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聽過現場，就沒有人能拒絕杭蓋'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成團15年以來，杭蓋的陣容經歷過數次調整，為音樂風格帶來過許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場演出中，杭蓋被請求返場數次，鼓手艾倫就走到舞臺中央，用意大利語唱了《我的太陽》。
據伊立奇描述，彼時艾倫只是臨時被叫過來應付杭蓋日益凸顯的演出壓力，但他在蒙古國立藝術文化大學學習歌劇、在中央民族歌舞團短暫工作的履歷，成就了這段被津津樂道的“意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杭蓋無限延展的可塑性與15年來數次經歷陣容調整有關：馬頭琴手胡格吉樂圖和前舌頭樂隊貝斯手吳俊德離開後，分別創立了自己的樂隊阿基耐和旅行者。
單飛以前，義拉拉塔（勝利）的電吉他是許多歌曲實現“電氣化”的關鍵。從四胡、蘇爾笛、三絃、口弦、雅託噶（蒙古箏）到班卓琴、銅管樂隊，不同樂器所承載的細膩情感被吸納進杭蓋日益豐盈的旋律——儘管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這和人員“換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閡和矛盾的來源。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成團15年以來，杭蓋的陣容經歷過數次調整，為音樂風格帶來過許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場演出中，杭蓋被請求返場數次，鼓手艾倫就走到舞臺中央，用意大利語唱了《我的太陽》。
據伊立奇描述，彼時艾倫只是臨時被叫過來應付杭蓋日益凸顯的演出壓力，但他在蒙古國立藝術文化大學學習歌劇、在中央民族歌舞團短暫工作的履歷，成就了這段被津津樂道的“意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杭蓋無限延展的可塑性與15年來數次經歷陣容調整有關：馬頭琴手胡格吉樂圖和前舌頭樂隊貝斯手吳俊德離開後，分別創立了自己的樂隊阿基耐和旅行者。
單飛以前，義拉拉塔（勝利）的電吉他是許多歌曲實現“電氣化”的關鍵。從四胡、蘇爾笛、三絃、口弦、雅託噶（蒙古箏）到班卓琴、銅管樂隊，不同樂器所承載的細膩情感被吸納進杭蓋日益豐盈的旋律——儘管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這和人員“換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閡和矛盾的來源。
2018年4月23日，北京，電影《戰神紀》首映發佈會舉行。/圖蟲創意
伊立奇用“耐心”“協調”“多排練”總結這種可塑性的實質。長久以來，他所堅持的信仰頗為樸素——只要樂隊成員的精神狀態在一個頻道，即使清唱也能創造氣場。
而譚盾在上海夏季音樂節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杭蓋給出了類似“從管理到組織都是國際範兒”“極為專業”“職業化”的高度讚揚。
他明確表示，由於古典音樂與搖滾樂的技巧很難實現溝通，所以換成別的樂隊簡直不敢想象。
“無論是工作還是創作風格，伊立奇對整個樂隊的把控能力很強。這並不是指什麼制度或者有意識的管理，而是融洽相處、共同排練中慢慢磨合出來的一種互動模式，說簡單點，就是‘溝通不費勁’。”
文寧坦言，搖滾樂手身上的自我氣質通常是強烈個性的延伸，但自說自話、互不妥協的一大後果就是容易將樂隊帶入無疾而終的結局。
杭蓋成員的骨子裡同樣也有脾氣，比起自律，所謂職業化更像是被來自不同國家的合作伙伴規範出來的成果。
從簽約荷蘭經紀公司“世界節拍”（Earthbeat），到與為盧·裡德（Lou Reed）、平克·弗洛伊德、埃利斯·庫帕（Alice Cooper）、深紫色（Deep Purple）、九寸釘（Nine Inch Nails）操刀專輯的加拿大製作人鮑勃·艾茲林兩度合作，再到不斷收穫Wacken（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最大的重金屬音樂節）那樣的大牌音樂節邀約，隱藏在古老曲調中的花朵、鳥雀、海騮馬和托爾金山最終成為全球化印痕鮮明的拼貼畫，被杭蓋帶去天涯海角，並經由他們的演繹，探索著同世界的互動方式。
文寧認為，頻繁接受不同文化與審美標準檢閱的最大收穫，就是可以越來越準確地找到打開對話的通道：“民族元素的新鮮感能迅速抓住外國歌迷，西洋樂器的配置又能給他們進入的機會，讓他們覺得這套東西還是很貼近自己的。藝術多少有相通之處，關鍵在於怎麼表達。”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成團15年以來，杭蓋的陣容經歷過數次調整，為音樂風格帶來過許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場演出中，杭蓋被請求返場數次，鼓手艾倫就走到舞臺中央，用意大利語唱了《我的太陽》。
據伊立奇描述，彼時艾倫只是臨時被叫過來應付杭蓋日益凸顯的演出壓力，但他在蒙古國立藝術文化大學學習歌劇、在中央民族歌舞團短暫工作的履歷，成就了這段被津津樂道的“意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杭蓋無限延展的可塑性與15年來數次經歷陣容調整有關：馬頭琴手胡格吉樂圖和前舌頭樂隊貝斯手吳俊德離開後，分別創立了自己的樂隊阿基耐和旅行者。
單飛以前，義拉拉塔（勝利）的電吉他是許多歌曲實現“電氣化”的關鍵。從四胡、蘇爾笛、三絃、口弦、雅託噶（蒙古箏）到班卓琴、銅管樂隊，不同樂器所承載的細膩情感被吸納進杭蓋日益豐盈的旋律——儘管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這和人員“換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閡和矛盾的來源。
