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電路發展簡史：光耀之路'
“任何一個人或組織，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集成電路不僅是我的專業和興趣，還代表著一種莊嚴的使命，因為集成電路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食糧。在IT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就是互聯網背後的基礎性行業技術。”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這樣闡述自己的“集成電路”使命感。
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著將使命感融進自己事業中的各個時代的英雄們所鋪就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科學研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思維、發展遠見和始終如一的發展勇氣。”被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曾這樣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謝希德當時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從家人來信中獲知了這一消息。1952年，謝希德獲得博士學位後，有人勸告她不要回到當時生活艱難、科研條件差的中國去。而她毅然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並在1956年，和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共同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並於1958年創辦了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為中國的半導體，乃至未來的集成電路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欽佩他們，因為他們當時的工作、科研條件是很艱苦的。” 多年以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這樣評價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先驅們，“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為中國半導體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貢獻。”
半導體的產業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也展開了。
北京電子管廠（代號國營774廠）， 於1956年10月15日開工，總投資1億元，設計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曾是60年代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該廠後來演化成京東方公司。
創業維艱，鎳是當時電子管的主要結構材料，佔全部用料的70%，而在當時，中國連鎳礦都還沒有找到，就更不用說製造鎳材了，而當時進口一頓鎳材需要拿三、四噸對蝦，或200多噸小麥做交換。就這樣，後來還拿不到，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而蘇聯又停止給該廠供貨。該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就帶領團隊，研發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只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說。美國當年對新中國的技術封鎖，和今天其圍繞著芯片產品所發出的“噪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用來解讀先哲的話就很有韻味。
1956年，中國發布了《1956－1967 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產業成為了國家在生產與國防方面要加緊發展的領域。
而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乃至後來的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在許多國家也都進入國家戰略級的發展規劃中。
“是冷戰幫助IBM成為計算機產業的國王。”IBM總裁小托馬斯•沃森曾這樣說。準確地講，是冷戰背景下，美國軍方的“旋風計劃”給了IBM全面騰飛的機會。
冷戰開始後，美國空防系統擔憂蘇聯遠程轟炸機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蓋全美的防空網，這要用上當時最新的雷達和計算機技術。“旋風計劃”於是被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孫子曾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這種背景下，數十億美元被投向了該計劃。大量的項目、資金向IBM傾斜，高峰時，IBM有七千到八千人為這個工程而工作。旋風計劃集中了當時整個美國的技術人才所研發的計算機技術，而在委託生產時，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逐步地轉移給了IBM。IBM在處理器、密集儲存器件和實時系統上迅速處於領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民用領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來示例，而宏觀情況呢，埃弗雷特•M•羅傑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熱》這樣寫道：“在硅谷發展的初期，軍事訂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遷到北加利福尼亞來，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國國防部採購的半導體器件，佔了當時美國半導體器件生產總值的大約40%。”
“任何一個人或組織，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集成電路不僅是我的專業和興趣，還代表著一種莊嚴的使命，因為集成電路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食糧。在IT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就是互聯網背後的基礎性行業技術。”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這樣闡述自己的“集成電路”使命感。
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著將使命感融進自己事業中的各個時代的英雄們所鋪就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科學研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思維、發展遠見和始終如一的發展勇氣。”被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曾這樣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謝希德當時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從家人來信中獲知了這一消息。1952年，謝希德獲得博士學位後，有人勸告她不要回到當時生活艱難、科研條件差的中國去。而她毅然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並在1956年，和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共同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並於1958年創辦了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為中國的半導體，乃至未來的集成電路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欽佩他們，因為他們當時的工作、科研條件是很艱苦的。” 多年以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這樣評價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先驅們，“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為中國半導體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貢獻。”
半導體的產業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也展開了。
北京電子管廠（代號國營774廠）， 於1956年10月15日開工，總投資1億元，設計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曾是60年代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該廠後來演化成京東方公司。
創業維艱，鎳是當時電子管的主要結構材料，佔全部用料的70%，而在當時，中國連鎳礦都還沒有找到，就更不用說製造鎳材了，而當時進口一頓鎳材需要拿三、四噸對蝦，或200多噸小麥做交換。就這樣，後來還拿不到，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而蘇聯又停止給該廠供貨。該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就帶領團隊，研發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只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說。美國當年對新中國的技術封鎖，和今天其圍繞著芯片產品所發出的“噪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用來解讀先哲的話就很有韻味。
1956年，中國發布了《1956－1967 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產業成為了國家在生產與國防方面要加緊發展的領域。
而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乃至後來的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在許多國家也都進入國家戰略級的發展規劃中。
“是冷戰幫助IBM成為計算機產業的國王。”IBM總裁小托馬斯•沃森曾這樣說。準確地講，是冷戰背景下，美國軍方的“旋風計劃”給了IBM全面騰飛的機會。
冷戰開始後，美國空防系統擔憂蘇聯遠程轟炸機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蓋全美的防空網，這要用上當時最新的雷達和計算機技術。“旋風計劃”於是被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孫子曾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這種背景下，數十億美元被投向了該計劃。大量的項目、資金向IBM傾斜，高峰時，IBM有七千到八千人為這個工程而工作。旋風計劃集中了當時整個美國的技術人才所研發的計算機技術，而在委託生產時，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逐步地轉移給了IBM。IBM在處理器、密集儲存器件和實時系統上迅速處於領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民用領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來示例，而宏觀情況呢，埃弗雷特•M•羅傑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熱》這樣寫道：“在硅谷發展的初期，軍事訂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遷到北加利福尼亞來，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國國防部採購的半導體器件，佔了當時美國半導體器件生產總值的大約40%。”
《硅谷熱》這本書， 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就包括趙偉國
美國因國防需要而投入的資金，通過海量訂單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湧入了硅谷，這使得半導體產業得以連續發展和演化，最終形成了突破，誕生了集成電路技術。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並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這是英特爾公司當年的掌門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的一段話。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仙童半導體公司就像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這是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早年滿懷敬意，對仙童半導體公司的評價。
1957年9月19日，仙童半導體公司成立。次年1月，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開始建造B-70轟炸機。這種飛機當時被稱作“有人駕駛導彈”，IBM負責為飛機生產導航計算機，但它缺少硅芯片。仙童公司獲悉後，讓公司的投資人、同時也是IBM大股東的費爾柴爾德說服IBM給他們一個機會。於是，仙童得到了IBM的第一份合同。
1959年2月，德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工程師傑克•基爾比準備申請集成電路發明專利，而幾乎同時，仙童公司也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專利。為爭奪集成電路的發明權，兩家公司開始曠日持久的爭執。法院最後採取了一種和稀泥的做法，判決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仙童的羅伯特•諾伊斯則被譽為“提出了適合於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的人。
集成電路的出現，使得原先佔地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龐大計算機，可以被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塊微處理器所代替。集成電路誕生初期，價格昂貴，1961年春天時，一塊集成電路市面價格高達120美元，這讓普通的用戶望而卻步。在當時，美蘇兩國正展開太空角逐，肯尼迪總統要求宇航局要把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承載宇航員的阿波羅飛船上的計算機採用了仙童公司上百萬塊集成電路，這給這家公司帶來了滾滾財源，推動了公司的發展。隨後，軍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帶動了民用市場的拓展。
“任何一個人或組織，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集成電路不僅是我的專業和興趣，還代表著一種莊嚴的使命，因為集成電路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食糧。在IT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就是互聯網背後的基礎性行業技術。”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這樣闡述自己的“集成電路”使命感。
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著將使命感融進自己事業中的各個時代的英雄們所鋪就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科學研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思維、發展遠見和始終如一的發展勇氣。”被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曾這樣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謝希德當時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從家人來信中獲知了這一消息。1952年，謝希德獲得博士學位後，有人勸告她不要回到當時生活艱難、科研條件差的中國去。而她毅然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並在1956年，和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共同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並於1958年創辦了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為中國的半導體，乃至未來的集成電路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欽佩他們，因為他們當時的工作、科研條件是很艱苦的。” 多年以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這樣評價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先驅們，“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為中國半導體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貢獻。”
半導體的產業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也展開了。
北京電子管廠（代號國營774廠）， 於1956年10月15日開工，總投資1億元，設計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曾是60年代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該廠後來演化成京東方公司。
創業維艱，鎳是當時電子管的主要結構材料，佔全部用料的70%，而在當時，中國連鎳礦都還沒有找到，就更不用說製造鎳材了，而當時進口一頓鎳材需要拿三、四噸對蝦，或200多噸小麥做交換。就這樣，後來還拿不到，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而蘇聯又停止給該廠供貨。該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就帶領團隊，研發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只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說。美國當年對新中國的技術封鎖，和今天其圍繞著芯片產品所發出的“噪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用來解讀先哲的話就很有韻味。
1956年，中國發布了《1956－1967 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產業成為了國家在生產與國防方面要加緊發展的領域。
而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乃至後來的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在許多國家也都進入國家戰略級的發展規劃中。
“是冷戰幫助IBM成為計算機產業的國王。”IBM總裁小托馬斯•沃森曾這樣說。準確地講，是冷戰背景下，美國軍方的“旋風計劃”給了IBM全面騰飛的機會。
