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舊派中的新派

來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1 期

摘要: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圍繞著新舊文化與中西文化，曾經有過三場論戰:《新青年》與林琴南、陳獨秀與杜亞泉、張東蓀與傅斯年之間的辯論。前者被認為是“新派”，而後者，則是“舊派中的新派”。他們之間的區別，與其說是知識上的新舊，不如說是對傳統的態度不同。杜亞泉、張東蓀對西方新思潮的認知，不在其對手陳獨秀、傅斯年之下，只是他們不贊成全盤推倒傳統。經過這三場論戰，《新青年》在口岸城市中大獲全勝，因為城市青年需要一個激進的文化變革方案與可供行動的簡便態度，但在邊緣城市的“小鎮青年”那裡，他們不在乎新舊兩派的態度差異，更注重從兩派那裡吸取“新知”，對傳統也保留了一份中庸的溫情。

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圍繞著新舊文化與中西文化，曾經有過三場辯戰: 《新青年》與林琴南的罵戰、陳獨秀與杜亞泉的中西文化論戰和研究系的張東蓀與《新潮》傅斯年之間的辯論。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青年”，被稱為新派，而他們的論戰對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保守的舊派。但無論是林琴南、杜亞泉，還是研究系的精神領袖梁啟超，他們從舊學陣營而來，在清末民初都是被公認的新派人物，屬於“舊派中的新派”。只是到了新的一代知識分子崛起，他們才變得“舊”，但依然有其“新”的趨向。羅家倫當年嘲笑《東方雜誌》的杜亞泉諸人: “你說他舊麼，他卻象( 像) 新，你說他新麼，他卻實在不配。”這種不新不舊、半新半舊、亦新亦舊，正是“舊派中的新派”在五四時期的獨家特色。在五四時期，與“舊派中的新派”相映成趣的，還有另一類“新派中的舊派”，即以《學衡》雜誌為代表的從海外留學歸來、卻堅守中國文化本位的現代學人。“新派中的舊派”我將另外撰文討論，本文將重點圍繞“舊派中的新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表現以及與“新青年”們的論戰。關於這方面的具體研究成果已經很多，本文新的問題意識在於: 從晚清到五四的中國知識分子時代更替來看，這批“舊派中的新派”究竟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他們與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們共同參與了新文化運動，那麼兩代啟蒙者的區別究竟何在，是知識上的還是態度上的? 最後，當“新青年”們登上歷史舞臺之後，“舊派中的新派”對年輕一代的影響真的消失了嗎? 如果還在，那麼究竟何在?

一、什麼是“ 舊派中的新派”

何謂“新派”? 何謂“舊派”? 從1860 年代開始的自強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的世代交替之迅速，令人目不暇接。在晚清，被目為新派士大夫的有兩代人，第一代是官僚士大夫，第二代是文人士大夫。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是官僚士大夫中的新派人物。雖然有儒家的正統觀念，但在“理”之外，更重“勢”，與正統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現實感，靈活實用，不拘泥於經典陳義，是清末自強運動的中堅。

1895 年的公車上書，象徵著新的一代改革士大夫的崛起。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這些文人士大夫，不是被朝廷吸納的國家精英，而是暫時未入仕的舉人、秀才，屬於地方名流，他們處於遠離權力中樞的南方，身上有強烈烏托邦情懷的文人氣質，其活動地盤，不再是官僚士大夫擅長的權力中樞，而是地方與民間，特別是民間的輿論空間。戊戌維新之後，原先的新派官僚士大夫很快被視為舊派，文人士大夫成為新的“新派”代表，他們是戊戌維新和晚清新政兩場改革的主力軍。本文討論的“舊派中的新派”，就是指的這些文人士大夫，雖然身份和氣質上依然是士大夫，但滿腦子新思想、新思維、新語言，以梁啟超的《新民說》最為典範，這位中國啟蒙的先驅，足足影響了晚清和五四兩代讀書人。

張灝教授將1895 年戊戌維新開始到1925 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結束這三十年，視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轉型年代”，這個“轉型年代”，其實是通過兩次知識分子的世代交替而完成的。第一次是戊戌維新年間康有為、梁啟超這批文人士大夫從新派官僚士大夫那裡奪過話語主導權，使後者蛻變為“舊派”，自己成為了“新派”的代表。長江後浪推前浪，到了1918 年以後，這批從晚清過來的“新派”人物，竟然也被新崛起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視為“舊派”，重蹈前代新派人的覆轍! 不是因為他們自身有什麼變化，乃是在快速移動的舞臺佈景襯托下，他們的知識結構，特別是“文化態度”跟不上時代的變化，落伍了。

晚清這批“舊派中的新派”，在民國初年被時人稱為“老新黨”。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說，梁任公創造的“新民體”，“老輩則痛恨，詆為文妖，然其文晰於事理，豐於情感。迄今六十歲以下、三十歲以上之士夫，論政持學，殆無不為之默化潛移者”。待到《新青年》這撥更年輕的新派知識分子出現在地平線上，“新黨”瞬間就變老了，退伍為“老新黨”。胡適說: “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他的學生羅家倫也說: “請問十年前的‘新黨’，有幾個不是《新民叢報》造的? ……至於現代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又何曾不是《新青年》等幾個雜誌鼓起來的呢?”

“老新黨”是五四知識分子對上一代晚清新派的輕蔑之稱，在他們看來，不將曾經啟蒙過他們的父輩歸為舊派，不足以顯示自己的新。這是思想史上常見的“弒父”現象，只有打倒了父輩，才足以長大成人。不過，五四的新青年們也知道，在一般世人心目中，梁啟超們畢竟還屬於新派，故送他們一個“老新黨”的雅號———固為“新黨”，卻已過時，新得不夠時代，不夠徹底。

五四時期的新舊兩代知識分子，一為新學堂的老師，一為新學堂的學生，與更老一代的官僚士大夫曾國藩、張之洞相比，他們都與體制發生了疏離，從廟堂走向了民間，身上有強烈的文人習氣，只不過梁啟超、杜亞泉是文人士大夫，而陳獨秀、魯迅、胡適是文人知識分子，從文人氣質而言，前後兩代有一脈相承之處，與官僚士大夫有天壤之別。但是，正是這兩代人，中間隔著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的世代斷層，因而發生了尖銳的衝突。

