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楊小凱和他的三次範式革命'

向死而生

楊小凱和他的三次範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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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先知書店

文：愈嘉、先知書店店長 編輯：店長、柏果

丹麥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觀察天文星象長達20年，寫出了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天文表——人類歷史上首次把年的長度精確到秒以內。然而，由於第谷信奉“地心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始終無法對觀測到的海量信息，做出任何突破性的解釋。

當他臨終前把畢生的心血——海量的觀測數據，交給關門弟子開普勒時，感慨地說：“我此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未能在天文學上有開創性的成就......”

身為第谷得意門生的開普勒，信奉的卻是和老師截然相對的“日心說”——太陽是宇宙的中心，他將老師的海量觀察數據，嵌入“日心說”的新範式中，短短几年，就發現了“行星運動的三大定律”。開普勒從此名垂青史，被譽為“天文立法者”。

——“範式”錯了，信息、數據、史料越多，距離真知反而越遠。

“範式”一詞，是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今天泛指某一學科研究問題的思維方式。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變革，無一不是“範式革命”的產物：

牛頓力學徹底顛覆了亞里士多德物理學，拉開了工業革命的帷幕；

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顛覆了重商主義，讓人類歷史邁入資本主義；

哈耶克的“自發秩序”，顛覆了烏托邦主義的幻夢，讓人類從通往奴役之路上折返。

......

在中國，也有這樣一位範式革命者，他不僅顛覆了200多年來主流經濟學的範式，還為後發國家的社會轉型提供了新範式。

學者趙曉說：“探索中國變革的出路，他一直走在華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稱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界與思想界第一人’。”

學者陳浩武說：“在歷史再次陷入週期循環怪圈的轉折點上，他的思想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他就是楊小凱——一位傳奇而又悲壯的華人經濟學家、思想家。

▍重塑經濟學大廈的新範式：

新興古典經濟學

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重新解釋了財富創造的奧祕：

· 分工：1個10人的工廠，要比單人作坊的效率高出4800倍，分工越發達，專業化水平越高；

· 市場：人們出於自利的行為，反而達到了利他的效果，造就了經濟的繁榮。

斯密進而認為，經濟學的使命是如何增加國民財富，核心問題是分工和專業化。這一範式被稱為“古典經濟學”。

1890年，阿爾佛雷德·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指出，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資源都是稀缺的，經濟學應該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資源。這一範式顛覆了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被後世稱為“新古典經濟學”。

此後，經濟學界的四大門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凱恩斯主義、芝加哥學派、奧地利學派，圍繞“政府和市場，應該如何有效配置資源”這一問題，展開了大辯論，各派的基本觀點如下圖：

經濟學界四大門派近百年的恩恩怨怨，可參閱《因真理，進窄門：民營經濟的另一種可能》一文

然而，無論答案是什麼，在現實經濟中，“看得見的手”總有抑制不住干預經濟的衝動，更何況“看得見的手”干預經濟的短期效果，非常明顯，這更強化了人們對它的依賴。

相反，不承認市場失靈，反對干預的奧地利學派，反倒曲高和寡，批評者委婉的說“太理想化”。

在“如何配置資源”這一範式中，主流經濟學看似百家爭鳴，結果卻距離解決問題越來越遠——全球經濟頻頻爆發週期性的危機，而且危機間隔的時間越來越短，破壞性越來越大。直到楊小凱新的經濟學範式——“新興古典經濟學”，即“斯密—科斯—楊小凱”框架的誕生。

所謂“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是運用最先進的數學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在一個現代軀體中復活。它比斯密“古典經濟學”的思想更古老，但軀體卻更年輕，基本要點是：

· 迴歸亞當·斯密的基本議題：楊小凱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由“資源配置”拉回到“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對應的議題——國民財富的增長。

· 注入“交易費用”的新鮮血液：楊小凱將諾獎得主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引入自己的新範式，將“成本”拓寬到產權和制度層面。

· 用超邊際分析的數學工具，重建經濟學大廈。馬歇爾開創的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放棄“分工協作”而陷入“資源配置”，一個現實的原因是當時還沒有誕生可以進行超邊際分析的數學工具。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其雄心是可以分析所有經濟學中的兩難選擇。

因此，有評論者指出，楊小凱是直接可以和斯密對話的學者，他迴歸斯密，又超越了斯密。

我們知道，經濟學是研究如何解決兩難問題的學科，自誕生200多年來，基本的趨勢是不斷地衍生分化，而每一種新的分科（枝），都只分析某一具體領域的兩難問題，這種“分”的趨勢，讓經濟學越來越工具化、技術化、模型化。

楊小凱的新範式，緊緊錨定分工協作這一經濟學的根本問題，用超邊際分析的工具分析所有的兩難問題。這正是楊小凱的雄心——讓經濟學回歸源頭，讓經濟學“分久必合”，不再有宏觀與微觀之分。感興趣的朋友，可閱讀《楊小凱學術文庫》，這裡只簡單介紹對分工與交易費用的分析模型。

斯密時代，分工相對簡單，交易費用問題並不明顯。然而今天，一臺智能手機，從研發、零部件生產到組裝，動輒跨越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涉及上千個零部件。

越是專業化的分工，對每個環節的成本也就越敏感，而各環節的成本，都和該經濟體的制度、文化休慼相關。因此，“交易費用”主要來自制度環境，比如產權保護、法治、稅收、城市化、國際貿易......