冷戰開始後，美國空防系統擔憂蘇聯遠程轟炸機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蓋全美的防空網，這要用上當時最新的雷達和計算機技術。“旋風計劃”於是被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孫子曾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這種背景下，數十億美元被投向了該計劃。大量的項目、資金向IBM傾斜，高峰時，IBM有七千到八千人為這個工程而工作。旋風計劃集中了當時整個美國的技術人才所研發的計算機技術，而在委託生產時，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逐步地轉移給了IBM。IBM在處理器、密集儲存器件和實時系統上迅速處於領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民用領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來示例，而宏觀情況呢，埃弗雷特•M•羅傑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熱》這樣寫道：“在硅谷發展的初期，軍事訂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遷到北加利福尼亞來，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國國防部採購的半導體器件，佔了當時美國半導體器件生產總值的大約40%。”
《硅谷熱》這本書， 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就包括趙偉國
美國因國防需要而投入的資金，通過海量訂單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湧入了硅谷，這使得半導體產業得以連續發展和演化，最終形成了突破，誕生了集成電路技術。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並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這是英特爾公司當年的掌門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的一段話。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仙童半導體公司就像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這是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早年滿懷敬意，對仙童半導體公司的評價。
1957年9月19日，仙童半導體公司成立。次年1月，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開始建造B-70轟炸機。這種飛機當時被稱作“有人駕駛導彈”，IBM負責為飛機生產導航計算機，但它缺少硅芯片。仙童公司獲悉後，讓公司的投資人、同時也是IBM大股東的費爾柴爾德說服IBM給他們一個機會。於是，仙童得到了IBM的第一份合同。
1959年2月，德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工程師傑克•基爾比準備申請集成電路發明專利，而幾乎同時，仙童公司也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專利。為爭奪集成電路的發明權，兩家公司開始曠日持久的爭執。法院最後採取了一種和稀泥的做法，判決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仙童的羅伯特•諾伊斯則被譽為“提出了適合於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的人。
集成電路的出現，使得原先佔地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龐大計算機，可以被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塊微處理器所代替。集成電路誕生初期，價格昂貴，1961年春天時，一塊集成電路市面價格高達120美元，這讓普通的用戶望而卻步。在當時，美蘇兩國正展開太空角逐，肯尼迪總統要求宇航局要把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承載宇航員的阿波羅飛船上的計算機採用了仙童公司上百萬塊集成電路，這給這家公司帶來了滾滾財源，推動了公司的發展。隨後，軍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帶動了民用市場的拓展。
集成電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圖為紫光國微芯片樣本
仙童公司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的同時，在技術研發上繼續保持著實驗室般的嚴謹，學術造詣也保持著很高的水準。
1965年的一天，戈登•摩爾從硅晶體車間歸來，回到辦公室。他坐下來，取過一把尺子，用筆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張草圖，並以此為核心寫了一篇文章。這篇刊在《電子》雜誌上的文章後來被歸納為眾所周知的摩爾定律：芯片的性能每隔18個月翻番一次。當然，這個定律也演繹成多個版本，後來，摩爾開玩笑地說：“摩爾定律已經被應用於任何呈現指數級增長的東西上面，我很高興因此而獲得好評。”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擎旗。” 1968年8月，諾伊斯與摩爾、格魯夫一起辭職，離開仙童，創辦了英特爾公司。他們三人首先去拜訪風險投資家阿瑟•羅克，只帶著幾頁簡陋的業務計劃書。羅克沒有細看那份計劃書，他認為其中最有含金量的幾個字就是“鮑勃•諾伊斯”，於是答應幫他們募集一筆在當時來說是鉅額的資金來創辦企業，當時的投資者就對芯片產業的未來非常看好，因而投資踴躍，英特爾很快拿到了創業資金。
此後不久，仙童的銷售經理傑瑞•桑德斯也創辦了AMD公司。
“硅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後裔。在仙童公司供職是進入遍佈於硅谷各地的半導體業的途徑。1969年在森尼維爾舉行的一次半導體工程師大會上，400位與會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過的還不到24人。”這是《硅谷熱》中的描寫，這是對仙童當年對半導體產業所做出的貢獻的最好寫照。
本文中，已兩次提到了《硅谷熱》。這本講述早年硅谷傳奇的書，把創新、創業的火種也帶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包括趙偉國。後來已成為紫光集團董事長的他回憶：“我最早的關於創業、創新的那點想法，就是從讀這本書開始萌芽的。這本書裡面發生的故事，指引了我此後的人生道路。”
下面我們將目光轉向東方,看看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當時在這裡的發展。
“她有一個常人無法比擬的頭腦，很多難解的問題，經她的頭腦一過，立即便有了答案。” 同事們曾這樣評價半導體材料學家林蘭英。她於1957年自美國返回中國，成為196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的研究員。1962年，她成功製備了砷化鎵單晶。為進一步提高材料質量，她提出了用氣相外延和液相外延法制取砷化鎵單晶。
1965年冬，在王守覺教授的領導下，硅平面管和集成電路研製成功，國產的030 計算機採用集成電路比國外僅晚了兩年。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日本今天在民用電子工業領域所處的地位絕非偶然，”《商業週刊》曾這樣分析，“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策劃者們便確定電子工業應該在日本的經濟增長方面佔據領先地位。”
戰後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被解除了武裝，軍工製造也一時萎縮下來，這使得它不可能走美國半導體產業所走過的軍工帶民用的發展之路，但它學習並借鑑了美國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發展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的思路。
錢默斯•約翰遜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國際貿易產業部和日本的奇蹟》。他認為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官員們所運用的產業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起步和發展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日本政府曾資助研究開發聯營企業，以幫助本國的製造商集團追趕其美國對手。它後來甚至一度將日本電子工業方面五家最大的公司，包括日本電氣公司、東芝、富士通、日立和三菱，聯合到一起，組成一個超大規模的集成電路聯營企業，提升了集成電路產業的實力，使得日本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品得以進入美國市場。另有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企業和財團本身就有著非常豐富的應用產品和設備，它們就是日本集成電路的消費市場，因此形成了良好的產業自身的互動，形成了一個產業內鏈。西方的分析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政府資助的聯營企業和市場滲透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繫。甚至有人稱，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就是日本公司的總部。
當然也有像《我們在燃燒》的書作者鮑勃•約翰斯通這樣的研究者，認為是日本中小電子企業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發性行為促進了日本電子產業的興旺，“事情往往是小公司實現突破的時候，大公司預見到其利潤，事後便蜂擁而入。在隨之而來的戰鬥中，獵物周圍飛揚的塵土使你很難將獅子同鬣狗區分開來。”
但主流的科技史學家，大多持這樣的觀點：日本從國家戰略高度推出的產業扶持政策啟動和促進了其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即使約翰斯通也承認：日本國際貿易部急於阻止IBM取得其在歐洲那樣的支配權，與此同時，它使用了它能支配的一切政策手段，費盡心機地培養日本國內的計算機工業。
後來，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在分析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的原因時，得出三點結論：“一是日本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 拿出研發經費來支持企業；二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的企業，和今天相比，具有高度的進取心，他們喜歡新事物，大膽地進入這個行業；三是日本這些半導體企業所形成的產業生態即內生鏈，對其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舉全國之力，推行半導體產業的國家戰略的同時，日本民間各界也對半導體技術的研究、學習給予了極大的熱情。當時，美國的出版物《物理評論》、《應用物理學雜誌》是從海路運到日本，雖然時間上有滯後，但一進入東京的一家圖書館，就被年輕人們爭相借閱。後來成為日本半導體領域重要的研究人員的菊池成回憶：“我快速瀏覽目錄，一看到‘半導體’或‘晶體管’的字眼，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在美日以不同方式，殊途同歸地集中人、財、物方面的資源，持續地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做投入，並相繼獲得突破的時候，大洋彼岸的中國卻不幸地陷入十年文革時期，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和對方的差距在拉大。1977年8月的一天， 中國半導體科學技術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的王守武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雖然如此，中國的半導體領域的科技工作者，當時仍負重勉力前行，北京878廠、上海無線電19廠、永川半導體所（現電子第24所）相繼成立，在新品的研製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
而中國未來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的領軍人物此時正處於磨礪前期，尚未“接到”使命的召喚，但冥冥之中，他們在接受苦難生活歷練的同時，也在做著某種準備，等待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到來。
1963年，19歲的任正非準備參加高考，由於家裡缺糧，他長時間處於餓著肚子和營養不良的狀態。多年以後他回憶：“那時候吃不飽飯很正常，我們經常吃不飽飯，吃飽飯是偶然的。”他自己去挖野菜，然後用米糠拌了菜烙餅吃。最終，他考進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開始了四年的如飢似渴的求學歷程。
“任何一個人或組織，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集成電路不僅是我的專業和興趣，還代表著一種莊嚴的使命，因為集成電路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食糧。在IT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就是互聯網背後的基礎性行業技術。”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這樣闡述自己的“集成電路”使命感。
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著將使命感融進自己事業中的各個時代的英雄們所鋪就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科學研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思維、發展遠見和始終如一的發展勇氣。”被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曾這樣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謝希德當時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從家人來信中獲知了這一消息。1952年，謝希德獲得博士學位後，有人勸告她不要回到當時生活艱難、科研條件差的中國去。而她毅然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並在1956年，和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共同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並於1958年創辦了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為中國的半導體，乃至未來的集成電路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欽佩他們，因為他們當時的工作、科研條件是很艱苦的。” 多年以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這樣評價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先驅們，“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為中國半導體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貢獻。”
半導體的產業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也展開了。
北京電子管廠（代號國營774廠）， 於1956年10月15日開工，總投資1億元，設計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曾是60年代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該廠後來演化成京東方公司。
創業維艱，鎳是當時電子管的主要結構材料，佔全部用料的70%，而在當時，中國連鎳礦都還沒有找到，就更不用說製造鎳材了，而當時進口一頓鎳材需要拿三、四噸對蝦，或200多噸小麥做交換。就這樣，後來還拿不到，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而蘇聯又停止給該廠供貨。該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就帶領團隊，研發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只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說。美國當年對新中國的技術封鎖，和今天其圍繞著芯片產品所發出的“噪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用來解讀先哲的話就很有韻味。
1956年，中國發布了《1956－1967 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產業成為了國家在生產與國防方面要加緊發展的領域。
而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乃至後來的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在許多國家也都進入國家戰略級的發展規劃中。
“是冷戰幫助IBM成為計算機產業的國王。”IBM總裁小托馬斯•沃森曾這樣說。準確地講，是冷戰背景下，美國軍方的“旋風計劃”給了IBM全面騰飛的機會。
冷戰開始後，美國空防系統擔憂蘇聯遠程轟炸機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蓋全美的防空網，這要用上當時最新的雷達和計算機技術。“旋風計劃”於是被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孫子曾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這種背景下，數十億美元被投向了該計劃。大量的項目、資金向IBM傾斜，高峰時，IBM有七千到八千人為這個工程而工作。旋風計劃集中了當時整個美國的技術人才所研發的計算機技術，而在委託生產時，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逐步地轉移給了IBM。IBM在處理器、密集儲存器件和實時系統上迅速處於領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民用領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來示例，而宏觀情況呢，埃弗雷特•M•羅傑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熱》這樣寫道：“在硅谷發展的初期，軍事訂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遷到北加利福尼亞來，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國國防部採購的半導體器件，佔了當時美國半導體器件生產總值的大約40%。”
《硅谷熱》這本書， 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就包括趙偉國
