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簡史:“無為無不為”道家'

"


"


中國哲學簡史:“無為無不為”道家

  • 來自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道家哲學是先秦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學派之一,在此時期分為三個階段,以楊朱思想為代表的是第一階段,楊朱主張全生避害,這也是道家哲學的出發點。以《老子》為主的思想代表第二階段,以《莊子》為主的思想代表第三階段。西漢初年、唐朝初年等時期為了讓人民休養生息,開國者均以道家思想治國。雖然道家思想並未像儒家思想那樣被官方採納定為國學,但它在推動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糅合了道家思想。前者被稱為新道家,後者被稱為新儒家。

1.“道德”老子

老子是楚國(今河南省南部)人,孔子曾問禮於老子。道家的理論奠定於老子,老子的《老子》(也叫《道德經》)一書雖然只五千言,但深奧大義、字字珠璣,《老子》被當做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哲學著作。

《老子》第一章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是道家哲學的核心觀念。那麼,在道家體系裡什麼是道?什麼是無?什麼是有?什麼是無名?什麼是有名?

在老子看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這個東西就是道。但“道”只是一個稱呼或者代號而已。萬物皆由道而生,它是萬始之始,而且它獨立不變,循環運行不息。“有”就是“有名”,“無”就是“無名”,縮寫而已。道是無名,一切有名都是由無名而來。有了天、地、萬物,就有了天的名,地的名,萬物的名。所以老子說“始制有名”。

因為道無名,所以不可言說,道永遠存在,道的名也永遠存在。永遠存在的名是就常名,常名不是普通的名。所以說:“名可名,非常名。”

無中生有

老子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話不是說曾經有一個叫做“無”的東西,後來“有”被“無”生出來,而是說,萬物是“有”,而“道”是“無”,道生萬物,所以在是“有”之前必須是“無”,由“無”生“有”。這句說的是邏輯而不是時間先後,就比如我們說,“是人,一定先要是動物”,這個“先”是邏輯上的先。用同樣的道理可以得出,萬物的存在涵蘊“有”的存在。

“反者道之動”

老子的思想不僅講邏輯還非常辯證,比如,他說“反者道之動”(第四十章),和“逝曰遠,遠曰反”(第二十五章)。所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第五十八章);“少則得,多則惑”(第二十二章)意思是說,物極必反。這個思想對中國人影響很大,中國人講究適量,避免過猶不及。而這是事物變化所遵循的規律。老子把它們叫做“常”。他說:“知常曰明。”(第十六章)

因為物極必反是個自然規律,老子認為,我們應該遵循自然規律來辦事。他把這叫做“襲明”。也就是說,想要得些東西,就要從其反面開始;想要保持什麼東西,就要在其中容納一些與它相反的東西。誰若想變強,就必須從感到他弱開始。同理,居安思危才能保證全生避害。人必須柔弱、謙虛、知足。柔弱是保存力量,如此才可能剛強;謙虛則讓人進步;知足使人安分。

老子還強調“無為”。“無為”並不是完全無所作為,它只是強調不要違反自然而肆意妄為。應當以“樸”作為生活的指導原則。“樸”也是老子和道家的一個重要觀念。“樸”就是“璞”(未鑿的石料),最“樸”的是“德”。

“德”從何來?老子認為,道生萬物。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事物都從普遍的道中獲得一些東西,這就是“德”。一個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是什麼,就是它的德。順“德”而行的人應當過著儘可能“樸”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超越了善惡的區別。老子鄙棄儒家的仁、義,認為它們都是“道”、“德”的墮落。人們喪失原有的“德”,是因為慾望太多、知識太多。老子強調寡慾,強調棄智,因為知識本身也是慾望的對象。

道,就是自然,就是讓每物做它自己能做的事。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國君應該無為,讓人民做他們能做的事。道家同意儒家的說法:理想的國家是聖人治國。但儒家認為,聖人治國,應當為人民做許多事情,而道家則認為聖人治國應當完全無為。天下大亂,就是因為做的事情太多了,聖王應該無為而治。這種學說後來經過一定的修改,成為法家的重要觀點之一。

2.逍遙莊子

莊子(約公元前369年~約公元前286年),姓莊,名周,是先秦最大的道家哲學家。他過著隱士生活,不在江湖,可江湖上到處都是他的傳說。今天流傳的《莊子》,大概是公元3世紀郭象重編的。這部書無論是哲學思想還是文學價值都非常高。

莊子對於道、德的看法同老子的一樣。他說:“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莊子·天地》)“德”,即自然能力,莊子認為,萬物的自然本性沒有也不必有絕對的同。每個事物的自然能力不同,但只要本性能力充分而自由地發展了,就能獲得同樣的幸福。比如鵬能飛千里,而小雀不過翩躚灌木間,但它們都做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所以,它們就能獲得同樣等級的幸福。要想獲得絕對的幸福,則需要通過對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層的理解。