按照楊小凱的新範式，經濟活動的主角是企業和企業家，政府對發展經濟的主要貢獻在於如何降低交易費用，即保護產權、減低稅收、推進城市化和對外開放......

楊小凱的新範式，震撼了許多被困擾在舊範式中，卻一直在思變的權威學者。

1980年代，經濟學界德高望重的茅老，在第一次聽到楊小凱的研究框架時，便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而那一年，楊小凱僅僅是武漢大學的一名“臨時工”。

2002年，諾獎得主布坎南兩次不吝溢美之詞地向諾獎評選委員會推薦楊小凱：“楊小凱的經濟分析框架，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

然而，這一新範式，挑戰的是西方兩百年來，一直由歐美白人統治的主流經濟學界，更不幸的是，楊小凱56歲罹患癌症去世，隨著他的英年早逝，他開創的經濟學新範式，逐漸被遺忘。

近些年，《21世紀資本論》在全世界的流行，以及國內“產業政策之爭”——傳統的範式依然大行其道。

“範式英雄”註定是孤獨的，這是先知的榮光，卻是時代的悲哀。

▍後發國家轉型的新範式：

制度轉型優於經濟變革

有一種人，在世時已名滿天下，但當他離世後，人們才發現他的價值和影響原來一直被低估。

2014年，“楊小凱逝世十週年祭”追思會在上海召開，中國經濟學界精英幾乎悉數參加，就連楊小凱生前最主要的學術論敵林毅夫，也不例外。

與會學者陳浩武事後發表的《作為思想家的楊小凱》一文，提供瞭解讀楊小凱的另一個維度，由此楊小凱的第二個新範式——後發國家轉型的路徑選擇，以及後發劣勢的洞見，再次引起廣泛的討論。

大約從1990年代開始，楊小凱通過對世界經濟史的系統研究，總結了兩種後發國家的“轉型範式”（主要收錄於《楊小凱學術文庫》之《發展經濟學》）：

第一種：由政府主導，大規模引進先進技術，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即先發展經濟，後社會轉型。

第二種：通過制度改革，建立自由市場制度，實現經濟、社會的範式轉型。

德國長達百年的轉型歷史，為兩種範式的優劣做了最好的註腳。

1871年，德國統一。隨著民族意識的增強，當時的“日不落帝國”英國，成了德國輿論中“邪惡”的敵人。為了趕超英國，實現德意志的民族復興，德國人選擇了第一種範式。

短短30年，德國崛起為歐洲第一大工業強國，並建立起一支上百萬人的現代化陸軍！這些好看的數據，讓剛繼承皇位的威廉二世誤以為取代大英帝國，稱霸世界的時機到了，隨即挑起“一戰”。結果，盟國倒戈、軍隊譁變、戰爭失敗。德國投降後，被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徹底肢解。

赫拉克里特說：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是，同樣的錯誤，德國卻在短短60年內重複了至少兩次。

“一戰”割地賠款的奇恥大辱，讓德國的民族怨恨情結再次“發炎紅腫”，為了復仇，德國再次選擇了第一種範式。

1933年，希特勒上臺，喊出了“要大炮，不要黃油”的復仇口號，開始推行納粹主義，大規模取締私營經濟，瘋狂擴軍備戰，重新“崛起”後的德國，再一次發動世界大戰，德軍兵鋒極盛之時，版圖擴展至大半個歐洲！

然而，仗劍而生者，必歿於劍下。法西斯的罪孽得到了報應：二戰後，整個德國淪為廢墟，納粹遭到清算，第三帝國的榮耀化為灰燼......

第一種範式的威力不容小覷，它讓德國在短時間內兩度崛起；然而，危害也顯而易見，兩次世界大戰，戕害上億人的生命，戰爭對文明的破壞程度，觸目驚心。

二戰後，德國被一分為二：聯邦德國（西德）和民主德國（東德），幸運的是，這次西德選擇了第二種範式。

1949年5月，西德通過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擁抱現代政治文明。隨後，在政治家艾哈德的主導下，德國恢復了自由市場，發展經濟的權杖，從此交到了德國企業家手中。

戰後最大的經濟奇蹟誕生了。在戰爭的廢墟上，西德重建了家園、解決失業、恢復民生，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如汽車、造船、相機、芯片、計算機等高精尖行業再次領先全球。

然而，一牆之隔的東德，經濟總量僅為西德的四分之一，科技落後了近20年，在兩德分裂期間，有近30萬人冒著生命危險逃往西德。兩種範式，孰優孰劣，德國民眾用腳完成了投票。

1989年，兩德統一。經過一百多年的血與淚，德國終於完成了範式切換。不過，這個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在《發展經濟學》中，楊小凱總結道：後發國家如果只沉溺於“經濟奇蹟”，無視制度轉型，結果一定會形成路徑依賴，最終反噬經濟成果，除了德國的例子，晚清洋務運動的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再次說明第一種範式行不通......

