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徐文長，中國歷史上最可憐的才子

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中國歷史上以才高八斗的文人可以列出很長一串名單，但冠以文學家、書畫家、戲曲家、軍事家頭銜的，恐怕只有徐渭徐文長一人。

中國古代佯狂的藝術家不少，可真正如荷蘭的梵高那樣發瘋，生時寂寞，死後併為後人頂禮膜拜的大家實在不多，徐渭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的人物。

讀徐渭史傳，內心頗為沉重。這麼一個天賦、才分極高的人，時運不濟，命運多舛，“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結婚，四處幫閒，五車學富，六親皆散，七年冤獄，八試不售，九番自殺，實堪嗟嘆！”

這是王長安先生概括徐渭的人生經歷時所作的一首十字歌。他自己寫詩說：天下事苦無盡頭，到苦處休言苦極。他被稱為“中國式梵高”。

歷史上的天才都是一樣的，徐渭“少年時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讀書，“六歲受《大學》，日誦千餘言”“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十歲仿揚雄《解嘲》作了一篇《釋毀》，性格豪放，“指掌之間，萬言可就。”

徐渭生性極為聰慧。他六歲讀書，九歲便能作文，十多歲時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轟動了全城。當地的紳士們稱他為神童，比之為劉晏、楊修。二十多歲時，徐渭與越中名士陳海樵、沈煉等人相交往，為“越中十子”之一。沈煉曾誇獎他說：“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

據說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為難徐渭，指著席上一件小東西請他作賦，暗中卻命童僕捧上丈餘長的紙卷。徐渭立身把筆，一氣寫盡，驚倒了滿座的人。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實際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嘉靖帝統治前期，在他執政的前二十年中頗有作為， “興土木，修殿堂；興文化，建學堂”，在全國各地興建書院。

嘉靖帝重視文學藝術，諭示勘刻《三國志通俗演義》和《忠義水滸傳》，是《金瓶梅》和《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等小說戲曲傑作寫作的時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興，是從嘉靖時開始的。

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學素養較高，他的詩詞寫得較好，是歷代帝王少見的。嘉靖間出現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學家，出現了許多優秀文人、學者和文學流派，出現了不少胸懷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諫的諍臣，都與嘉靖皇帝的涵養人才相關，與其所實施的政治寬鬆相關。

這期間，“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榮，“天下翕然稱治”，明中期嘉靖帝以前中期不因循守舊的革新精神出現“嘉靖中興”的歷史局面。

明代恢復唐、宋科舉制度後，逐漸形成比較嚴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律格式，還規定考中秀才即可免交賦稅、免服徭役、不受體罰，這對讀書人應該具有相當大的誘惑力。

徐渭這位自幼以才名著稱鄉里坊間的神童生逢這樣的時代，自然對功名事業充滿了嚮往，然而命運之神卻捉弄他，使他在科舉道路上屢遭挫折。二十歲那年，他結結巴巴地考中了個秀才，此後一次又一次參加鄉試，直到四十一歲，考了八次，始終也未能中舉。

連應八次鄉試都名落孫山，終身不得志於功名，“不得志與有司”，並不是偶然的。徐渭少年時便喜歡博覽群書，討厭八股文字，加之個性顯露，情感張揚，恐怕確實寫不出合格的、規行矩步而陰沉死板的八股文來。

徐渭雖然明知八股文毫無用處，對一些從科舉出身而絕無才學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這畢竟是當時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屢試不第，前途無望，對其是沉重的打擊。他暮年作《自作畸譜》，還特地記下了六歲入學時所讀的岑參《和賈舍人早朝》詩句：“雞鳴紫陌曙光寒”，流露出無窮的人生感慨。其間二十六歲時喪妻，從入贅的潘家遷出，以教書餬口。

看看他此前的命途多舛的經歷，便令人唏噓不已！

三個月大時父親病故。

四歲時，二嫂楊氏去世，他能夠像大人一樣迎送弔喪賓客。

十歲時，家道中落，生母被遣散出門，僅僅十歲的他與逃跑的僕人對簿公堂。

十四歲，嫡母去世。

二十歲，入贅潘家。

二十一歲，二哥去世。

二十五歲，大哥徐淮去世，家產被無賴霸佔。

二十六歲，妻子潘氏去世。

親人接二連三去世，家境陷入困境，有才不逮，心情極端鬱悶，估計這段經歷使他的精神受到刺激，使得他性格逐漸放浪狂狷。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對徐渭來說，是一生中最幸運的短暫時光。在這之前，東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頻繁侵擾，由於兵備鬆弛，官吏無能，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慘重損失。

徐渭一方面寫詩歌對此進行尖銳的抨擊，一方面滿懷熱忱地投入到抗倭戰爭中。他雖然身無一職，卻幾次換上短衣，冒險隨軍隊來到前線，觀察形勢，然後記錄下戰事的經過，分析成敗的原因，向有關官員提出破敵的方略。