不僅新一代知識分子嫌棄“舊派中的新派”已經落伍，連他們本人，到了五四時期，也常常感到自己新舊混雜，是過渡性的人物。民國名記者黃遠生在1916 年已意識到“自西方文化輸入以來，新舊之衝突，莫甚於今日”。作為晚清過來的新派人物，感到自己身上有許多“舊派”的習氣，“吾人以一身立於過去遺骸與將來胚胎之中間，赤手空拳，無一物可把持，徒彷徨於過渡之時期中而已”。他的苦悶與_彷徨都來源於這種生存於新舊之間的自我意識，將來的新只是“胚胎”而已，而過去的“遺骸”卻實實在在種植於靈魂之中。

這種新舊混雜的感覺，是陳獨秀、胡適和傅斯年斷然沒有的。在五四時期，他們自信、陽光，傲視老一輩，相信唯有自己代表了文化的未來。只有自我反思意識比較強的魯迅，對自己靈魂中的陰暗面有所警惕，自稱自己只是過渡的一代，“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青年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而像胡適、傅斯年，是要到了五四運動的十年之後，等到更新的革命一代崛起要打倒自己了，才承認: “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 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 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

五四時期，晚清和五四兩代新派知識分子，究竟區別在哪裡?

時代更替首先表現在兩代人的年齡結構上。在五四時期繼續活躍的晚清新派士大夫，除了林琴南、康有為資格較老，分別出生於1852、1858 年之外，其餘大部分人基本出生在1865—1880 年間: 張元濟( 1867 年) ，梁啟超、杜亞泉( 1873 年) ，章士釗( 1881 年) ，楊度( 1875 年) 。而五四新一代知識分子除了陳獨秀稍年長，出生於1879 年之外，大多出生於1880—1895 年間: 魯迅( 1881 年) ，周作人( 1885年) ，錢玄同( 1887 年) ，李大釗( 1889 年) ，胡適、劉半農( 1891 年) 。

生理上的年齡結構並非決定性的，重要的是與年齡相應的知識結構。近代中國兩次重要的學制改革，對知識分子的代際更替至關重要。1902—1903 年“壬寅-癸卯學制”，建立了過渡性的半新半舊、半中半西的近代學堂體制， 1912—1913 年“壬子-癸丑學制”奠定了延續至今的現代學校體制。20 世紀前半葉的三代中國知識分子: 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後五四一代，概括地說，在晚清的學堂中，康有為、梁啟超是老師輩，五四一代是學生輩，到了民國之後的學校，陳獨秀、胡適、李大釗是老師輩，後五四一代( 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 則是學生輩。

現代的學校體制所培養的，是新知識、新觀念的新型知識分子; 而過渡性的學堂體制，所培養的只是半新半舊的第一代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是新知識分子，其實靈魂還是傳統士大夫式的。至於康有為、梁啟超、杜亞泉這些晚清末代士大夫，早年所受的是傳統的私塾與書院教育，其擁有的新學幾乎都源於自學，而且是通過明治時期日文的二手轉賣。在他們追補新學之前，舊學的知識結構已經廓然成形。一個人的認知框架，大約在二十歲左右形塑，形成一套思考的語法結構，即使以後再有新知添入，也只是零碎的“詞彙”而已，其“語法”依然是過去的。用一個新詞，其意義並非確定，置於不同的語法結構，就會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晚清的文人士大夫就知識結構和精神氣質而言，與他們所取而代之的曾國藩、張之洞這些官僚士大夫差別不大，都是傳統的經史子集與傳統士大夫的家國天下關懷。但他們大多去日本見過世面，或者精通日文，對域外的各種新知，從科學技術到制度倫理都有非常龐雜的認知，急於要將這些經世致用的新知內化到舊學的知識結構之中。作為晚清新學堂的老師和新報紙的主筆，他們傳授給同代人和年輕一代的，正是這些中西混雜、混沌一片的新知。

那些晚清年間在國內學堂接受啟蒙教育的新一代學生，等到民國初年有機會走出國門到日本帝國大學和英美一流大學繼續深造，發現自己曾經崇拜過的老師在西方學問上的粗陋，西學對於李大釗、錢玄同、胡適們而言，不再僅僅是“詞彙”，而是一套知識的“語法”，回到國內，自然看不起“舊派中的新派”，而要取而代之，以新派自任，搞一場新文化運動了。

不過，以知識結構來區別晚清新派士大夫與五四新知識分子，僅僅具有部分的有效性。對於林琴南、康有為這些年長的“舊派中的新派”而言，他們在“三十歲以後不復有變”，在知識上自然被五四一代看不起。但是，像稍微年輕一點的梁啟超、杜亞泉，他們對新知之敏感，學習能力之強，全然不在五四知識分子之下，梁啟超對西學的龐雜瞭解，即使到了五四時期，也不遜於年輕一代，杜亞泉在與陳獨秀論戰中對西方思潮的熟悉程度，也在對手之上。而跟隨梁啟超的年輕師友蔣百里、張君勱、黃遠生、張東蓀，都在日本名校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1918 年以後，由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研究系所主持的“另一種啟蒙”，依靠的就是這四位年輕大將，他們雖然在年齡上可以歸為五四一代，但在人脈關係和精神氣質上，特別在對舊文化的態度上，更接近新派士大夫，亦屬於“舊派中的新派”。

不過，梁啟超、杜亞泉他們並不承認自己是舊派，在他們看來，知識上的新與舊，都是相對的，杜亞泉說: “新也，舊也，不過一程度問題。”在不同時代，新與舊含義不同。“如戊戌時代之新舊，與歐戰以後現時代之新舊，意義自然不同”。或許是被羅家倫批評為“半新半舊”刺痛，杜亞泉要證明自己無論是在晚清還是五四，都屬於新派。在戊戌時期，“以主張仿效西洋文明為新，而以主張固守中國習慣者為舊。吾人在當時，固為竭力鼓吹新思想，排斥舊思想者”。而歐戰以後，更新的文明大潮來了，“以時代關係言之，則不能不以主張刷新中國固有文明，貢獻於世界者為新，而以主張革除中國固有文明，同化於西洋者為舊”。杜亞泉以“調和中西為新”為己強辯，可見戊戌維新之後，思想的潮流不再是復古，回到黃金的三代，而是在進化論推動下，以趨新為價值尺度。即使是“舊派人物”，也要證明自己並非落伍，而是新人物、新思想。

