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國林

羅易是繼馬林、維經斯基之後，共產國際派到中共的第三任代表，而且是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亦稱團長）。

羅易（1887—1954），印度人，本名納倫德拉·巴塔爾亞，又名魯依、羅益等。學生時代即參加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1917年定居墨西哥，他參與創建墨西哥共產黨，任總書記。1920年出席共產國際二大，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補充提綱》，受到列寧的賞識。1924年至1927年，他一直是共產國際執委和主席團成員。1926年底奉派來中國，指導中國革命。1927年7月初回莫斯科。1929年12月，因反對共產國際六大決議和發表反對國際文章被開除。1930年回到印度，從事民族解放運動，被英國當局逮捕，關押5年。出獄後加入國大黨，因政見分歧，1940年被開除。後組建激進民主黨，支持反法西斯戰爭。二戰結束後，他宣佈解散自建的黨。晚年著有《羅易回憶錄》《我在中國的經歷》等。1954年1月病逝，終年67歲。

肩負使命來中國

1926年冬至1927年初，中國革命正處在一個非常嚴峻的時刻。一方面是北伐戰爭節節勝利；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聯合阻止北伐戰爭的推進，蔣介石、汪精衛正醞釀著對統一戰線和大革命的背叛。中國革命如何發展？中共如何調整鬥爭方針？共產國際對此十分關切。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共代表譚平山出席會議，國民黨代表邵力子列席會議。鑑於中國革命的迅速發展和出現的新危機，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國問題，斯大林、布哈林等都作了發言，還專門成立了“中國委員會”。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主席團成員羅易在發言中強調，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最迫切解決的問題，必須明確提出土地革命。12月16日，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它長達萬餘字，分為7個部分，基本精神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革命發展的重點是土地革命；要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並努力爭取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繼續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國民黨右派，團結左派，批判中間派。

這次會議之後，共產國際根據譚平山的建議，特派主席團成員羅易作為駐中共首席代表來華，貫徹第七次擴大全會決議，指導中國革命。

◆譚平山

1926年底，羅易和譚平山一起，取道海參崴來中國。與他們同行的有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參加革命的中國學生約30人，以及共產國際組織的國際工人代表團。1927年2月16日，羅易一行抵達廣州，停留了三個星期。他在這裡寫了《中國革命的意義》《一個警告》《注意領導人》等文章，闡述對中國政局的看法，並對蔣介石可能叛變革命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警告。他明確指出：如果對帝國主義和軍閥採取妥協政策，有可能使革命被出賣，這種危險越來越嚴重，必須提高警惕，把人民的意志和精力引導到挽救革命的事業中來。這些觀點體現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判斷，是非常重要而及時的。2月至3月下旬，羅易和譚平山還在廣東視察指導工作。

3月下旬，羅易在譚平山陪同下經長沙前往武漢，在長沙群眾冒雨歡迎他和國際工人代表團。4月2日，羅易到達武漢，與剛從上海遷來的中共中央會合，受到中共和蘇聯駐國民黨代表鮑羅廷的熱情接待。從此，羅易擔任起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或稱團長），成員有維經斯基、鮑羅廷、多里奧等，開始了一段重要而艱難的歷程。

4月4日，羅易出席了在武漢的中共中央執委、湖北區（省）委和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聯席會議，討論召開中央全會、中共五大以及準備召開全國國民會議問題。會議至20日結束。此時陳獨秀還在上海，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會議決定4月20日召開中央全會，4月25日召開五大。羅易建議組成三個委員會，起草大會文件。他還建議陳獨秀應該立即來武漢視事。羅易在中國的工作正式起步。

“四一二”政變後的羅易

羅易到達廣州之前，中國共產黨人根據許多事實，已經察覺到當前局勢的危險性。1927年1月28日，中共發表對時局的宣言，指出：國民黨右派力量正在加強，並傾向於同中間派和帝國主義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反對蘇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運動。國民黨內已掀起一股巨大的反共浪潮，國民運動到了一個最嚴重的時刻。1月底，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傳到中國，中共中央對這個決議進行了認真討論，表示接受。同時，強調了革命領導權和農民土地問題的重要性。

此後，全國各地陸續發生了一些襲擊革命組織、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的反革命事件，各帝國主義不斷髮出干涉中國、支持國民黨右派的叫囂，陰雲籠罩著全國。但是，4月5日，陳獨秀卻在上海同汪精衛會談後，發表了《汪精衛陳獨秀聯合聲明》。稱國民黨“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還說“國民黨領袖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等均是謠言。這嚴重麻痺了黨和工人群眾的警惕性。同日，陳獨秀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上海，遷往武漢。

1927年4月12日，終於發生了蔣介石製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3天后，廣州又發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變。

反革命事件發生後，羅易顯得軟弱無力。4月13日，他致電蔣介石，竟然不提剛發生的嚴重事件，只是好言勸告蔣介石從南京來武漢出席國民黨中央會議，企圖通過會議解決問題。在敵人的屠刀砍來的時候不是起而抗擊，而是和顏悅色地作揖哀求，實在令人驚詫！