這些文章大都寫得比較切實，不同於一般的書生議論。當時總督東南軍務的直浙總督胡宗憲讀了這些文章，又聽說徐渭的才名，便將徐渭招入其幕府掌文書。

布衣文士依傍軍事大員謀取名利，是嘉靖以來的普遍社會風氣。徐渭在窮困潦倒之時，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機會。

入幕之初，憑自己素來對於抗倭戰爭的關注，親臨抗倭前線的實踐，以好奇計喜談兵的性格，為報胡知遇之恩，他向胡宗憲獻計獻策，運籌帷幄，屢出奇計大破倭寇倭奸，為胡宗憲賞識。他也特別希望藉助胡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負。

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憲後臺嚴黨趙文華死。胡宗憲是由嚴嵩義子趙文華的舉薦而屢屢升遷的，在很多大臣的眼裡，胡屬於嚴黨。趙文華已死，嚴嵩失寵，胡宗憲的處境也就岌岌可危。眼看胡宗憲的抗倭大計即將毀於一旦。

嘉靖三十七年（1558），就在胡宗憲絕望之際，舟山捕獲白鹿，徐渭為胡宗憲代撰《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賜一品俸謝表》等並獻於朝中，受到嘉靖帝的賞識，視為祥物，史載“上又留心文字，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令小臣錄為一冊”，學士董汾等對徐渭文章大為賞識。

胡宗憲因此獲得了嘉靖皇帝的支持，保住了地位，繼續抗倭大業。自此，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對他放蕩不羈的性格，也格外優容。

陶望齡《徐文長傳》記載說：徐渭常常與朋友在市井飲酒，總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開著大門等待。有人報告胡宗憲，說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聲叫嚷，胡宗憲反而加以稱讚。當時胡宗憲權重威嚴，文武將吏參見時都不敢抬頭，而徐渭戴著破舊的黑頭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闖入門，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這是徐渭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朝廷多年曾經炙手可熱首輔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並於次年被逮捕至京（後來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職處分），徐渭也就離開了總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死於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幾人受到牽連。

徐渭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株連迫害，於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誌銘》，而後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癒。後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

徐渭自殺的場面，是極其慘烈的。據《明史·文苑傳》記載，他曾九次自殺：一次先以利斧擊自己頭部，“血流被面，頭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一次似鬼神附體，他以三寸長的柱釘刺入左耳數寸，然後用頭撞地，把鐵釘撞入耳內，絲毫不覺得痛苦，又不死；後又用椎子擊碎自己的腎囊，仍不死。這些殘酷、極端的自殺方式，遠遠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雖然屢次自殺未遂，但徐渭的“心疾”似乎並未緩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她殺死，因此被關入監牢。

在牢獄的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渭身帶枷鎖，滿身蟣蝨，冬天雪積床頭，冷得發抖，連朋友送來的食物也被搶走。後來他的許多朋友為解救他而四處活動，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後是翰林編修張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張岱的曾祖父），他們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坐了七年牢，終於借萬曆皇帝即位大赦之機獲釋。這是1573年的事，徐渭已經五十三歲了。

經歷瞭如此命途多舛、形影相弔，落魄狷狂，斑斑血淚，徐渭已不再有什麼人生理想及政治上的雄心，這時他才真正拋開仕途，四處遊歷，開始著書立說，寫詩作畫。本來出獄後，他還有兩次機遇改善後半生，一次是萬曆四年（1576）夏，他應年輕時代的朋友，這時已經做到宣化巡撫、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之邀北上做幕府，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風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於邊防的策略。

當時張居正主持國政，對蒙古採取撫和的方針，徐渭對此表示讚賞。他在吳兌那裡受到敬重，無奈水土不服導致身體不好，只得於次年春經北京回到家鄉。六十歲時，徐文長應張元忭之招再去北京。張元忭幾年前為營救他出獄不遺餘力，在他落魄時又及時幫助他，按常理他應感激不盡，但他由於性情原因，時間不長兩人的關係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常常以禮教約勸說制約徐渭，而徐渭卻生性放縱，不願受傳統禮法的束縛，這使他大為惱火。

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如此惡語反問對自己有恩的老友，動機確實令人費解，倆人感情冷漠是必然的。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使徐文長情緒鬱憤，舊病復發，便於居京三載後重歸家鄉。此後，他就再沒有離開過家鄉。

徐渭先在江浙一帶遊歷，登山臨水，並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命運的困蹇更激發了他的抑鬱之氣，加上天生不羈的藝術秉性，“放浪麴櫱，恣情山水”，一洩自己內心的情感，悲劇的一生造就了藝術的奇人。他的苦難與狂狷轉化成了巨大藝術的能量而相繼迸發，他將自己的悲憤和懷才不遇之感融注於筆端，創造了一幅又一幅驚世駭俗的水墨名畫。他筆下的墨竹，枝淡葉濃，逸筆草草，竹枝氣勢勁健，竹葉俯垂含情，雖屬竹枝而高潔清爽之氣不減。這正是畫家身處下層，懷才不遇，品格高潔，絕世獨立人格的光輝寫照。

