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小彬是謝國楨的外孫，從1978年調入北京至1982年外公過世，祖孫兩人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大部分時間住在建國門外的永安裡。“裡裡外外堆滿了書，由於地方小，除窗戶外的三面牆壁都被擋了起來，”謝小彬說道。在他的記憶裡，外公喜歡在看書時點一根菸，因此屋子裡經常是煙霧繚繞，由於看書太過投入，他的布衫上、褲子上全是菸灰掉落時燙的洞眼。
房子是社科院提供的，兩室一廳，面積不大。在老伴離開人世後，謝國楨就搬到了外面的小房間，把裡屋的大床讓給了外孫。“也許是擔心睹物思人吧。”這麼想來，謝小彬坦然接受了外公的這番好意。雖說有血緣之親，又是相互依靠，但彼此交流不多，謝國楨往往一個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要麼寫文章、做剪報，要麼見訪客、談事情。
除了遍佈京城的飯店，讓文人流連忘返的琉璃廠東街恐怕是謝國楨去得最多的地方，哪怕晚年行動不便，也要隔段時間去那裡的古籍書店轉轉，閱讀訪書、打聽行情。那個年代的圖書更新速度遠不如現在，哪家店有什麼好東西，謝國楨基本上了如指掌，而書店夥計也都認識這位隔三差五來訪書的老叟，熱情招呼著：“謝老來啦！”
謝國楨習慣晚睡早起，早餐一般是稀飯配饅頭，到了上午九十點才起身出門坐公交車。因為行動不方便，動作總是很慢，上下車都要人攙扶。到了琉璃廠，謝國楨雙手拿著柺杖背在身後，優哉遊哉地走在前面，謝小彬則拎著外公的公文包，寸步不離地跟在後面。“這幅畫面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當時26歲的謝小彬也許會覺得悶，但現在，回憶真的很美好。
每次提起外公的別號“謝三元”，謝小彬都會喜不自禁。所謂“三元”就是三塊錢，謝國楨專挑便宜的書買，如果價格超過了三塊錢，他翻完一遍就自覺地放下了。對於這種“摳門”的說法，謝國楨的弟子、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商傳的理解似有不同：“老師眼力好，有本事討價還價，而且根據當時的物價水平，三塊錢已經不算便宜了。”
琉璃廠的書商間曾經流傳過一個關於謝國楨的笑話。有一天，老先生來逛書店，逛著逛著肚子餓了，一摸口袋，糟了，忘了帶錢。既來之則安之，只見他不慌不忙地走進一家書店，跟相識的夥計要了一本不值錢的書，緊接著去了另一家店，跟老闆講一些關於這本書的典故，然後順利出手，換來一碗炸醬麵的錢。
如果在家吃中飯，裹著小腳的鐘點工阿姨會擀制湯麵或是包餛飩，有時買上兩毛錢的肥肉，手腳麻利地做好一頓炸醬麵。碰上在外訪書、辦事，謝國楨就會帶著外孫或是學生下館子，尤其是晚飯，基本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恨不得把北京大大小小的飯店全跑遍了。與現在的“吃貨”們相比，謝國楨對待吃的熱情與虔誠一點也不遜色，套用現在的流行語——唯學問與美食不可辜負。
商傳稱老師為“美食家”，這可是有事實依據的。謝國楨生在北方，但畢竟根在南方，所以最合口味的自然是江南菜系。商傳的母親是浙東人氏，燒得一手好菜，知道老人家有這個愛好，就特意把他接到家裡來吃頓飯。“喝了兩口酒，臉色紅潤，美得不得了，回去的路上還搖頭擺腦地哼起了京戲。”說起老師那晚的動作和神態，商傳情不自禁地樂了。
另外一件難忘的小事，在今年曆史所所慶時曾引起了大家的共鳴。那時在外面吃飯經常要排隊，謝國楨想了個辦法，讓年輕的弟子們先坐到桌上去，然後自己跑到隊伍最前面，說：“我八十歲了，讓我先買吧。”服務員沒什麼意見，但是排在隊伍後面的人不樂意了：“讓我們尊老沒錯，那幾個等著吃飯的可都是年輕人啊。”
“他就是這樣的人，照顧我們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完全是父輩的感覺。”商傳一直佩服老師是性情中人，在他的生活中，吃喝玩樂儼然成了一門有趣的學問。“我在這方面受到老師特別大的影響，不能把學術研究當成是任務，需要找一點樂子，否則日子會很苦。”對於謝老愛吃的解讀，另一位弟子、中國美術學院教授任道斌的角度不同於商傳：“老師是受到了馬列主義的教誨——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吃飽了才有靈感做學問，創作出更好的作品。”
