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體育場與一座城市的足球記憶'
圖片來源：Unsplash
廣州，越秀山體育場，湧動的人潮開始緩和下來，一場同城德比正在這裡進行，主場作戰的富力這賽季大部分時候依然表現得無慾無求，不過這是當家球星扎哈維的百場比賽，他渴望一場酣暢淋漓的勝利。上個賽季丟掉聯賽冠軍的同城死敵恆大，風頭正勁，夏窗轉會期它們迎回了巴西球星埃爾克森，巴西人（現已加入中國國籍）同樣急於用進球證明自己的歸來。
但這樣的“針鋒相對”並沒有多少火藥味兒，也遠遠沒到一座難求的地步。2016年翻修過的越秀山球場依然顯得小小破破的，建築結構使它有點像一個橢圓型的劇場，所有座位幾乎呈45度角向下俯視。
越秀山球場稀稀拉拉的人群，暴露出不少無人落座的黃色塑料座椅。大屏幕顯示到場觀眾13516人，75%的上座率，讓人失望。
比賽也有些沉悶，上半場恆大球員韋世豪攻入一球之後，埃爾克森也打開了進球賬戶。在他下半場完成梅開二度之後，比賽對於大部分主場球迷而言已經變得毫無意義。炎熱潮溼的天氣，除了18、19區的死忠球迷還在用力吶喊幾聲，大部分人更願意靜靜地坐著等待終場的哨聲。
比分最終定格在0:5，一場不折不扣的慘敗，這座曾經的魔鬼球場並沒有給主隊帶來好運。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座建在山谷裡的球場會被遺忘。作為廣州隊的傳統主場，建於1926年的越秀山體育場見證了廣州足球乃至中國足球的興與衰。在這個騎樓老街與高樓大廈相得益彰的南方城市裡，有些東西是永遠不會丟失的。對老球迷來說，它是一個足球聖地，“上山睇波”仍然是幾代人珍藏的回憶，而這樣的故事仍會繼續。
我們與古廣堅、胡志軍、黃結茹聊了聊，他們三位在各自不同的年代裡，命運的軌跡都與南粵足球、中國足球的發展相交織，他們的講述既有時代的共性，又非常個人。甚至那些故意遺漏、略過不提的往事，也記錄了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足球和參與其中的每個人的信仰、態度、動機與渴望。
古廣堅：我們那個年代，最牛的也就是籤個名
相比於曾經的國腳古廣明，小3歲的弟弟古廣堅的球員生涯並沒有那麼“星光閃耀”。
1954年，廣州市組建了第一支專業足球隊——中南白隊。在此後的20多年裡，這支球隊始終處於動盪之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解散。到了1977年，廣州隊以“廣州青年隊”的名義被恢復，古廣堅成為了當時的第一批球員。
到了1984年，古廣堅口中“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來了，白雲製藥廠與廣州市體委簽約，每年贊助20萬元，聯辦廣州足球隊。在古廣堅的記憶中，這筆贊助的總金額是70萬元。
金額的多少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這一舉動更重大的意義在於開啟了企業承辦運動隊的先河。而這與當時廣州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不無關係。
在古廣堅的眼中，這是一場非常先鋒的實驗。企業承擔了巨大的風險，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作為球員，他能感覺到的最明顯的變化是從每月幾十元的工資，變成能夠拿到幾百元的獎金。彼時，他在國家隊踢比賽的哥哥古廣明，每個月也才只有49元的固定收入。
鉅變都不是在一夕之間發生的。變化在一點一滴積累著、醞釀著。標誌性的轉折點則要等到1993年，太陽神集團與廣州體委簽約，成立了中國首家股份制職業俱樂部。1994年的甲A聯賽則正式拉開了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序幕。古廣堅此時面臨著選擇，就像每一個從專業隊步入職業隊的球員一樣，前方的道路是未知的，但他心中的決定似乎早已經明朗。
如今的古廣堅，在廣州管理著一家以哥哥名字命名的青訓俱樂部，辦公室裡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獎盃，牆上掛著20多年來這個俱樂部所贏得的榮譽。
以下是古廣堅的口述：
我是1962年出生的，之前的歷史我也能說點，但沒有親身經歷過，我就只說我的經歷。
越秀山體育場解放前就有了，原來的功能不限於體育鍛煉，政府還用來開大會、搞大型活動，因為那裡有座位，後來才慢慢演化到單一的足球場。
1977年，廣州市政府重新搞了一支足球隊——“廣州青年隊”，也就是我們說的專業隊。我這一輩人，像吳群立、趙達裕等就是廣州市青年隊的第一批球員。那時候足球分為專業隊和業餘隊，專業就有專業的球員和教練員，它是屬於足協的，有編制；業餘的就是玩，沒有人發工資。當然即使是專業隊，也沒有現在這麼龐大的規模，我們那時的教練團隊就三個人，主教練、助教和守門員教練，如果出去踢比賽，還有一個領隊。
球場跟現在相比沒什麼太大變化，有座位，真草草皮，也有現場直播轉播，比較有特色的就是現場會有專業解說員“講波佬”，很有文化水平，他們用很多形容詞、專業術語，不像現在只有球員進場、換人、進球的時候才有廣播，那時候“講波佬”很懂如何帶動氛圍，球迷都跟著起鬨，不然現場多無聊。
廣州球市一直火爆，我們離港澳近，資訊、足球方面的知識、球迷氛圍、競技水平等或多或少受到影響。我們這些球員走在路上也有人圍著要簽名。踢完球，兩三萬人衝進球場，圍著把你拋起來，衣服都扒掉，一點兒也不比現在差。
當時普通人看一場球是很光榮的，球票倒是不貴，兩三毛錢一張票，問題在於很難搞到票啊。賣豬肉的人那時通常能搞到。為什麼呢？那個時候豬肉是限量供應的，我們運動員、體育局或者足協的人有票，就拿這些票去“巴結”賣豬肉的商販，讓他多賣給你一些肉，所以那時候得有關係才能搞到票，你能去看球說明你關係廣。
現場也有售票，窗口就在市二中門口，很多人半夜就來排隊，排到一公里兩公里開外的都有。等到比賽日，中山紀念堂的那條路上，全都是黑壓壓的人，等著退票的。買不到球票怎麼辦呢，就爬到圍網上去看，其實根本看不清，但就是享受那種氛圍。當然那時候警察抓得也沒有很嚴，他們也在看球。好看的比賽，比如說德國漢堡的球隊過來，圍網外面就裡三層外三層的人趴在上面看比賽。
外國球隊來打比賽，這樣的機會當時非常少，也幾乎都是友誼賽。一來我們自己能力有限，二來也沒有開放，最多隻能是友好交流，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比賽。比如廣州跟日本神戶是友好城市，他們也來越秀山打過比賽，我們也過去（日本）。出國踢球還是很少見的，當年我們去東南亞國家相對多一點，像印度、菲律賓、泰國，好一點就是日本、新加坡。在我們之前的那一批50年代的球員，像我的教練，從來沒有出過國，更不用說錢和房子；我們那個年代呢，錢沒有，名有， 最牛的就是籤個名；現在的球員什麼都有了，這就是（不同）時代的產物。
那時候外國球隊來踢球，都是穿著阿迪、耐克，還有茵寶的球衣。球員也會互相交換球衣，我現在還保留著，簡直就像寶貝似的，我們當年穿的都是國產的梅花牌，在國內也是挺好的，但跟人家還是沒法比。
到了1984年，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來了。
當時白雲製藥廠贊助了廣州隊，就是我們這批人，這也是全中國第一家贊助足球隊的企業，總金額70萬，這個數字在那時候已經很厲害了。但要說起來，70萬又能做什麼呢？最大的用途就是獎金，贏了球，球隊裡最多的可以分到400元，最少的能拿到幾十元，進球隊員、主力球員、替補球員等分到的錢不同。