2018年4月23日，北京，電影《戰神紀》首映發佈會舉行。/圖蟲創意
伊立奇用“耐心”“協調”“多排練”總結這種可塑性的實質。長久以來，他所堅持的信仰頗為樸素——只要樂隊成員的精神狀態在一個頻道，即使清唱也能創造氣場。
而譚盾在上海夏季音樂節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杭蓋給出了類似“從管理到組織都是國際範兒”“極為專業”“職業化”的高度讚揚。
他明確表示，由於古典音樂與搖滾樂的技巧很難實現溝通，所以換成別的樂隊簡直不敢想象。
“無論是工作還是創作風格，伊立奇對整個樂隊的把控能力很強。這並不是指什麼制度或者有意識的管理，而是融洽相處、共同排練中慢慢磨合出來的一種互動模式，說簡單點，就是‘溝通不費勁’。”
文寧坦言，搖滾樂手身上的自我氣質通常是強烈個性的延伸，但自說自話、互不妥協的一大後果就是容易將樂隊帶入無疾而終的結局。
杭蓋成員的骨子裡同樣也有脾氣，比起自律，所謂職業化更像是被來自不同國家的合作伙伴規範出來的成果。
從簽約荷蘭經紀公司“世界節拍”（Earthbeat），到與為盧·裡德（Lou Reed）、平克·弗洛伊德、埃利斯·庫帕（Alice Cooper）、深紫色（Deep Purple）、九寸釘（Nine Inch Nails）操刀專輯的加拿大製作人鮑勃·艾茲林兩度合作，再到不斷收穫Wacken（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最大的重金屬音樂節）那樣的大牌音樂節邀約，隱藏在古老曲調中的花朵、鳥雀、海騮馬和托爾金山最終成為全球化印痕鮮明的拼貼畫，被杭蓋帶去天涯海角，並經由他們的演繹，探索著同世界的互動方式。
文寧認為，頻繁接受不同文化與審美標準檢閱的最大收穫，就是可以越來越準確地找到打開對話的通道：“民族元素的新鮮感能迅速抓住外國歌迷，西洋樂器的配置又能給他們進入的機會，讓他們覺得這套東西還是很貼近自己的。藝術多少有相通之處，關鍵在於怎麼表達。”
2018年4月7日，山東濱州水韻梨鄉第二屆世界音樂節，擔任壓軸的杭蓋樂隊將全場演出推向高潮。（圖/IC）
2009年，杭蓋的海外巡演場次高達89場。與中國人“漸入佳境”的既定認知不同，“世界節拍”經紀人對節目順序作出調整，把情緒最飽滿的曲目排到第一、第二位，以求在開場時直接進入白熱化狀態，讓伊立奇慢慢咂摸出“起承轉合”的要義。
類似的經驗和體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樂手們練就了在各種舞臺上保持沉穩、鬆弛、專注狀態的素質——儘管蒙古袍配馬靴的形象常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
這是站在高處審視自己帶來的眼界，也讓文寧重新思索附著在商業化背後的意義：“我們現在再談商業化的時候，應該比‘媚俗’‘妥協’‘喪失自我’看得遠。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一些好作品，同時在利益上獲得回報，反哺創作，這其實並不是壞事。”
他特別強調商業化創造的比較機制：“你的邀約越來越多，有途徑聽到觀眾的反饋，看到世界上最牛的樂隊是什麼樣的，他們怎麼表演、怎麼創作，然後迅速成長。”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成團15年以來，杭蓋的陣容經歷過數次調整，為音樂風格帶來過許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場演出中，杭蓋被請求返場數次，鼓手艾倫就走到舞臺中央，用意大利語唱了《我的太陽》。
據伊立奇描述，彼時艾倫只是臨時被叫過來應付杭蓋日益凸顯的演出壓力，但他在蒙古國立藝術文化大學學習歌劇、在中央民族歌舞團短暫工作的履歷，成就了這段被津津樂道的“意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杭蓋無限延展的可塑性與15年來數次經歷陣容調整有關：馬頭琴手胡格吉樂圖和前舌頭樂隊貝斯手吳俊德離開後，分別創立了自己的樂隊阿基耐和旅行者。
單飛以前，義拉拉塔（勝利）的電吉他是許多歌曲實現“電氣化”的關鍵。從四胡、蘇爾笛、三絃、口弦、雅託噶（蒙古箏）到班卓琴、銅管樂隊，不同樂器所承載的細膩情感被吸納進杭蓋日益豐盈的旋律——儘管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這和人員“換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閡和矛盾的來源。
2018年4月23日，北京，電影《戰神紀》首映發佈會舉行。/圖蟲創意
伊立奇用“耐心”“協調”“多排練”總結這種可塑性的實質。長久以來，他所堅持的信仰頗為樸素——只要樂隊成員的精神狀態在一個頻道，即使清唱也能創造氣場。
而譚盾在上海夏季音樂節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杭蓋給出了類似“從管理到組織都是國際範兒”“極為專業”“職業化”的高度讚揚。
他明確表示，由於古典音樂與搖滾樂的技巧很難實現溝通，所以換成別的樂隊簡直不敢想象。
“無論是工作還是創作風格，伊立奇對整個樂隊的把控能力很強。這並不是指什麼制度或者有意識的管理，而是融洽相處、共同排練中慢慢磨合出來的一種互動模式，說簡單點，就是‘溝通不費勁’。”
文寧坦言，搖滾樂手身上的自我氣質通常是強烈個性的延伸，但自說自話、互不妥協的一大後果就是容易將樂隊帶入無疾而終的結局。
杭蓋成員的骨子裡同樣也有脾氣，比起自律，所謂職業化更像是被來自不同國家的合作伙伴規範出來的成果。
從簽約荷蘭經紀公司“世界節拍”（Earthbeat），到與為盧·裡德（Lou Reed）、平克·弗洛伊德、埃利斯·庫帕（Alice Cooper）、深紫色（Deep Purple）、九寸釘（Nine Inch Nails）操刀專輯的加拿大製作人鮑勃·艾茲林兩度合作，再到不斷收穫Wacken（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最大的重金屬音樂節）那樣的大牌音樂節邀約，隱藏在古老曲調中的花朵、鳥雀、海騮馬和托爾金山最終成為全球化印痕鮮明的拼貼畫，被杭蓋帶去天涯海角，並經由他們的演繹，探索著同世界的互動方式。