梁啟超更為趨新，從戊戌到五四，永遠在變，變的方向，就是年輕人的步伐。錢基博如此評論他: 梁任公“常自覺所學時代為落伍，而懍後生之可畏，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為之學，跕定腳跟，有以自得者也，啟超之學，隨時轉移，巧於通變者也”。連胡適都肯定梁啟超，說身為“舊派中的新派”，梁啟超與章士釗不同，“這幾年頗能努力跟著一般少年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些差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

純粹從知識而言，五四時期的兩代人，其實都是新舊混雜，汪叔潛早就有一個觀察: “舊人物也，彼之口頭言論，則全襲乎新; 自號為新人物也，彼之思想方法，終不離乎舊。”

既然如此，新派與舊派所爭的，究竟何在呢?

二、“老新黨”與“新青年”的差別，不是知識

學界如今已經有相當共識，承認五四的啟蒙運動，並非以《新青年》和《新潮》為獨家，同時從事新文化運動、傳播新知的，還有“舊派中的新派”所主持的兩條戰線: 一條是杜亞泉的《東方雜誌》，另一條是研究系的《國民公報》、《學燈》副刊、《晨報副鐫》和《解放與改造》。如果細讀這些刊物，你會發現就傳播與介紹西方新知的全面性和開放性而言，它們要比《新青年》和《新潮》更勝一籌，知識更純粹，流派更豐富。

如果從知識性而言，五四時期的兩代啟蒙者並無太大的區別，因此，地方上的年輕讀者對他們辦的雜誌是兼容幷包，作為一個新知的整體加以接納。既然知識上都是新的，不存在新舊區別，而且杜亞泉以及梁啟超手下的四大幹將對西學的瞭解，比較陳獨秀、胡適、傅斯年毫不遜色，那麼，所謂的新舊又從何說起呢?

五四陣營的大將蔣夢麟在1919 年對此一語而中的: 新思想不是知識，而是“一個態度”! 這個態度是看思想是否往進化的那個方向走，而所謂的舊，“是對於這新態度的反動”。這就意味著，“老新黨”的知識並不陳舊，但他們對傳統的態度太舊了，竟然不往西學所指明的進化方向走，還在留戀傳統，搞新舊調和。按照陳獨秀斬釘截鐵的說法: “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

由此可見，五四時期的新舊之爭，並非知識之爭，乃是態度之爭。知識與理性有關，而態度則是一種文化認同。美國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大師列文森在他的名著《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中曾經提出過一個經典論斷，認為梁啟超這代新派士大夫是“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停留在傳統”，將他們的新與舊，以理智和情感的二元對立作了區別。“舊派中的新派”這代士大夫，雖然從理性層面意識到中國要成為像西方那樣富強與文明的國家，必須吸取西學，但在情感層面他們依然認同中國文化的靈魂。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這些在清末積極鼓吹中國要學習西洋、融入世界的早期啟蒙者們，從康有為到梁啟超、嚴復，到了民國初年會不約而同地強調“國性”、“國魂”和“國本”的價值與重要。在他們看來，民國的制度肉身可以是西方的，但民國的精神靈魂必須是中國的。

然而，“新青年”們的文化認同不一樣。經過晚清梁啟超的啟蒙，他們有了強烈的“保種( 中華民族) ”意識，但對“保教”( 中國文化) 興趣不大，文化只是一種生存的工具，與人的內在生命與情感無關，既然西方文化救得了中國，為何還要糾纏傳統不放? 與“舊派中的新派”執著地認同“國魂”、“國性”不同，陳獨秀、胡適他們對傳統的態度變得異常地功利。

張灝教授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分析中，提出了五四思想有多重兩歧性的卓見，其中一個兩歧性，是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峙。杜亞泉主持的《東方雜誌》、研究系從事的文化改造，在精神氣質上與《新青年》和《新潮》是迥然不同的。“老新黨”的啟蒙是知識的、說理的，而“新青年”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推倒一切、重新打造的狂飆精神，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衝動。這在陳獨秀和錢玄同身上特別明顯。陳獨秀、吳虞只是要“打倒孔家店”，而錢玄同則要廢除漢字: “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 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這些驚世駭俗之論，未必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只是表明了與傳統決然兩斷的姿態。

杜亞泉對五四時期的思想界深入觀察後，將其分為四類人: 第一類是“知識敏感、情感熱烈”者，指的是陳獨秀這樣的“新青年”; 第二類是“知識矇昧、情感熱烈”者，公然與“新青年”叫板的林琴南就屬這一類; 第三類是“知識矇昧、情感冷淡”者，應該是劉師培、黃季剛這些國學派; 第四類是“知識敏感、情感冷淡”者，則是夫子自道，是杜亞泉、研究系這些“另一種啟蒙”者了。

杜亞泉以知識新舊和態度冷熱為座標，明晰地畫出了五四時期的思想地圖。其中第二三類，都是知識上的舊派人物，但第一和第四類人物，則是知識上的新派，同屬啟蒙陣營，只是態度大不一樣。“新青年”以浪漫主義的激情否定一切傳統，但《東方雜誌》和研究系的啟蒙者們則是態度中庸的理性主義者，對中國文化始終懷有一份溫情和敬意。

如今重溫陳獨秀與杜亞泉的論戰，你會發現，就對西學思潮的瞭解和熟悉程度，舊派的杜亞泉不僅不輸給陳獨秀，而且在對手之上，各種西方最新的流派、思潮，娓娓道來，如數家珍。相比新學，杜亞泉的舊學倒並不顯山露水，藏在深處。他是講理的，習慣以理性的知識方式，證明新舊的調和是未來世界新文明的大趨勢。對於杜亞泉來說，西方的新學是他的知識，而中國的舊學是他的靈魂。知識是顯性的，而靈魂是隱性的。他與陳獨秀的分歧，不在於新知識的高下，而只是一個對舊文明的態度。在理性層面上，《東方雜誌》與《新青年》都是向前看，不斷求變、趨新，分歧僅僅在於心靈層面，在於對中國固有文明的態度，是否有文化上的情感認同。一個富有溫情，另一個冷峻激進，形成了五四啟蒙陣營的不同色調。對於文化民族主義者杜亞泉來說，文化之於他，是民族的靈魂所在，是具有內在價值的。杜亞泉認為: “共和政體，決非與固有文明不相容者。民視民聽，民貴君輕，伊古以來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義為基礎。政體雖改，而政治原理不變。”

