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樣去解剖這個社會經濟關係。”
文 / 華商韜略 孔令娟
1974年10月的一天，罹患肺癌晚期的顧準對晚輩吳敬璉說：“我們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的，但是現在還不行。所以我送你四個字：待機守時……”
文革結束時，吳敬璉已經46歲，但是新徵程才剛剛開始。
【捍衛市場經濟，得名“吳市場”】
1979年年底和1981年年初，中國先後請來兩位重量級的東歐經濟學家：波蘭的弗·布魯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奧塔·錫克。
他們的講學讓吳敬璉很震動，他原以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調整，但他們卻說：“經濟改革不是個別政策上的改變，而是從一個系統變到另一個系統。”
這讓吳敬璉和他的朋友們開始了比較經濟學研究，對各種經濟系統進行比較，從中尋找中國的改革之路。
1983年，吳敬璉前往新古典經濟學的重地、比較經濟學發源地——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
在此之前，他是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研究員，身份相當於教授，可去了之後才發現，由於缺乏經濟學基本知識，參加討論會和研究生基礎課都聽不懂。為了彌補知識，他只好從本科生的普修課聽起。
一年半後，吳敬璉的頭髮都開始發白了，但也收穫頗豐。在耶魯的最後一段時間，他漸漸形成了自己的中國改革理論思想，其中最主要也是日後對中國改革路徑設計影響最大的，便是他對“行政性分權”和“市場性分權”的劃分。
“行政性分權”就是中央把權力下放給地方，由地方行政機構對整個經濟進行管理；“市場性分權”是指由企業根據市場價格信號進行決策。
吳敬璉認為，中國改革要順利進行，就必須進行以建立自主企業、競爭性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為目標的“三環節配套改革”。
就是這樣的整體改革思路，讓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經濟過熱論戰中，主張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進行包括取消價格雙軌制的全面改革，以緩解和控制通脹。
對此，與吳敬璉同年出生、同樣來自江蘇的厲以寧有不同看法，他提出了中國經濟的“非均衡理論”，認為改革的核心是構建具有充分經濟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
與吳敬璉的“一攬子改革”不同，厲以寧主張以企業為中心進行單項突破。他也因此成為中國最早提出企業股份制的人之一，後被稱為“厲股份”。
關於1984年開始的經濟過熱，厲以寧主張不必調控，理由是供不應求是經濟轉型時期的常態，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貨幣供應量，不但不利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反而會損害各方面的利益。
在1985年9月舉行的巴山輪會議上，外國專家一致判斷中國經濟已經過熱，必須採取從緊的宏觀調控。
這一呼聲後被政府採納。但僅僅過了一年，在經濟下滑的壓力下，政策突然轉向，經濟再度升溫，導致通貨膨脹捲土重來，並在兩年後以慘烈的“物價闖關”失敗而告終。
多年後，厲以寧和吳敬璉都宣稱，自己在這場大論戰中的觀點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
前者說，1988年“物價闖關”失利正是“價格改革主線派”闖下的大禍；後者則認為，正是因為放棄了積極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中國喪失了大步推進改革的時機，才導致了後來的被動。
當時國內國際動盪，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之爭再起波瀾。全國範圍內還展開了對民營經濟的整頓運動，甚至下文禁止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這樣的氛圍中，很多人噤若寒蟬。但平時溫文爾雅的吳敬璉卻表現出剛烈的一面，不僅多次與“計劃派”直接交鋒論戰，還上書中央為改革爭鳴。他不僅捍衛“商品經濟”，還進而提出應該使用“市場經濟”這個名詞，由此得了“吳市場”這個名號。
1991年年底，吳敬璉發表長篇論文《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並出版《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提出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不是劃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誌。
《論競爭性市場體制》接連被兩家出版社放棄出版，書稿輾轉到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經過再三斟酌，最後由社長、總編輯、責任編輯三人一起簽字：如果因此罹禍，則一同進退。
這本冒著極大風險出版的著作，後來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1992年，總設計師南方談話和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計劃”和“市場”的爭論才有了定論。
1993年，吳、厲二人再次就經濟過不過熱進行了論戰。這一次，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選擇了吳敬璉支持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
【好的市場經濟需要法治】
“在改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常常天真地想，只要衝破計劃經濟那一套，把市場關係建立起來，就會一帆風順。”但市場經濟也是分好壞的。
吳敬璉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為：增量改革，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突破最大。
增量改革儘管成效顯著，但也形成了“雙軌制”，使得中國經濟變成尋租的溫床，衍生出權貴資本，埋下腐敗蔓延的禍根。
1998年，在與經濟學家汪丁丁的對話中，他犀利地發問：“為什麼規範的改革被視為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樣百出的尋租活動……瞬間就風行全國？”
2000年，《財經》雜誌刊登《基金黑幕》，披露了投資基金大量違規違法操作。當時國內經濟學界都緘口不言，但吳敬璉卻接受了央視採訪，並且直率地指出：“一個市場，如果普遍地違法違規，那就要考慮了：這個環境引誘人們走向違規違法，那麼就是有關方面都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
