命名的“姜戎文化”(姜炎文化)，其“來源於齊家文化，而劉家文化又與辛店文化有一些相似之處，學術界普遍認為齊家文化、劉家文化為古羌人文化。”從以上所述得知，今天水地區亦是姜炎族即炎帝的活動地之一。

3．黃帝與隴山地區。據《國語·晉語》說：“黃帝以姬水成”。這是黃帝誕生於寶雞渭水流域的最早記錄。“姬水”地望，歷史上沒有記載。今人研究，徐旭生先生說：“陝西的北部”、“姬水有可能在陝西境內。”張豈之先生說：陝西黃土高原是黃帝的起源地。這就為我們尋找姬水指出了地域範圍。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今“岐山縣南橫水河”。姬與岐同音；一種認為是“發源於今麟遊西偏北的杜林，於今武功入渭的古漆水”。另外還有岐水、沮水、涇水、渭水等不同說法。以上諸種說法雖有不同，但都與渭河有關，不是渭河的一級支流，就是渭河的二級支流或本身。我認為漆水說比較可靠。這不僅是因姬、漆二字同音，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古漆水為周人的起源地。我們知道，周人姬姓，傳說為黃帝之後裔。黃帝之曾孫帝嚳的元妃姜原所在的有邰氏族的居地就在漆水河之畔（今楊凌姜原村）。所以說，是岐山橫水，還是武功漆水(武功縣原屬寶雞，今劃入咸陽市)，都為寶雞渭水流域的支流。寶雞亦是黃帝故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如此說，還有其他的資料可作佐證。羅泌《路史》說黃帝“徙治陳”。其兒子羅蘋則解釋，“陳”即“陳倉”。若此說成立，說明黃帝曾在此建過都城。黃帝的臣子岐陽發明了黃芩、黨蔘等幾十種草藥。《帝王世紀》：“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陽嘗味草木，典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鹹出焉”。當年岐陽生活之地岐陽村如今還在，陝西省政府公佈“岐陽一號遺址”為省級重點保護單位。”《史記·封禪書》記載秦靈公三年在吳陽上畤祭黃帝。傳說黃帝臣子、發明漢字的鼻祖蒼頡，死後曾葬在岐山，這裡至今還建有蒼頡廟。此外，黃帝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場所平涼崆峒山亦距寶雞不遠。《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崩，葬橋山。”寶雞距橋山(今黃陵縣)亦不過二三百公里路程。故，何光嶽先生說，寶雞既是炎帝的發祥地，亦是黃帝的發祥地。

有文獻記載，黃帝與今天水亦有關係。《水經注·渭水》說：“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山海經·海外西經》：“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在軒轅國北。”窮山，本神話地名，今按地理方位，似應指六盤山一帶。說明黃帝在平涼亦有活動。軒轅國在窮山南，應指天水、清水之間。《帝王世紀》說“黃帝生於壽丘，在魯城東門之北”，即今“兗州曲阜東北六裡”。何光嶽先生認為：“山東曲阜之壽丘，乃黃帝族以後東遷到曲阜而帶去的地名。最早的壽丘，應從姬、姜二水和軒轅谷附近去找。”何先生的意見是有一定道理的。《清一統志》卷二百“秦州”：壽山，在州北一里，下有魯谷水。壽山不高，與上丘相似。魯谷下在秦州城之北。秦州在秦未西遷至此之前，乃為黃帝之裔、十二姓中的姞姓魯人所居，並因而得名。魯水所在地叫魯城，其北門有壽丘，則為此壽山無疑。州東有軒轅谷，水出南山軒轅溪。這些軒轅谷、軒轅溪、壽丘山均在一起，即在今天清水縣境內。此外，這裡還有“軒王爺臺子”、“（軒轅）練武臺和晒穀臺”、“軒轅窯”、“三皇溝”，建有“三皇廟” 、“軒轅宮”等。這些地名淵源有自，流傳頗古。必與軒轅黃帝有某種關係，才出現這些地名。從考古學方面看，在清水境內，迄今發現了40餘處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的遺址，主要分佈在渭河一級支流牛頭河中游及其支流樊河、南道河、白駝河、林家河等避風向陽的臺地上，比較典型的有永清堡遺址、泰山廟遺址、古城原遺址、程溝坪遺址、田家灣遺址、下店子遺址、蔡灣遺址、連珠遺址等。這些遠古文明遺址，反映了清水境內早期人類活動的鮮活情景，這也為黃帝在此活動提供了考古學依據，說明這裡可能是黃帝軒轅氏的最早居地。而“不遠有姜水、姬水。北鄰清水縣有羌水，出羌谷，傳說是神農氏的居地。”

從以上記述可以看出，“三皇”的起源地均在隴山地區，隨後分別沿著渭河、漢水、黃河南北兩岸向外滾動式遷徙。因而，在今陝西、甘肅、河南、山西、湖北、河北、山東、湖南等地分別遺留有伏羲、炎帝、黃帝的遺蹟或傳說。炎黃蚩經過涿鹿、阪泉之戰後，便結成炎黃蚩聯盟集團。炎黃蚩聯盟集團的形成標誌著華夏族開始孕育和雛形。所以，我們說隴山地區亦是中華民族孕育之地。

四、結語

以上三方面論述，我個人認為可以得到如下三點啟示：

一是啟示我們會清楚地認識隴山地區在中國歷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華文化之源、中華文明之根、中華民族之魂，都與這塊地方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在今天“一帶一路”的開發中，隴山地區是其一個重要節點，它不僅自古以來是中國中原地區通往西亞、歐洲的重要的經濟通道，而且亦是中國中原通往西亞、歐洲的重要文化通道。為此，我們研究隴山地區史前文化，對我們今天開發這塊地區不僅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我們開發“一帶一路”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二是啟示我們會清楚地認識隴山地區即涇渭流域自古以來就構成為一個文化圈。從史前時期開始，由於地緣相鄰相近，在經濟、文化方面就有著頗多的聯繫，相互借鑑，相互影響，這不僅表現在歷史、文化藝術等人文方面，而且在社會經濟、習俗風情等方面也有著一致性或相似性。所以，加強隴山地區文化的研究，不僅對提高本地區在中國乃至世界影響力、知名度有著重要意義，而且對整合本地區各類文化資源，開發本地區以內各地的文化資源也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三是啟示我們“一帶一路”的提出與實施，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欲想在此機遇和挑戰中，取得一席之地，獲得一份機會，單打獨鬥不行，僅靠一地稍顯勢單力薄。若果四地攜手，以“三皇”文化（成立“三皇”文化研究會）為引領，共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高地，必將會在中國乃至世界產生重大影響，成為“一帶一路”的一顆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