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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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文 | 張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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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總有人一直在玩音樂”
成熟產業機制的建立和樂隊運作意識的養成，都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多數樂隊還是必須面對生存所帶來的困境——而與這種困境相“矛盾”的，是並未熄滅的對於音樂的熱愛和玩團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營衚衕裡，被稱為“Underground氣質最正的搖滾聖地”的SCHOOL學校酒吧，幾乎每天都有樂隊和樂手演出。作為一個尊重獨立音樂人、支持他們演出和成長舞臺，它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全國各地、各種音樂類型的樂隊的到來，很多樂隊是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氣、能被臺下樂迷喊出名字調侃，有朋克、金屬，也有嘻哈、電子和爵士。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總有人一直在玩音樂”
成熟產業機制的建立和樂隊運作意識的養成，都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多數樂隊還是必須面對生存所帶來的困境——而與這種困境相“矛盾”的，是並未熄滅的對於音樂的熱愛和玩團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營衚衕裡，被稱為“Underground氣質最正的搖滾聖地”的SCHOOL學校酒吧，幾乎每天都有樂隊和樂手演出。作為一個尊重獨立音樂人、支持他們演出和成長舞臺，它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全國各地、各種音樂類型的樂隊的到來，很多樂隊是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氣、能被臺下樂迷喊出名字調侃，有朋克、金屬，也有嘻哈、電子和爵士。
不少樂隊聚集在SCHOOL學校酒吧
“沒有人來演出是為了賺錢的吧，能上臺演、有觀眾聽就夠了。”一位樂手在上臺前對毒眸說。而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的Livehouse裡，這樣的樂隊和樂手不計其數，他們組成著國內獨立音樂充滿生機和可能性的版圖，當“窮”已經幾乎成為玩音樂的標籤時，樂隊和樂手仍然無處不在，從未缺席。
即使在信息爆炸、可選擇的文化娛樂方式越來越多的今天，當人們站在每一場演出歡呼的觀眾群裡，甚至不用去工體、音樂節等更大的、專業的舞臺前，只需要在DDC、壇、江湖等小的酒吧和Livehouse裡，在一首首的演奏或者即興表演裡，從每一個聽眾的表情和歡呼裡，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音樂始終被需要著。
而這種從臺上到臺下，對音樂的渴求，換來的是一代又一代樂隊的生生不息。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總有人一直在玩音樂”
成熟產業機制的建立和樂隊運作意識的養成，都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多數樂隊還是必須面對生存所帶來的困境——而與這種困境相“矛盾”的，是並未熄滅的對於音樂的熱愛和玩團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營衚衕裡，被稱為“Underground氣質最正的搖滾聖地”的SCHOOL學校酒吧，幾乎每天都有樂隊和樂手演出。作為一個尊重獨立音樂人、支持他們演出和成長舞臺，它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全國各地、各種音樂類型的樂隊的到來，很多樂隊是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氣、能被臺下樂迷喊出名字調侃，有朋克、金屬，也有嘻哈、電子和爵士。
不少樂隊聚集在SCHOOL學校酒吧
“沒有人來演出是為了賺錢的吧，能上臺演、有觀眾聽就夠了。”一位樂手在上臺前對毒眸說。而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的Livehouse裡，這樣的樂隊和樂手不計其數，他們組成著國內獨立音樂充滿生機和可能性的版圖，當“窮”已經幾乎成為玩音樂的標籤時，樂隊和樂手仍然無處不在，從未缺席。
即使在信息爆炸、可選擇的文化娛樂方式越來越多的今天，當人們站在每一場演出歡呼的觀眾群裡，甚至不用去工體、音樂節等更大的、專業的舞臺前，只需要在DDC、壇、江湖等小的酒吧和Livehouse裡，在一首首的演奏或者即興表演裡，從每一個聽眾的表情和歡呼裡，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音樂始終被需要著。
而這種從臺上到臺下，對音樂的渴求，換來的是一代又一代樂隊的生生不息。
日本樂隊 Crystal Lake現場
儘管他們之中有的音樂人已經“老大不小”了,“紅起來”的渴望早已不再強烈，但他們仍然想要做出那些對得起聽眾的音樂。“與行業發生關係是驚喜是意外，最重要的還是悶頭做音樂，外面熱鬧成什麼樣和我們關係不大，只要我們對得住這一屋子的觀眾就好，這是立足之本。”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對毒眸說道。