美國因國防需要而投入的資金，通過海量訂單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湧入了硅谷，這使得半導體產業得以連續發展和演化，最終形成了突破，誕生了集成電路技術。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並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這是英特爾公司當年的掌門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的一段話。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仙童半導體公司就像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這是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早年滿懷敬意，對仙童半導體公司的評價。
1957年9月19日，仙童半導體公司成立。次年1月，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開始建造B-70轟炸機。這種飛機當時被稱作“有人駕駛導彈”，IBM負責為飛機生產導航計算機，但它缺少硅芯片。仙童公司獲悉後，讓公司的投資人、同時也是IBM大股東的費爾柴爾德說服IBM給他們一個機會。於是，仙童得到了IBM的第一份合同。
1959年2月，德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工程師傑克•基爾比準備申請集成電路發明專利，而幾乎同時，仙童公司也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專利。為爭奪集成電路的發明權，兩家公司開始曠日持久的爭執。法院最後採取了一種和稀泥的做法，判決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仙童的羅伯特•諾伊斯則被譽為“提出了適合於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的人。
集成電路的出現，使得原先佔地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龐大計算機，可以被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塊微處理器所代替。集成電路誕生初期，價格昂貴，1961年春天時，一塊集成電路市面價格高達120美元，這讓普通的用戶望而卻步。在當時，美蘇兩國正展開太空角逐，肯尼迪總統要求宇航局要把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承載宇航員的阿波羅飛船上的計算機採用了仙童公司上百萬塊集成電路，這給這家公司帶來了滾滾財源，推動了公司的發展。隨後，軍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帶動了民用市場的拓展。
集成電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圖為紫光國微芯片樣本
仙童公司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的同時，在技術研發上繼續保持著實驗室般的嚴謹，學術造詣也保持著很高的水準。
1965年的一天，戈登•摩爾從硅晶體車間歸來，回到辦公室。他坐下來，取過一把尺子，用筆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張草圖，並以此為核心寫了一篇文章。這篇刊在《電子》雜誌上的文章後來被歸納為眾所周知的摩爾定律：芯片的性能每隔18個月翻番一次。當然，這個定律也演繹成多個版本，後來，摩爾開玩笑地說：“摩爾定律已經被應用於任何呈現指數級增長的東西上面，我很高興因此而獲得好評。”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擎旗。” 1968年8月，諾伊斯與摩爾、格魯夫一起辭職，離開仙童，創辦了英特爾公司。他們三人首先去拜訪風險投資家阿瑟•羅克，只帶著幾頁簡陋的業務計劃書。羅克沒有細看那份計劃書，他認為其中最有含金量的幾個字就是“鮑勃•諾伊斯”，於是答應幫他們募集一筆在當時來說是鉅額的資金來創辦企業，當時的投資者就對芯片產業的未來非常看好，因而投資踴躍，英特爾很快拿到了創業資金。
此後不久，仙童的銷售經理傑瑞•桑德斯也創辦了AMD公司。
“硅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後裔。在仙童公司供職是進入遍佈於硅谷各地的半導體業的途徑。1969年在森尼維爾舉行的一次半導體工程師大會上，400位與會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過的還不到24人。”這是《硅谷熱》中的描寫，這是對仙童當年對半導體產業所做出的貢獻的最好寫照。
本文中，已兩次提到了《硅谷熱》。這本講述早年硅谷傳奇的書，把創新、創業的火種也帶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包括趙偉國。後來已成為紫光集團董事長的他回憶：“我最早的關於創業、創新的那點想法，就是從讀這本書開始萌芽的。這本書裡面發生的故事，指引了我此後的人生道路。”
下面我們將目光轉向東方,看看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當時在這裡的發展。
“她有一個常人無法比擬的頭腦，很多難解的問題，經她的頭腦一過，立即便有了答案。” 同事們曾這樣評價半導體材料學家林蘭英。她於1957年自美國返回中國，成為196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的研究員。1962年，她成功製備了砷化鎵單晶。為進一步提高材料質量，她提出了用氣相外延和液相外延法制取砷化鎵單晶。
1965年冬，在王守覺教授的領導下，硅平面管和集成電路研製成功，國產的030 計算機採用集成電路比國外僅晚了兩年。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日本今天在民用電子工業領域所處的地位絕非偶然，”《商業週刊》曾這樣分析，“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策劃者們便確定電子工業應該在日本的經濟增長方面佔據領先地位。”
戰後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被解除了武裝，軍工製造也一時萎縮下來，這使得它不可能走美國半導體產業所走過的軍工帶民用的發展之路，但它學習並借鑑了美國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發展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的思路。
錢默斯•約翰遜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國際貿易產業部和日本的奇蹟》。他認為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官員們所運用的產業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起步和發展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日本政府曾資助研究開發聯營企業，以幫助本國的製造商集團追趕其美國對手。它後來甚至一度將日本電子工業方面五家最大的公司，包括日本電氣公司、東芝、富士通、日立和三菱，聯合到一起，組成一個超大規模的集成電路聯營企業，提升了集成電路產業的實力，使得日本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品得以進入美國市場。另有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企業和財團本身就有著非常豐富的應用產品和設備，它們就是日本集成電路的消費市場，因此形成了良好的產業自身的互動，形成了一個產業內鏈。西方的分析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政府資助的聯營企業和市場滲透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繫。甚至有人稱，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就是日本公司的總部。
當然也有像《我們在燃燒》的書作者鮑勃•約翰斯通這樣的研究者，認為是日本中小電子企業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發性行為促進了日本電子產業的興旺，“事情往往是小公司實現突破的時候，大公司預見到其利潤，事後便蜂擁而入。在隨之而來的戰鬥中，獵物周圍飛揚的塵土使你很難將獅子同鬣狗區分開來。”
但主流的科技史學家，大多持這樣的觀點：日本從國家戰略高度推出的產業扶持政策啟動和促進了其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即使約翰斯通也承認：日本國際貿易部急於阻止IBM取得其在歐洲那樣的支配權，與此同時，它使用了它能支配的一切政策手段，費盡心機地培養日本國內的計算機工業。
後來，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在分析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的原因時，得出三點結論：“一是日本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 拿出研發經費來支持企業；二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的企業，和今天相比，具有高度的進取心，他們喜歡新事物，大膽地進入這個行業；三是日本這些半導體企業所形成的產業生態即內生鏈，對其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舉全國之力，推行半導體產業的國家戰略的同時，日本民間各界也對半導體技術的研究、學習給予了極大的熱情。當時，美國的出版物《物理評論》、《應用物理學雜誌》是從海路運到日本，雖然時間上有滯後，但一進入東京的一家圖書館，就被年輕人們爭相借閱。後來成為日本半導體領域重要的研究人員的菊池成回憶：“我快速瀏覽目錄，一看到‘半導體’或‘晶體管’的字眼，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在美日以不同方式，殊途同歸地集中人、財、物方面的資源，持續地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做投入，並相繼獲得突破的時候，大洋彼岸的中國卻不幸地陷入十年文革時期，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和對方的差距在拉大。1977年8月的一天， 中國半導體科學技術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的王守武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雖然如此，中國的半導體領域的科技工作者，當時仍負重勉力前行，北京878廠、上海無線電19廠、永川半導體所（現電子第24所）相繼成立，在新品的研製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
而中國未來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的領軍人物此時正處於磨礪前期，尚未“接到”使命的召喚，但冥冥之中，他們在接受苦難生活歷練的同時，也在做著某種準備，等待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到來。
1963年，19歲的任正非準備參加高考，由於家裡缺糧，他長時間處於餓著肚子和營養不良的狀態。多年以後他回憶：“那時候吃不飽飯很正常，我們經常吃不飽飯，吃飽飯是偶然的。”他自己去挖野菜，然後用米糠拌了菜烙餅吃。最終，他考進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開始了四年的如飢似渴的求學歷程。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已成為一個時代的傳奇
趙偉國1967年出生於新疆沙灣縣，自幼家境貧寒，從小與牛羊為伴。後來，他回憶：“少年的生活確實比較艱苦，教室裡面桌子都是拿水泥抹的，板凳都是自己從家裡帶的。吃得太差，很快就餓，每天都處於半飢餓狀態。” 父親曾希望他學習一門手藝，靠手藝吃飯，但他心高氣傲地想上清華。最後他如願以償，並最終因此與清華，與清華紫光，與中國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任何一個人或組織，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集成電路不僅是我的專業和興趣，還代表著一種莊嚴的使命，因為集成電路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食糧。在IT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就是互聯網背後的基礎性行業技術。”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這樣闡述自己的“集成電路”使命感。
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著將使命感融進自己事業中的各個時代的英雄們所鋪就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科學研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思維、發展遠見和始終如一的發展勇氣。”被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曾這樣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謝希德當時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從家人來信中獲知了這一消息。1952年，謝希德獲得博士學位後，有人勸告她不要回到當時生活艱難、科研條件差的中國去。而她毅然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並在1956年，和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共同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並於1958年創辦了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為中國的半導體，乃至未來的集成電路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欽佩他們，因為他們當時的工作、科研條件是很艱苦的。” 多年以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這樣評價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先驅們，“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為中國半導體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貢獻。”
半導體的產業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也展開了。
北京電子管廠（代號國營774廠）， 於1956年10月15日開工，總投資1億元，設計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曾是60年代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該廠後來演化成京東方公司。
創業維艱，鎳是當時電子管的主要結構材料，佔全部用料的70%，而在當時，中國連鎳礦都還沒有找到，就更不用說製造鎳材了，而當時進口一頓鎳材需要拿三、四噸對蝦，或200多噸小麥做交換。就這樣，後來還拿不到，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而蘇聯又停止給該廠供貨。該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就帶領團隊，研發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只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說。美國當年對新中國的技術封鎖，和今天其圍繞著芯片產品所發出的“噪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用來解讀先哲的話就很有韻味。
1956年，中國發布了《1956－1967 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產業成為了國家在生產與國防方面要加緊發展的領域。
而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乃至後來的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在許多國家也都進入國家戰略級的發展規劃中。
“是冷戰幫助IBM成為計算機產業的國王。”IBM總裁小托馬斯•沃森曾這樣說。準確地講，是冷戰背景下，美國軍方的“旋風計劃”給了IBM全面騰飛的機會。
冷戰開始後，美國空防系統擔憂蘇聯遠程轟炸機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蓋全美的防空網，這要用上當時最新的雷達和計算機技術。“旋風計劃”於是被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孫子曾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這種背景下，數十億美元被投向了該計劃。大量的項目、資金向IBM傾斜，高峰時，IBM有七千到八千人為這個工程而工作。旋風計劃集中了當時整個美國的技術人才所研發的計算機技術，而在委託生產時，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逐步地轉移給了IBM。IBM在處理器、密集儲存器件和實時系統上迅速處於領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民用領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來示例，而宏觀情況呢，埃弗雷特•M•羅傑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熱》這樣寫道：“在硅谷發展的初期，軍事訂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遷到北加利福尼亞來，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國國防部採購的半導體器件，佔了當時美國半導體器件生產總值的大約40%。”
《硅谷熱》這本書， 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就包括趙偉國
美國因國防需要而投入的資金，通過海量訂單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湧入了硅谷，這使得半導體產業得以連續發展和演化，最終形成了突破，誕生了集成電路技術。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並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這是英特爾公司當年的掌門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的一段話。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仙童半導體公司就像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這是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早年滿懷敬意，對仙童半導體公司的評價。
1957年9月19日，仙童半導體公司成立。次年1月，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開始建造B-70轟炸機。這種飛機當時被稱作“有人駕駛導彈”，IBM負責為飛機生產導航計算機，但它缺少硅芯片。仙童公司獲悉後，讓公司的投資人、同時也是IBM大股東的費爾柴爾德說服IBM給他們一個機會。於是，仙童得到了IBM的第一份合同。
1959年2月，德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工程師傑克•基爾比準備申請集成電路發明專利，而幾乎同時，仙童公司也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專利。為爭奪集成電路的發明權，兩家公司開始曠日持久的爭執。法院最後採取了一種和稀泥的做法，判決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仙童的羅伯特•諾伊斯則被譽為“提出了適合於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的人。
