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校門前，我是一個不喜歡拋頭露面，有些膽怯和羞澀的人。參加工作後，因為經常組織活動，與各色人等打交道，竟漸漸練出了一副“伶牙俐齒”，無論大庭廣眾之下，還是朋友聚會，常常滔滔不絕，像個話嘮。
我將“有話直說”視為美德，有什麼想法、觀點，包括對一些人和事的看法，我幾乎都會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先生在場時，他偶爾會悄悄地蹬我的腳或者擰我的胳膊，示意我“閉嘴”。我感到十分委屈，我說的都是真話、大實話，難道也有錯麼？先生說，人心隔肚皮，當你不瞭解對方時，還是少說為好。你以為自己誠實、直率，愛憎分明，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你這樣將自己變成“透明人”，倘若人家設個陷阱，你就一頭栽進去了。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善於表達自己思想和觀點的人，平常說話更沒有一點兒煽動性。只不過，有時怕朋友聚會冷場，找些話來活躍一下氣氛。在談到了某些人和事時，我覺得應該誠實地表達立場和觀點。當然，對自己熱愛的朋友，難免摻雜個人情感，多一些溢美之辭；對自己不喜歡的人，也同樣無法掩飾自己的好惡。即便如此，先生仍然認為我的話“太多”。他經常告誡我，沉默是金，話多無益。
我對先生的話很不以為然：我坦坦蕩蕩，一覽無餘，說話也能惹禍？
但很快我就嚐到了“口無遮攔”的後果。我在某個場合說過的話，輾轉回到我耳朵裡時，已經完全變了樣，好像我成了一個搬弄是非之人。工作中的一些事，也讓我突然醒悟，竟然自己給自己挖了一個陷阱，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先生趁機對我又是好一番諄諄善誘：“說話是一門技巧，要分場合，看對象。所謂言多必失、禍從口出，這是古人給我們總結的金玉良言。在外，一定要謹言慎行。”為了讓我牢記在外少說話，他還給我取了不少綽號，諸如“話嘮”“悶墩兒”“贊花兒”之類，只要能夠套到我身上、能夠刺激我“閉嘴”的，他都盡其所能變著花樣兒叫我，讓我哭笑不得。
靜下來反省，先生的話也不無道理。我自以為一片真心好意說的那些話，有時起到的反作用是我自己壓根兒沒法預料的。我決心聽從先生的“教誨”，少說話，多傾聽。可實施起來，卻發現，這比當初我為了讓自己變得“能說會道”要難得多。很多時候，我幾乎要“脫口而出”，想起先生的“教誨”，又活生生地嚥了回去。這種感受，就像被圈在籠子裡，野性和自由被一點點磨掉。
從小到大，我都依仗著父母、哥哥們的疼愛，想怎麼做就怎麼做，自由散漫慣了。按先生的說法，我活得“很自我”，很少從別人的角度去深思熟慮。在家裡，不會成為麻煩。在朋友圈裡，也不會惹出什麼禍事。但進入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這就成了問題。
我知道，先生要我少說話，是出於愛護我。但當我剋制自己少說話時，卻發現少說或不說，確實有諸多好處。閉緊了嘴，耳朵和眼睛就更敏銳了。你會更專注地去聽每一個人講話，去認真觀察每一個人的表情，於是，過去未曾注意到的細節就會進入視野，分析和思考就會更深入，對人性的複雜就會理解得更透徹。在聚會中，如果不說話，很容易被人撂在一邊。雖然有種邊緣人的感覺，但卻可以像局外人一樣去傾聽、觀察和思考。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就像閱讀一本書，你不知道下一步會出現什麼樣的驚喜。
過去，我讀小說總是專注於故事情節的發展，關心人物的命運，很少去細究人性。很小時，我就開始讀《紅樓夢》，但幾乎沒有讀完過。有一天，我又重新讀《紅樓夢》，發現過去竟然忽略掉了太多不該忽略的細節。譬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賈雨村上任應天府，審理第一件案子，原葫蘆廟的沙彌、現在的門子給他提了醒、出了主意，使賈雨村沒“犯大錯”。按我的常識，賈雨村遇到這樣貼心貼意的“故知”，應該提攜才合情合理。但賈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來到底尋了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他才罷”。幾十個字，看得我驚心動魄。而書中這樣的細節數不勝數，讓人一遍遍尋味，慨嘆人性的複雜。這些，都是我“話嘮”時期從來看不懂也讀不透的。
從強制自己閉嘴，到自覺少言寡語，我發覺眼前世界不是狹小了，而是更開闊、更豐富了。我本來就不是擅長口頭表達的人，相較而言，用文字來表達，我更能將一些事物表述得更準確，更有趣。我甚至在讀四川大學時就寫過一部長篇小說。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勇氣再次涉獵。寫散文、散文詩，我可以“信手拈來”，而對寫長篇小說，始終沒有底氣。先生說我過的是一種“懸浮”的生活，每天與文字打交道，社會交往十分有限，許多知識、經驗，都是來自於書本。直到我開始參悟“沉默是金”四字要義後，才算真正打開了一道探察複雜人性的大門。雖然與好朋友在一起時，我仍然會“口無遮攔”，但我知道，我已不是“話嘮”時期那個我了。
學會了閉嘴，憋下的話太多，或許，寫個長篇小說是個不錯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