作為受眾範圍相對有所侷限的金屬樂隊，成立了十幾年的薩滿似乎並不在意“夏天”的概念，已經接近中年的樂隊成員們在每一首新歌和每一場演出都賣力得像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歲月和現實完全沒有在他們的音樂中留下負面的影響；而霜凍前夜也同樣展開著自己新一輪的巡演，只不過他們在與音樂硬碰硬的這些年裡學會了更加沉浸、專注地熱愛音樂本身；破碎樂隊把新的EP命名為《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並帶著這種理想主義重新投入到新一輪的演出中，儘管他們並不知曉觀眾是否會對這種情懷買賬，但一直玩下去已然成為他們的音樂態度。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總有人一直在玩音樂”
成熟產業機制的建立和樂隊運作意識的養成，都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多數樂隊還是必須面對生存所帶來的困境——而與這種困境相“矛盾”的，是並未熄滅的對於音樂的熱愛和玩團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營衚衕裡，被稱為“Underground氣質最正的搖滾聖地”的SCHOOL學校酒吧，幾乎每天都有樂隊和樂手演出。作為一個尊重獨立音樂人、支持他們演出和成長舞臺，它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全國各地、各種音樂類型的樂隊的到來，很多樂隊是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氣、能被臺下樂迷喊出名字調侃，有朋克、金屬，也有嘻哈、電子和爵士。
不少樂隊聚集在SCHOOL學校酒吧
“沒有人來演出是為了賺錢的吧，能上臺演、有觀眾聽就夠了。”一位樂手在上臺前對毒眸說。而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的Livehouse裡，這樣的樂隊和樂手不計其數，他們組成著國內獨立音樂充滿生機和可能性的版圖，當“窮”已經幾乎成為玩音樂的標籤時，樂隊和樂手仍然無處不在，從未缺席。
即使在信息爆炸、可選擇的文化娛樂方式越來越多的今天，當人們站在每一場演出歡呼的觀眾群裡，甚至不用去工體、音樂節等更大的、專業的舞臺前，只需要在DDC、壇、江湖等小的酒吧和Livehouse裡，在一首首的演奏或者即興表演裡，從每一個聽眾的表情和歡呼裡，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音樂始終被需要著。
而這種從臺上到臺下，對音樂的渴求，換來的是一代又一代樂隊的生生不息。
日本樂隊 Crystal Lake現場
儘管他們之中有的音樂人已經“老大不小”了,“紅起來”的渴望早已不再強烈，但他們仍然想要做出那些對得起聽眾的音樂。“與行業發生關係是驚喜是意外，最重要的還是悶頭做音樂，外面熱鬧成什麼樣和我們關係不大，只要我們對得住這一屋子的觀眾就好，這是立足之本。”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對毒眸說道。
作為受眾範圍相對有所侷限的金屬樂隊，成立了十幾年的薩滿似乎並不在意“夏天”的概念，已經接近中年的樂隊成員們在每一首新歌和每一場演出都賣力得像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歲月和現實完全沒有在他們的音樂中留下負面的影響；而霜凍前夜也同樣展開著自己新一輪的巡演，只不過他們在與音樂硬碰硬的這些年裡學會了更加沉浸、專注地熱愛音樂本身；破碎樂隊把新的EP命名為《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並帶著這種理想主義重新投入到新一輪的演出中，儘管他們並不知曉觀眾是否會對這種情懷買賬，但一直玩下去已然成為他們的音樂態度。
破碎樂隊的《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
不少樂手不被家人理解。“我父母比較傳統，做音樂不是他們能接受的，所以我現在都沒有告訴他們，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我一無所知。”小臻對毒眸表示，之所以還堅持著，是因為始終相信“某一天我可以用音樂證明我自己”。
用時間證明自己和音樂，這似乎成了很多樂手的習慣。打擾一下樂團的主唱米時可也曾經歷了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對，可四五年下來，觀眾對他們的關注、認可讓他們的音樂更加堅定和成熟，而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米時可家人的態度，“現在他們非常支持我。”主唱陳聖侖對毒眸說道。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總有人一直在玩音樂”
成熟產業機制的建立和樂隊運作意識的養成，都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多數樂隊還是必須面對生存所帶來的困境——而與這種困境相“矛盾”的，是並未熄滅的對於音樂的熱愛和玩團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營衚衕裡，被稱為“Underground氣質最正的搖滾聖地”的SCHOOL學校酒吧，幾乎每天都有樂隊和樂手演出。作為一個尊重獨立音樂人、支持他們演出和成長舞臺，它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全國各地、各種音樂類型的樂隊的到來，很多樂隊是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氣、能被臺下樂迷喊出名字調侃，有朋克、金屬，也有嘻哈、電子和爵士。
不少樂隊聚集在SCHOOL學校酒吧
“沒有人來演出是為了賺錢的吧，能上臺演、有觀眾聽就夠了。”一位樂手在上臺前對毒眸說。而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的Livehouse裡，這樣的樂隊和樂手不計其數，他們組成著國內獨立音樂充滿生機和可能性的版圖，當“窮”已經幾乎成為玩音樂的標籤時，樂隊和樂手仍然無處不在，從未缺席。