集成電路的出現，使得原先佔地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龐大計算機，可以被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塊微處理器所代替。集成電路誕生初期，價格昂貴，1961年春天時，一塊集成電路市面價格高達120美元，這讓普通的用戶望而卻步。在當時，美蘇兩國正展開太空角逐，肯尼迪總統要求宇航局要把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承載宇航員的阿波羅飛船上的計算機採用了仙童公司上百萬塊集成電路，這給這家公司帶來了滾滾財源，推動了公司的發展。隨後，軍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帶動了民用市場的拓展。
集成電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圖為紫光國微芯片樣本
仙童公司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的同時，在技術研發上繼續保持著實驗室般的嚴謹，學術造詣也保持著很高的水準。
1965年的一天，戈登•摩爾從硅晶體車間歸來，回到辦公室。他坐下來，取過一把尺子，用筆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張草圖，並以此為核心寫了一篇文章。這篇刊在《電子》雜誌上的文章後來被歸納為眾所周知的摩爾定律：芯片的性能每隔18個月翻番一次。當然，這個定律也演繹成多個版本，後來，摩爾開玩笑地說：“摩爾定律已經被應用於任何呈現指數級增長的東西上面，我很高興因此而獲得好評。”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擎旗。” 1968年8月，諾伊斯與摩爾、格魯夫一起辭職，離開仙童，創辦了英特爾公司。他們三人首先去拜訪風險投資家阿瑟•羅克，只帶著幾頁簡陋的業務計劃書。羅克沒有細看那份計劃書，他認為其中最有含金量的幾個字就是“鮑勃•諾伊斯”，於是答應幫他們募集一筆在當時來說是鉅額的資金來創辦企業，當時的投資者就對芯片產業的未來非常看好，因而投資踴躍，英特爾很快拿到了創業資金。
此後不久，仙童的銷售經理傑瑞•桑德斯也創辦了AMD公司。
“硅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後裔。在仙童公司供職是進入遍佈於硅谷各地的半導體業的途徑。1969年在森尼維爾舉行的一次半導體工程師大會上，400位與會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過的還不到24人。”這是《硅谷熱》中的描寫，這是對仙童當年對半導體產業所做出的貢獻的最好寫照。
本文中，已兩次提到了《硅谷熱》。這本講述早年硅谷傳奇的書，把創新、創業的火種也帶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包括趙偉國。後來已成為紫光集團董事長的他回憶：“我最早的關於創業、創新的那點想法，就是從讀這本書開始萌芽的。這本書裡面發生的故事，指引了我此後的人生道路。”
下面我們將目光轉向東方,看看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當時在這裡的發展。
“她有一個常人無法比擬的頭腦，很多難解的問題，經她的頭腦一過，立即便有了答案。” 同事們曾這樣評價半導體材料學家林蘭英。她於1957年自美國返回中國，成為196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的研究員。1962年，她成功製備了砷化鎵單晶。為進一步提高材料質量，她提出了用氣相外延和液相外延法制取砷化鎵單晶。
1965年冬，在王守覺教授的領導下，硅平面管和集成電路研製成功，國產的030 計算機採用集成電路比國外僅晚了兩年。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日本今天在民用電子工業領域所處的地位絕非偶然，”《商業週刊》曾這樣分析，“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策劃者們便確定電子工業應該在日本的經濟增長方面佔據領先地位。”
戰後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被解除了武裝，軍工製造也一時萎縮下來，這使得它不可能走美國半導體產業所走過的軍工帶民用的發展之路，但它學習並借鑑了美國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發展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的思路。
錢默斯•約翰遜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國際貿易產業部和日本的奇蹟》。他認為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官員們所運用的產業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起步和發展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日本政府曾資助研究開發聯營企業，以幫助本國的製造商集團追趕其美國對手。它後來甚至一度將日本電子工業方面五家最大的公司，包括日本電氣公司、東芝、富士通、日立和三菱，聯合到一起，組成一個超大規模的集成電路聯營企業，提升了集成電路產業的實力，使得日本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品得以進入美國市場。另有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企業和財團本身就有著非常豐富的應用產品和設備，它們就是日本集成電路的消費市場，因此形成了良好的產業自身的互動，形成了一個產業內鏈。西方的分析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政府資助的聯營企業和市場滲透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繫。甚至有人稱，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就是日本公司的總部。
當然也有像《我們在燃燒》的書作者鮑勃•約翰斯通這樣的研究者，認為是日本中小電子企業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發性行為促進了日本電子產業的興旺，“事情往往是小公司實現突破的時候，大公司預見到其利潤，事後便蜂擁而入。在隨之而來的戰鬥中，獵物周圍飛揚的塵土使你很難將獅子同鬣狗區分開來。”
但主流的科技史學家，大多持這樣的觀點：日本從國家戰略高度推出的產業扶持政策啟動和促進了其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即使約翰斯通也承認：日本國際貿易部急於阻止IBM取得其在歐洲那樣的支配權，與此同時，它使用了它能支配的一切政策手段，費盡心機地培養日本國內的計算機工業。
後來，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在分析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的原因時，得出三點結論：“一是日本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 拿出研發經費來支持企業；二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的企業，和今天相比，具有高度的進取心，他們喜歡新事物，大膽地進入這個行業；三是日本這些半導體企業所形成的產業生態即內生鏈，對其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舉全國之力，推行半導體產業的國家戰略的同時，日本民間各界也對半導體技術的研究、學習給予了極大的熱情。當時，美國的出版物《物理評論》、《應用物理學雜誌》是從海路運到日本，雖然時間上有滯後，但一進入東京的一家圖書館，就被年輕人們爭相借閱。後來成為日本半導體領域重要的研究人員的菊池成回憶：“我快速瀏覽目錄，一看到‘半導體’或‘晶體管’的字眼，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在美日以不同方式，殊途同歸地集中人、財、物方面的資源，持續地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做投入，並相繼獲得突破的時候，大洋彼岸的中國卻不幸地陷入十年文革時期，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和對方的差距在拉大。1977年8月的一天， 中國半導體科學技術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的王守武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雖然如此，中國的半導體領域的科技工作者，當時仍負重勉力前行，北京878廠、上海無線電19廠、永川半導體所（現電子第24所）相繼成立，在新品的研製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
而中國未來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的領軍人物此時正處於磨礪前期，尚未“接到”使命的召喚，但冥冥之中，他們在接受苦難生活歷練的同時，也在做著某種準備，等待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到來。
1963年，19歲的任正非準備參加高考，由於家裡缺糧，他長時間處於餓著肚子和營養不良的狀態。多年以後他回憶：“那時候吃不飽飯很正常，我們經常吃不飽飯，吃飽飯是偶然的。”他自己去挖野菜，然後用米糠拌了菜烙餅吃。最終，他考進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開始了四年的如飢似渴的求學歷程。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已成為一個時代的傳奇
趙偉國1967年出生於新疆沙灣縣，自幼家境貧寒，從小與牛羊為伴。後來，他回憶：“少年的生活確實比較艱苦，教室裡面桌子都是拿水泥抹的，板凳都是自己從家裡帶的。吃得太差，很快就餓，每天都處於半飢餓狀態。” 父親曾希望他學習一門手藝，靠手藝吃飯，但他心高氣傲地想上清華。最後他如願以償，並最終因此與清華，與清華紫光，與中國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2002年4月，趙偉國在清華大學校園
中星微的創始人鄧中翰，1968年出生於江蘇南京。年幼的他很喜歡聽少兒廣播節目中的科學知識講座，聽得津津有味。他手裡還經常拿著一本《十萬個為什麼》，孜孜不倦地讀著。後來他說：“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興趣會越來越具體，從科普層面到專業層面，再到前沿層面。興趣使科技變得不再枯燥，能夠維持人在科技創新中吃苦耐勞的能力和定力。”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產業。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星半導體產業進入飛躍時期。即使日本半導體產業一蹶不振之際，三星依然對1M DRAM和4M DRAM產業投入大量資金。”由高承禧、金聖壽等所著的《為什麼是三星》曾這樣評述，“國家政策、企業實力和李健熙的領導才能，孕育了一個創造力的21世紀領軍企業。”
“任何一個人或組織，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集成電路不僅是我的專業和興趣，還代表著一種莊嚴的使命，因為集成電路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食糧。在IT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就是互聯網背後的基礎性行業技術。”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這樣闡述自己的“集成電路”使命感。
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著將使命感融進自己事業中的各個時代的英雄們所鋪就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科學研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思維、發展遠見和始終如一的發展勇氣。”被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曾這樣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謝希德當時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從家人來信中獲知了這一消息。1952年，謝希德獲得博士學位後，有人勸告她不要回到當時生活艱難、科研條件差的中國去。而她毅然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並在1956年，和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共同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並於1958年創辦了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為中國的半導體，乃至未來的集成電路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欽佩他們，因為他們當時的工作、科研條件是很艱苦的。” 多年以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這樣評價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先驅們，“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為中國半導體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貢獻。”
半導體的產業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也展開了。
北京電子管廠（代號國營774廠）， 於1956年10月15日開工，總投資1億元，設計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曾是60年代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該廠後來演化成京東方公司。
創業維艱，鎳是當時電子管的主要結構材料，佔全部用料的70%，而在當時，中國連鎳礦都還沒有找到，就更不用說製造鎳材了，而當時進口一頓鎳材需要拿三、四噸對蝦，或200多噸小麥做交換。就這樣，後來還拿不到，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而蘇聯又停止給該廠供貨。該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就帶領團隊，研發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只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說。美國當年對新中國的技術封鎖，和今天其圍繞著芯片產品所發出的“噪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用來解讀先哲的話就很有韻味。
1956年，中國發布了《1956－1967 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產業成為了國家在生產與國防方面要加緊發展的領域。
而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乃至後來的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在許多國家也都進入國家戰略級的發展規劃中。
“是冷戰幫助IBM成為計算機產業的國王。”IBM總裁小托馬斯•沃森曾這樣說。準確地講，是冷戰背景下，美國軍方的“旋風計劃”給了IBM全面騰飛的機會。
冷戰開始後，美國空防系統擔憂蘇聯遠程轟炸機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蓋全美的防空網，這要用上當時最新的雷達和計算機技術。“旋風計劃”於是被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孫子曾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這種背景下，數十億美元被投向了該計劃。大量的項目、資金向IBM傾斜，高峰時，IBM有七千到八千人為這個工程而工作。旋風計劃集中了當時整個美國的技術人才所研發的計算機技術，而在委託生產時，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逐步地轉移給了IBM。IBM在處理器、密集儲存器件和實時系統上迅速處於領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民用領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來示例，而宏觀情況呢，埃弗雷特•M•羅傑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熱》這樣寫道：“在硅谷發展的初期，軍事訂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遷到北加利福尼亞來，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國國防部採購的半導體器件，佔了當時美國半導體器件生產總值的大約40%。”
《硅谷熱》這本書， 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就包括趙偉國
美國因國防需要而投入的資金，通過海量訂單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湧入了硅谷，這使得半導體產業得以連續發展和演化，最終形成了突破，誕生了集成電路技術。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並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這是英特爾公司當年的掌門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的一段話。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仙童半導體公司就像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這是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早年滿懷敬意，對仙童半導體公司的評價。
1957年9月19日，仙童半導體公司成立。次年1月，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開始建造B-70轟炸機。這種飛機當時被稱作“有人駕駛導彈”，IBM負責為飛機生產導航計算機，但它缺少硅芯片。仙童公司獲悉後，讓公司的投資人、同時也是IBM大股東的費爾柴爾德說服IBM給他們一個機會。於是，仙童得到了IBM的第一份合同。
1959年2月，德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工程師傑克•基爾比準備申請集成電路發明專利，而幾乎同時，仙童公司也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專利。為爭奪集成電路的發明權，兩家公司開始曠日持久的爭執。法院最後採取了一種和稀泥的做法，判決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仙童的羅伯特•諾伊斯則被譽為“提出了適合於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的人。
集成電路的出現，使得原先佔地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龐大計算機，可以被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塊微處理器所代替。集成電路誕生初期，價格昂貴，1961年春天時，一塊集成電路市面價格高達120美元，這讓普通的用戶望而卻步。在當時，美蘇兩國正展開太空角逐，肯尼迪總統要求宇航局要把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承載宇航員的阿波羅飛船上的計算機採用了仙童公司上百萬塊集成電路，這給這家公司帶來了滾滾財源，推動了公司的發展。隨後，軍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帶動了民用市場的拓展。