這之前，我們每個月就只有固定工資，普遍來說，球員工資每個月也就20、30元，踢得好的40多元，剛進去就是27元，贏了就贏了，輸了就輸了，沒有獎金。這個收入什麼概念呢，我哥哥在國家隊踢比賽，每個月也只有49元，沒有獎金。體育局的一個科長，工資大概是50、60元。當時只有個體戶，比如賣燒鵝、牛腩粉的，每個月可能賺200多元，相當於我們的10倍。但那個年代，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沒多久，大家觀念上還沒轉變過來，看不起那些做生意的。
他們（個體戶）經常來越秀山體育場，跟我們踢球，也請我們吃飯。當時我們就住在廣州大酒店對面，那裡是廣州隊的住宿基地。這些賣燒鵝的來了，想踢球，尋開心，我們是球星，跟我們踢也有面子，雖然內心深處大家可能看不起，但也要踢，踢完他們請我們吃飯，吃個炒牛河、燒鵝飯吶，那個年代情況就是這樣的。
除了有了獎金，最大的變化就是有制度了。這也很好理解，企業進來了，就會有要求，錢不是白給你的，肯定會更嚴格、規範，這絕對是好事。以前拿政府公糧，是沒有這種意識的，你踢得好還是不好，反正每個月都固定這麼多錢。雖然說企業贊助了，但也沒什麼商業活動，當然我們出去比賽，就是“廣州白雲隊”了，球衣上印著“廣州白雲”，越秀山的計分牌也改成了“廣州白雲”，除此之外，沒有其它廣告，在那個年代，企業贊助本來就是充滿風險，沒人知道怎麼做，更不敢做得太明顯。
後來贊助的金額越來越大了，慢慢地，外省球隊也開始搞企業贊助了。
總的來說，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商業化力量不多，還是省市體育局來組隊，政府力量主導，企業的參與是探索性質的，等到1994年職業化聯賽出現，才算是跟世界接了軌。
1993年太陽神接手廣州白雲隊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專業足球時代的最後一撥人了，大家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去太陽神、回體育局或者自己跳出來。我想了幾天幾夜，外面吸引力很大，賣燒鵝的買了房子，去大三元、白天鵝喝茶了，我們窮得叮噹響的，那時候耳邊有一個聲音：“發財去吧！”我就奔著那個聲音、那個夢去了，一去就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就是踢球還是不踢球的問題，我不想再耽誤自己，鐵飯碗不要了，就想去拼搏，去下海，碰碰運氣。
"圖片來源：Unsplash
廣州，越秀山體育場，湧動的人潮開始緩和下來，一場同城德比正在這裡進行，主場作戰的富力這賽季大部分時候依然表現得無慾無求，不過這是當家球星扎哈維的百場比賽，他渴望一場酣暢淋漓的勝利。上個賽季丟掉聯賽冠軍的同城死敵恆大，風頭正勁，夏窗轉會期它們迎回了巴西球星埃爾克森，巴西人（現已加入中國國籍）同樣急於用進球證明自己的歸來。
但這樣的“針鋒相對”並沒有多少火藥味兒，也遠遠沒到一座難求的地步。2016年翻修過的越秀山球場依然顯得小小破破的，建築結構使它有點像一個橢圓型的劇場，所有座位幾乎呈45度角向下俯視。
越秀山球場稀稀拉拉的人群，暴露出不少無人落座的黃色塑料座椅。大屏幕顯示到場觀眾13516人，75%的上座率，讓人失望。
比賽也有些沉悶，上半場恆大球員韋世豪攻入一球之後，埃爾克森也打開了進球賬戶。在他下半場完成梅開二度之後，比賽對於大部分主場球迷而言已經變得毫無意義。炎熱潮溼的天氣，除了18、19區的死忠球迷還在用力吶喊幾聲，大部分人更願意靜靜地坐著等待終場的哨聲。
比分最終定格在0:5，一場不折不扣的慘敗，這座曾經的魔鬼球場並沒有給主隊帶來好運。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座建在山谷裡的球場會被遺忘。作為廣州隊的傳統主場，建於1926年的越秀山體育場見證了廣州足球乃至中國足球的興與衰。在這個騎樓老街與高樓大廈相得益彰的南方城市裡，有些東西是永遠不會丟失的。對老球迷來說，它是一個足球聖地，“上山睇波”仍然是幾代人珍藏的回憶，而這樣的故事仍會繼續。
我們與古廣堅、胡志軍、黃結茹聊了聊，他們三位在各自不同的年代裡，命運的軌跡都與南粵足球、中國足球的發展相交織，他們的講述既有時代的共性，又非常個人。甚至那些故意遺漏、略過不提的往事，也記錄了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足球和參與其中的每個人的信仰、態度、動機與渴望。
古廣堅：我們那個年代，最牛的也就是籤個名
相比於曾經的國腳古廣明，小3歲的弟弟古廣堅的球員生涯並沒有那麼“星光閃耀”。
1954年，廣州市組建了第一支專業足球隊——中南白隊。在此後的20多年裡，這支球隊始終處於動盪之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解散。到了1977年，廣州隊以“廣州青年隊”的名義被恢復，古廣堅成為了當時的第一批球員。
到了1984年，古廣堅口中“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來了，白雲製藥廠與廣州市體委簽約，每年贊助20萬元，聯辦廣州足球隊。在古廣堅的記憶中，這筆贊助的總金額是70萬元。
金額的多少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這一舉動更重大的意義在於開啟了企業承辦運動隊的先河。而這與當時廣州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不無關係。
在古廣堅的眼中，這是一場非常先鋒的實驗。企業承擔了巨大的風險，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作為球員，他能感覺到的最明顯的變化是從每月幾十元的工資，變成能夠拿到幾百元的獎金。彼時，他在國家隊踢比賽的哥哥古廣明，每個月也才只有49元的固定收入。
鉅變都不是在一夕之間發生的。變化在一點一滴積累著、醞釀著。標誌性的轉折點則要等到1993年，太陽神集團與廣州體委簽約，成立了中國首家股份制職業俱樂部。1994年的甲A聯賽則正式拉開了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序幕。古廣堅此時面臨著選擇，就像每一個從專業隊步入職業隊的球員一樣，前方的道路是未知的，但他心中的決定似乎早已經明朗。
如今的古廣堅，在廣州管理著一家以哥哥名字命名的青訓俱樂部，辦公室裡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獎盃，牆上掛著20多年來這個俱樂部所贏得的榮譽。
以下是古廣堅的口述：
我是1962年出生的，之前的歷史我也能說點，但沒有親身經歷過，我就只說我的經歷。
越秀山體育場解放前就有了，原來的功能不限於體育鍛煉，政府還用來開大會、搞大型活動，因為那裡有座位，後來才慢慢演化到單一的足球場。
1977年，廣州市政府重新搞了一支足球隊——“廣州青年隊”，也就是我們說的專業隊。我這一輩人，像吳群立、趙達裕等就是廣州市青年隊的第一批球員。那時候足球分為專業隊和業餘隊，專業就有專業的球員和教練員，它是屬於足協的，有編制；業餘的就是玩，沒有人發工資。當然即使是專業隊，也沒有現在這麼龐大的規模，我們那時的教練團隊就三個人，主教練、助教和守門員教練，如果出去踢比賽，還有一個領隊。
球場跟現在相比沒什麼太大變化，有座位，真草草皮，也有現場直播轉播，比較有特色的就是現場會有專業解說員“講波佬”，很有文化水平，他們用很多形容詞、專業術語，不像現在只有球員進場、換人、進球的時候才有廣播，那時候“講波佬”很懂如何帶動氛圍，球迷都跟著起鬨，不然現場多無聊。
