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未解的李約瑟難題

英國現代生物化學家、化學胚胎學之父李約瑟（1900～1995）在1937年，受來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三位中國留學生沈詩章、王應睞和魯桂珍的深刻影響，中國悠久的科學發明和醫藥學，對身處“西方中心論”環境之中的李約瑟的心靈產生了很大的震動，對中國古代文明發生濃厚興趣，轉而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醫學。

李約瑟與魯桂珍

1954年，李約瑟出版了《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一卷，轟動西方漢學界。他在這部計有三十四分冊的系列鉅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確鑿的證據向世界表明：“中國文明在科學技術史上曾起過從來沒有被認識到的巨大作用”。“在現代科學技術登場前十多個世紀，中國在科技和知識方面的積累遠勝於西方”。《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書中所列舉的實例如下表：

歷史上領先西方的中國科技項目一覽表

為什麼古代中國能夠產生這麼多的技術奇蹟呢？作者認為原因就在於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主張。西方科學求實的文化，重視的是人為力；而中國古人重視的是自然力。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無為而治”、“萬事皆有度”、“萬物皆太極”等等理念的指導之下，人與自然配合，觀察自然，感悟自然，瞭解自然，認識自然，然後道法自然，順應自然，與自然配合，讓自然有為，儘量運用自然力，少用人為力來干預自然，這種方式原本更容易攻克各種各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技術難題。之所以考古會發現那麼多到今天都無法實現的技術奇蹟，原因就在於重視人為力與重視自然力之區別。

李約瑟

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是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中心論題。李約瑟提出了一個至今仍在困擾的問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名人對李約瑟難題的詮釋

世紀偉人愛因斯坦（1879～1955）曾明確表示：“由於中國既沒有產生形式邏輯，也沒有產生實驗方法，中國是不可能產生科學的。”西方創立形式邏輯的人是亞里士多德。

有中國物理學之父之稱的吳大猷（1907～2000）說：我國有些人士以為科學“我國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約瑟大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而大喜，蓋其列舉許多技術發明，有早於西歐數世紀的，足證超於西歐也。然細讀該書，則甚易見我國的發明，多系技術性、觀察性、紀錄性、個別性，而……弱於抽象的、邏輯的、分析的、演繹的科學系統。……一般言之，我們民族的傳統，是偏重實用的。我們有發明、有技術，而沒有科學。

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

中國古代把科技類的技術和知識統稱為雜學，用哲學語言來總結，就是雜學領域重術輕道，只重視實用的技術，而不重視邏輯思想理論體系的梳理和建構。

李約瑟自己所給出的答案是：“中國之所以長久沒有發展，是因為中國缺乏如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期的城邦和現代城市那樣，要為生存而互相競爭的環境。中國自秦實現首次統一後，一直採取的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皇帝直接管理官員，地方行政只對朝廷負責。”

毛澤東接見李約瑟

李約瑟教授這個推理確實分析對了一部分外因。作為一個自大秦帝國在2200多年前開始，以郡縣制為行政建制，實施大一統中央集權制政體的中國曆代王朝帝國，文化生態只有一種。不像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韓非子“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晏子“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眾多國家林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君王，鐵血競爭的時空格局，對人才的需求激增，是一種文化繁榮的局面，中央集權國家的文化生態自然就可能會有所不同。

因為整個中國大文化生態是“重虛輕實”、“重道輕術”的，科學技術，即研究經世致用的雜學，不被國家和社會的文化生態所認同和支持。而就經世致用的雜學領域而言，梳理和建立成系統建制的完整理論邏輯體系的工作屬於“道”的範疇，屬性為虛，政府和社會不支持，做這個工作很難養家餬口、安身立命，所以很難有傳世之作出現。即使書印出來了也少有人買。因為，從實用的角度來看，讀者買其書是為了用，就像是買醫書是為了家人有病的時候知道什麼病用什麼藥方。當然，讀者讀其書，只能夠知其然，但卻不知其所以然。

