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隊的夏天》收官：搖滾樂正變得碎片化？'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刺蝟樂隊在《樂夏》演出。
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關於搖滾樂十分典型的象徵，即曾經經典意義上的搖滾樂輝煌不再，並且似乎再也難以復現。這種氣氛如同一股強烈的潛流蔓延在《樂隊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節目中頗有張力的一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經典搖滾理解的專業樂迷評委們，始終無法拋棄傳統標準，來接受節目中許多樂隊的“出軌”。
香港著名音樂人陳少寶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北京發展，見證了當時北京地下搖滾樂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傳《音樂狂人》中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裡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衝勁。”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刺蝟樂隊在《樂夏》演出。
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關於搖滾樂十分典型的象徵，即曾經經典意義上的搖滾樂輝煌不再，並且似乎再也難以復現。這種氣氛如同一股強烈的潛流蔓延在《樂隊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節目中頗有張力的一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經典搖滾理解的專業樂迷評委們，始終無法拋棄傳統標準，來接受節目中許多樂隊的“出軌”。
香港著名音樂人陳少寶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北京發展，見證了當時北京地下搖滾樂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傳《音樂狂人》中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裡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衝勁。”
《音樂狂人》
作者：陳少寶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正是這些搖滾樂史與實踐，塑造了《樂隊的夏天》中專業評委們關於搖滾樂的理解和想象。這一“古典”，或說是“保守”的看法，使專業樂迷們遭到大張偉以及普通樂迷的反對。大張偉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聽眾們一個典型看法，即音樂不必為各種標籤或圈子所束縛，否則難以進步。而在《樂隊的夏天》中，100名普通樂迷們投票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你是否喜歡樂隊的表演”。但就如張亞東曾指出的，這其實是聽流行樂的方式，對於搖滾樂它存在很大侷限性。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刺蝟樂隊在《樂夏》演出。
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關於搖滾樂十分典型的象徵，即曾經經典意義上的搖滾樂輝煌不再，並且似乎再也難以復現。這種氣氛如同一股強烈的潛流蔓延在《樂隊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節目中頗有張力的一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經典搖滾理解的專業樂迷評委們，始終無法拋棄傳統標準，來接受節目中許多樂隊的“出軌”。
香港著名音樂人陳少寶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北京發展，見證了當時北京地下搖滾樂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傳《音樂狂人》中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裡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衝勁。”
《音樂狂人》
作者：陳少寶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正是這些搖滾樂史與實踐，塑造了《樂隊的夏天》中專業評委們關於搖滾樂的理解和想象。這一“古典”，或說是“保守”的看法，使專業樂迷們遭到大張偉以及普通樂迷的反對。大張偉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聽眾們一個典型看法，即音樂不必為各種標籤或圈子所束縛，否則難以進步。而在《樂隊的夏天》中，100名普通樂迷們投票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你是否喜歡樂隊的表演”。但就如張亞東曾指出的，這其實是聽流行樂的方式，對於搖滾樂它存在很大侷限性。
涅槃樂隊。
在搖滾樂中，很多歌並“不好聽”。各種重金屬搖滾（Heavy metal）、華麗搖滾（Glam Rock）或是垃圾搖滾（Grunge Rock）中，組成一首歌的詞、曲和唱有時難以平衡，甚至出現嘶吼、走音跑調和各種臨場發揮的狀況。這也是許多人在聽搖滾樂時的感受：這些人到底會不會唱歌？涅槃樂隊（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的唱法就十分特殊，其中摻雜著各種嘶吼。在《樂隊的夏天》中，新褲子主唱彭磊也曾使用過這一唱法。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混亂、嘈雜和嘶吼，也是搖滾樂的一部分。在《春歌叢臺上：對話33位音樂人》中，就有音樂人指出，當下一些音樂綜藝通過後期修音把一些樂隊演唱中的“瑕疵”修掉，但許多朋克樂隊有意通過這些跑調和瑕疵來表達某些觀念。
後現代與碎片化
搖滾精神碎片化？但這不一定是壞事
與古典或流行音樂不同，搖滾樂“混亂”的表演，從歌詞曲到舞臺表現（摔吉他等行為），本身就是組成搖滾樂的重要形式。而在《樂隊的夏天》中，這些特質都只得到十分有限的展現，畢竟，這是一檔經過精心設計和製作的娛樂節目，同時它也處在當下權力和市場的網中。
一個細節就反映出了這些問題，在《樂隊的夏天》中，好幾支樂隊的歌詞都被改過，如旅行團樂隊的《Bye Bye》中，原本的“bye bye主義的世界”被改為“bye bye狹義的世界”；新褲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熱》中“被社會傷害的人們”被改成“不能再見的朋友”……