細微處見精神，學生們看到了隨性，而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對於謝國楨的印象是“豁達”。他在《回憶謝國楨先生片段》一文中講到“文革”往事，當時與顧頡剛、謝國楨兩位史學界的前輩關在一起，“顧先生從來都是正襟危坐，也不看書，也不說話，愁眉苦臉地一言不發”，謝先生則恰恰相反，“關到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滿不在乎……沒人時他就東拉西扯，談笑風生”。
謝國楨執著於吃，何兆武也領教過幾回。在牛棚裡，他描述了自己這輩子吃過的最好的一頓——那是1933年，傅斯年在北海仿膳招待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按照宮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就換一遍酒，一頓飯下來吃了十幾道菜，換了十幾遍酒。“說得眉飛色舞，讓我聽得也要流口水了。”何兆武聽了謝國楨的推薦，回到北京後，兩人專程去西單商場的峨眉酒家去品嚐“傳說中的美味”乾燒魚。
何兆武評價謝國楨“具有老一輩名士風流佳公子的秉性”，雖然曾經因為購書吃回扣、在日偽佔領區工作而遭受一定的質疑，但熟悉他的人都確信他是一個熱心善良的好人。比如已故的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就得到過謝國楨的幫助：“建國後我館有《中國叢書綜錄》之輯，承以所著《叢書考》寄示，提供參考，俱見其熱愛社會主義，事無大小，力所能及者，均予支持，其風義之高，令人欽敬。”（《回憶瓜蒂盫主謝國楨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李學勤在歷史所工作時擔任過謝國楨的領導，“謝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年輕人去問他什麼問題，他一定都會支持。”歷史所以前最熱鬧的地方之一，要算是謝國楨的辦公室了。每天人來人往，都是來請教問題的，他從不推脫，總是耐心地予以解答，有時會親手為對方翻書查閱，尋找資料。這些瑣碎的事，時間久了，其他人可能會覺得不耐煩，謝國楨卻習以為常，看著後輩們有了進步，就是對他最好的回報。謝國楨家的訪客也是絡繹不絕，五湖四海，長城內外，其中不乏慕名前來的年輕學者。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張建業在《在人生與治學的道路上》中記錄了當時的見聞：“1979年，我想寫一部《李贄評傳》，就冒昧地登門向謝老請教。沒料到謝老是那樣的熱情和誠懇，毫無專家學者的架子，不僅積極地為我提供有關資料，還在治學方法上給我以教誨。有時還會毫無忌諱地談起他的過去、家世，真是赤誠相見，無所保留。”日來月往，兩人很快成了忘年交。
與人為善、替人著想，甚至會把對方擺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去世前生了一場病，謝國楨在東直門的中醫院住了很長時間，身體狀況不見好轉，診斷也遲遲沒有明確結論。家人和學生不放心，就商量著把他轉到協和醫院去。那邊的消化科只接待部長級別以上的高幹，為此還驚動了陳雲，做了特別批示。轉院前一晚，商傳在病房陪著謝國楨，天色還沒亮，老人就坐起來了，說要跟學生說兩句心裡話。“第一，我謝國楨一輩子沒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中醫院對我不錯，你們為什麼非要逼我轉院？第二，你們不要做學問，都去做官，生病的話，住院比較方便。”這當然都是氣話。
在他生命最後的日子裡，明史研究室的同事輪流去探望。大家心情沉重，但老人家很看得開，沒有特別交代什麼事情，只是閒聊似地告訴任道斌：“以前招收你們做研究生時，就想著把你們帶出來了就好。”說這話時，任道斌與商傳已經從社科院畢業，正式接過了老師的衣缽。
謝國楨走了，骨灰安葬在無錫青龍山。“我方愧恨自己對他的關心和了解實在太晚，也太少了。”（《懷念我的父親》）女兒謝紀青為了紀念父親，表達照顧不周的歉意，讓兒子改姓謝，這就是謝小彬名字的來歷。
作者：黃春宇
編輯：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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