重仕輕工的文化生態與重術輕道的雜學格局

李約瑟難題的答案就在中國獨特的重仕輕工的文化生態與重術輕道的雜學格局上。子曰：“學而優則仕。”讀書人十年寒窗辛苦攻讀的目的是為了做官，做官就能夠出人頭地。重仕輕工的文化生態對中國這個中央集權制政體的大國影響極為深遠。

而當今世界所重視的那些技術型人才，在古代中國屬於工匠。在重農輕商的社會氛圍之中，他們的社會地位低於農民，沒有多少人尊重他們、重視他們。這些人的技術只是一種謀生的手段，他們每天還得為養家餬口而奔波操勞。如果說到做學問，這一類的學問屬於國家和整個社會都不重視，甚至於是鄙視為奇技淫巧的雜學。

而且絕大多數工匠並不一定能識文斷字，即使懂文字，可能沒有多少時間和心情來整理、思考和總結自己的思想。而且在早期的刻簡記事時代，書寫記錄並不容易。更要命的是，有些人即使是寫出什麼東西來，也根本得不到人們的重視，寫出來可能也不會有幾個人來看。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之中，很難形成完整系統的自然科學理論，更不要說是形式邏輯和實驗方法了。

就是想著書立說，也沒有時間、心情和財力來支持。著書立說是需要有條件的，科學和工業革命的產生是需要有環境支持的。國家和社會既沒有給這些工匠們社會地位和財政支持，又沒有注重其技術的傳承與複製。生存環境如此，能怪誰呢？

儘管歷朝歷代都有很多的能工巧匠，他們的靈性、悟性和技藝都不錯，但可能是文盲，其智慧和經驗大多是通過選擇性極強的口耳相傳方式來傳承；即使有識字的，也不一定有條件和心境去著書立說；即使想著書立說把自己的感悟和心得寫出來的人，也必須要有一定的財力支持，因為紀錄整理是需要花很多錢來買紙和筆墨的，哪怕書寫好了，最後刻版印製書籍所花的錢則更多，絕對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承受的。而且書印出來以後它的社會效益以及作者本身的經濟回報也不好。

在中國，從中古時期的夏商周開始4000多年的歷史上，就社會地位而言，360行的能工巧匠一般都屬於低於農民的下等戶。農政、水務和營造由於關係到民生經濟，社會地位相對比較好一點，但也不被讀書人所看重，其他經世致用的雜學類學問，紡織術也罷，畜牧術也罷，冶煉術也罷，手工藝術也罷，服飾美容術也罷，等等等等，在大多數聖賢之徒的讀書人眼中都屬於賤學，一般讀書人是絕對不會涉足的，對涉足其中的人甚至於會公開恥笑和鄙視，當然更不會買這樣的書了。

同行的工匠大多又是文盲，即使想學，買了書也可能看不懂，買來何用？所以，書印出來以後社會認可度比較低，銷量很少，刻板的分攤成本下不來，導致每本書的定價就會很高。著書過程非常的耗神費氣，會使人心力交瘁，書寫好了又不能夠付印，出版之後又不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家人的生活水平，為什麼還要費勁巴力地幹這些出力不討好的事呢？！即使到後來真有一些實用性的經世致用雜學類書籍可以流傳下來，其內容也主要侷限在具體的實用方法上——“術”，而不是成系統建制的邏輯思想理論體系——“道”的梳理、盤整和建立上。如傳承下來的一書也主要是方劑之學！

現代一名初中生就能夠說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話，可幾千年來，受“學而優則仕”普世價值和文化生態的影響，中國把有限的教育資源都浪費在學習聖人的經學文章上面。

我們現在提倡“工匠精神”，宣傳大國工匠，可古代受過教育的士大夫階層的知識分子們以從事生產製造為恥，視雜學匠術為奇技淫巧。看著那些由神乎其技的工匠大師們所打造、被現代人發掘出來、堪稱為人類奇蹟的出土文物，我們無言。這些工匠大師們智慧的火花，只能被無情的歲月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這也是世界科學技術史的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