這正說明搖滾樂在當下面臨著更為複雜的挑戰。“魔巖三傑”之一的張楚在《春歌叢臺上》接受訪問時也指出，音樂的商業表現同樣是評價音樂好不好的標準，尤其在今天，在很多人眼中，音樂不再是藝術品而是日常品。就與曾經所有“經典”的藝術（搖滾樂或許甚至不願稱自己為“藝術”）一樣，在這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消費與娛樂至上的時代中，所有音樂都在被以流行樂的方式製作、傳播和再生產，而流行樂的一個最大特點便是：其對於聽眾最大公約數的依賴。為了實現更廣的傳播，經常出現模仿、複製和各種套路，最後耗盡其內在的精神。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刺蝟樂隊在《樂夏》演出。
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關於搖滾樂十分典型的象徵，即曾經經典意義上的搖滾樂輝煌不再，並且似乎再也難以復現。這種氣氛如同一股強烈的潛流蔓延在《樂隊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節目中頗有張力的一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經典搖滾理解的專業樂迷評委們，始終無法拋棄傳統標準，來接受節目中許多樂隊的“出軌”。
香港著名音樂人陳少寶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北京發展，見證了當時北京地下搖滾樂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傳《音樂狂人》中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裡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衝勁。”
《音樂狂人》
作者：陳少寶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正是這些搖滾樂史與實踐，塑造了《樂隊的夏天》中專業評委們關於搖滾樂的理解和想象。這一“古典”，或說是“保守”的看法，使專業樂迷們遭到大張偉以及普通樂迷的反對。大張偉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聽眾們一個典型看法，即音樂不必為各種標籤或圈子所束縛，否則難以進步。而在《樂隊的夏天》中，100名普通樂迷們投票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你是否喜歡樂隊的表演”。但就如張亞東曾指出的，這其實是聽流行樂的方式，對於搖滾樂它存在很大侷限性。
涅槃樂隊。
在搖滾樂中，很多歌並“不好聽”。各種重金屬搖滾（Heavy metal）、華麗搖滾（Glam Rock）或是垃圾搖滾（Grunge Rock）中，組成一首歌的詞、曲和唱有時難以平衡，甚至出現嘶吼、走音跑調和各種臨場發揮的狀況。這也是許多人在聽搖滾樂時的感受：這些人到底會不會唱歌？涅槃樂隊（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的唱法就十分特殊，其中摻雜著各種嘶吼。在《樂隊的夏天》中，新褲子主唱彭磊也曾使用過這一唱法。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混亂、嘈雜和嘶吼，也是搖滾樂的一部分。在《春歌叢臺上：對話33位音樂人》中，就有音樂人指出，當下一些音樂綜藝通過後期修音把一些樂隊演唱中的“瑕疵”修掉，但許多朋克樂隊有意通過這些跑調和瑕疵來表達某些觀念。
後現代與碎片化
搖滾精神碎片化？但這不一定是壞事
與古典或流行音樂不同，搖滾樂“混亂”的表演，從歌詞曲到舞臺表現（摔吉他等行為），本身就是組成搖滾樂的重要形式。而在《樂隊的夏天》中，這些特質都只得到十分有限的展現，畢竟，這是一檔經過精心設計和製作的娛樂節目，同時它也處在當下權力和市場的網中。
一個細節就反映出了這些問題，在《樂隊的夏天》中，好幾支樂隊的歌詞都被改過，如旅行團樂隊的《Bye Bye》中，原本的“bye bye主義的世界”被改為“bye bye狹義的世界”；新褲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熱》中“被社會傷害的人們”被改成“不能再見的朋友”……
這正說明搖滾樂在當下面臨著更為複雜的挑戰。“魔巖三傑”之一的張楚在《春歌叢臺上》接受訪問時也指出，音樂的商業表現同樣是評價音樂好不好的標準，尤其在今天，在很多人眼中，音樂不再是藝術品而是日常品。就與曾經所有“經典”的藝術（搖滾樂或許甚至不願稱自己為“藝術”）一樣，在這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消費與娛樂至上的時代中，所有音樂都在被以流行樂的方式製作、傳播和再生產，而流行樂的一個最大特點便是：其對於聽眾最大公約數的依賴。為了實現更廣的傳播，經常出現模仿、複製和各種套路，最後耗盡其內在的精神。
《春歌叢臺上》
作者: 小鹿角APP 音樂財經 聯合出品 / 董露茜主編
版本: 東方出版社 2019年4月
美國學者迪克·赫伯迪格在其《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中指出，亞文化的風格與主流文化風格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刻意“羅織”（fabricate）出來的，帶有被建構性，因而不同於主流風格的傳統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樂就開始反對自身，諸如垃圾搖滾或迷幻搖滾的出現，如貝克（Beck）、垃圾（Garbage）、涅槃樂隊和槍炮與玫瑰（Guns N' Roses），正是為了抗議搖滾樂在日漸華麗的外形背後越來越蒼白空洞的靈魂而產生的。而正是這種自我反叛和破壞，才使得搖滾樂能夠持續地產生動力而繼續發展。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刺蝟樂隊在《樂夏》演出。
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關於搖滾樂十分典型的象徵，即曾經經典意義上的搖滾樂輝煌不再，並且似乎再也難以復現。這種氣氛如同一股強烈的潛流蔓延在《樂隊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節目中頗有張力的一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經典搖滾理解的專業樂迷評委們，始終無法拋棄傳統標準，來接受節目中許多樂隊的“出軌”。
香港著名音樂人陳少寶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北京發展，見證了當時北京地下搖滾樂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傳《音樂狂人》中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裡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衝勁。”
《音樂狂人》
作者：陳少寶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正是這些搖滾樂史與實踐，塑造了《樂隊的夏天》中專業評委們關於搖滾樂的理解和想象。這一“古典”，或說是“保守”的看法，使專業樂迷們遭到大張偉以及普通樂迷的反對。大張偉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聽眾們一個典型看法，即音樂不必為各種標籤或圈子所束縛，否則難以進步。而在《樂隊的夏天》中，100名普通樂迷們投票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你是否喜歡樂隊的表演”。但就如張亞東曾指出的，這其實是聽流行樂的方式，對於搖滾樂它存在很大侷限性。