研究系的重要啟蒙陣地《學燈》副刊，與《東方雜誌》類似。要論介紹與傳播西方新知的豐富性，《學燈》應在《新青年》和《新潮》之上，其創刊時的定位，就是要為再造一個新文明而介紹“新知”。宗白華接手《學燈》任主編時，將《學燈》的主義與理想，交代得非常明確: “從學術的根本研究，建中國的未來文化。”《學燈》的主持人從張東蓀到宗白華等人，他們的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已經屬於五四新一代，與陳獨秀、胡適一輩在知識上沒有太大的差別，但他們的文化態度卻與杜亞泉這些“舊派中的新派”保持一致，而與“新青年”們迥然有隔。

這個態度之“隔”，乃是體現在兩個面向。其一，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針對《新青年》介紹新知時的單一與偏激，張東蓀為《學燈》提出了“深化新思想”的使命: “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單調的，我們應當把他化為復調的，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是淺薄的，我們應當將他化為正中健強的”。顯然，這些話都是針對《新青年》而言的。《學燈》諸人對陳獨秀、胡適他們最為不屑的，是他們介紹“新知”時的單調———偏於淺薄的科學論，且又忙於破壞舊文化，沒有什麼真貨色拿出來。張東蓀直言不諱地批評說:“我對於新青年一流，有一個觀念，覺得好像他們天天對於穿舊衣的人，用一種打罵的手段，教他脫去舊衣，但是他們卻不去制一個新衣來給人穿。”可以想見，當“新青年”們看到張東蓀的言論，會如何地光火，其後由傅斯年出頭，與張東蓀對陣論戰，是與之前兩家在戲劇問題、貞操問題和白話文問題上的多次語言摩擦有密切關係。

《學燈》與《新青年》態度上的最大差異，乃是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學燈》的態度很明確: 輸入新文明，尊重舊文明。張東蓀在《學燈》創刊之始，就表明: “於原有文化，主張尊重而科學解剖之。”張東蓀對杜亞泉、章士釗的中西新舊文化調和論不以為然，認為現在是思想的潛變時代，“一經調和，那未成熟的新思想便消失了”。張東蓀作為第一代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化傳統沒有像杜亞泉那些末代士大夫那樣有感情上的依戀，他只是理性的尊重，並非情感上的認同。在他看來，新文明的輸入與舊文明的消亡，是一個新陳代謝的自然演化，無須刻意去推倒舊傳統。“我們若認定中國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我們就該儘量的把他輸入，不要與那舊道德、舊思想、舊文藝挑戰，因為他自然而然會消滅的”。

研究系的另一位大將、同樣是啟蒙陣地的《國民公報》主編藍公武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名聲就是被《新青年》中最偏激的錢玄同給搞壞的，他在給傅斯年的公開信中如此說: “據你們新青年雜誌諸君的文字，影響真是不小，就只有錢先生一個人的力量，把這改革的效果減去一大半。……不是為他議論太偏就只因他任意亂說，淺薄可厭。”不過，後來魯迅對引他走上啟蒙道路的老友錢玄同倒有一個辯護，說正是因為錢玄同提出“盡廢漢字”，吸引了所有反對改革的守舊者的炮火，“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雖然同屬啟蒙陣營，“舊派中的新派”辦的《東方雜誌》與《學燈》，與五四新一代知識分子辦的《新青年》與《新潮》，在刊物的性質上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追求兼容幷包、客觀理性的公共刊物，而後者呢，則是立場鮮明、充滿戰鬥性的同人刊物。《東方雜誌》的公共性和開放性自不待言，《學燈》在創刊宣言中明確表白“屏門戶之見”，“非為本報同人撰論之用，乃為社會學子立說之地”。晚清民初一代人相信的是“公理”，當超越的傳統“天理”衰落之後，替而代之的，便是符合普遍人性的、全球普世的“公理”。新文化運動的使命，便是介紹和傳播“公理”，它是知識的、科學的，無須意識形態優先，因此，新文化的態度就是兼容幷包、客觀公正。

然而，《新青年》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同人刊物，早期繼承《甲寅》的傳統，是一個安徽人為主的同人圈，陳獨秀入主北京大學之後，又成為北人新派同人為核心的同人刊物，具有強烈的黨人傾向。陳獨秀、錢玄同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是革命黨人，他們將黨人的偏激、武斷的革命氣象帶到雜誌中來，文字充滿了宗教性和戰鬥性。錢玄同最喜歡的格言，是心學大師陸象山的四句話: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汙澤。”他的老師章太炎曾經將這16 字語錄送給錢玄同，章太炎晚年到北平，錢玄同請老師書寫這四句格言，章太炎以為太過激烈，不肯寫了。但五四時期的錢玄同卻以陸象山的這種“我心即世界”、秉承天命、橫掃一切的大無畏氣概，出現在思想舞臺上。常乃德後來有一段評論說: “陳獨秀、錢玄同二人的文字最犯武斷的毛病，《新青年》之不能盡滿人意在此。但是我們若從另外方面一想，若不是陳錢諸人用宗教家的態度來武斷地宣傳新思想，這新思想能夠一出就驚世駭俗，引起絕大的反響尚未可知。”胡適也承認，陳獨秀“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的確，《新青年》開創了五四運動後期“主義”的先河，意識形態先行，立場與態度決定一切。而《東方雜誌》和《學燈》還堅守著“公理”的知識傳統。在啟蒙的陣營當中，知識的理性主義與態度的浪漫主義形成了強烈的色彩對比。

然而，正如王汎森的研究所敏銳注意到的，五四正是一個從“公理”到“主義”的時代。在這背後，是兩代知識分子的世代更替。“新青年”們要從老一代啟蒙者那裡奪過輿論的話語權，需要的正是那種革命家的絕對自信、斬釘截鐵和不容反對，而這種狂飆的氣質，最能吸引在新舊衝突中迷失了方向感的年輕人。