他的潑墨牡丹，不拘於牡丹的富貴高雅特徵，色彩絢爛，他卻常常以水墨繪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賦予牡丹清雅脫俗的格調和神韻，所謂“從來國色無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那如椽大筆向世人展現出其高超的用筆、結構以及章法技巧，筆墨蒼潤相間，滿篇點畫狼藉，筆畫跌宕起伏而從容不迫，筆意奔放豪邁，有如狂風驟雨，渴驥奔泉，酣暢淋漓而又蒼勁渾厚，飛揚恣肆而又不失法度，令人歎為觀止。法筆勢酣暢，銳氣十足，用筆縱肆淋漓，放浪開張，滿紙雲煙，攝人心魄。縱橫恣肆，詭異奇偉，滿紙龍蛇。

細品之，則筆畫沉勁，欹中取正，字字分明，可謂藝高膽大。故袁宏道稱徐渭為“字林之俠客”。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他的才氣還表現在戲曲的創作之中。他的雜劇《四聲猿》曾得到湯顯祖等人的稱讚，在戲曲史上也佔有一席之地。他的詩文書畫處處瀰漫著一股鬱勃的不平之氣和蒼茫之感。

晚年鄉居的日子裡，徐渭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對權貴從不獻媚，也從不為當政官僚作畫，所交遊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據說有人來訪，他不願見，便手推柴門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只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倒是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常常得到他的傑作。

從 “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疇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寢”，常“忍飢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其中只在張元汴去世時，去張家弔唁以外，幾乎閉門不出。最後幾年，他身患多種疾病，大約畫也不能常作，生活更為貧苦。《徐文長文集》中有《賣貂》、《賣磬》、《賣畫》、《賣書》諸詩，顯示出這位大文學家藝術家淒涼的晚境，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題墨葡萄詩》來概括：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窮困潦倒的徐渭貧病交加，最後在自己破舊的小屋中以73歲高齡離開人世，門口的對聯是自己寫的“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身下是雜亂無章的稻草，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極度悽悽慘慘慼戚。

按照20世紀美國文學家、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激進意志的風格》著作的闡述，精神錯亂導致的瘋狂，是超凡脫俗的情感和憤世嫉俗的不滿情緒的表現，是20世紀以前對那些癜狂天才者流行的一般闡述觀點。這種關於瘋癲病人格心理分析觀點，似乎也可用到四百多年前的徐渭身上。

徐渭不惜反覆自殘身體的激烈狂厲行為，作為情緒宣洩和意志抗爭，確實也得到當世及後世一些文人的認可。袁中郎在《徐文長傳》評論道：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汙穢之習，百世之下，自有定論，胡不為遇哉？梅客生嘗寄餘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寄於人，人奇於詩。”餘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他是詩人，他是畫家，他是書法家，他是軍事家，他是戲曲家，他是民間文學家 ，他是美食家，他是酒徒，他是狂禪居士、他是青藤道士、他是旅行家，他是歷史學家。與解縉、楊慎並稱“明代三大才子”。他讓鄭板橋自稱是“青藤門下走狗”，令現代大師齊白石“恨不生三百年前，為青藤磨墨理紙。”

徐渭死後二十年，“公安派”領袖人物袁宏道偶於友人陶望齡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詩文稿，“惡楮毛書，煙煤敗黑，微有字形”。但在燈下讀了幾篇，不禁拍案叫絕，驚問此人是今人？還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齡一起徹夜閱之，“讀復叫，叫復讀”，以致把童僕驚醒。

而後袁宏道不遺餘力地蒐羅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揚徐渭，認為徐渭詩文“一掃近代蕪穢之氣”，認為徐渭書法“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徵明之上”；又云“不論書法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書林藻鑑》）。袁宏道還寫下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小傳——《徐文長傳》，可以說他是徐渭第一個知音者。而後來追隨者不計其數，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當“青藤門下牛馬走”的鄭板橋等，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這足以說明徐渭對後人影響之深。

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在讀徐渭史傳及徐渭的詩、書、畫作品意境時，心頭不時的遭受著撞擊，他只能在自己天馬行空的形象思維藝術中，釋放著自己被長久壓抑的生存痛苦，他是用心裡的淚和血在書寫著自己的尊嚴。

藝術往往是痛苦的結晶，或是身世或是精神的痛苦，才使得藝術在靈魂負役般的煎熬和磨礪中得以昇華而成為不朽——我彷彿透過歷史的天空，隱約看到一顆原本高貴的靈魂在烏雲籠罩下的塵埃上頑強而又不安地抗爭著、漂動著，而他那顆高貴的靈魂卻讓人永遠不敢仰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