涅槃樂隊。
在搖滾樂中，很多歌並“不好聽”。各種重金屬搖滾（Heavy metal）、華麗搖滾（Glam Rock）或是垃圾搖滾（Grunge Rock）中，組成一首歌的詞、曲和唱有時難以平衡，甚至出現嘶吼、走音跑調和各種臨場發揮的狀況。這也是許多人在聽搖滾樂時的感受：這些人到底會不會唱歌？涅槃樂隊（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的唱法就十分特殊，其中摻雜著各種嘶吼。在《樂隊的夏天》中，新褲子主唱彭磊也曾使用過這一唱法。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混亂、嘈雜和嘶吼，也是搖滾樂的一部分。在《春歌叢臺上：對話33位音樂人》中，就有音樂人指出，當下一些音樂綜藝通過後期修音把一些樂隊演唱中的“瑕疵”修掉，但許多朋克樂隊有意通過這些跑調和瑕疵來表達某些觀念。
後現代與碎片化
搖滾精神碎片化？但這不一定是壞事
與古典或流行音樂不同，搖滾樂“混亂”的表演，從歌詞曲到舞臺表現（摔吉他等行為），本身就是組成搖滾樂的重要形式。而在《樂隊的夏天》中，這些特質都只得到十分有限的展現，畢竟，這是一檔經過精心設計和製作的娛樂節目，同時它也處在當下權力和市場的網中。
一個細節就反映出了這些問題，在《樂隊的夏天》中，好幾支樂隊的歌詞都被改過，如旅行團樂隊的《Bye Bye》中，原本的“bye bye主義的世界”被改為“bye bye狹義的世界”；新褲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熱》中“被社會傷害的人們”被改成“不能再見的朋友”……
這正說明搖滾樂在當下面臨著更為複雜的挑戰。“魔巖三傑”之一的張楚在《春歌叢臺上》接受訪問時也指出，音樂的商業表現同樣是評價音樂好不好的標準，尤其在今天，在很多人眼中，音樂不再是藝術品而是日常品。就與曾經所有“經典”的藝術（搖滾樂或許甚至不願稱自己為“藝術”）一樣，在這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消費與娛樂至上的時代中，所有音樂都在被以流行樂的方式製作、傳播和再生產，而流行樂的一個最大特點便是：其對於聽眾最大公約數的依賴。為了實現更廣的傳播，經常出現模仿、複製和各種套路，最後耗盡其內在的精神。
《春歌叢臺上》
作者: 小鹿角APP 音樂財經 聯合出品 / 董露茜主編
版本: 東方出版社 2019年4月
美國學者迪克·赫伯迪格在其《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中指出，亞文化的風格與主流文化風格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刻意“羅織”（fabricate）出來的，帶有被建構性，因而不同於主流風格的傳統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樂就開始反對自身，諸如垃圾搖滾或迷幻搖滾的出現，如貝克（Beck）、垃圾（Garbage）、涅槃樂隊和槍炮與玫瑰（Guns N' Roses），正是為了抗議搖滾樂在日漸華麗的外形背後越來越蒼白空洞的靈魂而產生的。而正是這種自我反叛和破壞，才使得搖滾樂能夠持續地產生動力而繼續發展。
《亞文化：風格的意義》
作者：[美] 迪克·赫伯迪格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4月
但創新和破壞本身需要付出代價。《樂隊的夏天》中，除了一些已經名聲在外的樂隊，Click#15、九連真人、斯斯與帆、盤尼西林等新樂隊的演出機會和收入都有限。這或許正是搖滾樂在當下所面臨的最大悖論，即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赫伯迪格在總結亞文化的流變特徵時指出，從對抗到緩和、從抵抗到收編，是其難以避免的週期。對於搖滾樂而言，伴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後現代的來臨，它們曾經所需要對抗的種種有形有聲的高大敵人，已經開始以另一種形式滲透在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中：權力不再打壓它、主流商業和資本也對其伸出橄欖枝，甚至在這其中，一定的冒犯和反抗都能被接受，並且成為主流所欣賞的某種“景觀”。當樂隊選擇參與這類綜藝時，也便意味著他們需要遵守市場、娛樂、消費以及權力規則，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響甚至束縛搖滾精神。戴上“鐐銬”是否還能跳出自由的舞蹈，始終是令專業樂迷以及那些對搖滾樂有著深深期望與想象的樂迷們的焦慮所在。
伴隨著市場與娛樂發展起來的，是宏大理想與反抗的碎片化。彭磊也曾說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放棄搖滾樂，去上班和拍電影，在《生活因你而火熱》中，描述的不正是理想失落之後的茫然和投身日常生活的狀態？
從上世紀中後期開始，西方學界把漸漸出現的這個新時代稱為“後現代”，而其最典型的一個特點便是宏大敘事的破碎、整全性和同一性理想邏輯的解構以及一切堅固的偶像隨之煙消雲散。似乎一切都變“小”了，變得無處不在，就如福柯所指出的權力也開始變得如毛細血管般密密麻麻，肉眼難見。
即使在《樂隊的夏天》中被讚不絕口的幾支年輕樂隊——如盤尼西林、九連真人和Click#15——他們的搖滾樂在多元且豐富的同時，卻也失去了一些東西。雖然那些專業評委們對其愛之深，卻不能遮蔽他們同樣因為生活在當下這個瑣碎、日常、平庸的消費世界中所無法切掉的尾巴：盤尼西林繼承著英倫搖滾中的一部分精神、九連真人利用客家話唱著小人物的奮鬥與失落、Click#15則繼承了美國著名歌星Prince和邁克爾·傑克遜的魅力……我們曾經為搖滾樂所預設的許多概念、任務和形象在這裡也隨之消散，並且早已經不再是年輕樂隊們所考慮的問題了。
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也正是在這一混雜的處境中，搖滾樂一邊被解構著一邊被呼喚著。
挑戰與機遇
變動中的搖滾樂，重新賦予我們想象的能力
這也正是《樂隊的夏天》所引起的討論。它讓人們在大行其道的流行樂之外看到了不同的音樂形式、樂手和樂隊。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在其有限的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讓樂隊們展現自己的個性與魅力。在最後一期節目中，樂隊們真心地感謝《樂隊的夏天》的幫助，因為對於他們而言，被看見、被聽到本身就是生存的最基本前提。而對於一個健康的音樂生態而言——就如在《圓桌派》中二手玫瑰的主唱樑龍所說的——只有當所有音樂形式都被關注了，觀眾們才真正有了選擇的自由，也才能促進其多元發展。
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把陷入擬像（Simulacra）的消費時代稱為“玻璃屋”，人們能夠看到外面，卻又難以逃離。搖滾樂也身居其中，面對一地雞毛，它似乎開始發現自身力量的有限，以及由於人們的冷淡所引起的努力的無效。“讓我快樂一點吧”，更像是對當下搖滾樂無奈的一個寫生。而面對著這樣的“玻璃屋”，或是福柯所謂的“環形監獄”社會，改變和反抗從何而來？如何進行？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刺蝟樂隊在《樂夏》演出。