文寧認為，頻繁接受不同文化與審美標準檢閱的最大收穫，就是可以越來越準確地找到打開對話的通道：“民族元素的新鮮感能迅速抓住外國歌迷，西洋樂器的配置又能給他們進入的機會，讓他們覺得這套東西還是很貼近自己的。藝術多少有相通之處，關鍵在於怎麼表達。”
2018年4月7日，山東濱州水韻梨鄉第二屆世界音樂節，擔任壓軸的杭蓋樂隊將全場演出推向高潮。（圖/IC）
2009年，杭蓋的海外巡演場次高達89場。與中國人“漸入佳境”的既定認知不同，“世界節拍”經紀人對節目順序作出調整，把情緒最飽滿的曲目排到第一、第二位，以求在開場時直接進入白熱化狀態，讓伊立奇慢慢咂摸出“起承轉合”的要義。
類似的經驗和體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樂手們練就了在各種舞臺上保持沉穩、鬆弛、專注狀態的素質——儘管蒙古袍配馬靴的形象常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
這是站在高處審視自己帶來的眼界，也讓文寧重新思索附著在商業化背後的意義：“我們現在再談商業化的時候，應該比‘媚俗’‘妥協’‘喪失自我’看得遠。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一些好作品，同時在利益上獲得回報，反哺創作，這其實並不是壞事。”
他特別強調商業化創造的比較機制：“你的邀約越來越多，有途徑聽到觀眾的反饋，看到世界上最牛的樂隊是什麼樣的，他們怎麼表演、怎麼創作，然後迅速成長。”
唱四季風物，寫悲歡離合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成團15年以來，杭蓋的陣容經歷過數次調整，為音樂風格帶來過許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場演出中，杭蓋被請求返場數次，鼓手艾倫就走到舞臺中央，用意大利語唱了《我的太陽》。
據伊立奇描述，彼時艾倫只是臨時被叫過來應付杭蓋日益凸顯的演出壓力，但他在蒙古國立藝術文化大學學習歌劇、在中央民族歌舞團短暫工作的履歷，成就了這段被津津樂道的“意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杭蓋無限延展的可塑性與15年來數次經歷陣容調整有關：馬頭琴手胡格吉樂圖和前舌頭樂隊貝斯手吳俊德離開後，分別創立了自己的樂隊阿基耐和旅行者。
單飛以前，義拉拉塔（勝利）的電吉他是許多歌曲實現“電氣化”的關鍵。從四胡、蘇爾笛、三絃、口弦、雅託噶（蒙古箏）到班卓琴、銅管樂隊，不同樂器所承載的細膩情感被吸納進杭蓋日益豐盈的旋律——儘管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這和人員“換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閡和矛盾的來源。
2018年4月23日，北京，電影《戰神紀》首映發佈會舉行。/圖蟲創意
伊立奇用“耐心”“協調”“多排練”總結這種可塑性的實質。長久以來，他所堅持的信仰頗為樸素——只要樂隊成員的精神狀態在一個頻道，即使清唱也能創造氣場。
而譚盾在上海夏季音樂節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杭蓋給出了類似“從管理到組織都是國際範兒”“極為專業”“職業化”的高度讚揚。
他明確表示，由於古典音樂與搖滾樂的技巧很難實現溝通，所以換成別的樂隊簡直不敢想象。
“無論是工作還是創作風格，伊立奇對整個樂隊的把控能力很強。這並不是指什麼制度或者有意識的管理，而是融洽相處、共同排練中慢慢磨合出來的一種互動模式，說簡單點，就是‘溝通不費勁’。”
文寧坦言，搖滾樂手身上的自我氣質通常是強烈個性的延伸，但自說自話、互不妥協的一大後果就是容易將樂隊帶入無疾而終的結局。
杭蓋成員的骨子裡同樣也有脾氣，比起自律，所謂職業化更像是被來自不同國家的合作伙伴規範出來的成果。
從簽約荷蘭經紀公司“世界節拍”（Earthbeat），到與為盧·裡德（Lou Reed）、平克·弗洛伊德、埃利斯·庫帕（Alice Cooper）、深紫色（Deep Purple）、九寸釘（Nine Inch Nails）操刀專輯的加拿大製作人鮑勃·艾茲林兩度合作，再到不斷收穫Wacken（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最大的重金屬音樂節）那樣的大牌音樂節邀約，隱藏在古老曲調中的花朵、鳥雀、海騮馬和托爾金山最終成為全球化印痕鮮明的拼貼畫，被杭蓋帶去天涯海角，並經由他們的演繹，探索著同世界的互動方式。
文寧認為，頻繁接受不同文化與審美標準檢閱的最大收穫，就是可以越來越準確地找到打開對話的通道：“民族元素的新鮮感能迅速抓住外國歌迷，西洋樂器的配置又能給他們進入的機會，讓他們覺得這套東西還是很貼近自己的。藝術多少有相通之處，關鍵在於怎麼表達。”
2018年4月7日，山東濱州水韻梨鄉第二屆世界音樂節，擔任壓軸的杭蓋樂隊將全場演出推向高潮。（圖/IC）
2009年，杭蓋的海外巡演場次高達89場。與中國人“漸入佳境”的既定認知不同，“世界節拍”經紀人對節目順序作出調整，把情緒最飽滿的曲目排到第一、第二位，以求在開場時直接進入白熱化狀態，讓伊立奇慢慢咂摸出“起承轉合”的要義。
類似的經驗和體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樂手們練就了在各種舞臺上保持沉穩、鬆弛、專注狀態的素質——儘管蒙古袍配馬靴的形象常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
這是站在高處審視自己帶來的眼界，也讓文寧重新思索附著在商業化背後的意義：“我們現在再談商業化的時候，應該比‘媚俗’‘妥協’‘喪失自我’看得遠。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一些好作品，同時在利益上獲得回報，反哺創作，這其實並不是壞事。”
他特別強調商業化創造的比較機制：“你的邀約越來越多，有途徑聽到觀眾的反饋，看到世界上最牛的樂隊是什麼樣的，他們怎麼表演、怎麼創作，然後迅速成長。”