三、兩代知識分子爭奪話語權的論戰

1918—1919 年，在兩代知識分子之間，為爭奪輿論的話語權，發生了三場論戰。論戰的結果，“新青年”們掌握了輿論的主導權，“舊派中的新派”開始失去原有的光芒。

陳獨秀1915 年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頭兩年一直沒有大的起色，讀者寥寥，直到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7 年編輯部移到北京，雜誌擁有了北京大學這一後盾，新文化才正式“運動”起來。不過，當時的《新青年》，依然是默默無聞，其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遠遠無法與老牌的《東方雜誌》相比，與新創刊的《學燈》相比也不佔上風。用魯迅的話說: “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新青年”們面對的競爭對手，是從晚清到民初足足影響了兩代青年讀者的“舊派中的新派”人物，其中，康有為、辜鴻銘這些保皇派到了民國初年，影響已經大不如前，只是在清朝的遺老遺少中有跟隨者。真正值得重視的對手主要是“三股勢力”: 一是林琴南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新式文人，二是杜亞泉任主帥的《東方雜誌》，三是1918 年開始退出政治場域、轉向新文化運動的研究系知識分子。論知識實力，“新青年”們未必佔優勢，若論氣勢，那麼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們有九分的勝算。於是，“新青年”們抓住時機，發起了與“舊派中的新派”的三場論辯。

這三個對手當中，雖然都屬“舊派中的新派”，但彼此之間並無人脈上的聯繫，而且新舊的程度不一，年齡差距甚大，林琴南已經年過六十，杜亞泉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而張東蓀，只是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的新舊之學差異更大: 林琴南是翻譯了許多西方小說的舊式文人，到了五四時期他僅有的那些西學早已褪色; 杜亞泉是科學啟蒙出身，對西方的思潮有精緻的把握，但他的文化認同是中國的; 而張東蓀，則是一個與錢玄同年齡相仿的新派人物，他與林琴南無論是生理年齡還是文化心理，都屬於父子兩代人，而且對後者頗為不屑，只是人脈關係以及新文化運動中的態度不同，而被“新青年”們視為非同路人。

最早打響的是《新青年》與林琴南的罵戰。

文學革命初起，令自命為桐城派傳人的林琴南十分不爽，遂發表《論古文之不宜廢》予以批駁，其態度還是溫和講理的。“敵人”自己跳出來了，錢玄同首開罵戰先河，在《新青年》上痛斥其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隨即在自編自導的“王靜軒來信”中，錢氏模仿舊派文人的風格，挑起戰鬥，由劉半農出面，借駁斥“王靜軒”將林琴南的翻譯與舊學大大嘲笑了一番。六十老翁受到年輕人如此羞辱，自然心有不甘，林琴南拿出文學的看家本領，接連寫了兩篇文言小說，將陳獨秀、錢玄同、胡適，連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通通影射了一圈。“新青年”諸將一擁而上，集體圍剿林琴南，連蔡元培也親自撰文迴應林琴南。老派文人最後明白年輕一代得罪不起，只能認錯了事。

這一場混戰，是舊式文人士大夫與新式文人知識分子的正面較量，充滿了文人之間的意氣用事和輕蔑態度，林琴南輸在以諷刺小說代替理性迴應的不明智，“新青年”們勝在得理不讓人的氣勢如虹。其實，讀者們未必站在林琴南一邊，但對“新青年”們的咄咄逼人、首開罵戰也頗不看慣，多有微詞。但陳獨秀傲慢地公開回答: 對於林琴南這種“妄人尚復閉眼胡說，則唯有痛罵之一法”。“到了辯論真理的時候，本志同人大半氣量狹小，性情直率，就不免聲色俱厲; 寧肯旁人罵我們是暴徒是流氓，卻不願意裝出那紳士的腔調，出言吞吐，致使是非不明於天下”。

陳獨秀被胡適稱為“終身的反對派”，這位革命黨人出身的反對派，勇敢地反對強權，自己也更強權，容不得別人的反對。革命黨人的霸氣，從政治戰場運用到文化場域，自以為掌握天命，口銜真理，不容對手有辯駁餘地，以壓倒性的氣勢橫掃千軍。當時在美國留學的張奚若對《新青年》的罵戰也看不下去，在給胡適的信中批評說: “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因他們說話好持一種挑戰的態度———謾罵更無論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記著無道理的，而忘卻有道理的。”

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靈魂，有儒道兩面，但是從底層翻上來的“遊士”知識分子，特別是革命黨人出身的，還有聞一多所說的第三重靈魂“匪氣”。在五四之前，士林之中雖然論辯不斷，比如宋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晚清的洋務派與清流黨的矛盾，其思想的衝突不比五四新舊之爭要小，但對立雙方皆是深受孔夫子教養的儒家士君子，雖然意見分歧，但還是不失風度，何況雙方都有共同的信仰之理: 聖人之教。民國之後，天下為道術所裂，晚清尚有“公理”可言，到了五四，開始從“公理”走向“主義”，爭論的雙方，各有各信奉的理。在理不相通、雞同鴨講的情形下，革命黨人出身的陳獨秀、錢玄同便拿出了“匪氣”的一面。雖然他們不再是在社會遊蕩的“遊士”，已經成為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教授，但身上的“遊士”習氣是底色不減的。

杜亞泉當年深刻分析過這種“遊士”文化: “吾國之知識階級，向來生活於貴族文化及遊民文化中，故其性質上顯分二種: 一種為貴族性質，誇大驕慢，凡事皆出於武斷，喜壓制，好自矜貴，視當世人皆賤，若不屑與之齒者。一種為遊民性質，輕佻浮躁，凡事皆傾於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者。”陳獨秀在論戰中的表現，典型地體現了這種“遊士”知識分子的性格。

杜亞泉這段話，寫於1919 年4 月，其時他剛剛從與陳獨秀的論戰中脫身，深受對手蠻不講理的戰鬥風格之苦，或許就是有感而發。陳獨秀與杜亞泉的論戰，是“舊派中的新派”與五四“新青年”第二場纏鬥。如果說第一場論辯是林琴南主動跳出來的話，那麼，向《東方雜誌》的發難，完全出自陳獨秀的主動出擊。