廣州球市一直火爆，我們離港澳近，資訊、足球方面的知識、球迷氛圍、競技水平等或多或少受到影響。我們這些球員走在路上也有人圍著要簽名。踢完球，兩三萬人衝進球場，圍著把你拋起來，衣服都扒掉，一點兒也不比現在差。
當時普通人看一場球是很光榮的，球票倒是不貴，兩三毛錢一張票，問題在於很難搞到票啊。賣豬肉的人那時通常能搞到。為什麼呢？那個時候豬肉是限量供應的，我們運動員、體育局或者足協的人有票，就拿這些票去“巴結”賣豬肉的商販，讓他多賣給你一些肉，所以那時候得有關係才能搞到票，你能去看球說明你關係廣。
現場也有售票，窗口就在市二中門口，很多人半夜就來排隊，排到一公里兩公里開外的都有。等到比賽日，中山紀念堂的那條路上，全都是黑壓壓的人，等著退票的。買不到球票怎麼辦呢，就爬到圍網上去看，其實根本看不清，但就是享受那種氛圍。當然那時候警察抓得也沒有很嚴，他們也在看球。好看的比賽，比如說德國漢堡的球隊過來，圍網外面就裡三層外三層的人趴在上面看比賽。
外國球隊來打比賽，這樣的機會當時非常少，也幾乎都是友誼賽。一來我們自己能力有限，二來也沒有開放，最多隻能是友好交流，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比賽。比如廣州跟日本神戶是友好城市，他們也來越秀山打過比賽，我們也過去（日本）。出國踢球還是很少見的，當年我們去東南亞國家相對多一點，像印度、菲律賓、泰國，好一點就是日本、新加坡。在我們之前的那一批50年代的球員，像我的教練，從來沒有出過國，更不用說錢和房子；我們那個年代呢，錢沒有，名有， 最牛的就是籤個名；現在的球員什麼都有了，這就是（不同）時代的產物。
那時候外國球隊來踢球，都是穿著阿迪、耐克，還有茵寶的球衣。球員也會互相交換球衣，我現在還保留著，簡直就像寶貝似的，我們當年穿的都是國產的梅花牌，在國內也是挺好的，但跟人家還是沒法比。
到了1984年，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來了。
當時白雲製藥廠贊助了廣州隊，就是我們這批人，這也是全中國第一家贊助足球隊的企業，總金額70萬，這個數字在那時候已經很厲害了。但要說起來，70萬又能做什麼呢？最大的用途就是獎金，贏了球，球隊裡最多的可以分到400元，最少的能拿到幾十元，進球隊員、主力球員、替補球員等分到的錢不同。
這之前，我們每個月就只有固定工資，普遍來說，球員工資每個月也就20、30元，踢得好的40多元，剛進去就是27元，贏了就贏了，輸了就輸了，沒有獎金。這個收入什麼概念呢，我哥哥在國家隊踢比賽，每個月也只有49元，沒有獎金。體育局的一個科長，工資大概是50、60元。當時只有個體戶，比如賣燒鵝、牛腩粉的，每個月可能賺200多元，相當於我們的10倍。但那個年代，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沒多久，大家觀念上還沒轉變過來，看不起那些做生意的。
他們（個體戶）經常來越秀山體育場，跟我們踢球，也請我們吃飯。當時我們就住在廣州大酒店對面，那裡是廣州隊的住宿基地。這些賣燒鵝的來了，想踢球，尋開心，我們是球星，跟我們踢也有面子，雖然內心深處大家可能看不起，但也要踢，踢完他們請我們吃飯，吃個炒牛河、燒鵝飯吶，那個年代情況就是這樣的。
除了有了獎金，最大的變化就是有制度了。這也很好理解，企業進來了，就會有要求，錢不是白給你的，肯定會更嚴格、規範，這絕對是好事。以前拿政府公糧，是沒有這種意識的，你踢得好還是不好，反正每個月都固定這麼多錢。雖然說企業贊助了，但也沒什麼商業活動，當然我們出去比賽，就是“廣州白雲隊”了，球衣上印著“廣州白雲”，越秀山的計分牌也改成了“廣州白雲”，除此之外，沒有其它廣告，在那個年代，企業贊助本來就是充滿風險，沒人知道怎麼做，更不敢做得太明顯。
後來贊助的金額越來越大了，慢慢地，外省球隊也開始搞企業贊助了。
總的來說，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商業化力量不多，還是省市體育局來組隊，政府力量主導，企業的參與是探索性質的，等到1994年職業化聯賽出現，才算是跟世界接了軌。
1993年太陽神接手廣州白雲隊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專業足球時代的最後一撥人了，大家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去太陽神、回體育局或者自己跳出來。我想了幾天幾夜，外面吸引力很大，賣燒鵝的買了房子，去大三元、白天鵝喝茶了，我們窮得叮噹響的，那時候耳邊有一個聲音：“發財去吧！”我就奔著那個聲音、那個夢去了，一去就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就是踢球還是不踢球的問題，我不想再耽誤自己，鐵飯碗不要了，就想去拼搏，去下海，碰碰運氣。
南看臺2、3區球迷方陣。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胡志軍：我想我還是對足球最有感情
在球星古廣明的“接班人”隊伍中，胡志軍算得上突出的那一個。
1993年廣州太陽神俱樂部成立，胡志軍成為了第一批球員。第二年，太陽神獲得了職業化之後的首屆頂級聯賽——甲A聯賽——的亞軍，胡志軍則以17球成為那個賽季的最佳射手。此後他還效力過廣州鬆日，後又輾轉去了上海，先後在申花、中遠等球隊踢球，最終在2002年掛靴退役。
說不清命運的轉折具體發生在哪個時間點，廣州足球在1996年迎來了職業化以來的輝煌頂峰，城內一時間擁有了3支參加頂級聯賽的球隊，但隨後又很快經歷了實力球員離隊、人才青黃不接、俱樂部班主不斷更替、球員涉嫌賭球等一系列糟糕的事件。
1997賽季，太陽神勉強保級，大批球員離隊，胡志軍也不可避免捲入其中，他在1998賽季加入同城對手廣州鬆日隊。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這其中還有一場“25萬元簽字費”的轉會風波——胡志軍一個賽季之前就向太陽神俱樂部遞交了轉會申請報告，但卻被指收取了鬆日25萬元簽字費，足協介入調查，最終陷入僵局，不了了之。
2000年，胡志軍追隨恩師徐根寶去了上海，但他在上海的職業生涯卻短暫而動盪。2000年，上海申花原有投資方申花集團退出，7家本地大型國企共同接管。第二年，俱樂部所有權再次發生變化，整個球隊大換血，胡志軍再次轉會去了同城的另一支球隊——上海中遠國際隊。
在中遠僅僅效力一個賽季後，32歲的胡志軍最終選擇了退役，“俱樂部給我標了600萬，（讓我）自己去找下家吧。”要知道，那一年，甲A聯賽的標王祁宏的轉會費也不過950萬。
那些高光的時刻和至上的榮譽，以及那些灰暗無光的日子，都被胡志軍簡單帶過，“轉會”是唯一讓他情緒激動的瞬間。
我們在東莞市人民公園靠近北門的球場，一個小小設備間裡見到的胡志軍。他一年前剛剛在這裡辦了一所青訓培訓機構，以他的名字命名。前一天下過暴雨，工作人員忙著將被水浸溼的訓練設備搬出來，晾晒在看臺邊的圍欄上。
1970年出生的胡志軍，已經49歲了，他一身被晒得古銅色的皮膚，依然保持著運動員的體格，話不多，更多的時候只是沉默地抽菸，一根接著一根，偶爾，露出靦腆的笑，像一個不善言辭的大男孩。
談話接近尾聲時，胡志軍已經換好了球衣球鞋，下午的課程他將親自上陣，這一刻他是開心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想我還是對足球最有感情”。
以下是胡志軍口述：