楊小凱將第一種範式的弊病概括為“後發劣勢”，並進一步指出：“落後國家模仿先進國家的空間很大，這種做法或許在短期內會帶來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隱患。

要獲得後發優勢，一定要先做個學習成功制度的好學生，在考試未及格前，一個壞學生是沒有資格講制度創新的”。

▍超越“唯制度論”的新範式：

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楊小凱20年前關於“後發劣勢”的思考範式，如今已成為被驗證的預言。然而，思考若僅停留於此，不過是回到“唯制度論”的原點。

歷史不僅證明了“只模仿技術，不改革制度”行不通；歷史還證明了“只模仿製度，不重鑄觀念地基”的“唯制度論”也行不通。

清末的百日維新，模仿英國君主立憲制；

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被譽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模仿的是美國的聯邦制。

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國光榮革命限制王權的制度安排，其觀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憲章》，英國的市場經濟，其觀念地基是斯密的《國富論》；

美國的聯邦制，其觀念地基是新教倫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頭，除了《聖經》，還有《五月花號公約》《聯邦論》等。

1912年的中國，顯然沒有這樣的觀念地基。彼時，民國中央層面的制度框架初見雛形。然而，上至總統，下至議員，大腦裡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

比如，北洋軍隊曾一度公開表示，“吃袁大帥的飯，穿袁大帥的衣，替袁大帥出力！”

比如，很多國民議員，不過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侏儒議員，甚至還接連上演“袁世凱復闢”“張勳復辟”的鬧劇。

人的行為，受觀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過是對特定觀念的表達。因此，唯有基於觀念共識的制度變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觀念地基的制度，終究是無源之水。

那麼，觀念從何而來呢？主要來自經驗、理性，以及超驗的信仰。

比如，透過德國、日本，以及晚清洋務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摒棄第一種範式，選擇第二種範式，這主要來自理性判斷。

然而，即便是盛產偉大哲學家的德國，連續兩次都選擇了錯誤範式。這段歷史再次說明，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須要尋找能夠超越理性的新範式。

再次提出新範式的，還是楊小凱。但悲壯的是，這次的範式顛覆，是在他被確診為癌症的最後三年做出的。

2001年9月，楊小凱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他皈依基督，並完成了一場艱難的“自我革命”。

楊小凱認識到，脫離文化與信仰的土壤，認為僅僅依靠制度轉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膚淺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談及英美製度的根基時，楊小凱說：

“基督教新教，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公正的社會秩序’。共同的信仰，給英美文明帶來了‘尊重自由抉擇、生而平等、恪守契約’等原則，而這些正是自由市場的源頭，也是公平的政治遊戲規則——分權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個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這便是楊小凱在彌留之際洞察到的新範式。

這一範式，貫通了他創發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自由的經濟秩序），“後發劣勢”（自由的制度）兩種範式，而且從根本上跳出了“經濟決定論”“歷史階段論”的宏大敘事。

楊小凱不僅將國家興衰的關鍵指向個體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將個體自由的邊界，擴展到信仰的維度。因此，趙曉教授才說“楊小凱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界和學界第一人”。

向死而生，薪盡火傳

學者可分兩種：一種是學問大於生命，生命受學問支配；另一種是生命大於學問，生命因學問的滋養而變得更加飽滿豐富，乃至氣象萬千。

對於楊小凱，我們竟然無法界定他是學問壓倒生命，還是生命壓倒學問。楊小凱一生只有56年的光陰，但他卻用向死而生的態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奮，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

· 18歲那年，一篇《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讓“楊曦光”三個字天下皆知，卻也讓他遭遇了十年牢獄之災。在獄中他用常人無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啟蒙和學習，還獨立推導出四個極其重要的經濟學理論，在他走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刻，楊小凱再次成為那個時代最耀眼的明星。

· 1983年，費盡周折的楊小凱，遠赴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深造，並於1987年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一個只讀過一年高中的中國人，短短四年時間就站在了世界經濟學的象牙塔尖。這是一個離開勤奮和超人的意志，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難怪楊小凱說，普林斯頓四年，他感覺比十年牢獄還要漫長。

· 2001年，楊小凱被確診為肺癌晚期，醫生說他最多隻能活三個月，然而，他再次創造了奇蹟——將三個月變為三年。生命的意義從來不是用長度來衡量的，楊小凱不僅以超人的意志與病魔鬥爭，而且再次將目光轉向他的祖國的歷史轉型，並撰寫了數篇石破天驚的文章。

·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思想家，楊小凱創造的最大奇蹟，無疑是他在短短26年的學術生涯中，呈現給世人的三大範式革命，這是無數學者終其一生都無法企及的成就。

今天，是楊小凱逝世15週年的日子。我們必須致敬楊小凱，為他的天才，為他的開創性貢獻，為他的赤子之心，更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