集成電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圖為紫光國微芯片樣本
仙童公司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的同時，在技術研發上繼續保持著實驗室般的嚴謹，學術造詣也保持著很高的水準。
1965年的一天，戈登•摩爾從硅晶體車間歸來，回到辦公室。他坐下來，取過一把尺子，用筆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張草圖，並以此為核心寫了一篇文章。這篇刊在《電子》雜誌上的文章後來被歸納為眾所周知的摩爾定律：芯片的性能每隔18個月翻番一次。當然，這個定律也演繹成多個版本，後來，摩爾開玩笑地說：“摩爾定律已經被應用於任何呈現指數級增長的東西上面，我很高興因此而獲得好評。”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擎旗。” 1968年8月，諾伊斯與摩爾、格魯夫一起辭職，離開仙童，創辦了英特爾公司。他們三人首先去拜訪風險投資家阿瑟•羅克，只帶著幾頁簡陋的業務計劃書。羅克沒有細看那份計劃書，他認為其中最有含金量的幾個字就是“鮑勃•諾伊斯”，於是答應幫他們募集一筆在當時來說是鉅額的資金來創辦企業，當時的投資者就對芯片產業的未來非常看好，因而投資踴躍，英特爾很快拿到了創業資金。
此後不久，仙童的銷售經理傑瑞•桑德斯也創辦了AMD公司。
“硅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後裔。在仙童公司供職是進入遍佈於硅谷各地的半導體業的途徑。1969年在森尼維爾舉行的一次半導體工程師大會上，400位與會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過的還不到24人。”這是《硅谷熱》中的描寫，這是對仙童當年對半導體產業所做出的貢獻的最好寫照。
本文中，已兩次提到了《硅谷熱》。這本講述早年硅谷傳奇的書，把創新、創業的火種也帶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包括趙偉國。後來已成為紫光集團董事長的他回憶：“我最早的關於創業、創新的那點想法，就是從讀這本書開始萌芽的。這本書裡面發生的故事，指引了我此後的人生道路。”
下面我們將目光轉向東方,看看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當時在這裡的發展。
“她有一個常人無法比擬的頭腦，很多難解的問題，經她的頭腦一過，立即便有了答案。” 同事們曾這樣評價半導體材料學家林蘭英。她於1957年自美國返回中國，成為196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的研究員。1962年，她成功製備了砷化鎵單晶。為進一步提高材料質量，她提出了用氣相外延和液相外延法制取砷化鎵單晶。
1965年冬，在王守覺教授的領導下，硅平面管和集成電路研製成功，國產的030 計算機採用集成電路比國外僅晚了兩年。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日本今天在民用電子工業領域所處的地位絕非偶然，”《商業週刊》曾這樣分析，“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策劃者們便確定電子工業應該在日本的經濟增長方面佔據領先地位。”
戰後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被解除了武裝，軍工製造也一時萎縮下來，這使得它不可能走美國半導體產業所走過的軍工帶民用的發展之路，但它學習並借鑑了美國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發展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的思路。
錢默斯•約翰遜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國際貿易產業部和日本的奇蹟》。他認為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官員們所運用的產業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起步和發展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日本政府曾資助研究開發聯營企業，以幫助本國的製造商集團追趕其美國對手。它後來甚至一度將日本電子工業方面五家最大的公司，包括日本電氣公司、東芝、富士通、日立和三菱，聯合到一起，組成一個超大規模的集成電路聯營企業，提升了集成電路產業的實力，使得日本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品得以進入美國市場。另有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企業和財團本身就有著非常豐富的應用產品和設備，它們就是日本集成電路的消費市場，因此形成了良好的產業自身的互動，形成了一個產業內鏈。西方的分析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政府資助的聯營企業和市場滲透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繫。甚至有人稱，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就是日本公司的總部。
當然也有像《我們在燃燒》的書作者鮑勃•約翰斯通這樣的研究者，認為是日本中小電子企業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發性行為促進了日本電子產業的興旺，“事情往往是小公司實現突破的時候，大公司預見到其利潤，事後便蜂擁而入。在隨之而來的戰鬥中，獵物周圍飛揚的塵土使你很難將獅子同鬣狗區分開來。”
但主流的科技史學家，大多持這樣的觀點：日本從國家戰略高度推出的產業扶持政策啟動和促進了其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即使約翰斯通也承認：日本國際貿易部急於阻止IBM取得其在歐洲那樣的支配權，與此同時，它使用了它能支配的一切政策手段，費盡心機地培養日本國內的計算機工業。
後來，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在分析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的原因時，得出三點結論：“一是日本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 拿出研發經費來支持企業；二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的企業，和今天相比，具有高度的進取心，他們喜歡新事物，大膽地進入這個行業；三是日本這些半導體企業所形成的產業生態即內生鏈，對其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舉全國之力，推行半導體產業的國家戰略的同時，日本民間各界也對半導體技術的研究、學習給予了極大的熱情。當時，美國的出版物《物理評論》、《應用物理學雜誌》是從海路運到日本，雖然時間上有滯後，但一進入東京的一家圖書館，就被年輕人們爭相借閱。後來成為日本半導體領域重要的研究人員的菊池成回憶：“我快速瀏覽目錄，一看到‘半導體’或‘晶體管’的字眼，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在美日以不同方式，殊途同歸地集中人、財、物方面的資源，持續地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做投入，並相繼獲得突破的時候，大洋彼岸的中國卻不幸地陷入十年文革時期，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和對方的差距在拉大。1977年8月的一天， 中國半導體科學技術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的王守武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雖然如此，中國的半導體領域的科技工作者，當時仍負重勉力前行，北京878廠、上海無線電19廠、永川半導體所（現電子第24所）相繼成立，在新品的研製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
而中國未來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的領軍人物此時正處於磨礪前期，尚未“接到”使命的召喚，但冥冥之中，他們在接受苦難生活歷練的同時，也在做著某種準備，等待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到來。
1963年，19歲的任正非準備參加高考，由於家裡缺糧，他長時間處於餓著肚子和營養不良的狀態。多年以後他回憶：“那時候吃不飽飯很正常，我們經常吃不飽飯，吃飽飯是偶然的。”他自己去挖野菜，然後用米糠拌了菜烙餅吃。最終，他考進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開始了四年的如飢似渴的求學歷程。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已成為一個時代的傳奇
趙偉國1967年出生於新疆沙灣縣，自幼家境貧寒，從小與牛羊為伴。後來，他回憶：“少年的生活確實比較艱苦，教室裡面桌子都是拿水泥抹的，板凳都是自己從家裡帶的。吃得太差，很快就餓，每天都處於半飢餓狀態。” 父親曾希望他學習一門手藝，靠手藝吃飯，但他心高氣傲地想上清華。最後他如願以償，並最終因此與清華，與清華紫光，與中國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2002年4月，趙偉國在清華大學校園
中星微的創始人鄧中翰，1968年出生於江蘇南京。年幼的他很喜歡聽少兒廣播節目中的科學知識講座，聽得津津有味。他手裡還經常拿著一本《十萬個為什麼》，孜孜不倦地讀著。後來他說：“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興趣會越來越具體，從科普層面到專業層面，再到前沿層面。興趣使科技變得不再枯燥，能夠維持人在科技創新中吃苦耐勞的能力和定力。”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產業。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星半導體產業進入飛躍時期。即使日本半導體產業一蹶不振之際，三星依然對1M DRAM和4M DRAM產業投入大量資金。”由高承禧、金聖壽等所著的《為什麼是三星》曾這樣評述，“國家政策、企業實力和李健熙的領導才能，孕育了一個創造力的21世紀領軍企業。”
《為什麼是三星》一書中講述了三星在半導體領域長期、持續性投資，最終開花結果的故事
三星電子於1976年收購了韓國半導體公司，將之轉化為三星半導體。當時集團內有人表示反對，認為半導體產業投入大，投資期漫長，風險太大。時任三星集團理事、後成為會長的李健熙力排眾議，他認為，半導體、股份公司以及原子能是能夠改變人類歷史的三大發明，其中半導體是電子產業的核心，收購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理念和韓國政府當時的信息技術促進政策相吻合。在韓國要發展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時，局面和當年的美日已大為不同了， 好走的路，已被美日企業走過，而且走後，他們通過專利手段，“封鎖”了後來者追上自己的大道。此時，發展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投資更為巨大，投資期也更長。但也正因為如此，韓國也採取了和美日一樣的促進關鍵產業長期發展的國家戰略。
回顧三星半導體的發展歷史，開花結果是在李健熙時代，但早在其父親李秉喆任會長時就播下了種子。李秉喆早就瞄準了半導體產業，他對標日本，“日本能做的事情，韓國也絕對能做，韓國工人的手藝絕不比日本工人差。”
日本人對此還沒吭聲，英特爾公司的高管已站了出來，譏諷李秉喆是“自大的妄想家”。因為當時小規模地投資半導體產業，已根本打不進市場了，而持續不斷地鉅額投資，將考驗三星集團的財力與決策者的承受力。
雖然有韓國政府的國家戰略下的產業扶持政策，但為了養育其半導體業務，三星集團也不得不採取多元化戰略。曾有媒體報道三星集團旗下包括65個下屬公司，業務涉及電子、金融、機械、化學、汽車、交通、房地產等數百個領域，美國的雜誌曾以“韓國三星共和國”為標題報道三星 。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曾有歐洲的學者建議李健熙要以“選擇和集中”為原則，除三星電子的支柱產業——存儲器半導體產業外，裁撤其他所有產業。李健熙沒有采納，他採取了“新經營符合戰略”，發揮不同子公司間的協同效應，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競爭力和效益。
最後，三星的半導體業務“守得雲開見月明”。
“李健熙先生的遠見、毅力和堅持精神，對三星半導體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因為這個行業太難，投入太長，需堅持很久，很多人會被嚇跑，或堅持不住。” 後來在研究三星的半導體業務發展史時，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再三告誡半導體業務部門的同事，從事這個事業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心理準備和戰略耐力。
而與之相反，指望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業務上能夠快速突破，“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則是有害的，甚至會毀掉一個人乃至一個團隊的事業。
2003年起，發生的漢芯事件就給當事人和相關各方帶去慘痛的教訓。
雖有這樣不良的事件發生，中國的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還是步入了發展期。
1987年，任正非在深圳成立了華為公司，有著前瞻眼光和憂患意識的他，四年後籌建了華為集成電路設計中心，該中心後來演化成海思半導體公司。
也是在1987年，張忠謀創辦臺積電公司。創業之初，他對客戶說：“英特爾設計一個CPU很厲害，但是生產CPU不厲害，我的成本是他的一半，我的品質比他的好兩倍，我可以幫你去代工。”後來，做半導體專業代工的他成功了，曾有媒體稱他是“一個讓對手發抖的人”。
2000年，中芯國際成立；2001年，展訊通信有限公司成立，該公司在3G芯片上成績斐然；2005年，鄧中翰的中星微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
中星微雖然獲得了資本市場的青睞，但認為“沒有芯片安全，就沒有信息安全、國家安全”的鄧中翰，表示國內半導體產業仍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他曾這樣闡述芯片的價值：“我國每年進口的最大物資不是石油、天然氣，也不是糧食，而是芯片。每年我國芯片的進口額多達兩千多億美元，摺合一萬多億人民幣。”
2009年，趙偉國執掌紫光。他當年在清華讀研期間，曾進入清華紫光實習，和紫光的緣分從此開始。2001年，他參與創立同方微電子，並擔任第一任總經理。這是清華大學的首家以半導體為主業的公司，趙偉國也由此和半導體產業有了交集。重回紫光，他開始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開創“集成電路”事業的使命。
“人生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途中，即在他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的人生使命。”這是《人類群星閃耀時》書作者斯蒂芬•茨威格的話。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 ”這是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在2019年5月17日凌晨發給員工的一封信中的內容，“挽狂瀾於既倒，確保了公司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
此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佈了一系列針對華為的制裁措施，把華為列入管制“實體名單”。
在此後的一次採訪中，記者問任正非：“海思在近段時間以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幾乎像一個英雄一樣？”
“本來就是英雄，你想他們獎牌拿了多少。”任正非答道，“他們（此前）也想去張揚一下，不允許。他們那個手機研發的人也跑到臺上去演講，我們就批評，要老老實實回到科研室去。”
無獨有偶。這和趙偉國告誡紫光半導體事業部的同事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心理準備的初衷如出一轍。
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制裁中興，讓公眾深深感到了芯片受制於人的刺痛。此番，華為的被迫“亮劍”，讓大家看到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界的可以成為行業中流砥柱，但此前較為低調的企業和人物。除了華為英雄譜以外，本文上面提到的一些國內知名的半導體企業和其領軍人物，也開始進入公眾的視線中。紫光集團和其董事長趙偉國近年來的佈局也被業界重新予以了審視。
“任何一個人或組織，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集成電路不僅是我的專業和興趣，還代表著一種莊嚴的使命，因為集成電路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食糧。在IT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就是互聯網背後的基礎性行業技術。”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這樣闡述自己的“集成電路”使命感。
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著將使命感融進自己事業中的各個時代的英雄們所鋪就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科學研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思維、發展遠見和始終如一的發展勇氣。”被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曾這樣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謝希德當時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從家人來信中獲知了這一消息。1952年，謝希德獲得博士學位後，有人勸告她不要回到當時生活艱難、科研條件差的中國去。而她毅然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並在1956年，和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共同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並於1958年創辦了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為中國的半導體，乃至未來的集成電路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欽佩他們，因為他們當時的工作、科研條件是很艱苦的。” 多年以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這樣評價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先驅們，“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為中國半導體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貢獻。”
半導體的產業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也展開了。
北京電子管廠（代號國營774廠）， 於1956年10月15日開工，總投資1億元，設計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曾是60年代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該廠後來演化成京東方公司。