◆1927年4月2日，羅易（前排左四）與譚平山（前排左三）、蔡和森（二排左三）及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成員合影。

4月1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措詞強硬的《關於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告全世界無產者、農民以及一切被壓迫民族書》，嚴正指出：蔣介石已成為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叛徒，成為反革命勢力的核心人物，也是共產國際的敵人。

4月13日至16日，羅易出席了在漢口舉行的中共第四屆執委會三中全會，討論即將召開的中共五大政治報告等文件時，他與鮑羅廷、陳獨秀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鮑、陳主張先行北伐，攻下北京再搞土地革命。他們擔心先搞土地革命，會使統一戰線破裂；羅易則主張先進行土地革命，鞏固兩湖根據地，再進行北伐。他擔心先北伐，會沒有群眾基礎。多數人贊成羅易的觀點。會議通過了鞏固兩湖根據地的決議。但是兩天後，這個決議即被推翻，因為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北伐。三中全會根據羅易的建議，成立了農民土地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為五大準備材料。

4月20日，中共中央在武漢發表《為蔣介石屠殺革命民眾宣言》，號召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但蔣介石的血腥屠殺仍在繼續，形勢異常嚴峻。拖到4月22日，羅易和鮑羅廷才發表《第三國際代表團為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背叛宣言》，譴責蔣介石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屠殺工農的凶手，應當在全中國剷除產生蔣介石主義的基礎，向他的勢力進攻。

上述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告世界人民書及宣言，表明共產國際對於蔣介石拋掉了幻想，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有了重大改變。但是，以羅易為首的共產國際代表團並沒有提出有效的辦法，以對抗蔣介石掀起的反革命浪潮。

羅易在中共五大上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獨秀致開幕詞，羅易作為共產國際首席代表向大會致祝詞。鮑羅廷、維經斯基，以及莫斯科派來指導中國政治學校工作的米夫均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確定全黨在緊急時期的任務和鬥爭方針。

羅易全程參加了中共五大。他為自己確定的目標是說服中共五大，通過符合共產國際新路線的決議。為此，他在中共五大上先後作了5次發言，既批評陳獨秀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與組織報告》，又批評鮑羅廷的觀點，擺出一副唯我正確的姿態。會中後來五大代表們所討論的，並不是陳獨秀的報告，而是羅易的帶有指示性的講話。中共五大的實際領導者既不是陳獨秀，也不是瞿秋白，而是羅易，他主導著大會的指導思想和進程。

5月1日，羅易向大會發表了《關於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委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報告》。報告強調了無產階級必須掌握領導權，現在應使革命深入，實行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基地。但是，羅易對如何實現領導權，如何有步驟地開展土地革命等問題，都沒有提出具體辦法，對統一戰線中的嚴重鬥爭也缺乏應有的認識。在後來的一次大會上，他又作了《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長篇演講，對陳獨秀4月29日向大會作的報告中的所有問題，重新進行了闡述。他認為，陳獨秀主要是講過去的工作，而對未來既不分析，也沒有指明前途，同時對黨內提出的一些問題也沒有回答。羅易的講話差不多用了半天的時間，講了黨應當遵循的綱領、路線和政策等理論原則問題。所以，後來大會的討論發言主要是圍繞羅易的講話。

◆中共五大武漢會址。

羅易的5次講話，所談問題十分廣泛，重點是農民問題。他認為，中共首先考慮的根本問題是：進行土地革命；武裝農民保衛勝利果實；組織農村自治政府；建立國家機構，實現民主專政；建立革命軍隊。為此，必須發揮農民的積極性，摧毀農村的反動基礎。

羅易在大會上還批評了鮑羅廷提出的把革命根據地建立在西北的主張，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失敗主義的表現。另外，他還圍繞下一步先做什麼的問題，與鮑羅廷展開公開地、激烈地辯論。鮑主張密切同武漢政府的聯繫，在土地革命方面作出讓步，先繼續北伐，廣泛出擊，打下北京後再進行土地革命；羅則主張先開展土地革命，不能遷就武漢政府，鞏固兩湖，然後在革命深入的基礎上舉行北伐，以免伐來伐去，毫無成果。鮑、羅二人都以共產國際的決議為據，都說是為挽救中國革命，在會上爭論得不可開交，各不相讓。最後，會議作出了體現羅易觀點的決議，他自然高興。而鮑羅廷則內心不服，所以這場爭論延續了很長時間，並且在共產國際內部同樣爭論得很激烈。後來人們把羅、鮑的這場爭論概括為“深入與廣出”之爭。

◆圖為當時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羅易和陳獨秀在中共五大的觀點引起了與會代表們的爭論和批評。瞿秋白特地寫了《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在大會上散發。出席中共五大的蔡和森，對於羅、鮑的爭論說過一段很有意義的話。他說：“羅易同志所說的一些原則都是對的，很可貴，只可惜沒有說出辦法，每次開會都像上課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們一些原則，但是不夠。……以我看，老鮑是有辦法無原則，羅易是有原則無辦法。”

