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王建新 李併成 高榮 黃達遠 中國民族報

開展走廊地帶的研究，對形成中國特色的歷史敘述和民族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著重要意義。中國民族報社與陝西師範大學－河西學院“絲綢之路經濟帶河西走廊智庫”共同策劃了大型理論專欄“從走廊發現中國·河西走廊篇”，先後組織了十餘位學者，就河西走廊的歷史、文化、區域關係、民族、生態等各個層面展開討論，提出了“走廊”作為歷史社會文化空間的重要性，聚焦中國歷史進程中的綠洲道路，從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過程提出一些新的認識。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賦予河西走廊新的歷史使命，“一帶一路”建設給河西走廊的發展帶來重大的歷史機遇。本專欄在接近尾聲之際，特邀請四位學者以歷史為鏡鑑，以現實為座標，就河西走廊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和未來的發展定位展開研討，以期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與討論。

一、歷史上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位於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的交匯地帶，因其地處黃河以西、介於祁連山和北山山脈之間，形成一條地勢平緩、縱貫東西的狹長地帶，宛如天然走廊，故稱河西走廊。祁連山的冰雪融水在走廊腹地形成了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內陸水系，得益於這三大水系的灌溉滋潤，河西走廊成為宜農宜牧的豐饒之區和名副其實的交通走廊。加之其東連關隴、西通西域、北達居延、南抵河湟的地理特點，使河西走廊既是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區，也是“羌胡”聯繫的交通孔道。歷史上河西走廊曾是古代中原統一王朝與西北遊牧民族政權爭奪的焦點，故有“欲保關中，先固隴右”“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河西不固，關中亦未可都”之說。

河西歸漢後，不僅在政治制度、經濟形態、民族構成和文化習俗等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且在政治軍事和中西交通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彰顯。在此之前，當地人口主要是月氏、烏孫、氐、羌、匈奴等遊牧民族，其生產活動以畜牧業為主。漢武帝兩次進兵河西，大敗匈奴，將原駐河西的匈奴降眾悉數遷出，分別安置在隴西、北地等西北邊郡塞外之“五屬國”，又從內地大量移民，並在河西駐軍屯墾，先後設置了酒泉、張掖、敦煌、武威等“河西四郡”。到西漢末年，四郡共轄35縣28萬多人。

大量內地人口的遷入和郡縣制的推行，使當地人口由以匈奴等遊牧人群為主轉化為以從事定居農耕的漢人為主，農業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部門。同時，漢朝因地制宜設置若干牧苑，使當地發達的畜牧業得以延續發展。安定的社會環境和持續發展的農牧業經濟，為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奠定了基礎。漢代的河西走廊，不但有“風雨時節，谷糴常賤”“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的富饒，更有“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繁榮。及至隋唐時期，河西更是“夷夏”和睦、糧儲豐富、牛羊被野的安定之區。

人口的遷徙流動促進了文化的交融薈萃。漢代以後，每當中原戰亂動盪之際，就是大量人口遷入河西之時。其中，魏晉十六國時期內地“儒英”的大量遷入極大地促進了河西“本土世家學術”的發展，進而創造了獨樹一幟的“五涼文化”。北魏統一北方後，河西文化也隨當地名流宿儒的內遷而回流中原，對北魏文化與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誠可謂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是名副其實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河西走廊的多民族結構和農牧並舉的經濟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融合。這裡既有大量來自內地的農耕人群，也有從各地移入或遷出的氐、羌、鮮卑、吐谷渾、回紇（鶻）、吐蕃、党項、蒙古等遊牧人群，還有來自西域的粟特人。各民族之間既有和平相處、友好往來，也不乏兵戎相見、對立衝突，但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中，他們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融合，共同創造了開放包容又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尤其是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東來西往的使者、商人絡繹不絕，河西亦成為世界四大文明體系匯流之地，諸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也相繼傳入河西。不同文化在河西交匯、交流、交鋒、交融，相互借鑑吸收、創新發展，進而向周邊各地傳播。不論是中原文化禮儀的西傳，還是西方藝術宗教的東漸，莫不如此。

由此可見，河西走廊作為古代絲綢之路交通的咽喉要地和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舞臺，其經濟文化的盛衰興廢與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多民族結構和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等息息相關。河西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離不開這些基礎要素的互動，古代如此，當今亦然。

二、河西走廊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中的歷史作用與現實意義

河西走廊多元文化薈萃、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在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當代河西走廊各民族交錯散居、和平共處、互助發展的民族關係突出反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優勢以及中國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巨大成就。這些都說明，河西走廊的民族關係實踐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理論指導意義，需要我們從歷史起源、發展及現實狀況等多個方面去挖掘研究，為國家提供更為深入、切實的智庫思維及對策建議。