即使在信息爆炸、可選擇的文化娛樂方式越來越多的今天，當人們站在每一場演出歡呼的觀眾群裡，甚至不用去工體、音樂節等更大的、專業的舞臺前，只需要在DDC、壇、江湖等小的酒吧和Livehouse裡，在一首首的演奏或者即興表演裡，從每一個聽眾的表情和歡呼裡，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音樂始終被需要著。
而這種從臺上到臺下，對音樂的渴求，換來的是一代又一代樂隊的生生不息。
日本樂隊 Crystal Lake現場
儘管他們之中有的音樂人已經“老大不小”了,“紅起來”的渴望早已不再強烈，但他們仍然想要做出那些對得起聽眾的音樂。“與行業發生關係是驚喜是意外，最重要的還是悶頭做音樂，外面熱鬧成什麼樣和我們關係不大，只要我們對得住這一屋子的觀眾就好，這是立足之本。”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對毒眸說道。
作為受眾範圍相對有所侷限的金屬樂隊，成立了十幾年的薩滿似乎並不在意“夏天”的概念，已經接近中年的樂隊成員們在每一首新歌和每一場演出都賣力得像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歲月和現實完全沒有在他們的音樂中留下負面的影響；而霜凍前夜也同樣展開著自己新一輪的巡演，只不過他們在與音樂硬碰硬的這些年裡學會了更加沉浸、專注地熱愛音樂本身；破碎樂隊把新的EP命名為《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並帶著這種理想主義重新投入到新一輪的演出中，儘管他們並不知曉觀眾是否會對這種情懷買賬，但一直玩下去已然成為他們的音樂態度。
破碎樂隊的《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
不少樂手不被家人理解。“我父母比較傳統，做音樂不是他們能接受的，所以我現在都沒有告訴他們，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我一無所知。”小臻對毒眸表示，之所以還堅持著，是因為始終相信“某一天我可以用音樂證明我自己”。
用時間證明自己和音樂，這似乎成了很多樂手的習慣。打擾一下樂團的主唱米時可也曾經歷了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對，可四五年下來，觀眾對他們的關注、認可讓他們的音樂更加堅定和成熟，而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米時可家人的態度，“現在他們非常支持我。”主唱陳聖侖對毒眸說道。
打擾一下樂團在演出現場
年輕的樂隊也一如既往地熱血與堅持著，葡萄不憤怒的主唱小臻在巡演中忘情地試圖“跳水”，享受著表演本身，他和團員們沒有著急著去“擴大熱度”，而是決定先把作品做好、希望能被人們長久地記住；而一些更初期的小樂隊，即使沒有演出機會，只能“蝸居”在大學校園的某個排練室裡，但仍然一邊打鼓彈琴一邊對前方的舞臺充滿憧憬和期待。
一代音樂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總有人正在舞臺上燃燒著生命和熱血去詮釋義無反顧的音樂精神。
堅持過後，曙光似乎就在前方。《樂隊的夏天》之後，原本鮮為人知的Click#15在全國巡演多站門票秒空，MAO Livehouse內容總監河岸對毒眸透露，Click#15票房至少上漲了400%；觀眾們喊著要給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打錢、面孔樂隊甚至與知名汽車品牌合作打起了廣告，痛仰樂隊的《再見傑克》也下沉到了廣場舞伴奏中；一些在此前並不知道Livehouse是什麼、不知道放克和朋克有什麼不同的粉絲們，都一股腦地湧向了獨立音樂圈。
“允許一部分樂隊先‘夏’起來，先夏帶動後夏。”某媒體人在知乎撰文寫道。雖然並不清楚，在全國其他數以萬計的樂隊裡，還有多少能“後夏”，但樂隊們似乎並沒有想過放棄。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總有人一直在玩音樂”
成熟產業機制的建立和樂隊運作意識的養成，都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多數樂隊還是必須面對生存所帶來的困境——而與這種困境相“矛盾”的，是並未熄滅的對於音樂的熱愛和玩團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營衚衕裡，被稱為“Underground氣質最正的搖滾聖地”的SCHOOL學校酒吧，幾乎每天都有樂隊和樂手演出。作為一個尊重獨立音樂人、支持他們演出和成長舞臺，它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全國各地、各種音樂類型的樂隊的到來，很多樂隊是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氣、能被臺下樂迷喊出名字調侃，有朋克、金屬，也有嘻哈、電子和爵士。
不少樂隊聚集在SCHOOL學校酒吧
“沒有人來演出是為了賺錢的吧，能上臺演、有觀眾聽就夠了。”一位樂手在上臺前對毒眸說。而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的Livehouse裡，這樣的樂隊和樂手不計其數，他們組成著國內獨立音樂充滿生機和可能性的版圖，當“窮”已經幾乎成為玩音樂的標籤時，樂隊和樂手仍然無處不在，從未缺席。
即使在信息爆炸、可選擇的文化娛樂方式越來越多的今天，當人們站在每一場演出歡呼的觀眾群裡，甚至不用去工體、音樂節等更大的、專業的舞臺前，只需要在DDC、壇、江湖等小的酒吧和Livehouse裡，在一首首的演奏或者即興表演裡，從每一個聽眾的表情和歡呼裡，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音樂始終被需要著。
而這種從臺上到臺下，對音樂的渴求，換來的是一代又一代樂隊的生生不息。
日本樂隊 Crystal Lake現場
儘管他們之中有的音樂人已經“老大不小”了,“紅起來”的渴望早已不再強烈，但他們仍然想要做出那些對得起聽眾的音樂。“與行業發生關係是驚喜是意外，最重要的還是悶頭做音樂，外面熱鬧成什麼樣和我們關係不大，只要我們對得住這一屋子的觀眾就好，這是立足之本。”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對毒眸說道。