唱四季風物，寫悲歡離合
杭蓋改編過許多傳統蒙古族民歌，它們以悲歡離合、草原風物作為主題，旋律非常簡單。/ Yang Shuo
新世紀之初，聚居在北京北五環霍營一帶的搖滾音樂人馬木爾、吳俊德、張瑋瑋、朱曉龍陸續找到伊立奇，打聽蒙古族傳統音樂中一種叫“呼麥”的雙聲部演唱法。
除了從父親那兒得到“確實有這麼個東西”的模糊回答，伊立奇對此知之甚少。在一篇口述中，他記錄了初次聆聽呼麥時的震驚心情：“一開始都以為是一個人在吹笛子，後來說這個不是吹的笛子，這就是人發出的聲音……人怎麼能發出這樣的聲音呢？”
圖瓦樂隊的恆哈圖（Huun-Huur-Tu）、雅塔（Yat-Kha）與藝術家珊蔻·娜赤婭克（Sainkho Namtchylak）憑藉呼麥唱法風靡歐美時，草原上的歌唱與舞蹈只是偶爾出現在伊立奇生活中的吉光片羽。
那是上世紀90年代，他的姐姐伊麗娜在五道口賣打口磁帶，家裡成天放著唐朝、黑豹，還有各種叫不上樂隊名字的歐美搖滾專輯。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成團15年以來，杭蓋的陣容經歷過數次調整，為音樂風格帶來過許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場演出中，杭蓋被請求返場數次，鼓手艾倫就走到舞臺中央，用意大利語唱了《我的太陽》。
據伊立奇描述，彼時艾倫只是臨時被叫過來應付杭蓋日益凸顯的演出壓力，但他在蒙古國立藝術文化大學學習歌劇、在中央民族歌舞團短暫工作的履歷，成就了這段被津津樂道的“意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杭蓋無限延展的可塑性與15年來數次經歷陣容調整有關：馬頭琴手胡格吉樂圖和前舌頭樂隊貝斯手吳俊德離開後，分別創立了自己的樂隊阿基耐和旅行者。
單飛以前，義拉拉塔（勝利）的電吉他是許多歌曲實現“電氣化”的關鍵。從四胡、蘇爾笛、三絃、口弦、雅託噶（蒙古箏）到班卓琴、銅管樂隊，不同樂器所承載的細膩情感被吸納進杭蓋日益豐盈的旋律——儘管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這和人員“換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閡和矛盾的來源。
2018年4月23日，北京，電影《戰神紀》首映發佈會舉行。/圖蟲創意
伊立奇用“耐心”“協調”“多排練”總結這種可塑性的實質。長久以來，他所堅持的信仰頗為樸素——只要樂隊成員的精神狀態在一個頻道，即使清唱也能創造氣場。
而譚盾在上海夏季音樂節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杭蓋給出了類似“從管理到組織都是國際範兒”“極為專業”“職業化”的高度讚揚。
他明確表示，由於古典音樂與搖滾樂的技巧很難實現溝通，所以換成別的樂隊簡直不敢想象。
“無論是工作還是創作風格，伊立奇對整個樂隊的把控能力很強。這並不是指什麼制度或者有意識的管理，而是融洽相處、共同排練中慢慢磨合出來的一種互動模式，說簡單點，就是‘溝通不費勁’。”
文寧坦言，搖滾樂手身上的自我氣質通常是強烈個性的延伸，但自說自話、互不妥協的一大後果就是容易將樂隊帶入無疾而終的結局。
杭蓋成員的骨子裡同樣也有脾氣，比起自律，所謂職業化更像是被來自不同國家的合作伙伴規範出來的成果。
從簽約荷蘭經紀公司“世界節拍”（Earthbeat），到與為盧·裡德（Lou Reed）、平克·弗洛伊德、埃利斯·庫帕（Alice Cooper）、深紫色（Deep Purple）、九寸釘（Nine Inch Nails）操刀專輯的加拿大製作人鮑勃·艾茲林兩度合作，再到不斷收穫Wacken（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最大的重金屬音樂節）那樣的大牌音樂節邀約，隱藏在古老曲調中的花朵、鳥雀、海騮馬和托爾金山最終成為全球化印痕鮮明的拼貼畫，被杭蓋帶去天涯海角，並經由他們的演繹，探索著同世界的互動方式。
文寧認為，頻繁接受不同文化與審美標準檢閱的最大收穫，就是可以越來越準確地找到打開對話的通道：“民族元素的新鮮感能迅速抓住外國歌迷，西洋樂器的配置又能給他們進入的機會，讓他們覺得這套東西還是很貼近自己的。藝術多少有相通之處，關鍵在於怎麼表達。”
2018年4月7日，山東濱州水韻梨鄉第二屆世界音樂節，擔任壓軸的杭蓋樂隊將全場演出推向高潮。（圖/IC）
2009年，杭蓋的海外巡演場次高達89場。與中國人“漸入佳境”的既定認知不同，“世界節拍”經紀人對節目順序作出調整，把情緒最飽滿的曲目排到第一、第二位，以求在開場時直接進入白熱化狀態，讓伊立奇慢慢咂摸出“起承轉合”的要義。
類似的經驗和體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樂手們練就了在各種舞臺上保持沉穩、鬆弛、專注狀態的素質——儘管蒙古袍配馬靴的形象常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
這是站在高處審視自己帶來的眼界，也讓文寧重新思索附著在商業化背後的意義：“我們現在再談商業化的時候，應該比‘媚俗’‘妥協’‘喪失自我’看得遠。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一些好作品，同時在利益上獲得回報，反哺創作，這其實並不是壞事。”
他特別強調商業化創造的比較機制：“你的邀約越來越多，有途徑聽到觀眾的反饋，看到世界上最牛的樂隊是什麼樣的，他們怎麼表演、怎麼創作，然後迅速成長。”
唱四季風物，寫悲歡離合
杭蓋改編過許多傳統蒙古族民歌，它們以悲歡離合、草原風物作為主題，旋律非常簡單。/ Yang Shuo
新世紀之初，聚居在北京北五環霍營一帶的搖滾音樂人馬木爾、吳俊德、張瑋瑋、朱曉龍陸續找到伊立奇，打聽蒙古族傳統音樂中一種叫“呼麥”的雙聲部演唱法。
除了從父親那兒得到“確實有這麼個東西”的模糊回答，伊立奇對此知之甚少。在一篇口述中，他記錄了初次聆聽呼麥時的震驚心情：“一開始都以為是一個人在吹笛子，後來說這個不是吹的笛子，這就是人發出的聲音……人怎麼能發出這樣的聲音呢？”