創業維艱，鎳是當時電子管的主要結構材料，佔全部用料的70%，而在當時，中國連鎳礦都還沒有找到，就更不用說製造鎳材了，而當時進口一頓鎳材需要拿三、四噸對蝦，或200多噸小麥做交換。就這樣，後來還拿不到，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而蘇聯又停止給該廠供貨。該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就帶領團隊，研發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只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說。美國當年對新中國的技術封鎖，和今天其圍繞著芯片產品所發出的“噪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用來解讀先哲的話就很有韻味。
1956年，中國發布了《1956－1967 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產業成為了國家在生產與國防方面要加緊發展的領域。
而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乃至後來的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在許多國家也都進入國家戰略級的發展規劃中。
“是冷戰幫助IBM成為計算機產業的國王。”IBM總裁小托馬斯•沃森曾這樣說。準確地講，是冷戰背景下，美國軍方的“旋風計劃”給了IBM全面騰飛的機會。
冷戰開始後，美國空防系統擔憂蘇聯遠程轟炸機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蓋全美的防空網，這要用上當時最新的雷達和計算機技術。“旋風計劃”於是被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孫子曾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這種背景下，數十億美元被投向了該計劃。大量的項目、資金向IBM傾斜，高峰時，IBM有七千到八千人為這個工程而工作。旋風計劃集中了當時整個美國的技術人才所研發的計算機技術，而在委託生產時，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逐步地轉移給了IBM。IBM在處理器、密集儲存器件和實時系統上迅速處於領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民用領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來示例，而宏觀情況呢，埃弗雷特•M•羅傑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熱》這樣寫道：“在硅谷發展的初期，軍事訂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遷到北加利福尼亞來，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國國防部採購的半導體器件，佔了當時美國半導體器件生產總值的大約40%。”
《硅谷熱》這本書， 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就包括趙偉國
美國因國防需要而投入的資金，通過海量訂單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湧入了硅谷，這使得半導體產業得以連續發展和演化，最終形成了突破，誕生了集成電路技術。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並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這是英特爾公司當年的掌門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的一段話。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仙童半導體公司就像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這是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早年滿懷敬意，對仙童半導體公司的評價。
1957年9月19日，仙童半導體公司成立。次年1月，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開始建造B-70轟炸機。這種飛機當時被稱作“有人駕駛導彈”，IBM負責為飛機生產導航計算機，但它缺少硅芯片。仙童公司獲悉後，讓公司的投資人、同時也是IBM大股東的費爾柴爾德說服IBM給他們一個機會。於是，仙童得到了IBM的第一份合同。
1959年2月，德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工程師傑克•基爾比準備申請集成電路發明專利，而幾乎同時，仙童公司也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專利。為爭奪集成電路的發明權，兩家公司開始曠日持久的爭執。法院最後採取了一種和稀泥的做法，判決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仙童的羅伯特•諾伊斯則被譽為“提出了適合於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的人。
集成電路的出現，使得原先佔地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龐大計算機，可以被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塊微處理器所代替。集成電路誕生初期，價格昂貴，1961年春天時，一塊集成電路市面價格高達120美元，這讓普通的用戶望而卻步。在當時，美蘇兩國正展開太空角逐，肯尼迪總統要求宇航局要把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承載宇航員的阿波羅飛船上的計算機採用了仙童公司上百萬塊集成電路，這給這家公司帶來了滾滾財源，推動了公司的發展。隨後，軍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帶動了民用市場的拓展。
集成電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圖為紫光國微芯片樣本
仙童公司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的同時，在技術研發上繼續保持著實驗室般的嚴謹，學術造詣也保持著很高的水準。
1965年的一天，戈登•摩爾從硅晶體車間歸來，回到辦公室。他坐下來，取過一把尺子，用筆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張草圖，並以此為核心寫了一篇文章。這篇刊在《電子》雜誌上的文章後來被歸納為眾所周知的摩爾定律：芯片的性能每隔18個月翻番一次。當然，這個定律也演繹成多個版本，後來，摩爾開玩笑地說：“摩爾定律已經被應用於任何呈現指數級增長的東西上面，我很高興因此而獲得好評。”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擎旗。” 1968年8月，諾伊斯與摩爾、格魯夫一起辭職，離開仙童，創辦了英特爾公司。他們三人首先去拜訪風險投資家阿瑟•羅克，只帶著幾頁簡陋的業務計劃書。羅克沒有細看那份計劃書，他認為其中最有含金量的幾個字就是“鮑勃•諾伊斯”，於是答應幫他們募集一筆在當時來說是鉅額的資金來創辦企業，當時的投資者就對芯片產業的未來非常看好，因而投資踴躍，英特爾很快拿到了創業資金。
此後不久，仙童的銷售經理傑瑞•桑德斯也創辦了AMD公司。
“硅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後裔。在仙童公司供職是進入遍佈於硅谷各地的半導體業的途徑。1969年在森尼維爾舉行的一次半導體工程師大會上，400位與會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過的還不到24人。”這是《硅谷熱》中的描寫，這是對仙童當年對半導體產業所做出的貢獻的最好寫照。
本文中，已兩次提到了《硅谷熱》。這本講述早年硅谷傳奇的書，把創新、創業的火種也帶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包括趙偉國。後來已成為紫光集團董事長的他回憶：“我最早的關於創業、創新的那點想法，就是從讀這本書開始萌芽的。這本書裡面發生的故事，指引了我此後的人生道路。”
下面我們將目光轉向東方,看看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當時在這裡的發展。
“她有一個常人無法比擬的頭腦，很多難解的問題，經她的頭腦一過，立即便有了答案。” 同事們曾這樣評價半導體材料學家林蘭英。她於1957年自美國返回中國，成為196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的研究員。1962年，她成功製備了砷化鎵單晶。為進一步提高材料質量，她提出了用氣相外延和液相外延法制取砷化鎵單晶。
1965年冬，在王守覺教授的領導下，硅平面管和集成電路研製成功，國產的030 計算機採用集成電路比國外僅晚了兩年。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日本今天在民用電子工業領域所處的地位絕非偶然，”《商業週刊》曾這樣分析，“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策劃者們便確定電子工業應該在日本的經濟增長方面佔據領先地位。”
戰後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被解除了武裝，軍工製造也一時萎縮下來，這使得它不可能走美國半導體產業所走過的軍工帶民用的發展之路，但它學習並借鑑了美國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發展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的思路。
錢默斯•約翰遜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國際貿易產業部和日本的奇蹟》。他認為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官員們所運用的產業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起步和發展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日本政府曾資助研究開發聯營企業，以幫助本國的製造商集團追趕其美國對手。它後來甚至一度將日本電子工業方面五家最大的公司，包括日本電氣公司、東芝、富士通、日立和三菱，聯合到一起，組成一個超大規模的集成電路聯營企業，提升了集成電路產業的實力，使得日本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品得以進入美國市場。另有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企業和財團本身就有著非常豐富的應用產品和設備，它們就是日本集成電路的消費市場，因此形成了良好的產業自身的互動，形成了一個產業內鏈。西方的分析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政府資助的聯營企業和市場滲透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繫。甚至有人稱，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就是日本公司的總部。
當然也有像《我們在燃燒》的書作者鮑勃•約翰斯通這樣的研究者，認為是日本中小電子企業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發性行為促進了日本電子產業的興旺，“事情往往是小公司實現突破的時候，大公司預見到其利潤，事後便蜂擁而入。在隨之而來的戰鬥中，獵物周圍飛揚的塵土使你很難將獅子同鬣狗區分開來。”
但主流的科技史學家，大多持這樣的觀點：日本從國家戰略高度推出的產業扶持政策啟動和促進了其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即使約翰斯通也承認：日本國際貿易部急於阻止IBM取得其在歐洲那樣的支配權，與此同時，它使用了它能支配的一切政策手段，費盡心機地培養日本國內的計算機工業。
後來，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在分析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的原因時，得出三點結論：“一是日本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 拿出研發經費來支持企業；二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的企業，和今天相比，具有高度的進取心，他們喜歡新事物，大膽地進入這個行業；三是日本這些半導體企業所形成的產業生態即內生鏈，對其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舉全國之力，推行半導體產業的國家戰略的同時，日本民間各界也對半導體技術的研究、學習給予了極大的熱情。當時，美國的出版物《物理評論》、《應用物理學雜誌》是從海路運到日本，雖然時間上有滯後，但一進入東京的一家圖書館，就被年輕人們爭相借閱。後來成為日本半導體領域重要的研究人員的菊池成回憶：“我快速瀏覽目錄，一看到‘半導體’或‘晶體管’的字眼，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在美日以不同方式，殊途同歸地集中人、財、物方面的資源，持續地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做投入，並相繼獲得突破的時候，大洋彼岸的中國卻不幸地陷入十年文革時期，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和對方的差距在拉大。1977年8月的一天， 中國半導體科學技術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的王守武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雖然如此，中國的半導體領域的科技工作者，當時仍負重勉力前行，北京878廠、上海無線電19廠、永川半導體所（現電子第24所）相繼成立，在新品的研製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
而中國未來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的領軍人物此時正處於磨礪前期，尚未“接到”使命的召喚，但冥冥之中，他們在接受苦難生活歷練的同時，也在做著某種準備，等待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到來。
1963年，19歲的任正非準備參加高考，由於家裡缺糧，他長時間處於餓著肚子和營養不良的狀態。多年以後他回憶：“那時候吃不飽飯很正常，我們經常吃不飽飯，吃飽飯是偶然的。”他自己去挖野菜，然後用米糠拌了菜烙餅吃。最終，他考進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開始了四年的如飢似渴的求學歷程。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已成為一個時代的傳奇
趙偉國1967年出生於新疆沙灣縣，自幼家境貧寒，從小與牛羊為伴。後來，他回憶：“少年的生活確實比較艱苦，教室裡面桌子都是拿水泥抹的，板凳都是自己從家裡帶的。吃得太差，很快就餓，每天都處於半飢餓狀態。” 父親曾希望他學習一門手藝，靠手藝吃飯，但他心高氣傲地想上清華。最後他如願以償，並最終因此與清華，與清華紫光，與中國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2002年4月，趙偉國在清華大學校園
中星微的創始人鄧中翰，1968年出生於江蘇南京。年幼的他很喜歡聽少兒廣播節目中的科學知識講座，聽得津津有味。他手裡還經常拿著一本《十萬個為什麼》，孜孜不倦地讀著。後來他說：“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興趣會越來越具體，從科普層面到專業層面，再到前沿層面。興趣使科技變得不再枯燥，能夠維持人在科技創新中吃苦耐勞的能力和定力。”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產業。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星半導體產業進入飛躍時期。即使日本半導體產業一蹶不振之際，三星依然對1M DRAM和4M DRAM產業投入大量資金。”由高承禧、金聖壽等所著的《為什麼是三星》曾這樣評述，“國家政策、企業實力和李健熙的領導才能，孕育了一個創造力的21世紀領軍企業。”
《為什麼是三星》一書中講述了三星在半導體領域長期、持續性投資，最終開花結果的故事
三星電子於1976年收購了韓國半導體公司，將之轉化為三星半導體。當時集團內有人表示反對，認為半導體產業投入大，投資期漫長，風險太大。時任三星集團理事、後成為會長的李健熙力排眾議，他認為，半導體、股份公司以及原子能是能夠改變人類歷史的三大發明，其中半導體是電子產業的核心，收購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理念和韓國政府當時的信息技術促進政策相吻合。在韓國要發展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時，局面和當年的美日已大為不同了， 好走的路，已被美日企業走過，而且走後，他們通過專利手段，“封鎖”了後來者追上自己的大道。此時，發展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投資更為巨大，投資期也更長。但也正因為如此，韓國也採取了和美日一樣的促進關鍵產業長期發展的國家戰略。
回顧三星半導體的發展歷史，開花結果是在李健熙時代，但早在其父親李秉喆任會長時就播下了種子。李秉喆早就瞄準了半導體產業，他對標日本，“日本能做的事情，韓國也絕對能做，韓國工人的手藝絕不比日本工人差。”
日本人對此還沒吭聲，英特爾公司的高管已站了出來，譏諷李秉喆是“自大的妄想家”。因為當時小規模地投資半導體產業，已根本打不進市場了，而持續不斷地鉅額投資，將考驗三星集團的財力與決策者的承受力。
雖然有韓國政府的國家戰略下的產業扶持政策，但為了養育其半導體業務，三星集團也不得不採取多元化戰略。曾有媒體報道三星集團旗下包括65個下屬公司，業務涉及電子、金融、機械、化學、汽車、交通、房地產等數百個領域，美國的雜誌曾以“韓國三星共和國”為標題報道三星 。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曾有歐洲的學者建議李健熙要以“選擇和集中”為原則，除三星電子的支柱產業——存儲器半導體產業外，裁撤其他所有產業。李健熙沒有采納，他採取了“新經營符合戰略”，發揮不同子公司間的協同效應，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競爭力和效益。
最後，三星的半導體業務“守得雲開見月明”。
“李健熙先生的遠見、毅力和堅持精神，對三星半導體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因為這個行業太難，投入太長，需堅持很久，很多人會被嚇跑，或堅持不住。” 後來在研究三星的半導體業務發展史時，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再三告誡半導體業務部門的同事，從事這個事業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心理準備和戰略耐力。
而與之相反，指望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業務上能夠快速突破，“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則是有害的，甚至會毀掉一個人乃至一個團隊的事業。
2003年起，發生的漢芯事件就給當事人和相關各方帶去慘痛的教訓。
雖有這樣不良的事件發生，中國的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還是步入了發展期。
1987年，任正非在深圳成立了華為公司，有著前瞻眼光和憂患意識的他，四年後籌建了華為集成電路設計中心，該中心後來演化成海思半導體公司。
也是在1987年，張忠謀創辦臺積電公司。創業之初，他對客戶說：“英特爾設計一個CPU很厲害，但是生產CPU不厲害，我的成本是他的一半，我的品質比他的好兩倍，我可以幫你去代工。”後來，做半導體專業代工的他成功了，曾有媒體稱他是“一個讓對手發抖的人”。
2000年，中芯國際成立；2001年，展訊通信有限公司成立，該公司在3G芯片上成績斐然；2005年，鄧中翰的中星微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
中星微雖然獲得了資本市場的青睞，但認為“沒有芯片安全，就沒有信息安全、國家安全”的鄧中翰，表示國內半導體產業仍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他曾這樣闡述芯片的價值：“我國每年進口的最大物資不是石油、天然氣，也不是糧食，而是芯片。每年我國芯片的進口額多達兩千多億美元，摺合一萬多億人民幣。”