首先，在古代中華文明形成時期，河西走廊為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文明及世界多元文明體系互動交融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生態環境及傳播通道。河西走廊的綠洲地帶孕育了古代河西走廊的農耕文明，而後者又與北方遊牧文明互動，形成密集的綠洲驛站及商業貿易網點。中原民族在此地與北方及西域部落民族互通有無，成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中華文明各文化系統間的親緣關係。同時，河西走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態條件又使早期中華文明不斷向外部輻射，在文明互動過程中，成為世界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

早期的蠶絲加工技術及絲綢產品通過河西走廊運往西域，促成了古代絲綢之路；四大發明、漢字漢文也通過此地向西方傳播；古代西方文明諸要素，如科學技術、音樂藝術、語言文字、宗教文化及飲食服飾文化等，也都通過河西走廊與當地各民族文化發生交流交融，逐漸成為早期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從文明生態史觀出發，我們可以認為，早期中華文明是在中原文明的基礎上，綜合吸收了西域及北方各民族文化優秀元素而形成的，多元共生是其基本特質；而奠定中華文明多元共生及整合凝聚進程的歷史條件，則是中原農耕文明、北方遊牧文明及西域文明在河西走廊的互動交融發展。從文明生態史學的視角來看，可以說，河西走廊以及往來於此的各民族在中華文明形成初期發揮了文化橋樑的重大歷史作用，從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礎，大力發展河西走廊文明生態研究的史學意義體現於此。

其次，在中華民族逐步凝聚成一個自在實體的漫長曆史進程中，河西走廊又是一條民族走廊，發揮了中原民族與北方及西域各民族相互接觸、互動拉鋸、交往交流交融的的重要作用。

河西走廊自然條件複雜，地貌景觀多樣，域內高山、河谷、綠洲、荒漠、草原等自然生境並存，不同人群在不同歷史時期出入河西，形成了交錯共存又各具特色的生產生活方式。隨著歷史上的人口往來遷徙，不同人群之間發生著持續的分化與融合，逐漸演化為今天河西的漢、蒙古、藏、土、裕固、哈薩克、回、滿等十多個民族。漢、回等民族主要在綠洲城鎮從事農業、貿易商業，而藏、裕固、哈薩克、蒙古等民族則多在山區及荒漠平原從事牧業。

如果說，費孝通先生提出的“西北民族走廊”概念是一條溝通中原與西北地區各民族的大通道，那麼河西走廊可以說是這條大通道上的咽喉要道。自古以來，中原民族及其承載的農耕文明就通過河西走廊向西部的綠洲及荒漠山區延伸發展。在這裡，遷徙而來的中原農民開始與各遊牧部落群體互動交流，形成既相互依賴又相互競爭的交往關係。商貿和文化往來使他們互通有無、相互瞭解，政治經濟利益的競爭又造成不同群體間的衝突和拉鋸，但從長久的自然歷史進程看，這些過程不斷壯大和凝聚著中華民族。

就疆域治理的角度而言，西漢王朝設立“河西四郡”是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張騫出使西域後，中原王朝對西域乃至西方世界有了深刻的認識，中央王朝更進一步推進疆域的開拓及對各民族群體的政治整合。漢末魏晉時期，中原王朝的影響力減弱，河西走廊進入歷史學所謂“胡漢共治”時期；北方遊牧部落及其他西域民族群體主導的地方政權在此地交錯出現，少數民族群體的軍事政治智慧被應用於當地的社會事務管理中。河西走廊的政治文化趨於多樣化發展，豐富了中華民族的邊疆治理經驗，增強了軍事作戰能力。元代以降，河西走廊不再是地方政權進行軍事政治爭奪的邊陲地帶，其作為一個經濟文化交流大通道連接中原與走廊西部和南北向各民族的功能再次凸顯出來。

再次，河西走廊就像一個“綠洲橋”，深刻理解與把握河西走廊的歷史意義，是理解統一多民族國家中國之形成進程的一把鑰匙。社會學家、民族學家谷苞先生曾提出，“長城-天山”一線所劃分開的農耕區和遊牧區這“兩大區域”，是中華民族的基本生存地理空間。在古代史上，農耕區和遊耕區之間的關係是中國最重大的民族關係。這兩大異質性極強的區域之間並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形成彼此依賴、相互離不開的關係，在碰撞互動中構成了一個新的大統一，構成了統一多民族中國形成的重要基礎。綠洲則在這兩者之間扮演著調和者的角色，河西走廊在這方面非常典型。歷史上，它在遊牧區和農耕區之間發揮的中介性、關聯性、緩衝性作用，使得河西走廊呈現出明顯的“過渡地帶”的特色。