圖瓦樂隊的恆哈圖（Huun-Huur-Tu）、雅塔（Yat-Kha）與藝術家珊蔻·娜赤婭克（Sainkho Namtchylak）憑藉呼麥唱法風靡歐美時，草原上的歌唱與舞蹈只是偶爾出現在伊立奇生活中的吉光片羽。
那是上世紀90年代，他的姐姐伊麗娜在五道口賣打口磁帶，家裡成天放著唐朝、黑豹，還有各種叫不上樂隊名字的歐美搖滾專輯。
和很多搖滾“老炮兒”差不多,杭蓋樂隊隊長伊立奇是通過聽歐美打口碟走上搖滾道路的。/ Mick Haupt
到了1999年，姐弟倆一個成了女子朋克樂隊“掛在盒子上”的貝斯手，一個模仿美國說唱金屬樂隊“暴力反抗機器”（Rage Against Machine）組建了自己的樂隊T-9。在“如何開始玩搖滾”這個問題上，伊立奇給出的答案與許多“老炮兒”大同小異。
轉折始於那些有關呼麥的諮詢。從朋友那裡得知蒙古國學者巴特爾·敖都蘇榮在內蒙古開班教授呼麥的消息，他乘火車前往呼和浩特。三週後出師時，他被敖都蘇榮稱作“我最好的學生”。
與此同時，伊立奇開始外出採風，從老音像店裡大量收集年代久遠的蒙古族歌曲磁帶，通過DVD機把自認為經典的部分錄到電腦裡。
從發行EP《請修理》時起，他就醞釀著從模仿“暴力反抗機器”的狀態裡走出來，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路線。在牧區和敖都蘇榮那裡聽到的歌唱為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引——它們流露的那份粗疏、原始的力量，並不講究太多技巧和修飾。
再後來，就有了樂評人李皖口中的“180度轉彎”：說唱金屬樂隊T-9脫胎換骨，成為原汁原味的蒙古民族樂隊杭蓋。
伊立奇抱著陶布舒爾寫出的《海然海然》《故鄉山峰》《杭蓋》則引發了業界關於其風格的爭執——“新民樂”也好，“世界音樂”也罷，它們的輪廓、情感都和那些源頭不詳卻見證著四季風物、悲歡離合的長調、短調、小曲兒一脈相承。
無論如何，杭蓋成了一種現象、一個樣本。青年寫作者、“蒙古音樂地圖”項目發起人敖登託雅認為，杭蓋是中國目前唯一一支既能贏得獨立音樂市場歡迎，同時也收穫了主流音樂的認可與讚許的樂隊。
而以杭蓋、安達、HAYA和九寶這幾支風格鮮明的樂隊作為支撐點，中國蒙古族音樂正逐漸進入“枝繁葉茂”的狀態。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成團15年以來，杭蓋的陣容經歷過數次調整，為音樂風格帶來過許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場演出中，杭蓋被請求返場數次，鼓手艾倫就走到舞臺中央，用意大利語唱了《我的太陽》。
據伊立奇描述，彼時艾倫只是臨時被叫過來應付杭蓋日益凸顯的演出壓力，但他在蒙古國立藝術文化大學學習歌劇、在中央民族歌舞團短暫工作的履歷，成就了這段被津津樂道的“意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杭蓋無限延展的可塑性與15年來數次經歷陣容調整有關：馬頭琴手胡格吉樂圖和前舌頭樂隊貝斯手吳俊德離開後，分別創立了自己的樂隊阿基耐和旅行者。
單飛以前，義拉拉塔（勝利）的電吉他是許多歌曲實現“電氣化”的關鍵。從四胡、蘇爾笛、三絃、口弦、雅託噶（蒙古箏）到班卓琴、銅管樂隊，不同樂器所承載的細膩情感被吸納進杭蓋日益豐盈的旋律——儘管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這和人員“換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閡和矛盾的來源。
2018年4月23日，北京，電影《戰神紀》首映發佈會舉行。/圖蟲創意
伊立奇用“耐心”“協調”“多排練”總結這種可塑性的實質。長久以來，他所堅持的信仰頗為樸素——只要樂隊成員的精神狀態在一個頻道，即使清唱也能創造氣場。
而譚盾在上海夏季音樂節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杭蓋給出了類似“從管理到組織都是國際範兒”“極為專業”“職業化”的高度讚揚。
他明確表示，由於古典音樂與搖滾樂的技巧很難實現溝通，所以換成別的樂隊簡直不敢想象。
“無論是工作還是創作風格，伊立奇對整個樂隊的把控能力很強。這並不是指什麼制度或者有意識的管理，而是融洽相處、共同排練中慢慢磨合出來的一種互動模式，說簡單點，就是‘溝通不費勁’。”
文寧坦言，搖滾樂手身上的自我氣質通常是強烈個性的延伸，但自說自話、互不妥協的一大後果就是容易將樂隊帶入無疾而終的結局。
杭蓋成員的骨子裡同樣也有脾氣，比起自律，所謂職業化更像是被來自不同國家的合作伙伴規範出來的成果。
從簽約荷蘭經紀公司“世界節拍”（Earthbeat），到與為盧·裡德（Lou Reed）、平克·弗洛伊德、埃利斯·庫帕（Alice Cooper）、深紫色（Deep Purple）、九寸釘（Nine Inch Nails）操刀專輯的加拿大製作人鮑勃·艾茲林兩度合作，再到不斷收穫Wacken（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最大的重金屬音樂節）那樣的大牌音樂節邀約，隱藏在古老曲調中的花朵、鳥雀、海騮馬和托爾金山最終成為全球化印痕鮮明的拼貼畫，被杭蓋帶去天涯海角，並經由他們的演繹，探索著同世界的互動方式。
文寧認為，頻繁接受不同文化與審美標準檢閱的最大收穫，就是可以越來越準確地找到打開對話的通道：“民族元素的新鮮感能迅速抓住外國歌迷，西洋樂器的配置又能給他們進入的機會，讓他們覺得這套東西還是很貼近自己的。藝術多少有相通之處，關鍵在於怎麼表達。”
2018年4月7日，山東濱州水韻梨鄉第二屆世界音樂節，擔任壓軸的杭蓋樂隊將全場演出推向高潮。（圖/IC）
2009年，杭蓋的海外巡演場次高達89場。與中國人“漸入佳境”的既定認知不同，“世界節拍”經紀人對節目順序作出調整，把情緒最飽滿的曲目排到第一、第二位，以求在開場時直接進入白熱化狀態，讓伊立奇慢慢咂摸出“起承轉合”的要義。
類似的經驗和體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樂手們練就了在各種舞臺上保持沉穩、鬆弛、專注狀態的素質——儘管蒙古袍配馬靴的形象常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