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關於搖滾樂十分典型的象徵，即曾經經典意義上的搖滾樂輝煌不再，並且似乎再也難以復現。這種氣氛如同一股強烈的潛流蔓延在《樂隊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節目中頗有張力的一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經典搖滾理解的專業樂迷評委們，始終無法拋棄傳統標準，來接受節目中許多樂隊的“出軌”。
香港著名音樂人陳少寶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北京發展，見證了當時北京地下搖滾樂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傳《音樂狂人》中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裡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衝勁。”
《音樂狂人》
作者：陳少寶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正是這些搖滾樂史與實踐，塑造了《樂隊的夏天》中專業評委們關於搖滾樂的理解和想象。這一“古典”，或說是“保守”的看法，使專業樂迷們遭到大張偉以及普通樂迷的反對。大張偉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聽眾們一個典型看法，即音樂不必為各種標籤或圈子所束縛，否則難以進步。而在《樂隊的夏天》中，100名普通樂迷們投票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你是否喜歡樂隊的表演”。但就如張亞東曾指出的，這其實是聽流行樂的方式，對於搖滾樂它存在很大侷限性。
涅槃樂隊。
在搖滾樂中，很多歌並“不好聽”。各種重金屬搖滾（Heavy metal）、華麗搖滾（Glam Rock）或是垃圾搖滾（Grunge Rock）中，組成一首歌的詞、曲和唱有時難以平衡，甚至出現嘶吼、走音跑調和各種臨場發揮的狀況。這也是許多人在聽搖滾樂時的感受：這些人到底會不會唱歌？涅槃樂隊（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的唱法就十分特殊，其中摻雜著各種嘶吼。在《樂隊的夏天》中，新褲子主唱彭磊也曾使用過這一唱法。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混亂、嘈雜和嘶吼，也是搖滾樂的一部分。在《春歌叢臺上：對話33位音樂人》中，就有音樂人指出，當下一些音樂綜藝通過後期修音把一些樂隊演唱中的“瑕疵”修掉，但許多朋克樂隊有意通過這些跑調和瑕疵來表達某些觀念。
後現代與碎片化
搖滾精神碎片化？但這不一定是壞事
與古典或流行音樂不同，搖滾樂“混亂”的表演，從歌詞曲到舞臺表現（摔吉他等行為），本身就是組成搖滾樂的重要形式。而在《樂隊的夏天》中，這些特質都只得到十分有限的展現，畢竟，這是一檔經過精心設計和製作的娛樂節目，同時它也處在當下權力和市場的網中。
一個細節就反映出了這些問題，在《樂隊的夏天》中，好幾支樂隊的歌詞都被改過，如旅行團樂隊的《Bye Bye》中，原本的“bye bye主義的世界”被改為“bye bye狹義的世界”；新褲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熱》中“被社會傷害的人們”被改成“不能再見的朋友”……
這正說明搖滾樂在當下面臨著更為複雜的挑戰。“魔巖三傑”之一的張楚在《春歌叢臺上》接受訪問時也指出，音樂的商業表現同樣是評價音樂好不好的標準，尤其在今天，在很多人眼中，音樂不再是藝術品而是日常品。就與曾經所有“經典”的藝術（搖滾樂或許甚至不願稱自己為“藝術”）一樣，在這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消費與娛樂至上的時代中，所有音樂都在被以流行樂的方式製作、傳播和再生產，而流行樂的一個最大特點便是：其對於聽眾最大公約數的依賴。為了實現更廣的傳播，經常出現模仿、複製和各種套路，最後耗盡其內在的精神。
《春歌叢臺上》
作者: 小鹿角APP 音樂財經 聯合出品 / 董露茜主編
版本: 東方出版社 2019年4月
美國學者迪克·赫伯迪格在其《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中指出，亞文化的風格與主流文化風格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刻意“羅織”（fabricate）出來的，帶有被建構性，因而不同於主流風格的傳統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樂就開始反對自身，諸如垃圾搖滾或迷幻搖滾的出現，如貝克（Beck）、垃圾（Garbage）、涅槃樂隊和槍炮與玫瑰（Guns N' Roses），正是為了抗議搖滾樂在日漸華麗的外形背後越來越蒼白空洞的靈魂而產生的。而正是這種自我反叛和破壞，才使得搖滾樂能夠持續地產生動力而繼續發展。
《亞文化：風格的意義》
作者：[美] 迪克·赫伯迪格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4月
但創新和破壞本身需要付出代價。《樂隊的夏天》中，除了一些已經名聲在外的樂隊，Click#15、九連真人、斯斯與帆、盤尼西林等新樂隊的演出機會和收入都有限。這或許正是搖滾樂在當下所面臨的最大悖論，即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赫伯迪格在總結亞文化的流變特徵時指出，從對抗到緩和、從抵抗到收編，是其難以避免的週期。對於搖滾樂而言，伴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後現代的來臨，它們曾經所需要對抗的種種有形有聲的高大敵人，已經開始以另一種形式滲透在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中：權力不再打壓它、主流商業和資本也對其伸出橄欖枝，甚至在這其中，一定的冒犯和反抗都能被接受，並且成為主流所欣賞的某種“景觀”。當樂隊選擇參與這類綜藝時，也便意味著他們需要遵守市場、娛樂、消費以及權力規則，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響甚至束縛搖滾精神。戴上“鐐銬”是否還能跳出自由的舞蹈，始終是令專業樂迷以及那些對搖滾樂有著深深期望與想象的樂迷們的焦慮所在。
伴隨著市場與娛樂發展起來的，是宏大理想與反抗的碎片化。彭磊也曾說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放棄搖滾樂，去上班和拍電影，在《生活因你而火熱》中，描述的不正是理想失落之後的茫然和投身日常生活的狀態？
從上世紀中後期開始，西方學界把漸漸出現的這個新時代稱為“後現代”，而其最典型的一個特點便是宏大敘事的破碎、整全性和同一性理想邏輯的解構以及一切堅固的偶像隨之煙消雲散。似乎一切都變“小”了，變得無處不在，就如福柯所指出的權力也開始變得如毛細血管般密密麻麻，肉眼難見。
即使在《樂隊的夏天》中被讚不絕口的幾支年輕樂隊——如盤尼西林、九連真人和Click#15——他們的搖滾樂在多元且豐富的同時，卻也失去了一些東西。雖然那些專業評委們對其愛之深，卻不能遮蔽他們同樣因為生活在當下這個瑣碎、日常、平庸的消費世界中所無法切掉的尾巴：盤尼西林繼承著英倫搖滾中的一部分精神、九連真人利用客家話唱著小人物的奮鬥與失落、Click#15則繼承了美國著名歌星Prince和邁克爾·傑克遜的魅力……我們曾經為搖滾樂所預設的許多概念、任務和形象在這裡也隨之消散，並且早已經不再是年輕樂隊們所考慮的問題了。