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統一性”，乃是作為政治經濟與文化實體之中國的“統一性”長期存在和穩定延續的基礎；中國內部各區域間在社會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巨大差異，衍化出了中國歷史演進的不同區域性道路，這反過來又以特殊的方式豐富著乃至構成著中國的“統一性”。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華民族有著“多元一體”這樣的特徵與定位。魯西奇教授曾提出，中國的歷史演進有著不同的區域性道路，包括中原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沙漠-綠洲道路、南方道路等路徑。河西走廊是沙漠-綠洲道路的典型代表，同時也是多個亞區域的過渡地帶，對其歷史的理解與把握，正可以幫助我們深刻理解中國的多元一體性。

多樣的自然生態環境、多樣政治整合的歷史發展經驗、多民族交錯散居、多語言和多宗教信仰共存，這些史實使河西走廊成為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徵最為明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推進作用巨大的典範地區。

三、跨區域的視野：大時空格局下的河西走廊

在傳統的對於“中國”的認知中，人們常常不自覺地把“中國”視為一個均質化的存在，這就很容易陷入西方認識論對於中國問題的遮蔽。19世紀以來，原本自視為天下中心的中國人，被迫開始在東西方關係當中重新釐定自我認知。在此過程中，西方作為中國的鏡像，也基本界定了人們對於現代國家、對於現代化的理解。這種認知通常把國家單向度地理解為均質化的存在，忽視了在法權意義上的均質化之外，各個國家往往還有著歷史與文化意義上內在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在這樣一種視野中，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會陷入一種單薄的片面性當中，在對中國和中華文明的理解上尤其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事實上，中華文明在相當程度上是跨文明的存在，中國文化內部儒、釋、道乃至伊斯蘭文化並存交融，農耕與遊牧文化並存交融，都在不斷地提醒我們這一點。

19世紀末敦煌石窟的再發現，讓我們看到，“跨文明的文明”或者“複合式文明”自古以來便是中華文明的常態。敦煌石窟中大量胡漢交融的壁畫證明了少數民族政權一直延續和豐富著中國文化，始終積極參與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谷苞先生指出，“在歷史上，我國的少數民族曾經建立過兩個統一全國的王朝和許多地區性政權。不論哪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掌權，中國文化都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保持了中國歷史延續性。這一點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是別無先例的，值得我們引以自豪。”在河西走廊上，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區域互動的歷史，既有自東而西的中原文明的影響，也有自西而東的諸西域文明的影響。這也讓我們在理解河西曆史的時候，有必要進入一種區域關係史的視野，這將更有助於展示其內在豐富性與外在關聯性。這樣一種視野，不僅可以更好地理解河西走廊，更有助於去除西方認識論的遮蔽，更好地理解中國。

歷史上的西北少數民族在時空分佈上，與絲綢之路有著高度的重合性，擔當了商品轉運和文化傳播的角色。絲綢之路東起長安，西到地中海沿岸，但是，就其貨物運行的起點和商人的活動距離來說，很少有將貨物從長安一直運往地中海沿岸的，而主要是接力式、郵傳式的運轉。在這種接力過程中，從河西走廊開始的節點性綠洲城市非常重要，它們作為中轉集散地，推動整個絲綢之路的運轉，就像是“綠洲橋”的橋墩。

絲路上的接力點或中轉集散地，在歷史上並非固定不變，它們是在地理、交通、經濟、軍事以及政治等各種因素的運行與變化過程當中形成的。相應地，在不同歷史時期，由於前述因素的變化，這些中轉集散地也會發生變化。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這一歷史經驗十分值得借鑑：不僅對於重要節點和中心城市要給予特別的關注和重視，而且要把這些節點城市放在同一個經濟功能區來考慮。從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中亞七河地區、中亞河中地區，絲綢之路的不同區域形成波浪式、接力式的區域體系，構成功能各異但又彼此功能互補的“文化-經濟”區。這些區域的形成既受到地理等條件的約束，又都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對其中機理的研究，將非常有助於今天“一帶一路”建設藍圖的設計。