我從小生活在廣州，也在這裡踢球，六七歲就開始玩球了，純粹因為喜歡。家裡人談不上支持不支持，大人都要上班，我住在奶奶家，沒有人管，下午四點鐘一放學就踢，有時候中午吃完飯早早回到學校也踢。那時候顧不上什麼專業場地，隨便找塊空地，一個人也能踢。到了13歲，我進了中心體校，當時才讀初二，不過我不算是體校裡年齡最小的，還有一些初一的學生，我們大概一個禮拜回一次家，平時就住在體校。中心體校相當於現在俱樂部的梯隊，到了15歲，我進了廣州隊的少年隊。
我之前很少去現場看比賽，不過在體校的時候，教我們踢足球的老師也在球場做解說，所以時常帶我們去，看球當然也能學到一些東西。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會兒踢球的小孩比現在多多了，競爭更加激烈，好的球員也多，就算進了專業隊，你的水平也不一定比外面業餘隊的人強。
1993年廣州太陽神俱樂部成立，我們是第一批球員，那時候還在職業化早期，太陽神更多像是贊助商的角色，相當於它出錢冠名。當然我們身份也發生了變化，成了太陽神俱樂部的人，簽了合同。
我記得第一年的贊助費是200萬元。一個企業一年拿200萬，已經很多了。除了工資和獎金，出去踢比賽的支出也大，不是出國踢，就在國內，那會兒國家隊都很少出國，更不用說剛成立沒多久的俱樂部了。
廣州對足球的投入當時在全國都數一數二，太陽神第一年投了200萬，後面當然更多了，但是外省投入也越來越大，尤其是北方一些省份，嚐到了甜頭，不少國企也參與進來，私人老闆怎麼玩得過呢，所以很多人到最後就退出了，足球其實就是錢，沒有錢就玩不轉。
雖然是職業俱樂部，我感覺跟之前專業隊也沒什麼兩樣，一開始就換了名字，很多東西都跟不上，周邊的商業開發，只有非常少一點點，無論是俱樂部、商家還是我們球員都沒有商業意識，大家悶著頭自己玩，都不懂。有了一些贊助裝備的企業，比如說恩寶、銳步，但不多，也就比賽服和外套之類的。胸前、背後廣告都沒有，更不用說場邊的廣告牌了。
相對來說廣州靠近港澳，接觸外面的職業俱樂部還是多一點，每年春節都有省港杯，但一年也就一兩場。後面慢慢外援進來，對外接觸多了，看到別人的俱樂部是怎麼運作的，才稍微好了一些。我也是在踢球的最後幾年才接觸到外援、外教的，當時廣州這邊還是本土球員多一些，“南粵足球”也打出了自己的特點和風格，但後來轉會越來越頻繁，再加上本身青訓的問題，這麼多年都沒有培養出新的人才。
職業化之後，球員的薪酬水平相對社會整體來說，確實好很多。當然比不了現在，現在中超的工資比國外那些知名的老牌俱樂部都要高。
2000年我從廣州去上海踢球，去了申花，後來又去了中遠，這中間經歷了幾次所謂的“轉會”，根本談不上真正職業足球的“轉會”。比如說你在我的俱樂部踢球，但我不想要你，當然也不會輕易讓你走，不出糧（發工資），得等3年才給你自由，可是哪個職業球員能等3年沒有球踢呢？那不是廢了嗎？
我32歲退役，就是被這些轉會給折騰完蛋了。本來按照我的身體狀況，還可以繼續踢幾年。球員在那時真的很弱勢，足協想搞職業足球，更多偏向於保護俱樂部和贊助商，我們球員是完全沒辦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當然從廣州去上海，有地域差異，我自己適應得也不算太好，多種因素影響吧，一個陌生的環境。後來也想回廣州繼續踢，但俱樂部給我標了600萬元（的價格），說你自己去找下家吧，我一看這個價格，還踢什麼踢，就退下來了。
足球大環境的變化，在我（2002年）退役之前就已經有了一些跡象，很直觀的感受就是踢球的人變少了，小孩子都不願意踢了。足球職業化之後，政府的角色淡出了，體校這些專業培訓機構都交給社會、俱樂部去做。當然正常也應該是俱樂部去搞青訓、組建梯隊，但現實情況卻是很少有人願意花錢花力氣做青訓，就搞搞一線隊，所以出現了很明顯的人才斷層。青少年比賽，經常打出來幾十比零的比分，就是有的俱樂部隨便拉幾個小孩湊一個隊去打比賽。除了少數幾個大一點的俱樂部，比如魯能，他們還是會搞青訓的。
對於退役球員而言，出路很少。我剛退役下來一兩年的時候，沒什麼想法，接觸了很多東西，到最後還是覺得足球最合適自己。從去年開始，我自己做青訓，以前做球員什麼都不用想，訓練、踢比賽就可以了，那時候就想贏一場球，有成功感。但現在你帶著這麼多小孩，就要對他們負責。
我想我還是對足球最有感情。
黃結茹：突然有一天就看不懂球了
黃結茹是廣州富力足球俱樂部球迷會的一名死忠球迷，她是看著胡志軍、彭偉國這幫球員的比賽長大的。對於她來說，很多看似平凡的日子，會因為足球而具有特殊意義。
與很多人最初愛上足球的理由一樣，1994年那個炎熱的夏天，她在不經意間觀看了一場世界盃的經典對決，巴西和意大利之間的點球大戰將足球這項運動的魅力發揮到了極致，在熒幕之前屏住呼吸的她至今都無法忘懷那個畫面。
那一年的世界盃的確是可以載入史冊的，360萬人次的總觀眾人數創造了記錄，1998年世界盃決賽階段擴充至32支隊也沒有打破這個記錄。
黃結茹接觸足球的時候，正是廣州足球走向職業化的初期，球市火熱，被稱為“魔鬼主場“的越秀山體育場，以聲勢浩大的吶喊和熱浪來“迎接”每一支遠道而來的客場球隊。跟著爸爸去現場看一場球，對黃結茹來說是一個特別大的獎勵。更多的時候，她聽電臺、看報紙，蒐集一切關於自己主隊太陽神隊的信息，“足足做了好幾大本剪貼本”。
2001年，太陽神俱樂部正式宣佈退出職業足球。此後，廣州隊在動盪之中經歷了多次班主變更，中國足球的“假黑”現象達到空前境地。黃結茹發現，自己突然有一天看不懂球了。此後的十餘年裡，這種失望和灰心似乎在整個社會達成了某種默契，不看不聽不想也就不心煩。
2009年的中國足壇反賭風暴將這股低潮徹底推向了谷底，遍佈整個中超的假球、黑哨醜聞開始慢慢被揭開，到最後連時任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的南勇也被抓走。廣州隊也難以倖免，2010年它們因2006賽季先後兩次參與打假球而受到中國足協的處罰，降入甲級聯賽。
但對於精明的商人來說，則到了抄底的時刻。許家印在這一年的3月1日以1億元的價格買下了廣州足球俱樂部的所有權，廣汽集團則以2500萬元拿到了一年的冠名權，越秀山體育場迎來了財大氣粗的新主人。
僅僅兩個賽季，廣州恆大就完成了升班馬中超奪冠的壯舉，並且拿到了亞冠聯賽的入場券。但長期作為廣州隊聯賽主場的越秀山體育場卻因不符合亞足聯的亞冠聯賽球場規定，在2011年送別了廣州恆大。同年，富力地產收購深圳鳳凰足球隊，成立廣州富力俱樂部，越秀山體育場再迎“新主“。
羊城新中軸線上的天河體育場，2011年開始成為了廣州隊的新主場，球市因為恆大集團的巨資投入而持續火爆。而越秀山南麓、鎮海樓下方的這座山谷球場，並沒有被所有人遺忘。
黃結茹又開始看球了，她加入了富力球迷會，每一次主場比賽都無一例外地到上越秀山助威。即使是客場的比賽，她也興致高昂地在朋友圈晒著自己的飛行記錄。但足球對她來說，此時似乎又有了一些不同，具體是什麼，她也說不清楚，只是像遺落在了時間裡，被歲月沖刷走了。
以下是黃結茹的口述：
1994年夏天，世界盃決賽，意大利VS巴西，點球大戰的那個畫面太難忘懷了。每個人的呼吸都停止了，場上的球員很緊張，看球的球迷也緊張，我就是被那場比賽吸引的。後來我爸看球的時候，我也會湊過去看一眼，他是廣東宏遠的球迷，我卻喜歡上了廣州太陽神。
第一次去越秀山看球，應該是讀高中的時候，1995年左右吧。當時我們家住在佛山，交通遠沒有現在方便，沒有地鐵，印象中公交車都只有一趟，出來一次很麻煩，看完球回去就更麻煩了。所以得是非常大的獎勵才能去廣州看一次球。
看一次球，除了交通不方便，買票也不容易。沒有網上或者電話訂票，只能去窗口買，或者高價找黃牛。但我們不住在廣州，當天比賽當天去售票處買，永遠問到的都是沒票，只能從黃牛那裡買，最便宜也要超過30元一張票，再加上往返車費，中午和晚上吃兩頓飯，兩個人看一場球得花上100多元呢。那時我姐姐一個月的工資也才六七百元，看一場球真的是非常奢侈。我現在辦了富力球迷會的年卡，每年看幾十場比賽，也才750元，按照物價比，那時候比現在貴太多了。