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也正是在這一混雜的處境中，搖滾樂一邊被解構著一邊被呼喚著。
挑戰與機遇
變動中的搖滾樂，重新賦予我們想象的能力
這也正是《樂隊的夏天》所引起的討論。它讓人們在大行其道的流行樂之外看到了不同的音樂形式、樂手和樂隊。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在其有限的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讓樂隊們展現自己的個性與魅力。在最後一期節目中，樂隊們真心地感謝《樂隊的夏天》的幫助，因為對於他們而言，被看見、被聽到本身就是生存的最基本前提。而對於一個健康的音樂生態而言——就如在《圓桌派》中二手玫瑰的主唱樑龍所說的——只有當所有音樂形式都被關注了，觀眾們才真正有了選擇的自由，也才能促進其多元發展。
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把陷入擬像（Simulacra）的消費時代稱為“玻璃屋”，人們能夠看到外面，卻又難以逃離。搖滾樂也身居其中，面對一地雞毛，它似乎開始發現自身力量的有限，以及由於人們的冷淡所引起的努力的無效。“讓我快樂一點吧”，更像是對當下搖滾樂無奈的一個寫生。而面對著這樣的“玻璃屋”，或是福柯所謂的“環形監獄”社會，改變和反抗從何而來？如何進行？
大張偉在《樂隊的夏天》，讓彭磊（新褲子樂隊主唱）接著“躁”。
最終我們發現，只能從面對每一處不斷（再）生產的破碎、無聊和日常開始。就如匈牙利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在其《日常生活》中所指出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複性思維以及其重複性實踐往往會對創造力造成磨損與壓抑，最終消滅個性，而形成某種平面化的單調世界；而無論是消費還是娛樂，它們同樣都對創造性與個性造成威脅甚至破壞。對整合性的權力而言，這是治理術所能規訓出的最好的統治狀態。而搖滾樂與這一狀態截然相悖，因此必然會遭到壓制或閹割，但與此同時，也便發掘出了搖滾樂最迷人和最具力量的地方：它能夠揭示庸俗和單調背後的死氣沉沉，也能夠發現謊言的面孔。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刺蝟樂隊在《樂夏》演出。
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關於搖滾樂十分典型的象徵，即曾經經典意義上的搖滾樂輝煌不再，並且似乎再也難以復現。這種氣氛如同一股強烈的潛流蔓延在《樂隊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節目中頗有張力的一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經典搖滾理解的專業樂迷評委們，始終無法拋棄傳統標準，來接受節目中許多樂隊的“出軌”。
香港著名音樂人陳少寶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北京發展，見證了當時北京地下搖滾樂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傳《音樂狂人》中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裡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衝勁。”
《音樂狂人》
作者：陳少寶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正是這些搖滾樂史與實踐，塑造了《樂隊的夏天》中專業評委們關於搖滾樂的理解和想象。這一“古典”，或說是“保守”的看法，使專業樂迷們遭到大張偉以及普通樂迷的反對。大張偉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聽眾們一個典型看法，即音樂不必為各種標籤或圈子所束縛，否則難以進步。而在《樂隊的夏天》中，100名普通樂迷們投票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你是否喜歡樂隊的表演”。但就如張亞東曾指出的，這其實是聽流行樂的方式，對於搖滾樂它存在很大侷限性。
涅槃樂隊。
在搖滾樂中，很多歌並“不好聽”。各種重金屬搖滾（Heavy metal）、華麗搖滾（Glam Rock）或是垃圾搖滾（Grunge Rock）中，組成一首歌的詞、曲和唱有時難以平衡，甚至出現嘶吼、走音跑調和各種臨場發揮的狀況。這也是許多人在聽搖滾樂時的感受：這些人到底會不會唱歌？涅槃樂隊（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的唱法就十分特殊，其中摻雜著各種嘶吼。在《樂隊的夏天》中，新褲子主唱彭磊也曾使用過這一唱法。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混亂、嘈雜和嘶吼，也是搖滾樂的一部分。在《春歌叢臺上：對話33位音樂人》中，就有音樂人指出，當下一些音樂綜藝通過後期修音把一些樂隊演唱中的“瑕疵”修掉，但許多朋克樂隊有意通過這些跑調和瑕疵來表達某些觀念。
後現代與碎片化
搖滾精神碎片化？但這不一定是壞事
與古典或流行音樂不同，搖滾樂“混亂”的表演，從歌詞曲到舞臺表現（摔吉他等行為），本身就是組成搖滾樂的重要形式。而在《樂隊的夏天》中，這些特質都只得到十分有限的展現，畢竟，這是一檔經過精心設計和製作的娛樂節目，同時它也處在當下權力和市場的網中。
一個細節就反映出了這些問題，在《樂隊的夏天》中，好幾支樂隊的歌詞都被改過，如旅行團樂隊的《Bye Bye》中，原本的“bye bye主義的世界”被改為“bye bye狹義的世界”；新褲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熱》中“被社會傷害的人們”被改成“不能再見的朋友”……
這正說明搖滾樂在當下面臨著更為複雜的挑戰。“魔巖三傑”之一的張楚在《春歌叢臺上》接受訪問時也指出，音樂的商業表現同樣是評價音樂好不好的標準，尤其在今天，在很多人眼中，音樂不再是藝術品而是日常品。就與曾經所有“經典”的藝術（搖滾樂或許甚至不願稱自己為“藝術”）一樣，在這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消費與娛樂至上的時代中，所有音樂都在被以流行樂的方式製作、傳播和再生產，而流行樂的一個最大特點便是：其對於聽眾最大公約數的依賴。為了實現更廣的傳播，經常出現模仿、複製和各種套路，最後耗盡其內在的精神。
《春歌叢臺上》
作者: 小鹿角APP 音樂財經 聯合出品 / 董露茜主編
版本: 東方出版社 2019年4月
美國學者迪克·赫伯迪格在其《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中指出，亞文化的風格與主流文化風格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刻意“羅織”（fabricate）出來的，帶有被建構性，因而不同於主流風格的傳統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樂就開始反對自身，諸如垃圾搖滾或迷幻搖滾的出現，如貝克（Beck）、垃圾（Garbage）、涅槃樂隊和槍炮與玫瑰（Guns N' Roses），正是為了抗議搖滾樂在日漸華麗的外形背後越來越蒼白空洞的靈魂而產生的。而正是這種自我反叛和破壞，才使得搖滾樂能夠持續地產生動力而繼續發展。