這是站在高處審視自己帶來的眼界，也讓文寧重新思索附著在商業化背後的意義：“我們現在再談商業化的時候，應該比‘媚俗’‘妥協’‘喪失自我’看得遠。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一些好作品，同時在利益上獲得回報，反哺創作，這其實並不是壞事。”
他特別強調商業化創造的比較機制：“你的邀約越來越多，有途徑聽到觀眾的反饋，看到世界上最牛的樂隊是什麼樣的，他們怎麼表演、怎麼創作，然後迅速成長。”
唱四季風物，寫悲歡離合
杭蓋改編過許多傳統蒙古族民歌，它們以悲歡離合、草原風物作為主題，旋律非常簡單。/ Yang Shuo
新世紀之初，聚居在北京北五環霍營一帶的搖滾音樂人馬木爾、吳俊德、張瑋瑋、朱曉龍陸續找到伊立奇，打聽蒙古族傳統音樂中一種叫“呼麥”的雙聲部演唱法。
除了從父親那兒得到“確實有這麼個東西”的模糊回答，伊立奇對此知之甚少。在一篇口述中，他記錄了初次聆聽呼麥時的震驚心情：“一開始都以為是一個人在吹笛子，後來說這個不是吹的笛子，這就是人發出的聲音……人怎麼能發出這樣的聲音呢？”
圖瓦樂隊的恆哈圖（Huun-Huur-Tu）、雅塔（Yat-Kha）與藝術家珊蔻·娜赤婭克（Sainkho Namtchylak）憑藉呼麥唱法風靡歐美時，草原上的歌唱與舞蹈只是偶爾出現在伊立奇生活中的吉光片羽。
那是上世紀90年代，他的姐姐伊麗娜在五道口賣打口磁帶，家裡成天放著唐朝、黑豹，還有各種叫不上樂隊名字的歐美搖滾專輯。
和很多搖滾“老炮兒”差不多,杭蓋樂隊隊長伊立奇是通過聽歐美打口碟走上搖滾道路的。/ Mick Haupt
到了1999年，姐弟倆一個成了女子朋克樂隊“掛在盒子上”的貝斯手，一個模仿美國說唱金屬樂隊“暴力反抗機器”（Rage Against Machine）組建了自己的樂隊T-9。在“如何開始玩搖滾”這個問題上，伊立奇給出的答案與許多“老炮兒”大同小異。
轉折始於那些有關呼麥的諮詢。從朋友那裡得知蒙古國學者巴特爾·敖都蘇榮在內蒙古開班教授呼麥的消息，他乘火車前往呼和浩特。三週後出師時，他被敖都蘇榮稱作“我最好的學生”。
與此同時，伊立奇開始外出採風，從老音像店裡大量收集年代久遠的蒙古族歌曲磁帶，通過DVD機把自認為經典的部分錄到電腦裡。
從發行EP《請修理》時起，他就醞釀著從模仿“暴力反抗機器”的狀態裡走出來，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路線。在牧區和敖都蘇榮那裡聽到的歌唱為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引——它們流露的那份粗疏、原始的力量，並不講究太多技巧和修飾。
再後來，就有了樂評人李皖口中的“180度轉彎”：說唱金屬樂隊T-9脫胎換骨，成為原汁原味的蒙古民族樂隊杭蓋。
伊立奇抱著陶布舒爾寫出的《海然海然》《故鄉山峰》《杭蓋》則引發了業界關於其風格的爭執——“新民樂”也好，“世界音樂”也罷，它們的輪廓、情感都和那些源頭不詳卻見證著四季風物、悲歡離合的長調、短調、小曲兒一脈相承。
無論如何，杭蓋成了一種現象、一個樣本。青年寫作者、“蒙古音樂地圖”項目發起人敖登託雅認為，杭蓋是中國目前唯一一支既能贏得獨立音樂市場歡迎，同時也收穫了主流音樂的認可與讚許的樂隊。
而以杭蓋、安達、HAYA和九寶這幾支風格鮮明的樂隊作為支撐點，中國蒙古族音樂正逐漸進入“枝繁葉茂”的狀態。
伊立奇覺得，民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拘泥於形式和功能。/LucasFZ70
只是，伊立奇理解中的民歌並非單純由文化遺產構成的靜止、封閉體系：
“它不拘泥於特定的形式，可能服務於宣傳，可能誕生於大的社會風潮，說到底，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違背這條基本屬性，歌曲在傳播過程中就被自然地淘汰了。”
因此在當下的語境中討論杭蓋或蒙古族音樂時，伊立奇始終沒有給出結論。他說，從鄂爾多斯到科爾沁，蒙古人歌唱中那種豐富、精妙的變化不可能被清晰地定義，也不可能在某幾支樂隊身上一覽無遺。
唯一能確定的是，經過“草原風流行歌”的狂轟濫炸之後，這一代蒙古人希望回到相對質樸的狀態，互聯網則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與碰撞。“在這樣一個好的時代，更不要被風格限制。”
2019年1月，杭蓋樂隊合影。（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支民族與全球化色彩同樣鮮明的樂隊似乎希望在音樂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性，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杭蓋樂隊主唱胡日查打開一罐札幌啤酒，仰脖痛飲。瀋陽姑娘團團馬上爆發出應景的尖叫。經驗告訴她，向來作為杭蓋演唱會“高潮擔當”的曲目《酒歌》，就要來了。
杭蓋登上2019年日本富士搖滾音樂節（Fuji Rock Festival）舞臺的時機並不完美。一場突如其來的颱風剛剛襲擊新潟。團團抵達的時候，湯澤町苗場滑雪場裡遍佈爛泥水坑，儼然一個“災後重建現場”，但《酒歌》仍毫無懸念地引發全場跟唱與大規模的搖擺。
“杭蓋不是第一次來了，《酒歌》也早就推出了日語版，所以準確來講，兩國歌迷是在這首歌的調子裡玩到一塊兒的。”
在那之前，團團以“杭蓋牛B”與人群中的同胞互相應和，日本觀眾紛紛投來疑惑的注視，令她覺得有趣：“好像自己在領銜神祕宗教儀式。”
2017年11月20日，杭蓋樂隊推出EP《杭蓋精神》，“在遼闊的草原鍛打成鋼，懷揣著遠大的理想”這兩句鏗鏘有力的歌詞就是杭蓋精神最好的寫照。
“效果比較令人滿意。”提及此次脫胎於新專輯《杭蓋與銅管》的巡演，隊長伊立奇的評價顯得很是老實。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採訪中，他語速緩慢，努力思考，對各種意義宏大的問題、標籤保持克制態度。