其時，《新青年》與林琴南的罵戰尚方興未艾，為何陳獨秀要開闢第二戰場? 到了五四時代，林琴南這類桐城派文人雖然傳播過歐洲文學，但已經不新，在青年中影響有限，只能滿足那些習慣於文言的老派士紳口味。《東方雜誌》就不一樣了。在杜亞泉主持之下，從民國初年到1918 年歐戰介紹，一方面介紹各種西洋新知，另一方面抓住時代熱點，從讀者最關心的歐戰，到民初的社會政治，都有出色的分析與評論，知識性與公共性並重，從中年開明士紳，到青年知識分子，讀者遍佈全國各地，不愧為民初排名第一的讀書人刊物。《新青年》要從“舊派中的新派”中奪過文化話語權，《東方雜誌》是不容迴避的核心對手。

於是，陳獨秀抓住《東方雜誌》的三篇文章( 一篇杜亞泉，一篇錢智修，另一篇是日文的翻譯) ，公開質問《東方雜誌》。如果說與林琴南的罵戰還只是文化層面的，那麼陳獨秀以革命黨人的政治敏感，將三篇文章的性質上升到政治層面的大是大非，副標題就非常聳人聽聞，將《東方雜誌》與復辟帝制聯繫起來。這不啻是對杜亞泉極大的冤殺。林琴南每年還要去祭祀光緒墓，尚可勉強與康有為一起，算作保皇黨。而杜亞泉，是共和制的堅定支持者，他在民初寫的一系列文章，皆是在為共和體制尋找精神的國本，奠定其文化與道德的基礎。作為主編的杜亞泉，雖然內心有氣，但在迴應文章中依然保持其一貫的老派士大夫之文雅，不亢不卑，就事論事，以理自辯。

陳獨秀讀了杜文之後，自知失態，將《東方雜誌》的言論與“復辟帝制”掛鉤，實在牽強，承認自己“一時情急”。但以其好鬥的性格，依然不饒不休，發表了第二篇再質問之文。《東方雜誌》及其後臺商務印書館畢竟是學界主流，陳獨秀可以輕蔑過氣文人林琴南( 何況林又是單打獨鬥) ，但不敢對主流的《東方雜誌》撒野開罵，而杜亞泉有理有節的論辯風格只能逼迫他回到知識的戰場，就具體的爭辯問題，與對手一一過招。之後，杜亞泉再無直接回應，論戰告一段落。

這場論戰，究竟誰是勝利者? 從知識與學理而言，杜亞泉與陳獨秀不相上下，打了個平手，不似林琴南輸得那樣慘。但論戰並非學理層面上的，其實質乃是爭奪對知識大眾的話語控制權。

《東方雜誌》與《新青年》是兩種不同性質的雜誌。前者是知識性、文化性的公共刊物，沒有特定的黨派和文化立場。它像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那樣，中西兼容，新舊並蓄。清末民初是一個“公理”的時代，知識界普遍相信代替傳統“天理”的，是以科學為知識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杜亞泉主編的《東方雜誌》，正是抓住了這一時代的脈搏，通過知識性、全方位地介紹世界之“公理”，而成為知識界的頭號刊物。不持特定立場的公共刊物訴諸的是人的理性，它讓讀者通過對知識的瞭解，自由決定自己的文化態度。

然而，《新青年》雜誌以及後來的《新潮》雜誌，卻是與《東方雜誌》風格迥然不同的同人刊物，它們都有特定的文化立場和政治態度，戰鬥性強，旗幟鮮明，有強烈的陣地感和話語權意識。當傳統的“天理”消解之後，而“公理”只是以一種科學的、中性的、多元的知識形態出現在讀者面前的時候，中年讀書人固然有成熟的世界觀，但對於心智遠未健全的年輕學生來說，僅僅閱讀《東方雜誌》只是讓他們的內心更為迷惘，面對複雜而相互衝突的知識，他們無從選擇，更無從構成自己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而《新青年》的出現，陳獨秀那種說一不二、獨斷論的啟示式宣喻，無異為年輕人“迷亂之人心”指出了一條真理之路。對於知識普羅大眾而言，他們更需要的不是複雜的“公理”，而是簡明的“主義”; 不是多元的知識，而是一種新態度、新信仰。

《新青年》與《東方雜誌》的論戰，並非新學與舊學之戰，而是新學對新學的論辯。但是，對於杜亞泉來說，新學是一種可以自由選擇的“公理”，而對於陳獨秀而言，新學則是“主義”的工具。雖然早年的陳獨秀常常將“主義”包裝在“公理”的話語之中，又以“主義”的啟示方式宣傳“公理”。

在五四愛國運動前夕，馬上就要行動起來的青年學生需要的不僅是知識上的“公理”，更重要的是可以指導行動的“主義”，即一種簡明的新學意識形態，以此獲得一個驅散內心迷惑的態度。於是，論戰本身雖然不分勝負，但其後兩個人的命運———一個是被商務印書館解除了《東方雜誌》主編職務的悲劇人物，另一個成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已經昭示了從晚清到民初主導了早期啟蒙二十年的“舊派中的新派”即將退出歷史舞臺，而新的一代五四知識分子以狂飆式的浪漫主義姿態，正在取而代之，建立新的文化霸權了。對於杜亞泉、梁啟超而言，他們的吃虧不在於知識陳舊、跟不上時代，只是態度與立場的“不正確”，而被年輕人淘洗掉了，雖然經過一個世紀的詭異輪迴，歷史重新發現，原來勝利者多有淺薄之處，而失敗者倒富有超越時代的睿智。