2009年，趙偉國執掌紫光。他當年在清華讀研期間，曾進入清華紫光實習，和紫光的緣分從此開始。2001年，他參與創立同方微電子，並擔任第一任總經理。這是清華大學的首家以半導體為主業的公司，趙偉國也由此和半導體產業有了交集。重回紫光，他開始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開創“集成電路”事業的使命。
“人生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途中，即在他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的人生使命。”這是《人類群星閃耀時》書作者斯蒂芬•茨威格的話。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 ”這是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在2019年5月17日凌晨發給員工的一封信中的內容，“挽狂瀾於既倒，確保了公司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
此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佈了一系列針對華為的制裁措施，把華為列入管制“實體名單”。
在此後的一次採訪中，記者問任正非：“海思在近段時間以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幾乎像一個英雄一樣？”
“本來就是英雄，你想他們獎牌拿了多少。”任正非答道，“他們（此前）也想去張揚一下，不允許。他們那個手機研發的人也跑到臺上去演講，我們就批評，要老老實實回到科研室去。”
無獨有偶。這和趙偉國告誡紫光半導體事業部的同事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心理準備的初衷如出一轍。
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制裁中興，讓公眾深深感到了芯片受制於人的刺痛。此番，華為的被迫“亮劍”，讓大家看到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界的可以成為行業中流砥柱，但此前較為低調的企業和人物。除了華為英雄譜以外，本文上面提到的一些國內知名的半導體企業和其領軍人物，也開始進入公眾的視線中。紫光集團和其董事長趙偉國近年來的佈局也被業界重新予以了審視。
致力於推動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清華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其發展理念近來也頗受業界關注
2013年7月12日，清華控股下屬企業紫光集團已以17.8億美元，併購了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展訊通信公司。清華控股方面表示，收購的完成，標誌著展訊成為一家真正的中國企業，“芯片設計對於一個國家的通信及信息安全具有戰略意義，展訊的迴歸，將極大地增強清華產業在移動通信和芯片設計領域的行業地位，並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半導體產業格局帶來積極的影響。”
清華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稱：“我們相信，展訊通信和紫光將形成互補，在國內外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
紫光此舉引發了新時代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第四次浪潮。前兩次是1990年到2000年，以908、909工程為重點的半導體產業大發展，第三次是中芯國際成立後，在產業化、國際化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績，推動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上了新臺階。
併購展訊一年以後，紫光集團再次出手，以約9.07億美元併購納斯達克的上市企業銳迪科微電子公司。趙偉國稱：“銳迪科和展訊通信的有效協同，將顯著提高國內公司在全球移動通信芯片領域的市場地位。”
這兩起併購在當年雖引起媒體的一時關注，但其實質上的意義，國人要在多年以後的今天才能看出來。爾後，紫光集團從這兩起併購開始高起點深入集成電路產業。
2016年7月，紫光集團旗下的長江存儲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成立，這是一家集芯片設計、工藝研發、晶圓生產與測試、銷售服務於一體的存儲器解決方案企業。長江存儲是中國集成電路行業單體最大的項目，也是目前中國集成電路製造領域最接近全球最先進水平的項目。此後，長江存儲捷報頻傳：研發出32層三維NAND閃存芯片，實現了中國存儲器設計製造“零”的突破；2018年，長江存儲公佈了其革新型架構技術Xtacking，該技術的成功是在3D NAND 架構上的重大突破，能夠讓世界對中國高端芯片的技術創新刮目相看。
2019年6月底，紫光集團宣佈開始進入DRAM領域，全面進軍存儲器領域。
“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特朗普拋出“實體名單”後不久，緊隨美國的日本也有樣學樣，向其鄰國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發起了“逆襲”。
7月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宣佈，限制對韓國出口用於製造電視機及智能手機的三種半導體材料：氟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
韓國貿易協會統計顯示，2018年韓國半導體出口額高達1267億美元規模，佔出口總額的21%。日本限制這三種半導體材料對韓國的出口，顯然會對韓國半導體產業造成巨大的衝擊。一家日本半導體產業巨頭的負責人認為：“如果不能進口，韓國的工廠或將無法生產。”
從世界範圍來看，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歷史演繹到今天，左右貌似純市場化競爭的背後的“無形之手”，已逐漸清晰地浮現在世人面前，半導體產業在國家戰略層面上的價值也展露無疑。
未來之路：也有風雨也有晴
“我們用了美國的技術、部件來組成華為產品，會更加先進，能更好地為人類服務。”即使遭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打壓，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仍持開放的態度，大度地表示願意繼續使用美國企業的技術和 產品。
發展自己的核心技術，同時也敞開胸懷，迎接來自這個藍色星球其他地區的、願意合作與共同發展的朋友們，這沒啥矛盾的，這就是海納百川的胸襟。
清華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也說過：“我覺得跨國企業應該更有遠大的視野！”
在趙偉國看來，對紫光來說，對於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來說，今天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須儘量跟世界的一流科技保持同步，做出的產品讓社會接受，必須要有最優的性價比，也就是說必須要用到最先進的工具、最先進的設備，否則從產業和商業的角度，就無法生存。
“謙讓的心，有如宇宙中的天空，有如大地上的海洋和山谷，謙讓者因寬容而博大，因博大而有力。”語出威廉•貝納德的《哈佛家訓》。
“任何一個人或組織，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集成電路不僅是我的專業和興趣，還代表著一種莊嚴的使命，因為集成電路是一個國家的工業食糧。在IT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就是互聯網背後的基礎性行業技術。”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這樣闡述自己的“集成電路”使命感。
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之路的基石，就是一批批有著將使命感融進自己事業中的各個時代的英雄們所鋪就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科學研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思維、發展遠見和始終如一的發展勇氣。”被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曾這樣說。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謝希德當時正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她是從家人來信中獲知了這一消息。1952年，謝希德獲得博士學位後，有人勸告她不要回到當時生活艱難、科研條件差的中國去。而她毅然回國，任教於復旦大學，並在1956年，和北京大學的黃昆教授共同主持，開辦了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並於1958年創辦了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副所長。她為中國的半導體，乃至未來的集成電路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我非常欽佩他們，因為他們當時的工作、科研條件是很艱苦的。” 多年以後，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這樣評價中國半導體領域的先驅們，“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為中國半導體科研工作做了大量的貢獻。”
半導體的產業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也展開了。
北京電子管廠（代號國營774廠）， 於1956年10月15日開工，總投資1億元，設計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曾是60年代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該廠後來演化成京東方公司。
創業維艱，鎳是當時電子管的主要結構材料，佔全部用料的70%，而在當時，中國連鎳礦都還沒有找到，就更不用說製造鎳材了，而當時進口一頓鎳材需要拿三、四噸對蝦，或200多噸小麥做交換。就這樣，後來還拿不到，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行封鎖，而蘇聯又停止給該廠供貨。該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就帶領團隊，研發出了自己的替代材料。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只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說。美國當年對新中國的技術封鎖，和今天其圍繞著芯片產品所發出的“噪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用來解讀先哲的話就很有韻味。
1956年，中國發布了《1956－1967 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半導體產業成為了國家在生產與國防方面要加緊發展的領域。
而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半導體乃至後來的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在許多國家也都進入國家戰略級的發展規劃中。
“是冷戰幫助IBM成為計算機產業的國王。”IBM總裁小托馬斯•沃森曾這樣說。準確地講，是冷戰背景下，美國軍方的“旋風計劃”給了IBM全面騰飛的機會。
冷戰開始後，美國空防系統擔憂蘇聯遠程轟炸機突防，因此希望建立一套覆蓋全美的防空網，這要用上當時最新的雷達和計算機技術。“旋風計劃”於是被擺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孫子曾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這種背景下，數十億美元被投向了該計劃。大量的項目、資金向IBM傾斜，高峰時，IBM有七千到八千人為這個工程而工作。旋風計劃集中了當時整個美國的技術人才所研發的計算機技術，而在委託生產時，美國軍方將這些技術逐步地轉移給了IBM。IBM在處理器、密集儲存器件和實時系統上迅速處於領先地位，不久，它又就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民用領域，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
上面是用IBM公司來示例，而宏觀情況呢，埃弗雷特•M•羅傑斯、朱迪斯•K•拉森所著的《硅谷熱》這樣寫道：“在硅谷發展的初期，軍事訂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遷到北加利福尼亞來，這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國國防部採購的半導體器件，佔了當時美國半導體器件生產總值的大約40%。”
《硅谷熱》這本書， 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就包括趙偉國
美國因國防需要而投入的資金，通過海量訂單的方式，持續、不斷地湧入了硅谷，這使得半導體產業得以連續發展和演化，最終形成了突破，誕生了集成電路技術。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並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這是英特爾公司當年的掌門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的一段話。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仙童半導體公司就像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這是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喬布斯早年滿懷敬意，對仙童半導體公司的評價。
1957年9月19日，仙童半導體公司成立。次年1月，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美國開始建造B-70轟炸機。這種飛機當時被稱作“有人駕駛導彈”，IBM負責為飛機生產導航計算機，但它缺少硅芯片。仙童公司獲悉後，讓公司的投資人、同時也是IBM大股東的費爾柴爾德說服IBM給他們一個機會。於是，仙童得到了IBM的第一份合同。
1959年2月，德克薩斯儀器公司的工程師傑克•基爾比準備申請集成電路發明專利，而幾乎同時，仙童公司也向美國專利局申請了專利。為爭奪集成電路的發明權，兩家公司開始曠日持久的爭執。法院最後採取了一種和稀泥的做法，判決集成電路是一項同時的發明。基爾比被譽為“第一塊集成電路的發明家”，而仙童的羅伯特•諾伊斯則被譽為“提出了適合於工業生產的集成電路理論”的人。
集成電路的出現，使得原先佔地一百七十多平方米的龐大計算機，可以被只有火柴盒大小的一塊微處理器所代替。集成電路誕生初期，價格昂貴，1961年春天時，一塊集成電路市面價格高達120美元，這讓普通的用戶望而卻步。在當時，美蘇兩國正展開太空角逐，肯尼迪總統要求宇航局要把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承載宇航員的阿波羅飛船上的計算機採用了仙童公司上百萬塊集成電路，這給這家公司帶來了滾滾財源，推動了公司的發展。隨後，軍用市場的擴大反過來又帶動了民用市場的拓展。
集成電路技術發展到今天，已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圖為紫光國微芯片樣本
仙童公司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的同時，在技術研發上繼續保持著實驗室般的嚴謹，學術造詣也保持著很高的水準。
1965年的一天，戈登•摩爾從硅晶體車間歸來，回到辦公室。他坐下來，取過一把尺子，用筆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張草圖，並以此為核心寫了一篇文章。這篇刊在《電子》雜誌上的文章後來被歸納為眾所周知的摩爾定律：芯片的性能每隔18個月翻番一次。當然，這個定律也演繹成多個版本，後來，摩爾開玩笑地說：“摩爾定律已經被應用於任何呈現指數級增長的東西上面，我很高興因此而獲得好評。”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擎旗。” 1968年8月，諾伊斯與摩爾、格魯夫一起辭職，離開仙童，創辦了英特爾公司。他們三人首先去拜訪風險投資家阿瑟•羅克，只帶著幾頁簡陋的業務計劃書。羅克沒有細看那份計劃書，他認為其中最有含金量的幾個字就是“鮑勃•諾伊斯”，於是答應幫他們募集一筆在當時來說是鉅額的資金來創辦企業，當時的投資者就對芯片產業的未來非常看好，因而投資踴躍，英特爾很快拿到了創業資金。
此後不久，仙童的銷售經理傑瑞•桑德斯也創辦了AMD公司。
“硅谷大約70家半導體公司的半數，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後裔。在仙童公司供職是進入遍佈於硅谷各地的半導體業的途徑。1969年在森尼維爾舉行的一次半導體工程師大會上，400位與會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過的還不到24人。”這是《硅谷熱》中的描寫，這是對仙童當年對半導體產業所做出的貢獻的最好寫照。
本文中，已兩次提到了《硅谷熱》。這本講述早年硅谷傳奇的書，把創新、創業的火種也帶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深深地影響了未來將成為中國IT產業領軍人物的一代年輕人，這其中包括趙偉國。後來已成為紫光集團董事長的他回憶：“我最早的關於創業、創新的那點想法，就是從讀這本書開始萌芽的。這本書裡面發生的故事，指引了我此後的人生道路。”
下面我們將目光轉向東方,看看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當時在這裡的發展。
“她有一個常人無法比擬的頭腦，很多難解的問題，經她的頭腦一過，立即便有了答案。” 同事們曾這樣評價半導體材料學家林蘭英。她於1957年自美國返回中國，成為196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的研究員。1962年，她成功製備了砷化鎵單晶。為進一步提高材料質量，她提出了用氣相外延和液相外延法制取砷化鎵單晶。
1965年冬，在王守覺教授的領導下，硅平面管和集成電路研製成功，國產的030 計算機採用集成電路比國外僅晚了兩年。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日本今天在民用電子工業領域所處的地位絕非偶然，”《商業週刊》曾這樣分析，“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策劃者們便確定電子工業應該在日本的經濟增長方面佔據領先地位。”
戰後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被解除了武裝，軍工製造也一時萎縮下來，這使得它不可能走美國半導體產業所走過的軍工帶民用的發展之路，但它學習並借鑑了美國從國家戰略層面來發展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的思路。
錢默斯•約翰遜曾出版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國際貿易產業部和日本的奇蹟》。他認為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的官員們所運用的產業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起步和發展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日本政府曾資助研究開發聯營企業，以幫助本國的製造商集團追趕其美國對手。它後來甚至一度將日本電子工業方面五家最大的公司，包括日本電氣公司、東芝、富士通、日立和三菱，聯合到一起，組成一個超大規模的集成電路聯營企業，提升了集成電路產業的實力，使得日本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品得以進入美國市場。另有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企業和財團本身就有著非常豐富的應用產品和設備，它們就是日本集成電路的消費市場，因此形成了良好的產業自身的互動，形成了一個產業內鏈。西方的分析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政府資助的聯營企業和市場滲透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繫。甚至有人稱，日本的國際貿易產業部就是日本公司的總部。