譬如，話題進行到“在海外演出場次最多的中國樂隊”時，聽筒那頭陷入短暫的沉默：“嗯……也不一定，也許很快就會有其他樂隊超過這個紀錄。”
2015年，這支在獨立音樂界享有盛名的民族搖滾樂隊以《中國好歌曲》第二季冠軍身份“出圈”。對於聽慣德德瑪、騰格爾、布仁巴雅爾的公眾而言，馬頭琴、陶布舒爾（一種雙弦蒙古族彈撥樂器）、呼麥與搖滾“三大件”的結合帶來關於蒙古族音樂的新想象。
但杭蓋希望呈現的可能性遠不止於此，正如他們在專輯《介紹杭蓋》中對隊名作出的詮釋——
“一個古老的蒙古語單詞，它的意思是，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河流、山和樹林的世界。”
“一首作品是否成功，
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與指揮家譚盾合作“交響搖滾”項目後，杭蓋樂隊試著在音樂中融入了銅管樂器/ Bruno Pego
團團接觸過的音樂形式不多，但站在第一排離音箱最近的位置，她還是敏銳地捕捉到銅管樂器帶來的新鮮血液。“其實Fuji Rock挺小清新的，相比之下，杭蓋的東西顯得硬核，一看就是花心思做的。”
團團的直觀感受並非沒有根據。2017年，杭蓋與作曲家、指揮譚盾共同完成名為“交響搖滾”的演出項目，不斷變換色彩跳閃的頂燈和此起彼伏的尖叫，一度使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陷入livehouse式的狂歡氛圍。
此後，杭蓋找到譚盾的學生畢健博，試著為演出中獨樹一幟的視聽效果尋找更便於執行的傳播途徑。
2019年3月，杭蓋樂隊表演現場。杭蓋樂隊擁有豐富的海外巡演經驗，他們的現場感染力強，一直備受樂迷追捧。（圖/由受訪者提供）
這正是《杭蓋與銅管》誕生的契機。杭蓋與爵士管樂團的部分先後在加拿大、美國錄製完成，一件樂器配備了三四個話筒，以求從不同位置得到最滿意的音色……
只不過，細緻工作的終極目標是刪繁就簡：拿掉交響樂中厚重的絃樂，只保留薩克斯、長號和小號，幾番調整之後，成就了團團口中“嚴肅音樂才有的震撼”
“不是普通搖滾現場把人心肝兒震出來的嘈雜、躁，但是莫名和諧。”
經紀人文寧則有另外的考慮：“編制輕，人少，在小場子也能撒得開，就能走上更多的舞臺，讓更多的普通樂迷聽到。”
在他的字典裡，變化必須是時刻緊繃的那根神經，幾組業界大佬拿著成團初期的作品上《樂隊的夏天》，讓他覺得“略不感冒”：
“一個搖滾樂隊的活力還是表現在他們有沒有意識探討新的東西，能不能作出不一樣的嘗試，而不是總抱著十幾年前的那些歌，一點變化也沒有。”
2010年3月，杭蓋樂隊發行專輯He Who Travels Far。
杭蓋對創作題材的選擇遵循著如出一轍的原則，儘管那些統一被定義為“蒙古民歌”的曲目，實際上往往隔著幾個世紀、幾千公里的距離：
《金手鐲》來自青海，而《波茹萊》流傳在東北邊陲；《汗青格勒》《江格爾》是以說唱形式流傳的蒙古族英雄史詩，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範疇。
《上海產的半導體》和《烏蘭巴托的夜》則分別是在上世紀50年代、80年代由錫林郭勒“長調歌王”哈扎布、蒙古國搖滾樂隊“成吉思汗”唱紅的流行金曲……
“我想盡可能多地讓不同蒙古族聚居區有代表性的音樂，但最根本的前提還是能不能改編出新意。‘經典作品’往往擁有特別多的版本，如果不具備變化空間，那寧願不做。”
在伊立奇口中，實際演出效果是決定變化空間的重要依據，舞臺上得多了，相同的曲目會在杭蓋的不同專輯中徹底改頭換面。
《希格希日》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視頻截圖
就像曾經被電影《尋龍訣》用作配樂的《希格希日》，最初營造輕快、跳躍質感的只有馬頭琴和三絃，到了《遠走的人》，呼嘯的電吉他、密集的鼓點和陰沉的呼麥就使之蛻變為一首節奏激烈、豪邁的舞曲。
伊立奇不否認其中有修正、調適、尋找最佳狀態的動機，“效果到底怎麼樣，還是由表演實踐和觀眾反饋說了算”。
現在再談商業化，
應該比“媚俗”“妥協”看得遠
成團15年以來，杭蓋的陣容經歷過數次調整，為音樂風格帶來過許多不同元素。/ Oscar Keys
在意大利的一場演出中，杭蓋被請求返場數次，鼓手艾倫就走到舞臺中央，用意大利語唱了《我的太陽》。
據伊立奇描述，彼時艾倫只是臨時被叫過來應付杭蓋日益凸顯的演出壓力，但他在蒙古國立藝術文化大學學習歌劇、在中央民族歌舞團短暫工作的履歷，成就了這段被津津樂道的“意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杭蓋無限延展的可塑性與15年來數次經歷陣容調整有關：馬頭琴手胡格吉樂圖和前舌頭樂隊貝斯手吳俊德離開後，分別創立了自己的樂隊阿基耐和旅行者。
單飛以前，義拉拉塔（勝利）的電吉他是許多歌曲實現“電氣化”的關鍵。從四胡、蘇爾笛、三絃、口弦、雅託噶（蒙古箏）到班卓琴、銅管樂隊，不同樂器所承載的細膩情感被吸納進杭蓋日益豐盈的旋律——儘管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這和人員“換血”差不多，可能是隔閡和矛盾的來源。
2018年4月23日，北京，電影《戰神紀》首映發佈會舉行。/圖蟲創意
伊立奇用“耐心”“協調”“多排練”總結這種可塑性的實質。長久以來，他所堅持的信仰頗為樸素——只要樂隊成員的精神狀態在一個頻道，即使清唱也能創造氣場。
而譚盾在上海夏季音樂節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杭蓋給出了類似“從管理到組織都是國際範兒”“極為專業”“職業化”的高度讚揚。
他明確表示，由於古典音樂與搖滾樂的技巧很難實現溝通，所以換成別的樂隊簡直不敢想象。
“無論是工作還是創作風格，伊立奇對整個樂隊的把控能力很強。這並不是指什麼制度或者有意識的管理，而是融洽相處、共同排練中慢慢磨合出來的一種互動模式，說簡單點，就是‘溝通不費勁’。”
文寧坦言，搖滾樂手身上的自我氣質通常是強烈個性的延伸，但自說自話、互不妥協的一大後果就是容易將樂隊帶入無疾而終的結局。
杭蓋成員的骨子裡同樣也有脾氣，比起自律，所謂職業化更像是被來自不同國家的合作伙伴規範出來的成果。