作為受眾範圍相對有所侷限的金屬樂隊，成立了十幾年的薩滿似乎並不在意“夏天”的概念，已經接近中年的樂隊成員們在每一首新歌和每一場演出都賣力得像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歲月和現實完全沒有在他們的音樂中留下負面的影響；而霜凍前夜也同樣展開著自己新一輪的巡演，只不過他們在與音樂硬碰硬的這些年裡學會了更加沉浸、專注地熱愛音樂本身；破碎樂隊把新的EP命名為《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並帶著這種理想主義重新投入到新一輪的演出中，儘管他們並不知曉觀眾是否會對這種情懷買賬，但一直玩下去已然成為他們的音樂態度。
破碎樂隊的《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
不少樂手不被家人理解。“我父母比較傳統，做音樂不是他們能接受的，所以我現在都沒有告訴他們，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我一無所知。”小臻對毒眸表示，之所以還堅持著，是因為始終相信“某一天我可以用音樂證明我自己”。
用時間證明自己和音樂，這似乎成了很多樂手的習慣。打擾一下樂團的主唱米時可也曾經歷了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對，可四五年下來，觀眾對他們的關注、認可讓他們的音樂更加堅定和成熟，而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米時可家人的態度，“現在他們非常支持我。”主唱陳聖侖對毒眸說道。
打擾一下樂團在演出現場
年輕的樂隊也一如既往地熱血與堅持著，葡萄不憤怒的主唱小臻在巡演中忘情地試圖“跳水”，享受著表演本身，他和團員們沒有著急著去“擴大熱度”，而是決定先把作品做好、希望能被人們長久地記住；而一些更初期的小樂隊，即使沒有演出機會，只能“蝸居”在大學校園的某個排練室裡，但仍然一邊打鼓彈琴一邊對前方的舞臺充滿憧憬和期待。
一代音樂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總有人正在舞臺上燃燒著生命和熱血去詮釋義無反顧的音樂精神。
堅持過後，曙光似乎就在前方。《樂隊的夏天》之後，原本鮮為人知的Click#15在全國巡演多站門票秒空，MAO Livehouse內容總監河岸對毒眸透露，Click#15票房至少上漲了400%；觀眾們喊著要給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打錢、面孔樂隊甚至與知名汽車品牌合作打起了廣告，痛仰樂隊的《再見傑克》也下沉到了廣場舞伴奏中；一些在此前並不知道Livehouse是什麼、不知道放克和朋克有什麼不同的粉絲們，都一股腦地湧向了獨立音樂圈。
“允許一部分樂隊先‘夏’起來，先夏帶動後夏。”某媒體人在知乎撰文寫道。雖然並不清楚，在全國其他數以萬計的樂隊裡，還有多少能“後夏”，但樂隊們似乎並沒有想過放棄。
《樂隊的夏天》現場
而在節目之外，更大的變化也在醞釀當中。隨著演出基礎設施、渠道等各方面條件的完善，到線下觀看演出的生活方式會最終“擴圈”，圈到更多樂迷。以MAO Livehouse為例，其內容總監河岸表示，最初“擴圈”的方法是硬性要求每家店週五、六、日三天必須有演出，“讓樂迷養成MAO在週末一定有演出的認知。”
作為國內頭部音樂公司的摩登天空，從最早進入音樂節、扶持獨立音樂人開始，也將繼續更深地涉足音樂產業併為之貢獻力量。“中國那麼大，我們才幹到哪兒到哪兒啊。”在沈黎暉看來，國內音樂市場是一片充滿希望的藍海，從《樂隊的夏天》《我是唱作人》《這就是原創》到《一起樂隊吧》等，都在印證內容生產者和觀眾已經關注到了原創音樂領域，說明原創音樂本身已經是“大流量”的存在。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總有人一直在玩音樂”
成熟產業機制的建立和樂隊運作意識的養成，都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多數樂隊還是必須面對生存所帶來的困境——而與這種困境相“矛盾”的，是並未熄滅的對於音樂的熱愛和玩團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營衚衕裡，被稱為“Underground氣質最正的搖滾聖地”的SCHOOL學校酒吧，幾乎每天都有樂隊和樂手演出。作為一個尊重獨立音樂人、支持他們演出和成長舞臺，它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全國各地、各種音樂類型的樂隊的到來，很多樂隊是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氣、能被臺下樂迷喊出名字調侃，有朋克、金屬，也有嘻哈、電子和爵士。
不少樂隊聚集在SCHOOL學校酒吧
“沒有人來演出是為了賺錢的吧，能上臺演、有觀眾聽就夠了。”一位樂手在上臺前對毒眸說。而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的Livehouse裡，這樣的樂隊和樂手不計其數，他們組成著國內獨立音樂充滿生機和可能性的版圖，當“窮”已經幾乎成為玩音樂的標籤時，樂隊和樂手仍然無處不在，從未缺席。
即使在信息爆炸、可選擇的文化娛樂方式越來越多的今天，當人們站在每一場演出歡呼的觀眾群裡，甚至不用去工體、音樂節等更大的、專業的舞臺前，只需要在DDC、壇、江湖等小的酒吧和Livehouse裡，在一首首的演奏或者即興表演裡，從每一個聽眾的表情和歡呼裡，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音樂始終被需要著。
而這種從臺上到臺下，對音樂的渴求，換來的是一代又一代樂隊的生生不息。
日本樂隊 Crystal Lake現場
儘管他們之中有的音樂人已經“老大不小”了,“紅起來”的渴望早已不再強烈，但他們仍然想要做出那些對得起聽眾的音樂。“與行業發生關係是驚喜是意外，最重要的還是悶頭做音樂，外面熱鬧成什麼樣和我們關係不大，只要我們對得住這一屋子的觀眾就好，這是立足之本。”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對毒眸說道。