當年球市行情好，一方面是其它娛樂活動少，另一方面是廣東本地球員人才井噴。越秀山球場的座位不像現在這樣，當年還只是一整條長凳，有時候球票賣爆了，人根本坐不下，很多球迷就站著看完整場比賽，不像現在，好多人去看球，就靜靜坐著，只有球迷區才有點聲響，喊一喊。那會兒像我爸爸那樣四五十歲的人，都特別有激情。大熱天的下午三點多的比賽，男人們乾脆脫了衣服，光著膀子在那裡喊。沒有什麼大喇叭、領喊、鼓手旗手之類的，就一個大鼓，大家全都跟著鼓聲助威，雙手拍，整個南北看臺都有呼應，越秀山體育場又是在山谷裡，聲音聽起來就更恐怖了。
所以說越秀山是魔鬼主場，球迷聲勢浩大，球場又熱浪滔天，像國安、申花這些成績很穩定的球隊來了之後也贏不了。
到了1996年，北方球隊就逐漸起來了，別人大投入，我們沒法比，等到其它地方工資高起來之後，好球員就不過來了，我們廣東的球星也被挖走了。我最喜歡的彭偉國就是那會兒離開去了重慶，胡志軍也跟著徐根寶去了上海申花。
那時候見到球星的機會不多，通常都是電臺報紙舉辦的線下見面會，偶爾贊助商也會有活動，不過可能也是我接觸到的信息有限，我們那會兒就是聽電臺、看報紙和電視。
當時在學校讀書，看電視的機會也少，最流行的還是聽電臺裡說球的節目，一天有好幾檔。我印象最深的是廣東電臺102.7張達斌的節目。下午的比賽，通常還在上課，我就提前跟同學換好座位，坐到教室後排去，夏天也沒有空調，忍著熱穿長袖校服，把耳機線從袖子裡穿出去，託著下巴，裝作聽課的樣子，把聲音調小，一邊上課一邊聽球，就是非常單純地喜歡。
我上大學之後，太陽神就降級了，那時候看比賽其實很方便，他們在天河這邊踢，很多免費票派到學校，但是我從來不拿。球隊困難嘛，雖然花10元、20元買一張票可能對一傢俱樂部來說根本不值一提，但心裡還是想著多一些人用實際行動去支持，球隊也許就會慢慢好起來。
降級之後，廣東媒體也覺得悲哀，自家球星出走了，去其它俱樂部又沒打出來應有的水平，大概有些水土不服，那時候南北球員的特點還是很明顯的，廣東的球員都是技術派，身體對抗比不上北方球員。
到了2001年，太陽神集團徹底退出，來來回回又換了很多贊助商，像吉利、香雪、日之泉，還有後來的廣州醫藥，但球隊狀態並沒有好轉，整個足球大環境也變得很糟糕，好像就是你看了那麼久的球突然有一天就看不懂了。我記得那時候去現場看比賽，幾萬人的體育場空落落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現在會有人說那是因為球隊成績不行就不來支持，其實不是這樣的。當時你坐在那裡，會覺得自己特別傻，球員在場上的表現也很奇怪，接球失誤了就不跑了，守門員也撲不了球了。身邊所有人都在說“假球黑哨”，一開始還騙自己不往這個方向想，但這種比賽越看就越心寒。
這中間幾乎有10年時間我都不怎麼看球了，有時候無意間在電視上看到了，也直接屏蔽掉。以前足球佔據了我生活的很大部分，就像一種儀式，每天都安排好了，幾點鐘打開電臺，聽什麼節目，買報紙也是從體育版開始看，每場比賽的球票、球員的簽名合影，還有報紙上相關的新聞，包括自己看完比賽寫的觀後感，足足做了好幾大本剪貼本。但那段時間，似乎都有了某種默契似的，媒體、電臺裡說到國內足球也是幾句帶過，直接講國際足球意甲英超，我平時不看不聽不想也就不心煩。
再後來，2010年恆大進來了，緊接著第二年，富力也進來了，足球好像又慢慢活過來了，但對我來說，卻再也回不到很單純很青春地喜歡足球的日子了。
我現在加入了富力球迷會，說不清為什麼，可能內心多多少少還是傾向於支持一支能代表廣州的球隊吧。當年我爸喜歡宏遠，我喜歡太陽神。宏遠比較特殊，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特點的球員，太陽神就很純粹，以廣東球員為主，也是講粵語為主，我就覺得很親切。會說我們的語言，我們才會覺得是正統的。當然現在恆大很多球員也落戶廣州了，但終歸還是不同。
現在我身邊的很多老球迷，持雙卡的很多，我們說這是“雙修球迷”，他們兩個俱樂部的比賽都看。大家也有討論，這樣會不會不夠忠誠。以前的球迷是很不同的，比如我爸是支持宏遠的，他帶我去看太陽神的比賽，會幫我買好票，約好在哪裡等，但他是不會進去的。太陽神也有很好的國腳，像彭偉國、胡志軍啊，他很欣賞，但他不能愛他們，立場非常鮮明。但現在如果你把這部分球迷踢走，像我們這些單純喜歡支持富力的人就非常少了。你的同城對手實在太厲害了，不能一直無所謂的樣子。看看上海的申花和上港，富力要做的真的還是蠻多的。
結語
1926年，工賑隊（舊社會失業人員組隊從事體力勞動，從賑濟費中支付生活所需，稱“以工代賑”）和廣州市民用鋤頭、鐵鏟等簡單的工具，建起了越秀山體育場的雛形。隨後幾十年，無數球迷在這裡見證了南派足球的榮光與黯淡。
"圖片來源：Unsplash
廣州，越秀山體育場，湧動的人潮開始緩和下來，一場同城德比正在這裡進行，主場作戰的富力這賽季大部分時候依然表現得無慾無求，不過這是當家球星扎哈維的百場比賽，他渴望一場酣暢淋漓的勝利。上個賽季丟掉聯賽冠軍的同城死敵恆大，風頭正勁，夏窗轉會期它們迎回了巴西球星埃爾克森，巴西人（現已加入中國國籍）同樣急於用進球證明自己的歸來。
但這樣的“針鋒相對”並沒有多少火藥味兒，也遠遠沒到一座難求的地步。2016年翻修過的越秀山球場依然顯得小小破破的，建築結構使它有點像一個橢圓型的劇場，所有座位幾乎呈45度角向下俯視。
越秀山球場稀稀拉拉的人群，暴露出不少無人落座的黃色塑料座椅。大屏幕顯示到場觀眾13516人，75%的上座率，讓人失望。
比賽也有些沉悶，上半場恆大球員韋世豪攻入一球之後，埃爾克森也打開了進球賬戶。在他下半場完成梅開二度之後，比賽對於大部分主場球迷而言已經變得毫無意義。炎熱潮溼的天氣，除了18、19區的死忠球迷還在用力吶喊幾聲，大部分人更願意靜靜地坐著等待終場的哨聲。
比分最終定格在0:5，一場不折不扣的慘敗，這座曾經的魔鬼球場並沒有給主隊帶來好運。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座建在山谷裡的球場會被遺忘。作為廣州隊的傳統主場，建於1926年的越秀山體育場見證了廣州足球乃至中國足球的興與衰。在這個騎樓老街與高樓大廈相得益彰的南方城市裡，有些東西是永遠不會丟失的。對老球迷來說，它是一個足球聖地，“上山睇波”仍然是幾代人珍藏的回憶，而這樣的故事仍會繼續。
我們與古廣堅、胡志軍、黃結茹聊了聊，他們三位在各自不同的年代裡，命運的軌跡都與南粵足球、中國足球的發展相交織，他們的講述既有時代的共性，又非常個人。甚至那些故意遺漏、略過不提的往事，也記錄了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足球和參與其中的每個人的信仰、態度、動機與渴望。
古廣堅：我們那個年代，最牛的也就是籤個名
相比於曾經的國腳古廣明，小3歲的弟弟古廣堅的球員生涯並沒有那麼“星光閃耀”。
1954年，廣州市組建了第一支專業足球隊——中南白隊。在此後的20多年裡，這支球隊始終處於動盪之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解散。到了1977年，廣州隊以“廣州青年隊”的名義被恢復，古廣堅成為了當時的第一批球員。
到了1984年，古廣堅口中“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來了，白雲製藥廠與廣州市體委簽約，每年贊助20萬元，聯辦廣州足球隊。在古廣堅的記憶中，這筆贊助的總金額是70萬元。
金額的多少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這一舉動更重大的意義在於開啟了企業承辦運動隊的先河。而這與當時廣州走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不無關係。