有學者提出，“一帶一路”是藉助“路”“帶”“廊”“橋”等形式重新發現並塑造區域之間的聯繫，促進區域之間的長鏈條合作與深度交流，這將引起區域關係的巨大變化。在國內，受“一帶一路”建設效應影響最大的應該是邊疆地區。在“一帶一路”的佈局之下，邊疆不僅是對外開放的前沿，還是溝通內外的重要節點和中心區。在這一意義上，“一帶一路”不僅改變了邊疆的空間定位，還將重塑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形態，促進邊疆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四、河西走廊當代發展的路徑

（一）發掘走廊地帶社會文化資源，助力邊疆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時至今日，在新時期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進程中，河西走廊多民族社會文化和諧共存的重大現實意義和價值，可以從戰略佈局和實際推進兩方面加以把握和轉化。

為了確保邊疆地區的和諧穩定，保障“一帶一路”的穩步發展態勢，我國越來越重視河西走廊對內地與新疆的戰略連接作用，以其作為邊疆治理的橋頭堡。在國內，應參考河西走廊多民族社會文化共存的成功範例，進一步總結經驗，為完善邊疆治理的方針政策、合法合理地開展西部邊疆地區的社會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參考，增強邊疆地區各民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國際上，則可以通過對河西走廊各民族和諧共生事例的展示和宣傳，消除各種誤解，使國際社會更加深刻地理解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於推動世界和平進程、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在邊疆地區，國民教育和社會治理是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兩個重要環節，而這些工作的展開急需合格的人才充實各行各業，尤其是基礎教育領域。在這方面，河西走廊走在了挖掘利用地方文化資源、為國家邊疆建設服務的前列。河西學院是從蘭州到烏魯木齊近2000公里路程中的唯一一所綜合性普通本科院校。近年來，河西學院已經向新疆地區輸送了5千多名本專科畢業生，為充實邊疆的基礎教育作出巨大貢獻，極大地延續和增強了新疆和內地血脈相連的紐帶。河西學院大力開展民族學等相關學科的教學工作，有效地將走廊地帶的自然生態及社會人文資源用於各學科的教學實踐，不僅強化了當地年輕學子對邊疆的理解和親近感，還讓來自全國各地、不瞭解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的年輕學子學習少數民族語言，體驗和熟悉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各民族交融的生活工作狀態，消除了他們與少數民族群眾交往的社會文化障礙和心理障礙。這種實踐教學，激發了年輕學子去邊疆工作的願望，增強了他們的工作能力和信心。可以說，河西學院理論結合實踐的教學方法是成功培育邊疆基礎教育人才的技術支撐，而河西走廊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以及人們多民族、跨文化的生活體驗則是人才培養的資源保障。

這一實踐強有力地證明了河西走廊是在內地與邊疆之間形成的社會文化的“過渡地帶”，應充分重視和發掘這一寶貴的社會文化資源對於邊疆治理、邊疆建設的重要性。河西走廊在民族交往、社會治理、民族政策與民族團結進步教育等方面的經驗與實踐，都對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大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相關學界要大力加快加強河西學派建設及河西走廊研究，深入進行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跨學科研究，形成有效的智庫對策，推動成果轉化。

（二）探索河西走廊的生態文明建設路徑。

對於生態環境極為脆弱的河西地區而言，生態文明建設有著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意義。發展河西走廊，要堅決扛起建設和維護西部生態安全屏障的重大責任，強化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是關係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後4次就祁連山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作出重要批示。從國家層面上看，河西走廊是我國西北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建設區、“三北”防護林重點建設區、黃河上游及內陸河流域重要水源地涵養區、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承擔著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戰略保障功能。

河西地區的生態環境建設應堅決貫徹開發利用和資源保護並舉的原則，確立“護兩頭，保中間”的戰略思想。積極保護、恢復南部祁連山脈水源涵養林草植被和北部綠洲邊緣荒漠固沙植被。運用法律手段，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嚴禁破壞現有植被。擴大封禁區域，同時封育結合，積極營造防護林草，建設綠洲外圍封沙育草、綠洲邊緣培育防護林帶、綠洲內部營造護田林網相結合的防護體系。

要確立乾旱內陸流域為“脆弱的生態系統”的指導思想，要認識到任何不適當的土地開發活動都可能造成影響全流域乃至波及整個西北地區的環境後果，對其自然資源的開發必須持審慎的科學態度，開發工程前必須進行嚴格的科學論證，要針對不同地段的生態特點和開發利用的類型確定其適度利用的範圍和指標。

目前，甘肅省出臺了《關於河西戈壁農業發展的意見》，提出到2022年將在河西沙漠戈壁新建30萬畝高標準設施農業，把河西地區打造成西北乃至中亞、西亞、南亞地區富有競爭力的“菜籃子”產品生產供應基地。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創舉，建議項目實施前進行全面的、科學的生態評估，確保戈壁以及整個河西地區的生態安全，切忌水土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在水利建設上，除注重生活、生產用水外，還應特別重視生態環境方面的需水、配水，不能以犧牲生態用水擴大生產。