作為受眾範圍相對有所侷限的金屬樂隊，成立了十幾年的薩滿似乎並不在意“夏天”的概念，已經接近中年的樂隊成員們在每一首新歌和每一場演出都賣力得像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歲月和現實完全沒有在他們的音樂中留下負面的影響；而霜凍前夜也同樣展開著自己新一輪的巡演，只不過他們在與音樂硬碰硬的這些年裡學會了更加沉浸、專注地熱愛音樂本身；破碎樂隊把新的EP命名為《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並帶著這種理想主義重新投入到新一輪的演出中，儘管他們並不知曉觀眾是否會對這種情懷買賬，但一直玩下去已然成為他們的音樂態度。
破碎樂隊的《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
不少樂手不被家人理解。“我父母比較傳統，做音樂不是他們能接受的，所以我現在都沒有告訴他們，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我一無所知。”小臻對毒眸表示，之所以還堅持著，是因為始終相信“某一天我可以用音樂證明我自己”。
用時間證明自己和音樂，這似乎成了很多樂手的習慣。打擾一下樂團的主唱米時可也曾經歷了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對，可四五年下來，觀眾對他們的關注、認可讓他們的音樂更加堅定和成熟，而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米時可家人的態度，“現在他們非常支持我。”主唱陳聖侖對毒眸說道。
打擾一下樂團在演出現場
年輕的樂隊也一如既往地熱血與堅持著，葡萄不憤怒的主唱小臻在巡演中忘情地試圖“跳水”，享受著表演本身，他和團員們沒有著急著去“擴大熱度”，而是決定先把作品做好、希望能被人們長久地記住；而一些更初期的小樂隊，即使沒有演出機會，只能“蝸居”在大學校園的某個排練室裡，但仍然一邊打鼓彈琴一邊對前方的舞臺充滿憧憬和期待。
一代音樂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總有人正在舞臺上燃燒著生命和熱血去詮釋義無反顧的音樂精神。
堅持過後，曙光似乎就在前方。《樂隊的夏天》之後，原本鮮為人知的Click#15在全國巡演多站門票秒空，MAO Livehouse內容總監河岸對毒眸透露，Click#15票房至少上漲了400%；觀眾們喊著要給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打錢、面孔樂隊甚至與知名汽車品牌合作打起了廣告，痛仰樂隊的《再見傑克》也下沉到了廣場舞伴奏中；一些在此前並不知道Livehouse是什麼、不知道放克和朋克有什麼不同的粉絲們，都一股腦地湧向了獨立音樂圈。
“允許一部分樂隊先‘夏’起來，先夏帶動後夏。”某媒體人在知乎撰文寫道。雖然並不清楚，在全國其他數以萬計的樂隊裡，還有多少能“後夏”，但樂隊們似乎並沒有想過放棄。
《樂隊的夏天》現場
而在節目之外，更大的變化也在醞釀當中。隨著演出基礎設施、渠道等各方面條件的完善，到線下觀看演出的生活方式會最終“擴圈”，圈到更多樂迷。以MAO Livehouse為例，其內容總監河岸表示，最初“擴圈”的方法是硬性要求每家店週五、六、日三天必須有演出，“讓樂迷養成MAO在週末一定有演出的認知。”
作為國內頭部音樂公司的摩登天空，從最早進入音樂節、扶持獨立音樂人開始，也將繼續更深地涉足音樂產業併為之貢獻力量。“中國那麼大，我們才幹到哪兒到哪兒啊。”在沈黎暉看來，國內音樂市場是一片充滿希望的藍海，從《樂隊的夏天》《我是唱作人》《這就是原創》到《一起樂隊吧》等，都在印證內容生產者和觀眾已經關注到了原創音樂領域，說明原創音樂本身已經是“大流量”的存在。
摩登天空主辦的草莓音樂節現場
而樂迷群體的熱情，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甚至有很多樂迷因為喜歡的樂手而學打鼓、學彈琴，被節目點燃的搖滾之魂從全國各地的高校中“復甦”，新的年輕人們前仆後繼地投入到音樂裡——這似乎是一場永遠都不會散場的聚會，上世紀屬於樂隊的輝煌年代過去，一個新的、比以往更熱烈的時代正在到來。
當《樂隊的夏天》大幕落下，31支樂隊從節目的舞臺走下，更多的樂隊卻走上了屬於他們的舞臺。鼓聲迴盪在每一個音樂節的土地上空，與那些搖旗吶喊的觀眾們呼應，站在臺上的每一位樂手，不管是飽經生活磨難但不覺辛苦的，還是初出茅廬什麼都不怕的，他們始終都站在那裡。
文 | 張穎
編輯 | 江宇琦
七月初的一個夜晚，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門口，一位準備上臺即興表演的樂手著急地尋找自己丟失的手機，酒吧裡的隊友催促他趕緊準備登臺，他只能借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號碼，多次嘗試未果後留下一句“完了，我還得分期貸款買個新的”，便轉身走上了舞臺。
江湖酒吧是京城布魯斯樂迷的烏托邦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臺下的觀眾多以布魯斯愛好者為主。而像毒眸偶遇的這位丟手機的樂手，也許是江湖和全國大小Livehouse的臺上的主角之一，但聚光燈和流量很少能向他們彙集——即便拼命做著各類演出卻只能換來微薄的收入，就連換一部手機都可能要分期貸款。
北京東棉花衚衕的江湖酒吧
這些樂隊的命運，讓人想起在參加《樂隊的夏天》的節目錄制時，借錢買新琴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打車費能省則省的Click#15，很多樂隊都表現出不符合他們音樂和名氣的“貧窮”。
好在就在這個夏天，一批好樂隊的命運卻因為《樂隊的夏天》而發生了扭轉。
那天晚上江湖酒吧人滿為患，老闆調侃來的姑娘大多是為在《樂隊的夏天》裡大火的Click#15樂隊鍵盤手楊策。在節目之前，楊策和他的另一支布魯斯樂隊mojohand經常在江湖演出，但現場遠不及此火爆。至於Click#15本身在全國的演出，則和節目裡其他熱門樂隊的一樣，變得一票難求，甚至出現過“秒空”的情況——而在上節目的時候，Click#15的主唱Ricky還曾透露，過去一個月玩音樂的收入可能還不到1000元。
Click#15的全國演出一票難求