在古廣堅的眼中，這是一場非常先鋒的實驗。企業承擔了巨大的風險，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作為球員，他能感覺到的最明顯的變化是從每月幾十元的工資，變成能夠拿到幾百元的獎金。彼時，他在國家隊踢比賽的哥哥古廣明，每個月也才只有49元的固定收入。
鉅變都不是在一夕之間發生的。變化在一點一滴積累著、醞釀著。標誌性的轉折點則要等到1993年，太陽神集團與廣州體委簽約，成立了中國首家股份制職業俱樂部。1994年的甲A聯賽則正式拉開了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序幕。古廣堅此時面臨著選擇，就像每一個從專業隊步入職業隊的球員一樣，前方的道路是未知的，但他心中的決定似乎早已經明朗。
如今的古廣堅，在廣州管理著一家以哥哥名字命名的青訓俱樂部，辦公室裡擺滿了大大小小的獎盃，牆上掛著20多年來這個俱樂部所贏得的榮譽。
以下是古廣堅的口述：
我是1962年出生的，之前的歷史我也能說點，但沒有親身經歷過，我就只說我的經歷。
越秀山體育場解放前就有了，原來的功能不限於體育鍛煉，政府還用來開大會、搞大型活動，因為那裡有座位，後來才慢慢演化到單一的足球場。
1977年，廣州市政府重新搞了一支足球隊——“廣州青年隊”，也就是我們說的專業隊。我這一輩人，像吳群立、趙達裕等就是廣州市青年隊的第一批球員。那時候足球分為專業隊和業餘隊，專業就有專業的球員和教練員，它是屬於足協的，有編制；業餘的就是玩，沒有人發工資。當然即使是專業隊，也沒有現在這麼龐大的規模，我們那時的教練團隊就三個人，主教練、助教和守門員教練，如果出去踢比賽，還有一個領隊。
球場跟現在相比沒什麼太大變化，有座位，真草草皮，也有現場直播轉播，比較有特色的就是現場會有專業解說員“講波佬”，很有文化水平，他們用很多形容詞、專業術語，不像現在只有球員進場、換人、進球的時候才有廣播，那時候“講波佬”很懂如何帶動氛圍，球迷都跟著起鬨，不然現場多無聊。
廣州球市一直火爆，我們離港澳近，資訊、足球方面的知識、球迷氛圍、競技水平等或多或少受到影響。我們這些球員走在路上也有人圍著要簽名。踢完球，兩三萬人衝進球場，圍著把你拋起來，衣服都扒掉，一點兒也不比現在差。
當時普通人看一場球是很光榮的，球票倒是不貴，兩三毛錢一張票，問題在於很難搞到票啊。賣豬肉的人那時通常能搞到。為什麼呢？那個時候豬肉是限量供應的，我們運動員、體育局或者足協的人有票，就拿這些票去“巴結”賣豬肉的商販，讓他多賣給你一些肉，所以那時候得有關係才能搞到票，你能去看球說明你關係廣。
現場也有售票，窗口就在市二中門口，很多人半夜就來排隊，排到一公里兩公里開外的都有。等到比賽日，中山紀念堂的那條路上，全都是黑壓壓的人，等著退票的。買不到球票怎麼辦呢，就爬到圍網上去看，其實根本看不清，但就是享受那種氛圍。當然那時候警察抓得也沒有很嚴，他們也在看球。好看的比賽，比如說德國漢堡的球隊過來，圍網外面就裡三層外三層的人趴在上面看比賽。
外國球隊來打比賽，這樣的機會當時非常少，也幾乎都是友誼賽。一來我們自己能力有限，二來也沒有開放，最多隻能是友好交流，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比賽。比如廣州跟日本神戶是友好城市，他們也來越秀山打過比賽，我們也過去（日本）。出國踢球還是很少見的，當年我們去東南亞國家相對多一點，像印度、菲律賓、泰國，好一點就是日本、新加坡。在我們之前的那一批50年代的球員，像我的教練，從來沒有出過國，更不用說錢和房子；我們那個年代呢，錢沒有，名有， 最牛的就是籤個名；現在的球員什麼都有了，這就是（不同）時代的產物。
那時候外國球隊來踢球，都是穿著阿迪、耐克，還有茵寶的球衣。球員也會互相交換球衣，我現在還保留著，簡直就像寶貝似的，我們當年穿的都是國產的梅花牌，在國內也是挺好的，但跟人家還是沒法比。
到了1984年，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來了。
當時白雲製藥廠贊助了廣州隊，就是我們這批人，這也是全中國第一家贊助足球隊的企業，總金額70萬，這個數字在那時候已經很厲害了。但要說起來，70萬又能做什麼呢？最大的用途就是獎金，贏了球，球隊裡最多的可以分到400元，最少的能拿到幾十元，進球隊員、主力球員、替補球員等分到的錢不同。
這之前，我們每個月就只有固定工資，普遍來說，球員工資每個月也就20、30元，踢得好的40多元，剛進去就是27元，贏了就贏了，輸了就輸了，沒有獎金。這個收入什麼概念呢，我哥哥在國家隊踢比賽，每個月也只有49元，沒有獎金。體育局的一個科長，工資大概是50、60元。當時只有個體戶，比如賣燒鵝、牛腩粉的，每個月可能賺200多元，相當於我們的10倍。但那個年代，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沒多久，大家觀念上還沒轉變過來，看不起那些做生意的。
他們（個體戶）經常來越秀山體育場，跟我們踢球，也請我們吃飯。當時我們就住在廣州大酒店對面，那裡是廣州隊的住宿基地。這些賣燒鵝的來了，想踢球，尋開心，我們是球星，跟我們踢也有面子，雖然內心深處大家可能看不起，但也要踢，踢完他們請我們吃飯，吃個炒牛河、燒鵝飯吶，那個年代情況就是這樣的。
除了有了獎金，最大的變化就是有制度了。這也很好理解，企業進來了，就會有要求，錢不是白給你的，肯定會更嚴格、規範，這絕對是好事。以前拿政府公糧，是沒有這種意識的，你踢得好還是不好，反正每個月都固定這麼多錢。雖然說企業贊助了，但也沒什麼商業活動，當然我們出去比賽，就是“廣州白雲隊”了，球衣上印著“廣州白雲”，越秀山的計分牌也改成了“廣州白雲”，除此之外，沒有其它廣告，在那個年代，企業贊助本來就是充滿風險，沒人知道怎麼做，更不敢做得太明顯。
後來贊助的金額越來越大了，慢慢地，外省球隊也開始搞企業贊助了。
總的來說，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商業化力量不多，還是省市體育局來組隊，政府力量主導，企業的參與是探索性質的，等到1994年職業化聯賽出現，才算是跟世界接了軌。
1993年太陽神接手廣州白雲隊的時候，我們已經是專業足球時代的最後一撥人了，大家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去太陽神、回體育局或者自己跳出來。我想了幾天幾夜，外面吸引力很大，賣燒鵝的買了房子，去大三元、白天鵝喝茶了，我們窮得叮噹響的，那時候耳邊有一個聲音：“發財去吧！”我就奔著那個聲音、那個夢去了，一去就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就是踢球還是不踢球的問題，我不想再耽誤自己，鐵飯碗不要了，就想去拼搏，去下海，碰碰運氣。
南看臺2、3區球迷方陣。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胡志軍：我想我還是對足球最有感情
在球星古廣明的“接班人”隊伍中，胡志軍算得上突出的那一個。
1993年廣州太陽神俱樂部成立，胡志軍成為了第一批球員。第二年，太陽神獲得了職業化之後的首屆頂級聯賽——甲A聯賽——的亞軍，胡志軍則以17球成為那個賽季的最佳射手。此後他還效力過廣州鬆日，後又輾轉去了上海，先後在申花、中遠等球隊踢球，最終在2002年掛靴退役。
說不清命運的轉折具體發生在哪個時間點，廣州足球在1996年迎來了職業化以來的輝煌頂峰，城內一時間擁有了3支參加頂級聯賽的球隊，但隨後又很快經歷了實力球員離隊、人才青黃不接、俱樂部班主不斷更替、球員涉嫌賭球等一系列糟糕的事件。