《亞文化：風格的意義》
作者：[美] 迪克·赫伯迪格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4月
但創新和破壞本身需要付出代價。《樂隊的夏天》中，除了一些已經名聲在外的樂隊，Click#15、九連真人、斯斯與帆、盤尼西林等新樂隊的演出機會和收入都有限。這或許正是搖滾樂在當下所面臨的最大悖論，即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赫伯迪格在總結亞文化的流變特徵時指出，從對抗到緩和、從抵抗到收編，是其難以避免的週期。對於搖滾樂而言，伴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後現代的來臨，它們曾經所需要對抗的種種有形有聲的高大敵人，已經開始以另一種形式滲透在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中：權力不再打壓它、主流商業和資本也對其伸出橄欖枝，甚至在這其中，一定的冒犯和反抗都能被接受，並且成為主流所欣賞的某種“景觀”。當樂隊選擇參與這類綜藝時，也便意味著他們需要遵守市場、娛樂、消費以及權力規則，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響甚至束縛搖滾精神。戴上“鐐銬”是否還能跳出自由的舞蹈，始終是令專業樂迷以及那些對搖滾樂有著深深期望與想象的樂迷們的焦慮所在。
伴隨著市場與娛樂發展起來的，是宏大理想與反抗的碎片化。彭磊也曾說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放棄搖滾樂，去上班和拍電影，在《生活因你而火熱》中，描述的不正是理想失落之後的茫然和投身日常生活的狀態？
從上世紀中後期開始，西方學界把漸漸出現的這個新時代稱為“後現代”，而其最典型的一個特點便是宏大敘事的破碎、整全性和同一性理想邏輯的解構以及一切堅固的偶像隨之煙消雲散。似乎一切都變“小”了，變得無處不在，就如福柯所指出的權力也開始變得如毛細血管般密密麻麻，肉眼難見。
即使在《樂隊的夏天》中被讚不絕口的幾支年輕樂隊——如盤尼西林、九連真人和Click#15——他們的搖滾樂在多元且豐富的同時，卻也失去了一些東西。雖然那些專業評委們對其愛之深，卻不能遮蔽他們同樣因為生活在當下這個瑣碎、日常、平庸的消費世界中所無法切掉的尾巴：盤尼西林繼承著英倫搖滾中的一部分精神、九連真人利用客家話唱著小人物的奮鬥與失落、Click#15則繼承了美國著名歌星Prince和邁克爾·傑克遜的魅力……我們曾經為搖滾樂所預設的許多概念、任務和形象在這裡也隨之消散，並且早已經不再是年輕樂隊們所考慮的問題了。
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也正是在這一混雜的處境中，搖滾樂一邊被解構著一邊被呼喚著。
挑戰與機遇
變動中的搖滾樂，重新賦予我們想象的能力
這也正是《樂隊的夏天》所引起的討論。它讓人們在大行其道的流行樂之外看到了不同的音樂形式、樂手和樂隊。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在其有限的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讓樂隊們展現自己的個性與魅力。在最後一期節目中，樂隊們真心地感謝《樂隊的夏天》的幫助，因為對於他們而言，被看見、被聽到本身就是生存的最基本前提。而對於一個健康的音樂生態而言——就如在《圓桌派》中二手玫瑰的主唱樑龍所說的——只有當所有音樂形式都被關注了，觀眾們才真正有了選擇的自由，也才能促進其多元發展。
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把陷入擬像（Simulacra）的消費時代稱為“玻璃屋”，人們能夠看到外面，卻又難以逃離。搖滾樂也身居其中，面對一地雞毛，它似乎開始發現自身力量的有限，以及由於人們的冷淡所引起的努力的無效。“讓我快樂一點吧”，更像是對當下搖滾樂無奈的一個寫生。而面對著這樣的“玻璃屋”，或是福柯所謂的“環形監獄”社會，改變和反抗從何而來？如何進行？
大張偉在《樂隊的夏天》，讓彭磊（新褲子樂隊主唱）接著“躁”。
最終我們發現，只能從面對每一處不斷（再）生產的破碎、無聊和日常開始。就如匈牙利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在其《日常生活》中所指出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複性思維以及其重複性實踐往往會對創造力造成磨損與壓抑，最終消滅個性，而形成某種平面化的單調世界；而無論是消費還是娛樂，它們同樣都對創造性與個性造成威脅甚至破壞。對整合性的權力而言，這是治理術所能規訓出的最好的統治狀態。而搖滾樂與這一狀態截然相悖，因此必然會遭到壓制或閹割，但與此同時，也便發掘出了搖滾樂最迷人和最具力量的地方：它能夠揭示庸俗和單調背後的死氣沉沉，也能夠發現謊言的面孔。
《日常生活》
作者：阿格妮絲·赫勒 著
譯者：衣俊卿
版本：重慶出版社 2010年
搖滾樂以或嚴肅、或憤怒、或輕鬆戲謔的態度告訴我們“皇帝沒穿衣服”。赫伯迪格提醒道，“武器才是亞文化的本質”，一旦它失去了這一內核，也往往意味著死亡。而在當下，如何使用這一“武器”的方式已經改變。
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裡，每個人都開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自己對於開放性的追求和努力。或許也就如福柯所說的，它最終將變成一種“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狀態。《樂隊的夏天》本身就是娛樂節目中的“異類”，而也正是它的這一不同才使其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力量，這是它的抱負所在。
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人們藉助搖滾樂想象，藉助它紓解心中的情感、苦悶與憤怒，也曾藉助搖滾樂希望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無論如何，它始終都是單調與貧乏日常生活中的一根“刺”，提醒著另一種可能的存在，“不一樣”的體驗，關於個性、關於冒犯，關於對一個更好的世界和社會的想象的能力。而就如約翰·列儂在《Imagine》中所唱的：“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剛剛過去的週末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收官。它可能是這個夏天口碑最好的綜藝，如果未來我們回望中國搖滾樂的歷史，或許這個夏天會有屬於它的一點色彩。
稍晚於西方搖滾，中國搖滾於20世紀80年代興起，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搖滾樂強烈的節奏吸引了許多年輕樂迷的注意，其內在“反叛”理念更受到了追捧。然而突破常規並不容易，想要一直保持反叛性更是難上加難。曾經最躁的搖滾樂，也在邁入新千年後逐漸消沉下來。
新褲子樂隊獲得hot5第一名。