節目播出後，在全國產生了轟動效應。此前，他的形象是“政府的幕僚”，此刻呈現在人們眼前的卻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
這年底，在央視評選的經濟年度人物中，吳敬璉成為十位當選人中唯一的經濟學家，而且是第一名，在網絡投票中更是遙遙領先。
主持人問吳敬璉：“現在有人把您稱作‘中國經濟界的良心’。大家都在講錢，都在講創造財富和盈利，‘良心’這兩個字有什麼用處？”
吳敬璉說：“中國老話就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市場經濟它需要一個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沒有這樣一種信任關係，靠爾虞我詐是發展不到現代市場經濟的。”
在《對話》節目中，吳敬璉提到了顧準：“我的老師、朋友顧準說，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樣去解剖這個社會經濟關係。”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這樣的解剖。
2001年1月14日，吳敬璉在央視節目中炮轟中國股市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範。賭場裡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的股市裡，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做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
節目播出後，滬深股市連跌三天。有人把氣撒在吳敬璉身上，認為他的言論讓眾多投資者損失慘重，是“一言毀市”的罪人。五位著名經濟學家還召開了一次記者懇談會，與吳敬璉公開辯論。
吳敬璉為此專門寫了《股市七題》來回應：“爭取建立市場經濟，並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
20年前，布魯斯曾告誡中國同行：“經濟體制改革要以社會體制改革為條件，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
進入新世紀，一直秉持著經世濟民思想的吳敬璉深切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在“十六大”理論座談會上，吳敬璉向上遞交了書面發言稿，他建議：“當前特別需要強調以下三個理論觀點：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二、它是追求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三、它是法治的市場經濟。”
“我一方面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機感。”2012年，吳敬璉在接受《財經》雜誌採訪時尖銳地指出，社會上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源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行政權力干預民間正當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結果。
“嚴峻的現實表明，只有儘快重啟改革議程，實質性推進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才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
【轉變增長方式是根本】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以表彰二人將氣候變化和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相結合。頒獎詞說，他們設計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決我們時代最基礎、最緊迫的問題，探究如何創造長期持續而穩定的經濟增長。
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來，中國經濟一直依賴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重資產、重投資，由此帶來的是對環境的巨大破壞。
2004年，吳敬璉在全國政協專題討論會上第一次公開表示，要謹防結構調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2005年，他又全面闡述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必須實現由投資驅動到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轉變。
吳敬璉希望的技術進步是建設法治化的市場體系，從根本上鼓勵創新創業，而不是直接去制定微觀領域的技術路線、經營戰略，或是給企業補貼。假如在競爭階段繼續給予特定、少數企業補貼，反而會導致不公平的市場競爭。
但當時的經濟學界卻有很多人反對吳敬璉的觀點，除了厲以寧這個老對手，還有樊綱、林毅夫、龍永圖等人。
龍永圖說：“我國只有老老實實再走10年的加工貿易路，再為外國公司打工打上20年。”林毅夫則通過“比較優勢”說，中國勞動力過剩，應當更關注勞動密集型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的發展。
但吳敬璉用發展的觀點回應道，他並不是要求取消我國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業，但是也不能永遠停留在這種外資拿走90%的價值，中國人只拿5%到10%甚至更低的狀態。
雖然他不遺餘力地宣傳自己的觀點，但少有人喝彩，反而是越來越多的地方在重型化和造城運動中走得越來越遠。
他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的前言中感慨道：“通過投資擴張來推動增長的做法，不必觸動舊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強勢政府和海量投資為基本特徵的威權發展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成為一些官員的行為定式。”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吳敬璉之前擔心的景象出現了，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遭受重挫。
吳敬璉提出的應對之道是“標本兼治”：標就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穩住市場，儘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業能夠繼續運轉，但根本問題還是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