1997賽季，太陽神勉強保級，大批球員離隊，胡志軍也不可避免捲入其中，他在1998賽季加入同城對手廣州鬆日隊。根據當時媒體的報道，這其中還有一場“25萬元簽字費”的轉會風波——胡志軍一個賽季之前就向太陽神俱樂部遞交了轉會申請報告，但卻被指收取了鬆日25萬元簽字費，足協介入調查，最終陷入僵局，不了了之。
2000年，胡志軍追隨恩師徐根寶去了上海，但他在上海的職業生涯卻短暫而動盪。2000年，上海申花原有投資方申花集團退出，7家本地大型國企共同接管。第二年，俱樂部所有權再次發生變化，整個球隊大換血，胡志軍再次轉會去了同城的另一支球隊——上海中遠國際隊。
在中遠僅僅效力一個賽季後，32歲的胡志軍最終選擇了退役，“俱樂部給我標了600萬，（讓我）自己去找下家吧。”要知道，那一年，甲A聯賽的標王祁宏的轉會費也不過950萬。
那些高光的時刻和至上的榮譽，以及那些灰暗無光的日子，都被胡志軍簡單帶過，“轉會”是唯一讓他情緒激動的瞬間。
我們在東莞市人民公園靠近北門的球場，一個小小設備間裡見到的胡志軍。他一年前剛剛在這裡辦了一所青訓培訓機構，以他的名字命名。前一天下過暴雨，工作人員忙著將被水浸溼的訓練設備搬出來，晾晒在看臺邊的圍欄上。
1970年出生的胡志軍，已經49歲了，他一身被晒得古銅色的皮膚，依然保持著運動員的體格，話不多，更多的時候只是沉默地抽菸，一根接著一根，偶爾，露出靦腆的笑，像一個不善言辭的大男孩。
談話接近尾聲時，胡志軍已經換好了球衣球鞋，下午的課程他將親自上陣，這一刻他是開心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想我還是對足球最有感情”。
以下是胡志軍口述：
我從小生活在廣州，也在這裡踢球，六七歲就開始玩球了，純粹因為喜歡。家裡人談不上支持不支持，大人都要上班，我住在奶奶家，沒有人管，下午四點鐘一放學就踢，有時候中午吃完飯早早回到學校也踢。那時候顧不上什麼專業場地，隨便找塊空地，一個人也能踢。到了13歲，我進了中心體校，當時才讀初二，不過我不算是體校裡年齡最小的，還有一些初一的學生，我們大概一個禮拜回一次家，平時就住在體校。中心體校相當於現在俱樂部的梯隊，到了15歲，我進了廣州隊的少年隊。
我之前很少去現場看比賽，不過在體校的時候，教我們踢足球的老師也在球場做解說，所以時常帶我們去，看球當然也能學到一些東西。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會兒踢球的小孩比現在多多了，競爭更加激烈，好的球員也多，就算進了專業隊，你的水平也不一定比外面業餘隊的人強。
1993年廣州太陽神俱樂部成立，我們是第一批球員，那時候還在職業化早期，太陽神更多像是贊助商的角色，相當於它出錢冠名。當然我們身份也發生了變化，成了太陽神俱樂部的人，簽了合同。
我記得第一年的贊助費是200萬元。一個企業一年拿200萬，已經很多了。除了工資和獎金，出去踢比賽的支出也大，不是出國踢，就在國內，那會兒國家隊都很少出國，更不用說剛成立沒多久的俱樂部了。
廣州對足球的投入當時在全國都數一數二，太陽神第一年投了200萬，後面當然更多了，但是外省投入也越來越大，尤其是北方一些省份，嚐到了甜頭，不少國企也參與進來，私人老闆怎麼玩得過呢，所以很多人到最後就退出了，足球其實就是錢，沒有錢就玩不轉。
雖然是職業俱樂部，我感覺跟之前專業隊也沒什麼兩樣，一開始就換了名字，很多東西都跟不上，周邊的商業開發，只有非常少一點點，無論是俱樂部、商家還是我們球員都沒有商業意識，大家悶著頭自己玩，都不懂。有了一些贊助裝備的企業，比如說恩寶、銳步，但不多，也就比賽服和外套之類的。胸前、背後廣告都沒有，更不用說場邊的廣告牌了。
相對來說廣州靠近港澳，接觸外面的職業俱樂部還是多一點，每年春節都有省港杯，但一年也就一兩場。後面慢慢外援進來，對外接觸多了，看到別人的俱樂部是怎麼運作的，才稍微好了一些。我也是在踢球的最後幾年才接觸到外援、外教的，當時廣州這邊還是本土球員多一些，“南粵足球”也打出了自己的特點和風格，但後來轉會越來越頻繁，再加上本身青訓的問題，這麼多年都沒有培養出新的人才。
職業化之後，球員的薪酬水平相對社會整體來說，確實好很多。當然比不了現在，現在中超的工資比國外那些知名的老牌俱樂部都要高。
2000年我從廣州去上海踢球，去了申花，後來又去了中遠，這中間經歷了幾次所謂的“轉會”，根本談不上真正職業足球的“轉會”。比如說你在我的俱樂部踢球，但我不想要你，當然也不會輕易讓你走，不出糧（發工資），得等3年才給你自由，可是哪個職業球員能等3年沒有球踢呢？那不是廢了嗎？
我32歲退役，就是被這些轉會給折騰完蛋了。本來按照我的身體狀況，還可以繼續踢幾年。球員在那時真的很弱勢，足協想搞職業足球，更多偏向於保護俱樂部和贊助商，我們球員是完全沒辦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當然從廣州去上海，有地域差異，我自己適應得也不算太好，多種因素影響吧，一個陌生的環境。後來也想回廣州繼續踢，但俱樂部給我標了600萬元（的價格），說你自己去找下家吧，我一看這個價格，還踢什麼踢，就退下來了。
足球大環境的變化，在我（2002年）退役之前就已經有了一些跡象，很直觀的感受就是踢球的人變少了，小孩子都不願意踢了。足球職業化之後，政府的角色淡出了，體校這些專業培訓機構都交給社會、俱樂部去做。當然正常也應該是俱樂部去搞青訓、組建梯隊，但現實情況卻是很少有人願意花錢花力氣做青訓，就搞搞一線隊，所以出現了很明顯的人才斷層。青少年比賽，經常打出來幾十比零的比分，就是有的俱樂部隨便拉幾個小孩湊一個隊去打比賽。除了少數幾個大一點的俱樂部，比如魯能，他們還是會搞青訓的。
對於退役球員而言，出路很少。我剛退役下來一兩年的時候，沒什麼想法，接觸了很多東西，到最後還是覺得足球最合適自己。從去年開始，我自己做青訓，以前做球員什麼都不用想，訓練、踢比賽就可以了，那時候就想贏一場球，有成功感。但現在你帶著這麼多小孩，就要對他們負責。
我想我還是對足球最有感情。
黃結茹：突然有一天就看不懂球了
黃結茹是廣州富力足球俱樂部球迷會的一名死忠球迷，她是看著胡志軍、彭偉國這幫球員的比賽長大的。對於她來說，很多看似平凡的日子，會因為足球而具有特殊意義。
與很多人最初愛上足球的理由一樣，1994年那個炎熱的夏天，她在不經意間觀看了一場世界盃的經典對決，巴西和意大利之間的點球大戰將足球這項運動的魅力發揮到了極致，在熒幕之前屏住呼吸的她至今都無法忘懷那個畫面。
那一年的世界盃的確是可以載入史冊的，360萬人次的總觀眾人數創造了記錄，1998年世界盃決賽階段擴充至32支隊也沒有打破這個記錄。
黃結茹接觸足球的時候，正是廣州足球走向職業化的初期，球市火熱，被稱為“魔鬼主場“的越秀山體育場，以聲勢浩大的吶喊和熱浪來“迎接”每一支遠道而來的客場球隊。跟著爸爸去現場看一場球，對黃結茹來說是一個特別大的獎勵。更多的時候，她聽電臺、看報紙，蒐集一切關於自己主隊太陽神隊的信息，“足足做了好幾大本剪貼本”。
2001年，太陽神俱樂部正式宣佈退出職業足球。此後，廣州隊在動盪之中經歷了多次班主變更，中國足球的“假黑”現象達到空前境地。黃結茹發現，自己突然有一天看不懂球了。此後的十餘年裡，這種失望和灰心似乎在整個社會達成了某種默契，不看不聽不想也就不心煩。
2009年的中國足壇反賭風暴將這股低潮徹底推向了谷底，遍佈整個中超的假球、黑哨醜聞開始慢慢被揭開，到最後連時任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的南勇也被抓走。廣州隊也難以倖免，2010年它們因2006賽季先後兩次參與打假球而受到中國足協的處罰，降入甲級聯賽。
但對於精明的商人來說，則到了抄底的時刻。許家印在這一年的3月1日以1億元的價格買下了廣州足球俱樂部的所有權，廣汽集團則以2500萬元拿到了一年的冠名權，越秀山體育場迎來了財大氣粗的新主人。