羅、鮑之間的矛盾，除政見不同外，也有鬧意氣的因素。鮑羅廷覺得：我當共產國際密使時，你才是個22歲的小青年，是我幫你在墨西哥創建了共產黨，你有什麼資格對我擺領導人架子；羅易認為：我是共產國際執委和主席團成員，又是首席代表，當然有資格領導你。兩個人互不服氣。羅、鮑之間的矛盾和爭論表現在許多問題上。他們一起出席中共中央的會議時，往往是由羅易大發一番議論，之後便是鮑羅廷反駁，常常把陳獨秀、瞿秋白、維經斯基等捲進來，使會議流入冗長的理論爭辯，嚴重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日常工作，使很多緊迫而重要的問題在爭論中被擱置起來。1927年5月，共產國際針對“深入與廣出”之爭，作出深入與廣出並舉的決定，調和了羅、鮑在中國革命策略問題上的分歧。

對汪精衛幻想的破滅

羅易是一箇中“汪”毒很深的人。他輕信汪精衛，把反對蔣介石和挽救中國革命的賭注押在汪精衛身上。

1927年4月9日，陳獨秀率中共中央祕書廳從上海抵達漢口。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聽取陳獨秀與汪精衛會談情況的報告，主要精神是以妥協退讓維持國共關係。5月13日，政治局通過了羅易起草的《關於小資產階級問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決議，強調無產階級只是幫助國民黨左派領導革命。這表明羅易支持陳獨秀依然堅持右傾主張，幻想依靠汪精衛挽救中國革命。

5月17日，湖北發生夏鬥寅叛變；5月21日長沙發生許克祥製造的“馬日事變”，屠殺共產黨員和群眾。但6月28日，陳獨秀把持的中共中央，卻藉口避免給反動軍官以反共口實，決定解散了武漢工人糾察隊。

在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後，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一直對汪精衛抱有幻想，想與他搞好關係，維繫統一戰線，共同反蔣以挽救革命。1927年5月末，羅易、鮑羅廷和中共中央同時收到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電報指示，內容包括實行土地革命、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組建革命軍隊（武裝五萬工農、二萬黨員）、懲辦反動軍官等。這是具有重要性和高度機密性的文件，理應嚴格保密。但羅易為了討好汪精衛，以換取汪的信任與合作，卻在收到電報的當天，把中、俄兩種文本的國際指示擅自拱手送給汪精衛。據羅易辯解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想在這關鍵時刻，去進行最後一次努力，去恢復汪精衛的信任”。共產國際對羅易此舉，甚為不滿。

這時的汪精衛正準備叛變革命，但找不到適當時機和口實。他看到羅易送來的電報後，覺得時機到了，便藉口共產黨要實行共產奪權，立即策劃“分共”（脅迫共產黨員退黨，以分化之），向共產黨及廣大革命群眾開刀。汪精衛說，當他看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後，就感到如同坐一隻船，“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這“正如一隻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去一個，更無他法”。

於是，汪精衛立刻採取了一系列反革命行動。他解除了蘇聯顧問鮑羅廷、軍事顧問加倫等140餘人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中的職務；實行“寧漢合流”（蔣汪合流），共同反共；與各軍隊頭目頻繁密會，策劃反革命軍事活動。但羅易和陳獨秀卻沒有采取應對措施，唯恐統一戰線破裂。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羅易提交的充滿右傾觀點的《中國（國共兩黨）國民革命綱領》草案，但沒有取得一致意見。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湖南問題，許多人主張組織湖南暴動，進行武裝鬥爭，並決定派周恩來去湖南指揮實施。但羅易表示反對。為此，周恩來與羅易發生激烈爭吵。後來，幾次修改計劃仍未能實行。

由於中央和羅易的右傾退讓，汪精衛終於在7月15日決定“分共”，與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孫中山實行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瘋狂進行逮捕和屠殺，使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和大革命遭到失敗。這時共產黨與國民黨徹底決裂。

毛澤東認為，導致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應負主要責任，第二個應負責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的左邊一點點，可他只是站著而已。他“能說會道，而且說的太多，卻提不出任何現實的辦法”。毛澤東還認為，在客觀上，羅易是個蠢才，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則是一名不自覺的叛徒。毛澤東還特別提到羅易向汪精衛“告密”這件事：共產國際發給鮑羅廷一個文件，指示黨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拿到了一個副本，馬上送給汪精衛看。這種輕率做法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武漢政府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驅逐出去，使黨的力量崩潰。

羅易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指導是失敗的。他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只在中國工作了不到5個月，1927年7月初就被調回莫斯科。共產國際又派羅明納茲和紐曼作為代表，7月23日到達武漢，幫助指導中共的革命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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