但這些少數幸運兒的背後，仍然站著大批“命不好”、在溫飽邊緣掙扎的樂隊和樂手。據不完全統計，現階段全國範圍內有近三萬支樂隊，但上了節目並且突然大火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千分之一，更大面積的樂隊還沒能被“夏天”的熱浪包圍，江湖酒吧前的一幕，似乎才是最真實的中國樂隊圖鑑。
事實上，自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隊在國內萌芽、興起之時起，這項文化在國內就始終處於“寒冬”中：早年間玩搖滾樂的人聚集在樹村、霍營一帶，連方便麵都要去隔壁藉著吃；現如今，方便麵自由基本得以實現，但想靠玩音樂賺錢在大多數時候仍是奢望，“要是指著玩樂隊的錢生活，大家早就餓死了”。
年輕時的樂手們
由於目前國內演出市場、版權體系和樂隊運營能力等方面仍尚未成熟，大量潛伏在地下的獨立音樂人們還未等到一個對他們展開懷抱、給予回報的成熟市場。然而與這樣看似毫無希望的現狀對立著的，是那些不願意用“窮且益堅”這樣的詞彙描述自己的樂手們。他們對音樂的堅持，似乎也印證了白巖鬆在《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上說的那句話：“可能你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節目，不，這是一個與明天有關的節目。”
而促使他們奔向這個“明天”的唯一理由，除了“愛”再無其他。
“單指著玩音樂養活自己？天方夜譚！”
“2000年之前我就沒怎麼掙錢，也幹活，一禮拜幹兩次，一次賺150、130，勉強度日，有一頓沒一頓的。”成名之後，音樂人臧鴻飛在回憶起自己當年的艱苦歲月，而對於大批不知名的樂隊來說，遭遇可能會更慘，半年才有一次演出、拿到的錢只夠吃頓飯、挨著餓也要“搖滾”的情況，正是他們生活的常態。
“05、06年左右，我們樂隊曾在一場拼盤演出中拿到過一筆讓人記憶猶新的演出費。”成立於2004年的金屬樂隊霜凍前夜的吉他手郝昕對毒眸說道，“六十七塊五毛錢，連樂隊裡幾個人一起吃頓飯都不夠。”過去的十幾年裡，霜凍前夜的遭遇是絕大部分中國樂隊都會經歷的。
霜凍前夜巡演鄭州站 (圖源見水印)
上世紀末、21世紀初，以Livehouse和音樂節為主要形式的演出市場在國內剛剛興起，為無法登上演唱會大舞臺的獨立樂隊們提供了表演的機會和收入的來源，可由於當時演出市場起步階段，在演出方自身盈利都困難的情況下，獨立樂隊想要從中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二十年後的今天，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演出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18年演出市場總體規模已達到514.11億元，對多數獨立樂隊的影響卻是微乎其微。某金屬樂隊的主唱告訴毒眸，去年他們在北京的一場演出收入僅為4000元，樂隊成員5人進行分成後每人拿到800。“這樣演出還並不多，基本上是一個月裡依靠樂隊獲得的唯一收入了，但平時租排練室、換器材，或者演出結束吃飯、打車加起來的費用遠遠不止800塊。”
這樣一種窘迫，在新樂隊的生活中屬於常態。
吉他手小嚴（化名）曾有過一場“難忘”的演出經歷：他所在的樂隊曾在業內前輩引薦下於一場拼盤演出中“壓軸”登臺，可是演出進行到後半夜，現場觀眾在看完心儀的知名樂隊表演完紛紛退場，等到他們上臺時，臺下只剩下樂手們的朋友、場地工作人員和零星的觀眾。一場演出下來，一分錢的演出費也沒有落入他們的口袋。
據瞭解，目前如新褲子、痛仰等知名樂隊參加一場音樂節的費用往往能達到幾十萬，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對毒眸表示，這樣的樂隊在國內只是鳳毛麟角。“好比我小時候喜歡踢球，覺得自己長大了能成為足球巨星、靠踢球就能養活自己，但是長大後才發現，大多數人是無法靠踢足球賺的錢買房子、買車的，玩音樂跟踢球一樣，初心都是因為熱愛，而不是想著能靠它賺錢。”
新褲子的彭磊和龐寬
“朋友的樂隊也玩了好多年，一直‘半死不活’，差點解散了，最近新歌發完突然就小火了一把，全國各地跑巡演，終於能賺著錢了。”去年秋天，已經從國內某重金屬樂隊退隊的主唱大明（化名）對毒眸感慨道。這個所謂“能賺著錢了”，僅僅只是每個成員年入三、四十萬，可即使是這個數字，對大多數獨立音樂人來說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正因如此，很多臺上十分光鮮的樂隊，在臺下都顯得有些“落魄”。在一個月只能賺取1000塊演出收入的日子裡，Click#15使用60塊一小時的排練室還得與人討價還價。更有很多吉他、貝斯手想換把新琴必須勒緊褲腰帶“縫縫補補又三年”。對於樂手來說，生活費可以節省，但玩樂隊練團、買樂器等和樂隊相關的硬性支出卻省不下來。
Click#15在《樂隊的夏天》演出現場
更叫許多人頭疼的是出專輯的支出，無奈之下，不少樂隊不得不選擇眾籌等方式來籌錢。現如今，打開一些演出購票軟件，常能看到樂隊們的眾籌信息，對國內的樂隊而言，這都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聊起這點，大明也頗為唏噓：“如果我當年繼續做下去，不知道能不能能等到賺錢的那天，太難了。”
可惜大多數人並沒有等到那天。小嚴向毒眸表示，獨立樂隊賺不到錢的情況往往會持續很多年，因此有不少樂隊最終都會為生計所迫而解散。在僅僅依靠玩音樂無法養活自己的情況下，放棄音樂似乎才是很多樂手最終的歸宿。
“玩音樂還是大城市適合一些，但長期賺不到錢、生活成本還大，家裡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很不靠譜。”曾擔任鼓手的小路（化名）告訴毒眸，隨著年齡增長，來自家人的壓力和現實生活的打壓日益明顯，回到家從事無音樂無關的工作、過著與創作和演出毫無關聯的生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奈之舉。
而想要堅持下來，則意味著樂隊和樂手們必須“另闢蹊徑”尋求養活自己的方式。“千萬別死磕，做什麼都能養活自己。”盤尼西林的經紀人徐凱鵬對毒眸說道，“音樂絕對不是逃避現實生活、逃避辛苦工作的藉口。”
盤尼西林樂隊演出現場