（三）抓住“一帶一路”重大機遇，發揮河西走廊的比較優勢。

作為中國向西開放的重要門戶和天然廊道，當前河西走廊面臨的最大機遇是“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開發開放。河西應順勢而上，乘勢而為，充分發揮好作為“通道”“樞紐”“基地”的優勢，奮力走出一條內陸邊遠地區開放開發的新路子。

在這一背景下，河西應進一步充分發揮自身已有的產業優勢和潛力，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更深層次、更寬領域、更富成效的合作，努力將河西打造成為面向中亞、西亞、中東歐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能源礦產、基礎設施、裝備製造和現代農業等領域合作的重要基地，開闢河西企業大踏步“走出去”的新途徑、新模式。

河西地區應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新型產業。例如，利用豐富的日照、風力資源，以打造“陸上三峽”為核心，近年來河西的光電、風電產業及其設備製造業異軍突起。應進一步做好蓄能調峰及相應的配套工作，使河西成為我國新型能源產出及“西電東送”的重要基地。武威重離子腫瘤治療系統的發展水平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河西可依此大力發展相關產業，如重離子腫瘤治療專用加速器的高端裝備製造業。酒泉中核產業園主要處理受過輻射、使用過的核燃料，技術水平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可以此為龍頭，大力培育、帶動一批新型產業。未來若干年，新能源汽車將呈“爆棚式”發展，高性能動力電池需求量無疑會隨之爆增，金川公司根據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規劃，研發鋰離子電池材料，大有發展前景。甘肅稀土公司順應國內外市場需求，應加快發展以凹凸棒為代表的新材料產業。

河西還有一個重要的比較優勢是其豐富的旅遊資源。河西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約佔總人口的8%，大多分佈於祁連山北麓水源涵養地帶。這裡不適合發展採礦、排汙性廠礦等企業，應及時轉變思路，調整產業方向，大力發展民族特色經濟，發展第三產業。河西民族地區山川雄奇壯美，生態資源豐富，又地處絲綢之路古道，文化積澱深厚，民族風情濃郁，發展旅遊業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地處古絲綢之路“黃金地段”的河西，無疑也應發展成為今天絲綢之路沿線旅遊的“黃金地段”。2014年，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將陸上絲綢之路的東段“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其中河西有6處世界文化遺產點。2016年，一年一度的絲綢之路國際（敦煌）文化博覽會成功創辦，已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載體，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河西應當抓住這些機遇，提升河西的文化定位，挖掘出河西曆史文化資源中的開放性與國際性，從而深化敦煌文化、河西文化與旅遊業的深度融合與協同發展。

當前，對河西走廊的系列研究已經打開了更宏大的時空視野，從區域關係的角度理解河西帶給我們重要啟示。在當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中，需要一種整體、系統、統籌的視野，要將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帶一路”沿線的新興工業城市、交通樞紐城市、資源性城市與傳統綠洲城市整合形成一個配套的體系。如，將敦煌樹立為新的文化座標，以敦煌為樞軸來重新理解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不僅可以整體性地呈現“河西走廊”的特色，更會對我們理解“中華民族共同性”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重大的啟發。

2014年高鐵進入河西走廊，從蘭州經張掖、酒泉、嘉峪關，直抵天山腳下的烏魯木齊。蘭新高鐵全線貫通，高度的時空壓縮使得河西走廊作為新型“綠洲橋”的功能開始展現，高鐵時代讓絲綢之路的時空聯通效能倍增。西部高鐵路網的進一步完善將有力地結合起現代化的工業文明與“複合式的絲路文明”。新時代，將河西走廊打造成面向中國西部以及面向中亞地區的重要教育培訓基地、歐亞商品博覽基地、絲綢之路文化藝術交流基地、絲綢之路旅遊集散基地等，正當其時。河西走廊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承東啟西的“黃金地段”，正面臨著新的歷史起點！

【本文為集體成果，作者按姓氏筆畫排序：王建新系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甘肅省人民政府參事，從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李併成系西北師範大學教授，甘肅省人民政府參事，從事敦煌學、歷史地理學研究；高榮系河西學院河西史地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從事秦漢魏晉史、簡牘學和河西地方史研究；黃達遠系陝西師範大學中亞研究中心教授、河西學院特聘教授、國家民委智庫專家，從事歷史學、民族學研究。】

（來源：中國西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