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裡是小播讀書，今天讓我們繼續共讀《中國哲學簡史》，今天要帶大家瞭解的是：陸九淵和王陽明的心學思想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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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們講了新儒家的程朱理學，接下來，讓我們繼續瞭解新儒家的另外一個重要思想學派：王陸學派，也稱為心學，它是由程顥開創，陸九淵繼承，並最後由王守仁（王陽明）完成的。接下來，讓我們分別簡介紹陸九淵和王陽明。

（陸九淵 和 王陽明）

陸九淵，於1139年出生於撫州金溪，也就是今天江西省的金溪縣一帶。他是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他因為講學於象山書院，所以被稱之為“象山先生”，也有學者稱之為“陸象山”。陸九淵為宋明兩代“心學” 的開山之祖，與朱熹齊名，也與朱熹是很好的朋友，但他們的思想並不相同，這個我們後面會講到。陸九淵的代表著作是《象山先生全集》。

陸九淵的心學思想融合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和“良知”、“良能”的觀點，所謂心既是孟子所說的我，認為我生萬物生，我死萬物死。提出“心即理”的哲學命題，形成一個新的學派：“心學”。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實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認為心即理是永恆不變的。

陸九淵認為治學的方法，主要是“發明本心”，不必多讀書外求，“尊德性，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意思是：不管做人還是做學問，應該遵從德行第一的原則，而做學問假如想要求得根本，就不要拘泥於對古代經書的追根究底，而是要另闢蹊徑，所謂的六經都是為我做註腳的。這也深刻體現了陸九淵的思辨精神。

陸九淵是中國南宋時期最富有個性的哲學思想家和文化教育家，在程朱理學集大成之際，他以高度的學術責任感和深邃的理論洞察力，最早發現了理學內化道路潛在的支離傾向和教條隱患，成功地開拓出一條自吾心上達宇宙的外化道路，為宋明新儒學思潮從朱子學到陽明學的心學轉向創造了必要的學術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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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也就是我們熟知的王陽明，繼承並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思想，構建了更加完整的心學體系。王陽明也是心學集大成者，後世將陸九淵和王陽明的心學思想統稱為“陸王學派”，對後世影響極大。

王陽明出生於1472年，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軍事家。王陽明出身於浙江餘姚一個顯赫的家庭，父親王華是成化十七年的狀元，官至南京吏部尚書，但王陽明其實一生坎坷，多次差點死於大難。

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強調“心即理”的思想，並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致良知”，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與行的關係上，強調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則不能算真知。陽明心學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學說之一，後傳於日本，對日本及東亞都有較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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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王心學的“心即理”和程朱理學的“性即理”，這兩句話雖然只有一個字的區別，但卻是他們兩派哲學思想的根本區別。前面我們講到，在朱熹的系統中，認為心是理的具體化，也是氣的具體化，所以心與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於是朱熹就只能說性即理，而不能說心即理。但是在陸九淵的系統中，剛好相反，認為心即理，他以為在心、性之間做出區別，純粹是文字上的區別。關於這樣文字上的區別，他在的《象山先生全集》中說：“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

在朱熹看來，實在有兩個世界，一個是抽象的，一個是具體的。在陸九淵看來，實在只有一個世界，它就是心（個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但這個具體的心是什麼，在王陽明的思想哲學中進行了具體的闡述。王陽明早年其實是信奉的程朱理學思想，他要尋求世間萬物的知，所以去格物致知。後來因為仕途不順，還被髮配到貴州偏遠的龍泉驛，在那裡有產生了頓悟，稱為“龍場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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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明心學的思想中，宇宙是一個精神的整體，其中只有一個世界，就是我們自己經驗到的這個具體的實際世界。這樣，當然就沒有，朱熹如此著重強調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王陽明也主張心即理。

他說：“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意思是：你自己內心裡最真實的想法就是真理，天下還有許多不同於你想法的事，難道那就是不同於你想法的道理嗎？

根據朱熹的系統，那就只能說，因有孝之理，故有孝親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過來說。但是王陽明所說的，恰恰是反過來說。根據朱熹的系統，一切理都是永恆地在那裡，無論有沒有心，理照樣在那裡。但根據王陽明的系統，則如果沒有心，也就沒有理。如此，則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王陽明的思想體系中，最終可以歸結為三個字：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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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聊聊王陽明的“致良知”是什麼意思。

《大學》有所謂“三綱領”和“八條目”。其中三綱領是：“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於至善。”王陽明將“大學”定義為“大人之學”。關於“明明德”，他寫道：“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關於“親民”，他寫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物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關於“止於至善”，他寫道：“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現，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所以提出了他的著名思想：致良知。

王陽明將“三綱領”歸結為“一綱領”就是：“明明德。”明德，不過就是人的本性。一切人，無論善惡，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慾並不能完全矇蔽此心，在我們對事物做出直接的本能的反應時，此心就總是自己把自己顯示出來。“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就是說明這一點的好例。我們對事物的最初反應，使我們自然而自發地知道是為是，非為非。這種知，是我們本性的表現，王守仁稱之為“良知”。我們需要做的一切，不過是遵從這種知的指示，毫不猶豫地前進。因為如果我們要尋找藉口，不去立即遵行這些指示，那就是對於良知有所增損，因而也就喪失至善了。這種尋找藉口的行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

他認為人人有做聖人的潛能。他可能成為實際的聖人，只要他遵從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換句話說，他需要做的，是將他的良知付諸實踐，或者用王守仁的術語說，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學的中心觀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講這三個字。

這裡所說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識，也指最高本體。他認為，良知人人具有，個個自足，是一種不假外力的內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將良知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過程，因而也就是自覺之知與推致知行合一的過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鍊，見諸客觀實際。“致良知”即是在實際行動中實現良知，知行合一。

致良知與“八條目”

《大學》中的八條目包括：致知、格物、誠信、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照王陽明的說法，“致知”就是“致良知”。自我的修養，不過是遵從自己的良知而行。對於“格物”的解釋，王陽明和程頤、朱熹都不相同。王陽明說：“格者，正也”，“物者，事也”。他以為，致良知不能用佛家沉思默慮的方法。致良知，必須通過處理普通事務的日常經驗。

“誠意”、“正心”。按王陽明的說法，誠意就是正事、致良知，皆以至誠行之。如果我們尋找藉口，不遵從良知的指示，我們的意就不誠。這種不誠，與程顥、王陽明所說的“自私用智”是一回事。意誠，則心正；正心，也無非是誠意。

其餘四步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按照王陽明的說法，修身同樣是致良知。因為不致良知，怎麼能修身呢？在修身之中，除了致良知，還有什麼可做呢？致良知，就必須親民；在親民之中，除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有什麼可做呢？如此，“八條目”可以最終歸結為“一條目”，就是“致良知”。

王陽明認為良知不過是我們心的內在光明，宇宙本有的統一，也就是《大學》所說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這樣，全部的《大學》在王陽明看來就可以歸結為一句話：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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