於是乎，一些希望堅持下去的獨立音樂人紛紛在樂手之外兼顧著其他的身份，像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做程序員這樣的“兼職”白領樂手還有很多。“我們從來也沒指望過樂隊賺錢，像鼓手老紀，在長春做音樂培訓也做得不錯。”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向毒眸表示，他調侃鼓手為長春音樂培訓產業的“辛迪加”，並表示樂隊成員各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反而讓生存現狀比預期中好很多。
而成立近二十年的破碎樂隊主唱則偶爾給一些“三四線”明星寫歌、編曲，儘管不是自己擅長和喜歡的類型，但為了生計、為了運作樂隊，也還是要繼續寫下去。“討厭的是，那些寫過的曲子老在腦子裡，忘不掉。”破碎樂隊主唱姜微對毒眸說道，“但沒辦法，總得吃飯。”
做獨立樂隊為什麼這麼難？
演出市場逐漸壯大、大小音樂節遍地開花，可在中國做獨立樂隊，為何還是這麼難？
“最根本的原因，是作為獨立樂隊收入基礎的演出機制並不夠完善。”有演出行業的從業者告訴毒眸，演出行業作為傳統行業，其發展一直較為落後，存在商業模式落後、數據化能力不足、缺乏技術支撐、二級市場混亂等諸多問題。因此雖然樂隊看似紅火，但實際上的盈利空間並不像外界想的那麼樂觀。
上海某音樂節現場
以作為樂隊收入重要來源的音樂節為例，根據小鹿角發佈的數據顯示，儘管2018年新出現的音樂節品牌達到140個，但是2017年出現的音樂節品牌在2018年的存活率僅有48.7%。有資深從業者對毒眸表示，由於少數成功的音樂節帶來看似賺錢的繁榮假象，讓大批非專業的選手進入“玩票”。
由此帶來的很多音樂節質量堪憂的情況並不少見。打擾一下樂團主唱陳聖侖談到，有些商演打著音樂節的旗號，承辦方也不具備現場演出的專業知識，邀請樂隊演出事先卻沒準備調音和音響設備，甚至反問樂隊：“你們不是自己帶嗎？”葡萄不憤怒樂隊主唱小臻也告訴毒眸，從2013年開始陸續參與各種音樂節，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什麼設備都沒有”的音樂節——
葡萄不憤怒
“百分之八十的音樂節都在賠錢。”有資深業內人士對毒眸表示，甚至曾有某音樂節投入六千萬最後只有300萬票房收益的慘痛案例，而這對於樂手來說，音樂節主辦方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能給予樂手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就少得可憐。
音樂節之外，作為另一個重要收入組成部分的Livehouse演出，也同樣很難成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據瞭解，國內Livehouse一年的成本基本高達百萬，且成本回收的週期很長，這讓很多中小體量的Livehouse入不入出；而在三四線城市的一些小型Livehouse，不僅音響設備敷衍，連樂隊演出宣傳也草草了事，無法為演出的推廣起到助力作用，甚至有樂隊在巡演過程中遇到只有老闆一人，並且身兼調音師、保潔員、酒保數職的Livehouse。
有業內人士曾經對毒眸表示，國內優質的Livehouse數量極少，且大多隻存在於一二線城市，更有大批Livehouse自身盈利困難，“靠情懷養著”的不在少數，在近幾年就有包括愚公移山、麻雀瓦舍等在內的大批老牌livehouse因為經營無力等問題而被迫退出歷史的舞臺。
仙人掌音樂節跳水的觀眾
而在“以演代宣”的獨立樂隊商業模式下，音樂節和livehouse兩大演出陣地的不穩定，除了不能夠給樂隊帶來穩定的收入外，也同樣阻礙了很多樂隊形成穩定的、有一定體量的粉絲群體，進而樂隊的一些版權工作、衍生品生意也無法隨之展開。
據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顯示，超68%的音樂在音樂上獲得的收入低於1000元，其中版權收入僅佔9.8%。有多位樂隊主唱對毒眸表示，從未想過要靠自己的作品在平臺上的播放獲得收入，“百八十塊的也頂不了什麼用”。而在國外成熟市場中，已經能讓很多樂隊賺得盆滿缽滿的衍生品生意，到了國內也大多是一個月賣出個位數的T恤的狀況。
版權收入僅佔9.8%（截圖來源網易雲獨立音樂人報告）
大環境不好的背景下，很多獨立樂隊自己也相對缺乏“經營自己”的運作意識。早在2008年，環球音樂營銷部門Bravado的首席執行官TomBennett就曾定義：“每一個樂隊是一個品牌，你必須這樣想。”但目前國內專業的運營團隊少之又少，很多樂隊壓根意識不到自己也可以是一個“品牌”。
徐凱鵬告訴毒眸，中國大部分樂隊還是處在被動地“等活兒少上門“的狀態，運營人員大多也因為非相關專業出身而經常顯得極為毫無章法。“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音樂創作上能力不夠，而是市場上沒有一個商業上成功的樂隊作為標杆，讓年輕人覺得做樂隊是個有希望的事情，所以投入其中的人越來越少了。”
此外，在毒眸與多個樂隊的採訪中發現，大多數樂隊對打造人設和粉絲運營的抗拒，他們認為注重粉絲運營意味著討好和妥協，而“真實”才是樂隊最寶貴的東西——但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思維往往限制著樂隊信息的傳播。其實反光鏡樂隊就曾在《56網紅人館》中說道：“只有當樂隊商業化成功了，才能讓大家知道樂隊是可以作為一種職業的。”
反光鏡樂隊在音樂節的演出現場
缺乏良好、專業的運作，由此帶來的獨立樂隊和音樂人的無法獲得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的缺失則在某種程度影響著他們的“走紅”，進而讓賺錢成了一件有難度的事。“大家都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音樂中去，但是很少的人有全職做音樂的能力。”小臻對毒眸說道。
“總有人一直在玩音樂”
成熟產業機制的建立和樂隊運作意識的養成，都並非一朝一日可以實現的。可以預見的是，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多數樂隊還是必須面對生存所帶來的困境——而與這種困境相“矛盾”的，是並未熄滅的對於音樂的熱愛和玩團的激情。
