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兩篇文章，分別講了“三道”和“六理”——在這些道理的背後，《易經》的思想呼之欲出：
天地人三才，正是來自於易經八卦；六理，對應的是六十四卦的六爻演變：每一卦，都包含天地人的陰陽六爻。
因此可以說，易經相當於是三道六理的函數形式。
通過前面兩篇文章的論述，可以結論的是，中國哲學並沒有超越三道六理的範疇。
也就是說，易經包含中國哲學的主要範疇——中國的哲學思想，主要傳承於易經。為什麼會這樣呢？
首先，中國哲學的所有問題都歸結為：人，處於天、地之間的思想智慧和生存智慧——前者是理論哲學，後者是實踐哲學。
就像我們看到的，中國哲學的理論與實踐是融合在一起的。
例如：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一定會接著倡導相應的仁政王道的治理方略；不論是理學還是心學，也都是在知、行關係上的辯證認識。
當然，這裡總結的中國哲學，不包含外來的佛學。並且也部分摒棄了，佛學對中國本土的哲學思想的影響。
在第五一論談到的，特殊的是引入的佛學，將對智慧的修行變成了主體，而不是指向實踐的工具化的客體。
這種差別，在二者對“心”的解釋上，表現明顯：佛學的心，就是指向內在的智慧覺悟成佛；而心學所謂的心，是與外在行為合為一體的，強調的是心的“知行合一”，即外在行為體悟與內在知會的結合。
用現代語講：心學認為，舞臺有多大，才能證明心有多大——舞臺才是目的；而佛學則認為，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心就是舞臺本身。
既然中國哲學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人的認知與生存問題，那麼，必然要注重事物其中的“動、靜”陰陽兩個側面。
由此，在三道的基礎上，引入陰陽，就衍生出反映“道之動”的六理。
西方哲學也注重動靜，如動態分析與靜態分析，社會動力學與社會物理學等——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哲學（易經）將動靜的分化，又融合到了一起。
即，分緊跟著合，分合同行。這其中的分合轉化，難以用語言具體去描述形容。而易經則很巧妙的利用了一些事例，去說明相應的道理。
或許，只有在實踐中，才能領悟這些道理的真義吧。因為實踐就是這樣的動、靜與分合轉化。
在這一點上，以實踐指導為指向的中國哲學，傳承於易經的思想。
最後來說說，思想上對《易經》的具體的“歷史傳承”，以作最後的總結論證。還是拿最具代表性的道儒墨三家，作為例證：
道家重天理，以為天理昭彰，人順用之，可無爭無鬥；儒家則不認為這種完全的順從能夠達到目的，而是應當“求於人自己”，倡導人定勝天的責任、價值觀和能力構建。
墨家則看到，當時的事實情況是，天理人倫，都是不可信的——最核心的，還是大家一起把地道的物資經濟搞好，然後一起奔小康，人與人之間尚同、兼愛那就最好。
如果說迷信是一種中性的偏執，那麼：道家迷信天理昭然，自然而然則水到渠成；儒家迷信人力能定天地，而墨家則迷信“實用價值面前人人平等”。
三者分別代表天道、人道和地道的主張，而三道的思想都可以在易經的論述裡找到源頭。
接著是後世的哲學發展，如“一個本原”（張載的氣一元論）、“內在矛盾說”（朱熹的理氣二元論）等，其實都可以在《易經》裡找到對應的思想：
世界的本原就是太極——太極就是一元的“氣”。而太極化生陰陽兩儀，陰陽生化萬物，所以在萬物內有天生的內在矛盾，這是“二元論”。
所以，後世的一些理、氣的倡導和各自的爭辯，雖然自以為新穎，其實都沒有超越易經的哲學大範式——只不過換個“名”而已。
《道德經》：名可名，非常名。名的變化，並沒有改變事實本身。
在對易經思想的傳承方面，雖然後世有所發展，但從範疇上講，都離不開太極本原和陰陽互動，以及易經的三才體系：天人、人人、地人關係。
因為易經考慮的核心問題是：人處於天地間，可能面對的各種情況。這也正是中國曆代思想家的共同命題。
《易經》的博大，不在於有多少卦，而在於其嚴密而周全的思想體系：圍繞三道六理，構建起來的“思想框架”。
而其思維方式是，基於客觀事實，在變動中去總結不變的存在與規律性。所以，雖然思維框架很簡單，卻可以包容萬象，適用於眾生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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