自然，《樂隊的夏天》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將搖滾和樂隊重新帶回公眾視野，一度顯得沉寂落寞的樂隊們煥發了生機。《樂隊的夏天》剛剛開播時，輿論不乏質疑之聲，就連節目組本身對於搖滾與綜藝的碰撞，也充滿忐忑。但隨著節目逐漸展開，這種碰撞似乎漸入佳境。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從經典意義上的搖滾，尤其是中國搖滾入手，觀察當下搖滾樂的新趨勢，以及《樂隊的夏天》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下的搖滾創作似乎正從宏大議題走向微觀情緒，我們的理想和缺憾，都變得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細微，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新的力量，正蘊含在這些碎片化的歌聲中——碎片化本身 ，是必要的，是有力量的。
撰文 | 重木
在傳統和現代之間
《樂隊的夏天》中，搖滾樂面臨的矛盾反覆出現
七月底，德國重金屬搖滾名團“德國戰車”(Rammstein)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巡演的演唱會上，兩名吉他手（Paul Landers和Richard Kruspe）在成千上萬粉絲面前上演同性之吻，隨後將照片貼在了樂隊的臉書和IG上。對於此舉，粉絲普遍認為是樂隊對俄羅斯恐同立場和法律的反對，而就在不久前，俄羅斯知名的LGBT活動家Yelena Grigoryeva遭到殘忍殺害。
重金屬搖滾樂隊“德國戰車”兩位吉他手在演唱會上公開接吻。
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樂隊表達他們對公共事件的看法。這個傳統並非晚近才出現。當我們回溯搖滾樂的誕生以及其發展中形成的精神，“躁動、反叛、奔騰噴薄，也帶著深深的烏托邦色彩”，是美國學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研究美國六十年代文化的《伊甸園之門》中對於當時興起的青年文化運動精神（“垮掉派”與搖滾樂就包含其中）的概括。而即使是在彼德·科利爾那部反思六十年代青年文化的著作（《破壞性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再思考》）中，他也把那些青年稱作“破壞性的一代” 。
於是，搖滾樂註定和其他音樂，如流行樂，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當我們處在如今這樣一個權力、資本與消費大潮所織成的無邊網中時——人們對其的期望與想象變得更加複雜：一方面它帶著出生時的喧譁與騷動，對現代秩序帶來干擾與破壞；另一方面，音樂作為產業，它與市場的緊密聯繫導致其不得不面對被閹割，甚至禁聲的命運。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搖滾樂所面臨的糾結與矛盾在《樂隊的夏天》中反覆出現。
如果不是馬東所做的這檔《樂隊的夏天》，多數觀眾對中國搖滾樂的前世今生大都瞭解有限。無論是高曉鬆、面孔樂隊、張亞東還是新褲子，每每說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欣喜溢於言表的同時也伴隨著深深的失落和悲哀，就好像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般，“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剩下的只有反覆的言說。
刺蝟樂隊在《樂夏》演出。
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關於搖滾樂十分典型的象徵，即曾經經典意義上的搖滾樂輝煌不再，並且似乎再也難以復現。這種氣氛如同一股強烈的潛流蔓延在《樂隊的夏天》中。也正因此，造成了節目中頗有張力的一幕：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經典搖滾理解的專業樂迷評委們，始終無法拋棄傳統標準，來接受節目中許多樂隊的“出軌”。
香港著名音樂人陳少寶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來到北京發展，見證了當時北京地下搖滾樂的蓬勃和繁盛。他在自傳《音樂狂人》中說：“1996年，當時在北京做音樂的環境還不太理想，但是每個音樂人都很有激情，”而且“當時北京的樂隊氣氛真的很熱鬧”，“當時我眼裡的北京搖滾樂手真的個個都有一團火，非常有衝勁。”
《音樂狂人》
作者：陳少寶
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正是這些搖滾樂史與實踐，塑造了《樂隊的夏天》中專業評委們關於搖滾樂的理解和想象。這一“古典”，或說是“保守”的看法，使專業樂迷們遭到大張偉以及普通樂迷的反對。大張偉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聽眾們一個典型看法，即音樂不必為各種標籤或圈子所束縛，否則難以進步。而在《樂隊的夏天》中，100名普通樂迷們投票的標準只有一個，即“你是否喜歡樂隊的表演”。但就如張亞東曾指出的，這其實是聽流行樂的方式，對於搖滾樂它存在很大侷限性。
涅槃樂隊。
在搖滾樂中，很多歌並“不好聽”。各種重金屬搖滾（Heavy metal）、華麗搖滾（Glam Rock）或是垃圾搖滾（Grunge Rock）中，組成一首歌的詞、曲和唱有時難以平衡，甚至出現嘶吼、走音跑調和各種臨場發揮的狀況。這也是許多人在聽搖滾樂時的感受：這些人到底會不會唱歌？涅槃樂隊（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的唱法就十分特殊，其中摻雜著各種嘶吼。在《樂隊的夏天》中，新褲子主唱彭磊也曾使用過這一唱法。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混亂、嘈雜和嘶吼，也是搖滾樂的一部分。在《春歌叢臺上：對話33位音樂人》中，就有音樂人指出，當下一些音樂綜藝通過後期修音把一些樂隊演唱中的“瑕疵”修掉，但許多朋克樂隊有意通過這些跑調和瑕疵來表達某些觀念。
後現代與碎片化
搖滾精神碎片化？但這不一定是壞事
與古典或流行音樂不同，搖滾樂“混亂”的表演，從歌詞曲到舞臺表現（摔吉他等行為），本身就是組成搖滾樂的重要形式。而在《樂隊的夏天》中，這些特質都只得到十分有限的展現，畢竟，這是一檔經過精心設計和製作的娛樂節目，同時它也處在當下權力和市場的網中。
一個細節就反映出了這些問題，在《樂隊的夏天》中，好幾支樂隊的歌詞都被改過，如旅行團樂隊的《Bye Bye》中，原本的“bye bye主義的世界”被改為“bye bye狹義的世界”；新褲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熱》中“被社會傷害的人們”被改成“不能再見的朋友”……
這正說明搖滾樂在當下面臨著更為複雜的挑戰。“魔巖三傑”之一的張楚在《春歌叢臺上》接受訪問時也指出，音樂的商業表現同樣是評價音樂好不好的標準，尤其在今天，在很多人眼中，音樂不再是藝術品而是日常品。就與曾經所有“經典”的藝術（搖滾樂或許甚至不願稱自己為“藝術”）一樣，在這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消費與娛樂至上的時代中，所有音樂都在被以流行樂的方式製作、傳播和再生產，而流行樂的一個最大特點便是：其對於聽眾最大公約數的依賴。為了實現更廣的傳播，經常出現模仿、複製和各種套路，最後耗盡其內在的精神。