但隨之而來的是4萬億元投資和10萬億元貸款計劃。
中國經濟實現“V”形反轉，外界一片歡呼和驚歎，但吳敬璉並無欣喜。在他看來，有兩個問題值得商榷：一是宏觀調控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邊界到底在哪裡；二是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問題。
2009年以來，政府多次採取刺激政策，其效果卻在遞減。例如2014年的1萬億元投下去，只把GDP增長率從一季度的7.4%提高到二季度的7.5%，三季度又回落到7.3%。
吳敬璉2013年發出警告，長時期採取刺激政策容易使宏觀經濟變得十分脆弱，孕育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唯一的出路就是推進改革，提高“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
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然觸動某些人的利益，癥結在於制度性障礙。
“政府職能轉變是其中關鍵的關鍵。由於政府改革的實質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較困難的，對於在舊體制中有種種權力和利益的人來說就更加困難。”吳敬璉感嘆道。
2017年，吳敬璉將《競爭性市場體制》《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集結為《中國改革三部曲》，重新出版。
雖然這些年新口號、新概念層出不窮，但因為中國改革的基本問題始終存在，書中提出的問題以及對問題的分析總能與當前問題對照，引起共鳴。
【真刀真槍地進行改革】
1984年，吳敬璉從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調入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後被薛暮橋轉調到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從純粹的理論研究者到政策諮詢專家，符合他注重應用的特點。對於外界“政府幕僚”的說法，吳敬璉多次表示不以為然，“經濟學家只能扮演獨立思考的學者角色，至少我不充當什麼‘帝王師’。”
這種認識源於他早期的一段經歷。1954年從復旦大學畢業後，吳敬璉進入中科院經濟所。彼時，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計劃經濟理論的論證中。
1964年清剿市場化思潮，中科院經濟所所長孫冶方成為主要批判對象，吳敬璉充當了“理論反擊員”的角色。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參加理論論戰，卻是他“一生中做過的最慚愧的事之一”。
對於這段經歷，他在公開場合從不諱言，甚至自我批判道：“不能不把由於自私和盲從，從而在政治運動中採取錯誤的態度引為終生的教訓。”
而他日後的啟蒙導師顧準，不僅引領他走進市場經濟的大門，更讓他學會了獨立思考。在以後的學術研討和論戰中，他總是直陳時弊、直抒胸臆。
他曾受到各方的攻擊，有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極端“左派”，有某些壟斷了資源分配大權的“當紅新貴”，還有來自社會底層、不由分說地反對一切既得利益者的民粹主義。
有一段時間，吳敬璉的很多言論都被“肢解”，外界用隻言片語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始終以無畏的精神和深厚的學術功底，堅持不懈地為改革奔走呼號。
自幼多病的吳敬璉學業斷斷續續，因為體弱難以承擔繁重的科學實驗任務才放棄了“科學救國”的理想，改讀經濟系。但到了晚年，他反而變得愈發精神矍鑠。
他的身上，有母親、一代報人也是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鄧季惺的影子，兩人都非常倔強、相信法治的力量；也有顧準的獨立和自省精神，注重從制度上去思考和設計，防止“娜拉出走後”再回到原地。
從計劃經濟的信徒到市場經濟的捍衛者，在吳敬璉身上還折射著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曲折歷程。
當年，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世，顧準對吳敬璉說：“還要繼續我們的研究，把中國的問題研究清楚，那樣才能對國家提出有用的意見。”
四十餘年過去了，吳敬璉在去年的演講中動情地說：“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真刀真槍地進行改革，這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希望。我今年87歲了，但還想為改革盡一份力。”
經歷了家國多難，國家振興是他們這一代人刻骨銘心的夢想。
今年，吳敬璉出版了新書《中國經濟改革進程》。
“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堅持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吳敬璉近日在新書發佈會上說，“在這個道路上有很多波動、曲折甚至有時候出現了倒退，所以我們需要的不是抽象地去肯定改革開放的方向，不是去僅僅停留在鼓掌歡呼上面，而要具體地去考察整個的歷程，從中吸取足夠的教訓，來推動我們進一步的改革。”
他進一步反思自己：“以前我對‘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體制是完全肯定的，認為這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婉轉表達。但是在我這兩年的研究中間，我發現我的這個認識是有偏差的。”
吳敬璉表示：“這種模式雖然看起來是市場引導企業，可是市場還是在國家掌控之下，受到了產業政策以及其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的扭曲，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所以它是一種間接的行政控制的經濟體制，這件事情影響到後來，甚至一直影響到現在。”
回顧歷史與當前問題緊密相連，“我們當前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實都可以從我們過去四十年所遇到的問題、所出現的各種偏差找到根源，所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決於我們對過去經驗和教訓的認識。”
參考資料：
《吳敬璉傳》中信出版社 吳曉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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