在北京五道營衚衕裡，被稱為“Underground氣質最正的搖滾聖地”的SCHOOL學校酒吧，幾乎每天都有樂隊和樂手演出。作為一個尊重獨立音樂人、支持他們演出和成長舞臺，它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全國各地、各種音樂類型的樂隊的到來，很多樂隊是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新面孔，也有的小有名氣、能被臺下樂迷喊出名字調侃，有朋克、金屬，也有嘻哈、電子和爵士。
不少樂隊聚集在SCHOOL學校酒吧
“沒有人來演出是為了賺錢的吧，能上臺演、有觀眾聽就夠了。”一位樂手在上臺前對毒眸說。而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的Livehouse裡，這樣的樂隊和樂手不計其數，他們組成著國內獨立音樂充滿生機和可能性的版圖，當“窮”已經幾乎成為玩音樂的標籤時，樂隊和樂手仍然無處不在，從未缺席。
即使在信息爆炸、可選擇的文化娛樂方式越來越多的今天，當人們站在每一場演出歡呼的觀眾群裡，甚至不用去工體、音樂節等更大的、專業的舞臺前，只需要在DDC、壇、江湖等小的酒吧和Livehouse裡，在一首首的演奏或者即興表演裡，從每一個聽眾的表情和歡呼裡，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音樂始終被需要著。
而這種從臺上到臺下，對音樂的渴求，換來的是一代又一代樂隊的生生不息。
日本樂隊 Crystal Lake現場
儘管他們之中有的音樂人已經“老大不小”了,“紅起來”的渴望早已不再強烈，但他們仍然想要做出那些對得起聽眾的音樂。“與行業發生關係是驚喜是意外，最重要的還是悶頭做音樂，外面熱鬧成什麼樣和我們關係不大，只要我們對得住這一屋子的觀眾就好，這是立足之本。”薩滿樂隊主唱王利夫對毒眸說道。
作為受眾範圍相對有所侷限的金屬樂隊，成立了十幾年的薩滿似乎並不在意“夏天”的概念，已經接近中年的樂隊成員們在每一首新歌和每一場演出都賣力得像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歲月和現實完全沒有在他們的音樂中留下負面的影響；而霜凍前夜也同樣展開著自己新一輪的巡演，只不過他們在與音樂硬碰硬的這些年裡學會了更加沉浸、專注地熱愛音樂本身；破碎樂隊把新的EP命名為《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並帶著這種理想主義重新投入到新一輪的演出中，儘管他們並不知曉觀眾是否會對這種情懷買賬，但一直玩下去已然成為他們的音樂態度。
破碎樂隊的《我將獻身於這一非福即禍的理想》
不少樂手不被家人理解。“我父母比較傳統，做音樂不是他們能接受的，所以我現在都沒有告訴他們，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我一無所知。”小臻對毒眸表示，之所以還堅持著，是因為始終相信“某一天我可以用音樂證明我自己”。
用時間證明自己和音樂，這似乎成了很多樂手的習慣。打擾一下樂團的主唱米時可也曾經歷了家人的不理解和反對，可四五年下來，觀眾對他們的關注、認可讓他們的音樂更加堅定和成熟，而這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米時可家人的態度，“現在他們非常支持我。”主唱陳聖侖對毒眸說道。
打擾一下樂團在演出現場
年輕的樂隊也一如既往地熱血與堅持著，葡萄不憤怒的主唱小臻在巡演中忘情地試圖“跳水”，享受著表演本身，他和團員們沒有著急著去“擴大熱度”，而是決定先把作品做好、希望能被人們長久地記住；而一些更初期的小樂隊，即使沒有演出機會，只能“蝸居”在大學校園的某個排練室裡，但仍然一邊打鼓彈琴一邊對前方的舞臺充滿憧憬和期待。
一代音樂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總有人正在舞臺上燃燒著生命和熱血去詮釋義無反顧的音樂精神。
堅持過後，曙光似乎就在前方。《樂隊的夏天》之後，原本鮮為人知的Click#15在全國巡演多站門票秒空，MAO Livehouse內容總監河岸對毒眸透露，Click#15票房至少上漲了400%；觀眾們喊著要給刺蝟樂隊的主唱趙子健打錢、面孔樂隊甚至與知名汽車品牌合作打起了廣告，痛仰樂隊的《再見傑克》也下沉到了廣場舞伴奏中；一些在此前並不知道Livehouse是什麼、不知道放克和朋克有什麼不同的粉絲們，都一股腦地湧向了獨立音樂圈。
“允許一部分樂隊先‘夏’起來，先夏帶動後夏。”某媒體人在知乎撰文寫道。雖然並不清楚，在全國其他數以萬計的樂隊裡，還有多少能“後夏”，但樂隊們似乎並沒有想過放棄。
《樂隊的夏天》現場
而在節目之外，更大的變化也在醞釀當中。隨著演出基礎設施、渠道等各方面條件的完善，到線下觀看演出的生活方式會最終“擴圈”，圈到更多樂迷。以MAO Livehouse為例，其內容總監河岸表示，最初“擴圈”的方法是硬性要求每家店週五、六、日三天必須有演出，“讓樂迷養成MAO在週末一定有演出的認知。”
作為國內頭部音樂公司的摩登天空，從最早進入音樂節、扶持獨立音樂人開始，也將繼續更深地涉足音樂產業併為之貢獻力量。“中國那麼大，我們才幹到哪兒到哪兒啊。”在沈黎暉看來，國內音樂市場是一片充滿希望的藍海，從《樂隊的夏天》《我是唱作人》《這就是原創》到《一起樂隊吧》等，都在印證內容生產者和觀眾已經關注到了原創音樂領域，說明原創音樂本身已經是“大流量”的存在。
摩登天空主辦的草莓音樂節現場
而樂迷群體的熱情，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甚至有很多樂迷因為喜歡的樂手而學打鼓、學彈琴，被節目點燃的搖滾之魂從全國各地的高校中“復甦”，新的年輕人們前仆後繼地投入到音樂裡——這似乎是一場永遠都不會散場的聚會，上世紀屬於樂隊的輝煌年代過去，一個新的、比以往更熱烈的時代正在到來。
當《樂隊的夏天》大幕落下，31支樂隊從節目的舞臺走下，更多的樂隊卻走上了屬於他們的舞臺。鼓聲迴盪在每一個音樂節的土地上空，與那些搖旗吶喊的觀眾們呼應，站在臺上的每一位樂手，不管是飽經生活磨難但不覺辛苦的，還是初出茅廬什麼都不怕的，他們始終都站在那裡。
也許世俗眼光裡的成功、金錢和名望，對於他們而言都不是最最重要的東西。“我們樂隊第一次演出，去了MAO！我們把樂隊的名字寫到了MAO的牆上，太厲害了！”吉他手小李（化名）對毒眸興奮地分享他們第一次演出的經歷。事實上，不管是在高校自己“瞎玩”的年輕樂隊還是已經摸爬滾打多年的“老炮兒”，對始終熱愛著音樂的他們而言，樂隊早已成為注入血液的一部分，“站到臺上，沉浸在音樂裡，才能感覺自己真正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