四、“都市青年”與“小鎮青年”的不同態度

“新青年”們與“舊派中的新派”第三場論辯，乃是在張東蓀與傅斯年之間展開。張東蓀是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新派人物，知識上與五四知識分子完全是同構的，只是“態度上”與陳獨秀們不同，而被打入了啟蒙的另冊。張東蓀看不慣《新青年》“只破壞不建設”的態度，多次對其有委婉的批評，他主持的《時事新報》與《新青年》也多有言論上的摩擦和冷戰。正式燃起戰火的，張東蓀是始作俑者。1919 年初，《新潮》雜誌創辦，張東蓀發表評論，盛讚《新潮》新的一代學生與他們的老師辦的《新青年》不同，是以“獨立的精神與研究的態度”倡導新思想，而非“一味亂罵”。這一下，《新潮》主編傅斯年看不下去了，他認為張東蓀是在北京大學師生兩代知識分子之間挑撥離間，以與陳獨秀同樣的霸氣回擊張東蓀是“似是而非不通得很”，是“鄉愿態度”。張東蓀討了個無趣，發現年輕一代竟然也是“罵人派”，便反脣相譏教訓這些學生切莫學《新青年》搞無價值的“純粹的破壞”，還說了一些重話: “罵人的維新派的怙惡實在不下於被罵的守舊派，都是以為自己沒有絲毫不是的地方。”“這就是帝王主義的人性觀，也可以名為私塾的人性觀。”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學生中公認的學術領袖，自然不願被研究系的人來教訓，他立即敏感地將之理解為研究系的人馬要與北京大學爭奪新文化的正統，《新潮》被誤讀是小事，北京大學的新文化正統地位決不容挑戰。傅斯年立即回擊說: “我所以不客氣者，也有緣故。我們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張先生是和北京大學慣作對頭的，我們對他當然無所用其客氣。他今天登一篇罵北京大學的投稿，明天自撰一篇罵北京大學的文，今天指明瞭罵，明天含譏帶諷地說著。這裡頭雖然有一半是攻擊個人的，但是攻擊大學本體的，也有一半……”

“新青年”們與林琴南的第一場罵戰尚有新舊文化( 白話文與文言文) 之爭的成分，陳獨秀與杜亞泉的第二場論戰還多少要拼“新知”，而傅斯年與張東蓀之間的第三輪論辯，已經全然與新舊或者知識無關，表面上是年輕知識分子“力比多”過盛的意氣之爭，實質是對新文化運動話語主導權的爭奪戰。張東蓀曾經提到: “我自從看了梁任公先生的講壇以後，就覺得白話是非常的切要，頗想拿白話來譯高深的哲理書。”傅斯年看了，非常不爽，以為研究系是要搶白話文革命的旗幟，諷刺張的心理: “只有我們梁任公先生做白話文的第一天，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新機; 只有我們主張革新是獨立的，是正宗的，別人都是野狐禪。”

在這場新文化運動話語權的爭奪戰中，雙方的根本分歧依然是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張東蓀始終堅守“不罵不破壞論”，他以瓶子與空氣比喻，說假如整天搖晃瓶子，舊空氣是出不去的，只有輸入新文化，舊文化自然而然就消滅了。但傅斯年堅信只有打倒舊傳統，才有新文化。他同樣以瓶子作比喻，“假使是個渾水滿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渾水傾去，清水才能進來”。

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這一延續了20 世紀始終的革命邏輯，五四“新青年”們是事實上的始作俑者，但研究系的啟蒙者們，則相信破壞不等於建設，新陳代謝，物競天擇，新文化輸入了，舊文化自然就淘汰了。究竟孰是孰非，經過一個世紀的反覆折騰，歷史事實已經給出了答案，雖然這答案的代價未免高了一點。

五四時期“舊派中的新派”與“新青年”們對壘的三位，他們的文化立場是有微妙差別的: 林琴南要守舊，守護傳統價值之道與優美的文言文; 杜亞泉要調和，將中西文化“接續”起來; 而張東蓀則要輸入新文化，至於舊傳統，既不破壞，也不守護，是生是死，就讓新陳代謝的自然法則去決定它的命運。

經過1918 年春天到1919 年春天三場與“舊派中的新派”的論戰，《新青年》與《新潮》名聲大噪，新的一代五四知識分子昂然登上了思想舞臺，原來佔據舞臺中心的老一代啟蒙者開始從頂峰跌落，步入衰運。將1918—1919 年視為兩代知識分子世代交替的轉折點，是不無理由的。

不過，這一思想上的世代交替，並非一兩年時間就完成了，事實上，大約一直到1925 年新文化運動結束、國民大革命興起，期間的七八年時間，都是兩代人的交替期。科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提出過一個經典的觀點: 新範式代替舊範式，並不是一兩個決定性實驗或重大的辯論就能定勝負，而是取決於信眾，相信舊範式的人少了，信奉新範式的人多了，範式的革命就慢慢實現了。就是說，思想革命在世代更替的層面上，是以一種非革命的漸變方式實現的。

那麼，在1918—1925 年間，《新青年》《新潮》《東方雜誌》《學燈》這些雜誌在青年讀者當中究竟各有多少信眾? 文化與輿論的話語權是如何易手的呢?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於大城市的青年，故對《新青年》在全國的影響，未免多有誇大。這些年史學界對當時地方青年的不少研究發現，到了1920 年代初，“舊派中的新派”所主辦的啟蒙雜誌，依然在中小城市青年讀者當中有不亞於《新青年》的影響。簡單地說，“新青年”們的信眾在一二線( 京滬與風氣開放的沿海省會城市) 城市之中，而“老新黨”們在三四線城市( 內地省會和中小城市) 依然保持了其持續的影響。用今天的語言來說，“都市青年”是“新青年”們的天下，而“小鎮青年”則是“老新黨”們的群眾基礎。

為什麼“都市青年”到了1918—1919 年之後要跟著陳獨秀走? 1918 年底歐戰的結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本來袁世凱的稱帝、北洋政府的黑暗讓人普遍心灰意懶，歐戰的結束讓中國成為了戰勝國，天安門廣場的提燈遊行讓人們感到了一絲希望，從大學教授到“都市青年”，都有了強烈的“動”的衝動，有如此心理背景，方有了第二年春天的五四愛國運動。

不過，要“動”的話，必須有思想作為導引。無論是《東方雜誌》，還是《學燈》、《晨報副鐫》，都過於理性，與青年人的內心情感有很大的隔閡。“都市青年”特別是青年學生讀了《東方雜誌》和《學燈》之後，依然驅除不了心頭的迷霧，找不到行動的方向。舒新城如此評論研究系: “樑先生等握著南北的兩大言論機關———北京《晨報》及上海《時事新報》———鼓舞著一般青年，同時也想把握著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種新的勢力。不過他們對於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於內心苦悶所發出的呼號，而有點‘因緣時會’，所以在言論上是附和的，在行為上則不大敢為先驅。這不是他們有意如此，是被他們的‘士大夫’集團先天條件規定得不得不如此。”