從簽約荷蘭經紀公司“世界節拍”（Earthbeat），到與為盧·裡德（Lou Reed）、平克·弗洛伊德、埃利斯·庫帕（Alice Cooper）、深紫色（Deep Purple）、九寸釘（Nine Inch Nails）操刀專輯的加拿大製作人鮑勃·艾茲林兩度合作，再到不斷收穫Wacken（在德國舉辦的世界最大的重金屬音樂節）那樣的大牌音樂節邀約，隱藏在古老曲調中的花朵、鳥雀、海騮馬和托爾金山最終成為全球化印痕鮮明的拼貼畫，被杭蓋帶去天涯海角，並經由他們的演繹，探索著同世界的互動方式。
文寧認為，頻繁接受不同文化與審美標準檢閱的最大收穫，就是可以越來越準確地找到打開對話的通道：“民族元素的新鮮感能迅速抓住外國歌迷，西洋樂器的配置又能給他們進入的機會，讓他們覺得這套東西還是很貼近自己的。藝術多少有相通之處，關鍵在於怎麼表達。”
2018年4月7日，山東濱州水韻梨鄉第二屆世界音樂節，擔任壓軸的杭蓋樂隊將全場演出推向高潮。（圖/IC）
2009年，杭蓋的海外巡演場次高達89場。與中國人“漸入佳境”的既定認知不同，“世界節拍”經紀人對節目順序作出調整，把情緒最飽滿的曲目排到第一、第二位，以求在開場時直接進入白熱化狀態，讓伊立奇慢慢咂摸出“起承轉合”的要義。
類似的經驗和體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樂手們練就了在各種舞臺上保持沉穩、鬆弛、專注狀態的素質——儘管蒙古袍配馬靴的形象常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
這是站在高處審視自己帶來的眼界，也讓文寧重新思索附著在商業化背後的意義：“我們現在再談商業化的時候，應該比‘媚俗’‘妥協’‘喪失自我’看得遠。讓更多人知道有這樣一些好作品，同時在利益上獲得回報，反哺創作，這其實並不是壞事。”
他特別強調商業化創造的比較機制：“你的邀約越來越多，有途徑聽到觀眾的反饋，看到世界上最牛的樂隊是什麼樣的，他們怎麼表演、怎麼創作，然後迅速成長。”
唱四季風物，寫悲歡離合
杭蓋改編過許多傳統蒙古族民歌，它們以悲歡離合、草原風物作為主題，旋律非常簡單。/ Yang Shuo
新世紀之初，聚居在北京北五環霍營一帶的搖滾音樂人馬木爾、吳俊德、張瑋瑋、朱曉龍陸續找到伊立奇，打聽蒙古族傳統音樂中一種叫“呼麥”的雙聲部演唱法。
除了從父親那兒得到“確實有這麼個東西”的模糊回答，伊立奇對此知之甚少。在一篇口述中，他記錄了初次聆聽呼麥時的震驚心情：“一開始都以為是一個人在吹笛子，後來說這個不是吹的笛子，這就是人發出的聲音……人怎麼能發出這樣的聲音呢？”
圖瓦樂隊的恆哈圖（Huun-Huur-Tu）、雅塔（Yat-Kha）與藝術家珊蔻·娜赤婭克（Sainkho Namtchylak）憑藉呼麥唱法風靡歐美時，草原上的歌唱與舞蹈只是偶爾出現在伊立奇生活中的吉光片羽。
那是上世紀90年代，他的姐姐伊麗娜在五道口賣打口磁帶，家裡成天放著唐朝、黑豹，還有各種叫不上樂隊名字的歐美搖滾專輯。
和很多搖滾“老炮兒”差不多,杭蓋樂隊隊長伊立奇是通過聽歐美打口碟走上搖滾道路的。/ Mick Haupt
到了1999年，姐弟倆一個成了女子朋克樂隊“掛在盒子上”的貝斯手，一個模仿美國說唱金屬樂隊“暴力反抗機器”（Rage Against Machine）組建了自己的樂隊T-9。在“如何開始玩搖滾”這個問題上，伊立奇給出的答案與許多“老炮兒”大同小異。
轉折始於那些有關呼麥的諮詢。從朋友那裡得知蒙古國學者巴特爾·敖都蘇榮在內蒙古開班教授呼麥的消息，他乘火車前往呼和浩特。三週後出師時，他被敖都蘇榮稱作“我最好的學生”。
與此同時，伊立奇開始外出採風，從老音像店裡大量收集年代久遠的蒙古族歌曲磁帶，通過DVD機把自認為經典的部分錄到電腦裡。
從發行EP《請修理》時起，他就醞釀著從模仿“暴力反抗機器”的狀態裡走出來，尋找真正屬於自己的路線。在牧區和敖都蘇榮那裡聽到的歌唱為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引——它們流露的那份粗疏、原始的力量，並不講究太多技巧和修飾。
再後來，就有了樂評人李皖口中的“180度轉彎”：說唱金屬樂隊T-9脫胎換骨，成為原汁原味的蒙古民族樂隊杭蓋。
伊立奇抱著陶布舒爾寫出的《海然海然》《故鄉山峰》《杭蓋》則引發了業界關於其風格的爭執——“新民樂”也好，“世界音樂”也罷，它們的輪廓、情感都和那些源頭不詳卻見證著四季風物、悲歡離合的長調、短調、小曲兒一脈相承。
無論如何，杭蓋成了一種現象、一個樣本。青年寫作者、“蒙古音樂地圖”項目發起人敖登託雅認為，杭蓋是中國目前唯一一支既能贏得獨立音樂市場歡迎，同時也收穫了主流音樂的認可與讚許的樂隊。
而以杭蓋、安達、HAYA和九寶這幾支風格鮮明的樂隊作為支撐點，中國蒙古族音樂正逐漸進入“枝繁葉茂”的狀態。
伊立奇覺得，民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拘泥於形式和功能。/LucasFZ70
只是，伊立奇理解中的民歌並非單純由文化遺產構成的靜止、封閉體系：
“它不拘泥於特定的形式，可能服務於宣傳，可能誕生於大的社會風潮，說到底，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違背這條基本屬性，歌曲在傳播過程中就被自然地淘汰了。”
因此在當下的語境中討論杭蓋或蒙古族音樂時，伊立奇始終沒有給出結論。他說，從鄂爾多斯到科爾沁，蒙古人歌唱中那種豐富、精妙的變化不可能被清晰地定義，也不可能在某幾支樂隊身上一覽無遺。
唯一能確定的是，經過“草原風流行歌”的狂轟濫炸之後，這一代蒙古人希望回到相對質樸的狀態，互聯網則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與碰撞。“在這樣一個好的時代，更不要被風格限制。”
從“草原風流行歌”的狂轟爛炸中走出來之後，這代蒙古人更希望走進相對質樸的狀態，互聯網也給他們提供了相對多元的選擇。 /Luz Mendoza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第545期
✎作者 | 盧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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