“在宥”天下

政治上,莊子和老子都主張不治之治,《莊子·在宥》:“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是存在,“宥”是原宥、寬容。“在宥”指任物自在,無為而化。但他與老子有所不同,老子強調“反者道之動”,物極必反,君王對人民越是統治,越是得不到想要的結果,而莊子則強調越是以人(人為)滅天(自然本性),越是痛苦和不幸。《莊子·至樂》有個故事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魯侯用他認為的最好方式對待海鳥,卻不知他以為的好並不適用於海鳥,結果海鳥不僅不享福反而三天就死了。

同理,政府如果不是“在宥”天下,而是以法律、制度“治天下”,把法典強加於個人的話,也會如此適得其反。不治之治才是最好的治。

“無情”莊子

莊子妻死,惠施去弔喪,卻看到莊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施說,你太過分了!莊子卻說:“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莊子·至樂》)也就是說,人的生死如同四季運行一樣,而死亡不過是復歸。人家已靜靜地安息於大自然中,而我還再啼哭,這豈不是不通情理嗎?

莊子認為,聖人對萬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所以無情。這不是說聖人沒有情感,而是不為情所擾。因此,聖人不會被外界事物所左右,他的幸福也不受外界事物的限制,以此得到絕對幸福。

得到絕對幸福,即人與宇宙的同一,就需要更高層次的知識和理解。《莊子·逍遙遊》裡說列子能夠乘風而行。當他還依賴風“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此時的幸福還是相對的,當他“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時,超越了自己與世界的區別,“我”與“非我”的區別,得到絕對的幸福,成為至人、神人、聖人。

莊子相對論

由於每個人的知識都有限,意見也必然是片面的。但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總是自以為是而別人是錯的,莊子認為,這樣的人都是井底之蛙。他認為,是、非的概念都是每人各自建立在自己的有限的觀點上的,這些觀點都是相對的。事物永遠在變化,而且有許多方面。對於同一事物可以有許多觀點。只有假定有一個站得更高的觀點接受這個假定,從一個更高的觀點看事物,即道的觀點,才能超越有限的觀點,莊子將這個方法叫做“照之於天”。猶如站在圓心上,理解在圓周上運動著的一切,但是自己並不參加這些運動。只有這樣超越了有限到達了無限,人才能變成至人。

同樣,“我”與“非我”的區別也是相對的,二者通為“一”。“一”是不可言說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如果“一”對它有所思議,它就變成存在於這個思議、言說的人之外的東西了,就不是真正的“一”了。

得道的人會忘了事物的一切區別,只有混沌的“一”,而他就生活在其中。如何超越並且忘記事物的區別?答案是:棄知。這也是道家求得“內聖”之道的方法。聖人的境界,道家稱之為“不知之知”。這和“無知”不同。“無知”是什麼都不知道,而“不知”則是先經過有知後再忘記了知識。

先秦道家一直關注全生避害,但是沒有解答如何能做到。莊子如此解答:在真正的聖人那裡,這已經不稱其為問題。看似莊子解答了,其實,他只是取消了這個問題,他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具體途徑,而是賦予了人們一種觀念:既然生死相同、得失相等,那麼又有什麼好孜孜以求的呢?而這正是哲學的方法。

3.萬物“獨化”主理派

“新道家”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紀的“玄學”。《老子》第一章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這個名稱表明它是道家的香火。

秦國征服六國,靠的是以法家哲學為基礎的殘酷無情。秦亡後,漢武帝宣佈,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韓非以及蘇秦、張儀之學的人一律不準舉為賢良做官。(見《漢書·武帝紀》)法家變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與法家距離最遠的是儒家和道家,形勢顯然有利於儒家和道家。而道家“無為”的哲學正好符合漢初統治者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的需要。

漢朝初期,所謂“黃老之學”的道家十分盛行。漢亡後,中國又陷入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隋朝統一全國才告結束。中間長達四個世紀,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又稱“南北朝”。這段時期的政治、社會都非常黑暗,但這個時期又達到了一個文化的高峰,比如詩歌、繪畫、書法以及哲學等。這個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想,馮友蘭先生將之命名為“新道家”。

萬物“獨化”

有些新道家,儘管是道家,卻認為孔子甚至比老子、莊子更偉大。他們認為,孔子沒有說“忘”,因為他已經忘了“忘”;孔子也沒有說“無慾”,因為他已經無慾於無慾。對於一些重要的儒家經典,新道家在接受過程中按照老子、莊子的精神對它們重新做了解釋。