《春歌叢臺上》
作者: 小鹿角APP 音樂財經 聯合出品 / 董露茜主編
版本: 東方出版社 2019年4月
美國學者迪克·赫伯迪格在其《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中指出，亞文化的風格與主流文化風格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刻意“羅織”（fabricate）出來的，帶有被建構性，因而不同於主流風格的傳統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樂就開始反對自身，諸如垃圾搖滾或迷幻搖滾的出現，如貝克（Beck）、垃圾（Garbage）、涅槃樂隊和槍炮與玫瑰（Guns N' Roses），正是為了抗議搖滾樂在日漸華麗的外形背後越來越蒼白空洞的靈魂而產生的。而正是這種自我反叛和破壞，才使得搖滾樂能夠持續地產生動力而繼續發展。
《亞文化：風格的意義》
作者：[美] 迪克·赫伯迪格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4月
但創新和破壞本身需要付出代價。《樂隊的夏天》中，除了一些已經名聲在外的樂隊，Click#15、九連真人、斯斯與帆、盤尼西林等新樂隊的演出機會和收入都有限。這或許正是搖滾樂在當下所面臨的最大悖論，即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赫伯迪格在總結亞文化的流變特徵時指出，從對抗到緩和、從抵抗到收編，是其難以避免的週期。對於搖滾樂而言，伴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及後現代的來臨，它們曾經所需要對抗的種種有形有聲的高大敵人，已經開始以另一種形式滲透在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中：權力不再打壓它、主流商業和資本也對其伸出橄欖枝，甚至在這其中，一定的冒犯和反抗都能被接受，並且成為主流所欣賞的某種“景觀”。當樂隊選擇參與這類綜藝時，也便意味著他們需要遵守市場、娛樂、消費以及權力規則，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響甚至束縛搖滾精神。戴上“鐐銬”是否還能跳出自由的舞蹈，始終是令專業樂迷以及那些對搖滾樂有著深深期望與想象的樂迷們的焦慮所在。
伴隨著市場與娛樂發展起來的，是宏大理想與反抗的碎片化。彭磊也曾說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放棄搖滾樂，去上班和拍電影，在《生活因你而火熱》中，描述的不正是理想失落之後的茫然和投身日常生活的狀態？
從上世紀中後期開始，西方學界把漸漸出現的這個新時代稱為“後現代”，而其最典型的一個特點便是宏大敘事的破碎、整全性和同一性理想邏輯的解構以及一切堅固的偶像隨之煙消雲散。似乎一切都變“小”了，變得無處不在，就如福柯所指出的權力也開始變得如毛細血管般密密麻麻，肉眼難見。
即使在《樂隊的夏天》中被讚不絕口的幾支年輕樂隊——如盤尼西林、九連真人和Click#15——他們的搖滾樂在多元且豐富的同時，卻也失去了一些東西。雖然那些專業評委們對其愛之深，卻不能遮蔽他們同樣因為生活在當下這個瑣碎、日常、平庸的消費世界中所無法切掉的尾巴：盤尼西林繼承著英倫搖滾中的一部分精神、九連真人利用客家話唱著小人物的奮鬥與失落、Click#15則繼承了美國著名歌星Prince和邁克爾·傑克遜的魅力……我們曾經為搖滾樂所預設的許多概念、任務和形象在這裡也隨之消散，並且早已經不再是年輕樂隊們所考慮的問題了。
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壞事。也正是在這一混雜的處境中，搖滾樂一邊被解構著一邊被呼喚著。
挑戰與機遇
變動中的搖滾樂，重新賦予我們想象的能力
這也正是《樂隊的夏天》所引起的討論。它讓人們在大行其道的流行樂之外看到了不同的音樂形式、樂手和樂隊。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在其有限的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讓樂隊們展現自己的個性與魅力。在最後一期節目中，樂隊們真心地感謝《樂隊的夏天》的幫助，因為對於他們而言，被看見、被聽到本身就是生存的最基本前提。而對於一個健康的音樂生態而言——就如在《圓桌派》中二手玫瑰的主唱樑龍所說的——只有當所有音樂形式都被關注了，觀眾們才真正有了選擇的自由，也才能促進其多元發展。
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把陷入擬像（Simulacra）的消費時代稱為“玻璃屋”，人們能夠看到外面，卻又難以逃離。搖滾樂也身居其中，面對一地雞毛，它似乎開始發現自身力量的有限，以及由於人們的冷淡所引起的努力的無效。“讓我快樂一點吧”，更像是對當下搖滾樂無奈的一個寫生。而面對著這樣的“玻璃屋”，或是福柯所謂的“環形監獄”社會，改變和反抗從何而來？如何進行？
大張偉在《樂隊的夏天》，讓彭磊（新褲子樂隊主唱）接著“躁”。
最終我們發現，只能從面對每一處不斷（再）生產的破碎、無聊和日常開始。就如匈牙利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在其《日常生活》中所指出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複性思維以及其重複性實踐往往會對創造力造成磨損與壓抑，最終消滅個性，而形成某種平面化的單調世界；而無論是消費還是娛樂，它們同樣都對創造性與個性造成威脅甚至破壞。對整合性的權力而言，這是治理術所能規訓出的最好的統治狀態。而搖滾樂與這一狀態截然相悖，因此必然會遭到壓制或閹割，但與此同時，也便發掘出了搖滾樂最迷人和最具力量的地方：它能夠揭示庸俗和單調背後的死氣沉沉，也能夠發現謊言的面孔。
《日常生活》
作者：阿格妮絲·赫勒 著
譯者：衣俊卿
版本：重慶出版社 2010年
搖滾樂以或嚴肅、或憤怒、或輕鬆戲謔的態度告訴我們“皇帝沒穿衣服”。赫伯迪格提醒道，“武器才是亞文化的本質”，一旦它失去了這一內核，也往往意味著死亡。而在當下，如何使用這一“武器”的方式已經改變。
在沒有英雄的時代裡，每個人都開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進行自己對於開放性的追求和努力。或許也就如福柯所說的，它最終將變成一種“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狀態。《樂隊的夏天》本身就是娛樂節目中的“異類”，而也正是它的這一不同才使其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力量，這是它的抱負所在。
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人們藉助搖滾樂想象，藉助它紓解心中的情感、苦悶與憤怒，也曾藉助搖滾樂希望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無論如何，它始終都是單調與貧乏日常生活中的一根“刺”，提醒著另一種可能的存在，“不一樣”的體驗，關於個性、關於冒犯，關於對一個更好的世界和社會的想象的能力。而就如約翰·列儂在《Imagine》中所唱的：“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重木；編輯：張婷； 楊雅冰。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