梁啟超與研究系在民初政壇中並不光彩，當過政客，而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是視知識與文化為清高，對政治是頗不以為然，視為骯髒的名利場。於是，那些有研究系背景的刊物就令青年學生有點瞧不起。一位學生給胡適寫信說: “我在學校並一般愛談論時事的同學朋友們中間，常常聽見有人說:‘《晨報》是研究系的機關報，研究系壞得不能說，《晨報》有時常給該系護短，終久是有個替代的———清白無派的———出來，我們就要和他斷絕來往。’如此傳說的人，真是累千帶萬，而我有時當政潮變動的時候，也似乎覺得《晨報》是絕對鬼鬼祟祟的，好像言中有物似的。總是他總有一點兒可取的地方，也不極端的厭惡他。”

之前《新青年》雜誌並不出名，“都市青年”並未注意到他，及至三場論戰、特別是五四愛國運動之後，《新青年》與《新潮》大放光芒，陳獨秀、傅斯年身上的那種浪漫主義的激情，與傳統決斷的意志和啟示性的真理宣喻，很有一點傳教士的宗教魅力，一下子讓激進的青年學生們如痴如醉，心靈的碰撞比知識的滋潤更能打動年輕人。陳獨秀、錢玄同、魯迅各自有魔力所在，這是讀《東方雜誌》和《學燈》這些四平八穩的知識刊物所無法產生的奇異感覺。在一個心靈苦悶、需要行動的時候，說理的拼不過氣勢，純粹客觀的知識不是意識形態的對手。雖然杜亞泉和張東蓀再三警告如今新思想成為了空洞的口號和生意，但迷失了方向感的“都市青年”沒有耐心聽他們將道理娓娓道來，何況這些“新知”還是互相沖突的，需要自己並不成熟的心智去選擇對錯，新學的雜蕪比新舊衝突對年輕人造成了更大的迷茫。他們只需要一個先知性的青年導師，用簡單明瞭的語言、毋庸懷疑的宣示，為行動指明走出黑暗的途徑。

陳獨秀之所以能夠成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公認的青年領袖，絕非偶然，他的那些傳教士似的姿態、口號式的箴言，比如文學革命的三個主義( 三個“推倒”、三個“建設”) 、“要( 如何) 、便不得不( 如何) ”這類排山倒海式的排比句，鏗鏘豪邁，朗朗上口，感染性強，極大激發了青年學生的行動激情，相比之下，《東方雜誌》、《學燈》的那種冷冰冰的理性從容，無法讓人熱血沸騰。晚清和民初兩代年輕人曾經被梁任公“筆鋒常帶情感”的文字打動，如今京滬以及浙江一師、湖南一師這些一二線城市的青年學生，則被陳獨秀的啟蒙宗教激情點燃，於是紛紛捨棄了不溫不火的“老新黨”，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

不過，以中國地域之遼闊、經濟文化落差之大，換一個場景，就是另一番面貌了。處於三四線城市的“小鎮青年”，暫時未被五四運動大潮裹挾( 那是要到國民大革命以後的事兒了) ，也對京城裡的那些論戰頗為隔膜，他們分不清“老新黨”與“新青年”之間有多大的區別，也不理解他們究竟在爭論些什麼。科舉廢除之後，特別是民國新學校體制建立之後，處於偏遠之地的“小鎮青年”吃虧很大，為了向上流動，有機會從“小鎮”進入“都市”，就需要趕上潮流，吸取來自“都市”的“新知”。於是“小鎮青年”訂閱與閱讀的來自“都市”的“新知”報刊，通常是兼容幷包，無所不有: 《東方雜誌》《時事新報》《晨報》《改造》《新青年》《教育雜誌》《建設》《太平洋》《大中華》《教育界》等等，《新青年》並非在其中佔核心地位。即使1919 年以後“新青年”們在都市中風頭壓過“舊派中的新派”，他們依然對《東方雜誌》有很大的好感。

在瀋陽任教並且兼任省議會祕書等職的東北青年金毓黻，在日記中記載:人有譏《東方雜誌》陳腐者，然求之國內，運命之長則無與之相等者，今年之《東方雜誌》已為第十八年矣。凡辦何事業者，如《東方雜誌》之持久，與吾國之文化豈不有更巨大之補助哉!

在五四時期，激進青年多在都會，而“小鎮青年”多為溫和。他們雖然因為各種原因———無論是解決升學還是興趣愛好，也開始趨新，對新知識如飢似渴，但並不像“新青年”們那樣，以為“新”與“舊”之間決然不可調和並存。他們所處的“小鎮”環境，依然是鄉土的，他們並不願與自己的家園在情感上一刀兩斷，因而對傳統自有一種溫情所在，故對杜亞泉的中西調和論更為傾心，反而對《新青年》隻手推倒傳統有心理上的反感。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也承認: “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當時在武漢的進步青年惲代英，也對《新青年》提出的文學革命有所保留，在日記中說: “《新青年》創改革文字之說，吾意中國文學一種美術，古文，駢賦，詩詞，乃至八股，皆有其價值。”( 《惲代英日記( 1917 年9 月27 日) 》) 他也不贊成全盤推倒舊傳統，認為可以利用舊思想中正確的一面，以傳播新思想，沒必要好奇立異，將舊思想一概抹煞( 《惲代英日記( 1919 年4 月27 日) 》) 。“小鎮青年”雖然趨新，但大都比較溫和———文學可以改良，但不必革命，新舊文化各有所長，亦可調和。

“舊派中的新派”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恐怕一直要持續到1925 年國民大革命風暴興起，該風暴席捲南方城鄉，不僅“都市青年”，連“小鎮青年”也被革命的狂風刺激，日趨激進化，到這個時候，不要說“老新黨”，甚至胡適、魯迅這些“新青年”也被更新的“革命青年”視為新的“老新黨”了。這個問題已經是另外一個故事，容當以後另外撰文研究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