新道家唯理派的代表是向秀、郭象。他們都是河南人,是玄學和清談的大師,兩人都寫了《莊子注》,思想大都相同,後來,這兩部“注”可能就合成了一部書。

向郭對於老子、莊子原來的道家學說做了若干極重要的修正。第一個修正是,道是真正的無。老子也說道是無,但這個“無”還是“無名”。就是說,道不是一物,所以不可名。但是向郭以為,先秦道家所說的道生萬物,不過是說萬物自生。在他們的體系中,“天”或“天地”才是最重要的觀念。天是萬物的總名,所以是一切存在的全體。從天的觀點看萬物,使自己與天同一,也就是超越萬物及其差別。用新道家的話說,就是“超乎形象”。萬物自生,向郭謂之“獨化”。這個理論認為,萬物不是任何造物主所造的,只要一定的條件或環境出現了,物就必然產生。也即是說,物是一般的條件造成的,不是任何另外特殊的物造成的。可是物與物之間是存在關係的,而且這些關係都是必要的。也就是“脣齒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的道理。

同樣,社會也是如此。向郭不像老莊那樣,反對制度和道德本身。他們只反對過時的制度和道德。但有了社會形勢變化的這個新條件後,新的制度和道德就和萬物一樣自生了。形勢變了,制度和道德應當隨之而變。如果不變,“即為民妖”,成為人為的桎梏。任新制度和道德自己發展,就是順著天和自然,就是無為,反對它們就是有為。

老莊主張棄知,因之也攻擊以知識分子形象出現在社會上的“聖人”。但向郭沒有反對這樣的人,他們反對的是那些企圖模仿聖人的人。孔子生來就是孔子,莊子生來就是莊子。模仿他們就是東施效顰,不僅無益,而且有害,會喪失自己的自然本性。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任我”,這也就是實踐“無為”。

一個人若能真正“任我”,就意味著他已經能夠懂得“齊物”(即萬物同等),能夠從更高的觀點看萬物了,也就能享受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幸福。

4.任性“風流”主情派

漢朝尊儒學,在審美上講究莊嚴、雄偉的品相,而魏晉玄學大熾,審美上講究“風流”。“風流”是一種品格,也就是向秀與郭象闡釋的超越事物差別之心的人。秉承了道家的汪洋恣意、天馬行空、無所羈絆的風格。文雅也是“風流”的特徵之一。

“風流”還表現在,魏晉的新道家經常和他們的佛教朋友展開“最強大腦”的談話。言簡意賅,涵義無窮,這種對談只能在智商高的人之間進行。《世說新語》記載了許多這樣的清談。

《列子》的《楊朱》

首先講一講道家著作《列子》中的《楊朱》。此《楊朱》並不代表先秦那個真正的楊朱。這個假冒的“楊朱”強調人活著應當任從他自己的理性或衝動,不應當遵從當時的風俗和道德。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應當任“自然”,不應當循“名教”。這個觀點是新道家的共識,但是新道家的主理派強調遵從理性而生,《楊朱》等代表的主情派強調任從衝動而生。

任從衝動,在《楊朱》中以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但“風流”卻超越了這樣的肉體快樂。主情派主張帶著一顆玄心追求更高雅的快樂。這種超越感是風流品格的本質。《世說》記載了當時“名士”的許多“風流”行為,有些甚至流芳千古。比如王子猷雪夜忽然想起朋友戴安道,“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任誕》)要的就是興之所至。再比如,“竹林七賢”的阮籍(210年~263年),性情放誕不拘一格。不僅會在當街酒醉後就在賣酒美婦身邊躺下呼呼大睡,而且與友人聚會時以大甕盛酒,相向大酌。有群豬過來,直接上去共飲。阮籍與豬同飲,正說明玄學家們追求的物我無別、物我同等。這就是“風流”的品格。這種品格超越了單純的肉體和性的快感,成為一種藝術行為。

“風流”就是新道家追求的超越肉體的妙賞能力,它來自於“自然”,“自然”反對“名教”,“名教”是儒家的古典傳統。新儒家就是在“名教”中尋求快樂,而新道家則在“自然”中尋找快樂。

新道家強調“風流”同時又強調不為情所累。他們贊同莊子說的“聖人無情”,主張“以理化情”。

《世說》記載許多“無情”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謝安(320年~385年)的故事。他任晉朝丞相時,北方的秦國大舉攻晉。謝安的侄兒謝玄領兵迎戰。公元383年,謝玄大破秦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捷報傳來時,謝安正在和朋友下棋。他拆信看了後,不動聲色繼續下棋。朋友忍不住問前線來了什麼消息。謝安平靜地說道:“小兒輩大破賊。”(《世說·雅量》)

新道家的代表之一何晏(249年卒)認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另外一個代表王弼則認為,聖人跟普通人一樣也有五情,但“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也就是說,聖人有情而無累。《世說》記載“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234年~305年)的一個故事:王戎喪兒,“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日:‘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傷逝》)。王戎的這番話,很好地說明了,為什麼新道家有許多人是主情派。可是他們的動情往往都不是為了某種個人的得失,而在於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

因為這種不拘泥於小我的“情”和對形而上的追問,使得魏晉“風流”成為一種讓知識分子嚮往的風格:用赤子之心追求放誕不羈,用放誕不羈追求宇宙終極。

"

相關推薦

推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