僅僅兩個賽季，廣州恆大就完成了升班馬中超奪冠的壯舉，並且拿到了亞冠聯賽的入場券。但長期作為廣州隊聯賽主場的越秀山體育場卻因不符合亞足聯的亞冠聯賽球場規定，在2011年送別了廣州恆大。同年，富力地產收購深圳鳳凰足球隊，成立廣州富力俱樂部，越秀山體育場再迎“新主“。
羊城新中軸線上的天河體育場，2011年開始成為了廣州隊的新主場，球市因為恆大集團的巨資投入而持續火爆。而越秀山南麓、鎮海樓下方的這座山谷球場，並沒有被所有人遺忘。
黃結茹又開始看球了，她加入了富力球迷會，每一次主場比賽都無一例外地到上越秀山助威。即使是客場的比賽，她也興致高昂地在朋友圈晒著自己的飛行記錄。但足球對她來說，此時似乎又有了一些不同，具體是什麼，她也說不清楚，只是像遺落在了時間裡，被歲月沖刷走了。
以下是黃結茹的口述：
1994年夏天，世界盃決賽，意大利VS巴西，點球大戰的那個畫面太難忘懷了。每個人的呼吸都停止了，場上的球員很緊張，看球的球迷也緊張，我就是被那場比賽吸引的。後來我爸看球的時候，我也會湊過去看一眼，他是廣東宏遠的球迷，我卻喜歡上了廣州太陽神。
第一次去越秀山看球，應該是讀高中的時候，1995年左右吧。當時我們家住在佛山，交通遠沒有現在方便，沒有地鐵，印象中公交車都只有一趟，出來一次很麻煩，看完球回去就更麻煩了。所以得是非常大的獎勵才能去廣州看一次球。
看一次球，除了交通不方便，買票也不容易。沒有網上或者電話訂票，只能去窗口買，或者高價找黃牛。但我們不住在廣州，當天比賽當天去售票處買，永遠問到的都是沒票，只能從黃牛那裡買，最便宜也要超過30元一張票，再加上往返車費，中午和晚上吃兩頓飯，兩個人看一場球得花上100多元呢。那時我姐姐一個月的工資也才六七百元，看一場球真的是非常奢侈。我現在辦了富力球迷會的年卡，每年看幾十場比賽，也才750元，按照物價比，那時候比現在貴太多了。
當年球市行情好，一方面是其它娛樂活動少，另一方面是廣東本地球員人才井噴。越秀山球場的座位不像現在這樣，當年還只是一整條長凳，有時候球票賣爆了，人根本坐不下，很多球迷就站著看完整場比賽，不像現在，好多人去看球，就靜靜坐著，只有球迷區才有點聲響，喊一喊。那會兒像我爸爸那樣四五十歲的人，都特別有激情。大熱天的下午三點多的比賽，男人們乾脆脫了衣服，光著膀子在那裡喊。沒有什麼大喇叭、領喊、鼓手旗手之類的，就一個大鼓，大家全都跟著鼓聲助威，雙手拍，整個南北看臺都有呼應，越秀山體育場又是在山谷裡，聲音聽起來就更恐怖了。
所以說越秀山是魔鬼主場，球迷聲勢浩大，球場又熱浪滔天，像國安、申花這些成績很穩定的球隊來了之後也贏不了。
到了1996年，北方球隊就逐漸起來了，別人大投入，我們沒法比，等到其它地方工資高起來之後，好球員就不過來了，我們廣東的球星也被挖走了。我最喜歡的彭偉國就是那會兒離開去了重慶，胡志軍也跟著徐根寶去了上海申花。
那時候見到球星的機會不多，通常都是電臺報紙舉辦的線下見面會，偶爾贊助商也會有活動，不過可能也是我接觸到的信息有限，我們那會兒就是聽電臺、看報紙和電視。
當時在學校讀書，看電視的機會也少，最流行的還是聽電臺裡說球的節目，一天有好幾檔。我印象最深的是廣東電臺102.7張達斌的節目。下午的比賽，通常還在上課，我就提前跟同學換好座位，坐到教室後排去，夏天也沒有空調，忍著熱穿長袖校服，把耳機線從袖子裡穿出去，託著下巴，裝作聽課的樣子，把聲音調小，一邊上課一邊聽球，就是非常單純地喜歡。
我上大學之後，太陽神就降級了，那時候看比賽其實很方便，他們在天河這邊踢，很多免費票派到學校，但是我從來不拿。球隊困難嘛，雖然花10元、20元買一張票可能對一傢俱樂部來說根本不值一提，但心裡還是想著多一些人用實際行動去支持，球隊也許就會慢慢好起來。
降級之後，廣東媒體也覺得悲哀，自家球星出走了，去其它俱樂部又沒打出來應有的水平，大概有些水土不服，那時候南北球員的特點還是很明顯的，廣東的球員都是技術派，身體對抗比不上北方球員。
到了2001年，太陽神集團徹底退出，來來回回又換了很多贊助商，像吉利、香雪、日之泉，還有後來的廣州醫藥，但球隊狀態並沒有好轉，整個足球大環境也變得很糟糕，好像就是你看了那麼久的球突然有一天就看不懂了。我記得那時候去現場看比賽，幾萬人的體育場空落落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現在會有人說那是因為球隊成績不行就不來支持，其實不是這樣的。當時你坐在那裡，會覺得自己特別傻，球員在場上的表現也很奇怪，接球失誤了就不跑了，守門員也撲不了球了。身邊所有人都在說“假球黑哨”，一開始還騙自己不往這個方向想，但這種比賽越看就越心寒。
這中間幾乎有10年時間我都不怎麼看球了，有時候無意間在電視上看到了，也直接屏蔽掉。以前足球佔據了我生活的很大部分，就像一種儀式，每天都安排好了，幾點鐘打開電臺，聽什麼節目，買報紙也是從體育版開始看，每場比賽的球票、球員的簽名合影，還有報紙上相關的新聞，包括自己看完比賽寫的觀後感，足足做了好幾大本剪貼本。但那段時間，似乎都有了某種默契似的，媒體、電臺裡說到國內足球也是幾句帶過，直接講國際足球意甲英超，我平時不看不聽不想也就不心煩。
再後來，2010年恆大進來了，緊接著第二年，富力也進來了，足球好像又慢慢活過來了，但對我來說，卻再也回不到很單純很青春地喜歡足球的日子了。
我現在加入了富力球迷會，說不清為什麼，可能內心多多少少還是傾向於支持一支能代表廣州的球隊吧。當年我爸喜歡宏遠，我喜歡太陽神。宏遠比較特殊，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特點的球員，太陽神就很純粹，以廣東球員為主，也是講粵語為主，我就覺得很親切。會說我們的語言，我們才會覺得是正統的。當然現在恆大很多球員也落戶廣州了，但終歸還是不同。
現在我身邊的很多老球迷，持雙卡的很多，我們說這是“雙修球迷”，他們兩個俱樂部的比賽都看。大家也有討論，這樣會不會不夠忠誠。以前的球迷是很不同的，比如我爸是支持宏遠的，他帶我去看太陽神的比賽，會幫我買好票，約好在哪裡等，但他是不會進去的。太陽神也有很好的國腳，像彭偉國、胡志軍啊，他很欣賞，但他不能愛他們，立場非常鮮明。但現在如果你把這部分球迷踢走，像我們這些單純喜歡支持富力的人就非常少了。你的同城對手實在太厲害了，不能一直無所謂的樣子。看看上海的申花和上港，富力要做的真的還是蠻多的。
結語
1926年，工賑隊（舊社會失業人員組隊從事體力勞動，從賑濟費中支付生活所需，稱“以工代賑”）和廣州市民用鋤頭、鐵鏟等簡單的工具，建起了越秀山體育場的雛形。隨後幾十年，無數球迷在這裡見證了南派足球的榮光與黯淡。
1930年代初的越秀山體育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如今，每逢富力隊的主場比賽，黃結茹依然會準時出現在越秀山體育場的觀眾席上。終場哨聲之後，她會習慣發一條朋友圈，通常是一段看球的感想，再配上現場的圖片。而古廣堅和胡志軍這兩位在此征戰過的功勳將士，如今已極少去現場看球，他們投身於自己的青訓事業，更多的時間在訓練場度過。
對於老球迷來說，他們依然感懷越秀山親切的舊時光，正是這種親切讓比賽更加精彩，就連最炎熱的夏日，球迷們也仍然以吶喊與歡呼為球隊助威。
偏居一隅的越秀山體育場，藏於山谷之中，卻擁有極佳的視野，在這裡，南派足球走出了自己的風格，細膩、速度還有完美的腳下技術。成百上千萬的陌生人也因此地聯繫起來，擁有了對這座城市足球的共同回憶。
7公里之外的廣州中軸線上，則坐落著可容納六萬名觀眾的天河體育中心。作為重金投入、戰績顯赫的廣州恆大淘寶隊的主場，比賽日人聲鼎沸、座無虛席。
由越秀山體育場開始的廣州足球乃至中國足球的商業化和職業化之路，在這裡，發展到一個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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