當然也有像《我們在燃燒》的書作者鮑勃•約翰斯通這樣的研究者，認為是日本中小電子企業的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發性行為促進了日本電子產業的興旺，“事情往往是小公司實現突破的時候，大公司預見到其利潤，事後便蜂擁而入。在隨之而來的戰鬥中，獵物周圍飛揚的塵土使你很難將獅子同鬣狗區分開來。”
但主流的科技史學家，大多持這樣的觀點：日本從國家戰略高度推出的產業扶持政策啟動和促進了其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即使約翰斯通也承認：日本國際貿易部急於阻止IBM取得其在歐洲那樣的支配權，與此同時，它使用了它能支配的一切政策手段，費盡心機地培養日本國內的計算機工業。
後來，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在分析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的原因時，得出三點結論：“一是日本政府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 拿出研發經費來支持企業；二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的企業，和今天相比，具有高度的進取心，他們喜歡新事物，大膽地進入這個行業；三是日本這些半導體企業所形成的產業生態即內生鏈，對其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日本舉全國之力，推行半導體產業的國家戰略的同時，日本民間各界也對半導體技術的研究、學習給予了極大的熱情。當時，美國的出版物《物理評論》、《應用物理學雜誌》是從海路運到日本，雖然時間上有滯後，但一進入東京的一家圖書館，就被年輕人們爭相借閱。後來成為日本半導體領域重要的研究人員的菊池成回憶：“我快速瀏覽目錄，一看到‘半導體’或‘晶體管’的字眼，我的心就怦怦直跳。”
在美日以不同方式，殊途同歸地集中人、財、物方面的資源，持續地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做投入，並相繼獲得突破的時候，大洋彼岸的中國卻不幸地陷入十年文革時期，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和對方的差距在拉大。1977年8月的一天， 中國半導體科學技術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的王守武說：“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其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於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雖然如此，中國的半導體領域的科技工作者，當時仍負重勉力前行，北京878廠、上海無線電19廠、永川半導體所（現電子第24所）相繼成立，在新品的研製上也取得了一些突破。
而中國未來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領域的領軍人物此時正處於磨礪前期，尚未“接到”使命的召喚，但冥冥之中，他們在接受苦難生活歷練的同時，也在做著某種準備，等待著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到來。
1963年，19歲的任正非準備參加高考，由於家裡缺糧，他長時間處於餓著肚子和營養不良的狀態。多年以後他回憶：“那時候吃不飽飯很正常，我們經常吃不飽飯，吃飽飯是偶然的。”他自己去挖野菜，然後用米糠拌了菜烙餅吃。最終，他考進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開始了四年的如飢似渴的求學歷程。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已成為一個時代的傳奇
趙偉國1967年出生於新疆沙灣縣，自幼家境貧寒，從小與牛羊為伴。後來，他回憶：“少年的生活確實比較艱苦，教室裡面桌子都是拿水泥抹的，板凳都是自己從家裡帶的。吃得太差，很快就餓，每天都處於半飢餓狀態。” 父親曾希望他學習一門手藝，靠手藝吃飯，但他心高氣傲地想上清華。最後他如願以償，並最終因此與清華，與清華紫光，與中國的半導體及集成電路產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2002年4月，趙偉國在清華大學校園
中星微的創始人鄧中翰，1968年出生於江蘇南京。年幼的他很喜歡聽少兒廣播節目中的科學知識講座，聽得津津有味。他手裡還經常拿著一本《十萬個為什麼》，孜孜不倦地讀著。後來他說：“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興趣會越來越具體，從科普層面到專業層面，再到前沿層面。興趣使科技變得不再枯燥，能夠維持人在科技創新中吃苦耐勞的能力和定力。”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高投入、高風險的產業。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星半導體產業進入飛躍時期。即使日本半導體產業一蹶不振之際，三星依然對1M DRAM和4M DRAM產業投入大量資金。”由高承禧、金聖壽等所著的《為什麼是三星》曾這樣評述，“國家政策、企業實力和李健熙的領導才能，孕育了一個創造力的21世紀領軍企業。”
《為什麼是三星》一書中講述了三星在半導體領域長期、持續性投資，最終開花結果的故事
三星電子於1976年收購了韓國半導體公司，將之轉化為三星半導體。當時集團內有人表示反對，認為半導體產業投入大，投資期漫長，風險太大。時任三星集團理事、後成為會長的李健熙力排眾議，他認為，半導體、股份公司以及原子能是能夠改變人類歷史的三大發明，其中半導體是電子產業的核心，收購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理念和韓國政府當時的信息技術促進政策相吻合。在韓國要發展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時，局面和當年的美日已大為不同了， 好走的路，已被美日企業走過，而且走後，他們通過專利手段，“封鎖”了後來者追上自己的大道。此時，發展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投資更為巨大，投資期也更長。但也正因為如此，韓國也採取了和美日一樣的促進關鍵產業長期發展的國家戰略。
回顧三星半導體的發展歷史，開花結果是在李健熙時代，但早在其父親李秉喆任會長時就播下了種子。李秉喆早就瞄準了半導體產業，他對標日本，“日本能做的事情，韓國也絕對能做，韓國工人的手藝絕不比日本工人差。”
日本人對此還沒吭聲，英特爾公司的高管已站了出來，譏諷李秉喆是“自大的妄想家”。因為當時小規模地投資半導體產業，已根本打不進市場了，而持續不斷地鉅額投資，將考驗三星集團的財力與決策者的承受力。
雖然有韓國政府的國家戰略下的產業扶持政策，但為了養育其半導體業務，三星集團也不得不採取多元化戰略。曾有媒體報道三星集團旗下包括65個下屬公司，業務涉及電子、金融、機械、化學、汽車、交通、房地產等數百個領域，美國的雜誌曾以“韓國三星共和國”為標題報道三星 。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曾有歐洲的學者建議李健熙要以“選擇和集中”為原則，除三星電子的支柱產業——存儲器半導體產業外，裁撤其他所有產業。李健熙沒有采納，他採取了“新經營符合戰略”，發揮不同子公司間的協同效應，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競爭力和效益。
最後，三星的半導體業務“守得雲開見月明”。
“李健熙先生的遠見、毅力和堅持精神，對三星半導體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因為這個行業太難，投入太長，需堅持很久，很多人會被嚇跑，或堅持不住。” 後來在研究三星的半導體業務發展史時，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曾再三告誡半導體業務部門的同事，從事這個事業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心理準備和戰略耐力。
而與之相反，指望在半導體及集成電路業務上能夠快速突破，“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則是有害的，甚至會毀掉一個人乃至一個團隊的事業。
2003年起，發生的漢芯事件就給當事人和相關各方帶去慘痛的教訓。
雖有這樣不良的事件發生，中國的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還是步入了發展期。
1987年，任正非在深圳成立了華為公司，有著前瞻眼光和憂患意識的他，四年後籌建了華為集成電路設計中心，該中心後來演化成海思半導體公司。
也是在1987年，張忠謀創辦臺積電公司。創業之初，他對客戶說：“英特爾設計一個CPU很厲害，但是生產CPU不厲害，我的成本是他的一半，我的品質比他的好兩倍，我可以幫你去代工。”後來，做半導體專業代工的他成功了，曾有媒體稱他是“一個讓對手發抖的人”。
2000年，中芯國際成立；2001年，展訊通信有限公司成立，該公司在3G芯片上成績斐然；2005年，鄧中翰的中星微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
中星微雖然獲得了資本市場的青睞，但認為“沒有芯片安全，就沒有信息安全、國家安全”的鄧中翰，表示國內半導體產業仍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他曾這樣闡述芯片的價值：“我國每年進口的最大物資不是石油、天然氣，也不是糧食，而是芯片。每年我國芯片的進口額多達兩千多億美元，摺合一萬多億人民幣。”
2009年，趙偉國執掌紫光。他當年在清華讀研期間，曾進入清華紫光實習，和紫光的緣分從此開始。2001年，他參與創立同方微電子，並擔任第一任總經理。這是清華大學的首家以半導體為主業的公司，趙偉國也由此和半導體產業有了交集。重回紫光，他開始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開創“集成電路”事業的使命。
“人生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途中，即在他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的人生使命。”這是《人類群星閃耀時》書作者斯蒂芬•茨威格的話。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 ”這是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在2019年5月17日凌晨發給員工的一封信中的內容，“挽狂瀾於既倒，確保了公司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
此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佈了一系列針對華為的制裁措施，把華為列入管制“實體名單”。
在此後的一次採訪中，記者問任正非：“海思在近段時間以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幾乎像一個英雄一樣？”
“本來就是英雄，你想他們獎牌拿了多少。”任正非答道，“他們（此前）也想去張揚一下，不允許。他們那個手機研發的人也跑到臺上去演講，我們就批評，要老老實實回到科研室去。”
無獨有偶。這和趙偉國告誡紫光半導體事業部的同事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心理準備的初衷如出一轍。
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制裁中興，讓公眾深深感到了芯片受制於人的刺痛。此番，華為的被迫“亮劍”，讓大家看到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界的可以成為行業中流砥柱，但此前較為低調的企業和人物。除了華為英雄譜以外，本文上面提到的一些國內知名的半導體企業和其領軍人物，也開始進入公眾的視線中。紫光集團和其董事長趙偉國近年來的佈局也被業界重新予以了審視。
致力於推動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清華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其發展理念近來也頗受業界關注
2013年7月12日，清華控股下屬企業紫光集團已以17.8億美元，併購了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展訊通信公司。清華控股方面表示，收購的完成，標誌著展訊成為一家真正的中國企業，“芯片設計對於一個國家的通信及信息安全具有戰略意義，展訊的迴歸，將極大地增強清華產業在移動通信和芯片設計領域的行業地位，並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半導體產業格局帶來積極的影響。”
清華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稱：“我們相信，展訊通信和紫光將形成互補，在國內外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
紫光此舉引發了新時代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第四次浪潮。前兩次是1990年到2000年，以908、909工程為重點的半導體產業大發展，第三次是中芯國際成立後，在產業化、國際化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績，推動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上了新臺階。
併購展訊一年以後，紫光集團再次出手，以約9.07億美元併購納斯達克的上市企業銳迪科微電子公司。趙偉國稱：“銳迪科和展訊通信的有效協同，將顯著提高國內公司在全球移動通信芯片領域的市場地位。”
這兩起併購在當年雖引起媒體的一時關注，但其實質上的意義，國人要在多年以後的今天才能看出來。爾後，紫光集團從這兩起併購開始高起點深入集成電路產業。
2016年7月，紫光集團旗下的長江存儲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成立，這是一家集芯片設計、工藝研發、晶圓生產與測試、銷售服務於一體的存儲器解決方案企業。長江存儲是中國集成電路行業單體最大的項目，也是目前中國集成電路製造領域最接近全球最先進水平的項目。此後，長江存儲捷報頻傳：研發出32層三維NAND閃存芯片，實現了中國存儲器設計製造“零”的突破；2018年，長江存儲公佈了其革新型架構技術Xtacking，該技術的成功是在3D NAND 架構上的重大突破，能夠讓世界對中國高端芯片的技術創新刮目相看。
2019年6月底，紫光集團宣佈開始進入DRAM領域，全面進軍存儲器領域。
“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
特朗普拋出“實體名單”後不久，緊隨美國的日本也有樣學樣，向其鄰國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發起了“逆襲”。
7月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宣佈，限制對韓國出口用於製造電視機及智能手機的三種半導體材料：氟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
韓國貿易協會統計顯示，2018年韓國半導體出口額高達1267億美元規模，佔出口總額的21%。日本限制這三種半導體材料對韓國的出口，顯然會對韓國半導體產業造成巨大的衝擊。一家日本半導體產業巨頭的負責人認為：“如果不能進口，韓國的工廠或將無法生產。”
從世界範圍來看，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歷史演繹到今天，左右貌似純市場化競爭的背後的“無形之手”，已逐漸清晰地浮現在世人面前，半導體產業在國家戰略層面上的價值也展露無疑。
未來之路：也有風雨也有晴
“我們用了美國的技術、部件來組成華為產品，會更加先進，能更好地為人類服務。”即使遭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打壓，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仍持開放的態度，大度地表示願意繼續使用美國企業的技術和 產品。
發展自己的核心技術，同時也敞開胸懷，迎接來自這個藍色星球其他地區的、願意合作與共同發展的朋友們，這沒啥矛盾的，這就是海納百川的胸襟。
清華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也說過：“我覺得跨國企業應該更有遠大的視野！”
在趙偉國看來，對紫光來說，對於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來說，今天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須儘量跟世界的一流科技保持同步，做出的產品讓社會接受，必須要有最優的性價比，也就是說必須要用到最先進的工具、最先進的設備，否則從產業和商業的角度，就無法生存。
“謙讓的心，有如宇宙中的天空，有如大地上的海洋和山谷，謙讓者因寬容而博大，因博大而有力。”語出威廉•貝納德的《哈佛家訓》。
紫光集團旗下的長江存儲的廠房實景圖
本文作者姜洪軍，著有《極客：改變世界的創新基因》、《喬布斯和他的對手們》、《雷軍：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谷歌風雲》、《中國互聯網商業英雄列傳》、《對話新銳CEO》等圖書。
本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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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之火（第2版）》 作者：保羅•弗賴伯格、邁克爾•斯韋因，譯者：王建華，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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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全世界最成功的技術公司初創的故事》 作者：傑西卡•利文斯頓，譯者：夏吉敏，機械工業出版社，2010年
《硅谷108將——150年來硅谷英雄史詩》 作者：大衛•卡普倫，譯者：陳建成、陳信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蘋果傳奇》 作者：Owen W. Linzmayer，譯者：毛堯飛，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
《重返小王國》 作者：邁克爾•莫里茨，譯者：樑卿，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1年
《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特種經理人的培訓手冊》 作者：安迪•格魯夫，譯者：安然 、張萬偉 ，中信出版社，2010年
《IT大敗局》 作者：Merrill R.Chapman，譯者：周良忠，電子工業出版社，2004年
《IT史記》 作者：方興東、王俊秀，中信出版社， 2004年
《誰說大象不能跳舞》 作者：郭士納，譯者：張秀琴、音正權，中信出版社，2010年
《極客：改變世界的創新基因》 作者：姜洪軍，科學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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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半導體簡史》，來源：2018年10月20日 搜狐網，芯榜
《致中國半導體之母，謝希德》 來源：2018年2月19日 搜狐網，半導體行業觀察
《酒仙橋電子管廠的前塵往事》 來源2018年6月13日 搜狐網，酒仙橋在線
《紫光集團17.8億美元完成展訊通信併購》，來源：2013年12月24日 和訊網
《紫光：“曲線”完成收購銳迪科》，來源： 2014年7月20日東方早報，作者：周玲
《不怕美國製裁！海思總裁凌晨發佈內部信：早已準備備用方案》，來源：2019年5月17日 天極網
《臥薪嚐膽多年！任正非透露海思備胎細節》，來源：2019年5月27日 央視
《日本對韓國發“半導體限制令”， 三星、LG或遭重創》，來源：2019年7月3日，央視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