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6世紀，死亡似乎發動了來勢洶洶的進攻
16世紀，死亡似乎發動了來勢洶洶的進攻。
蒙田曾借用塞內加的話，以說明“死亡無處不在”；霍爾拜因畫中歡快的死神折斷帆船的桅杆，把酒鬼灌進墳墓。死神快活的原因顯而易見：戰爭使鄉村飽受蹂躪，多少人死於疾病和傷患，瘟疫、梅毒和斑疹傷寒收穫了大量生命。
這一切都讓死亡顯得異常的可怕，同時又平常的可怕。
更為嚴重的是，一種新出現的精神上的不確定感，似乎正在侵蝕傳統上由教會提供的精神慰藉。史學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筆下的中世紀，是一個“馴服了死亡”的世代，死亡在其核心觀念中，只是從現在一直綿延至永遠的精神敘事的一個環節。
但宗教改革之後，這一敘事似乎被打斷了，我們的救贖不再確定，死神巍然高踞，又恢復了他全部可怕的榮光。細看霍爾拜因的木版畫，看著小男孩的手被炊煙遮蓋、吞沒，看到他被死亡從此生拉向未知，我們也能體味到這種折磨人的不確定感。
故此，在他的第一卷隨筆中，蒙田把死亡視為我們所面對的最緊要的道德、宗教和哲學問題：“人世間一切智慧和思索的目的，最終都可歸結為一點：教給我們如何才能不畏懼死亡。”
他反反覆覆、欲罷不能地談論死亡，這一話題甚至是他寫作的動因：為了讓“親戚和朋友”能夠記得他。哲學基本、核心的任務唯有一個，如他最早期寫成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所示：“探究哲理是為了學會面對死亡”。
2
死亡有多少種方式？
蒙田問。
誰能想到，布列塔尼的一位公爵，在引導教皇的坐騎穿過人群時，竟會被擠死？還有，法王亨利二世在一場遊戲性質的比武中，被一截劈開的矛杆刺進眼睛身亡；路易六世的兒子被一頭髮狂的豬頂死；埃斯庫羅斯的最終謝幕，是因為兀鷹把一隻烏龜丟到了他那像石頭一樣的突腦殼上；有人被葡萄噎死，還有人不小心用梳子把自己刮傷，竟而殞命；而古羅馬的奧菲迪烏斯（Aufidius）的死因，則是誤撞在了門扇上。而蒙田的弟弟阿爾諾也死於一枚飛來的網球。
在死亡這個終極的敵人面前，什麼頭盔都保不了你，“死亡終究會把你的腦袋揪出來。”
所以，蒙田在三十九歲開始寫作隨筆時，已經覺得是天假歲月，有幸多活了。
“死於老年是非常稍有的，稀罕又特別，因而是極為反常的。”
彷彿是為這種消沉的人生態度最終做結，蒙田還認識到一個事實：太多時候，生育只是給這世界帶來了更多的死亡。16世紀，新生兒的死亡率大約在一半左右，通常是由於一些普通的傳染病。
蒙田婚後四年多，才出生的第一個女兒夭折了；接下來的十三年中，又相繼有四個孩子死亡。《約伯傳》14章1-2節寫道：“婦女所生的人，壽命不長，卻飽嘗煩惱。他像花生出，瞬息凋謝；飛馳如影，從不停留。”
3
為死亡做好準備
和當時任何一個思路正常的人一樣， 蒙田應對這種陰鬱的悲觀主義的辦法，是發起反擊，直面死神的挑戰：“讓我們學會絕不退縮，勇於戰鬥”。被他稱為古人“首要和最具權威的哲學”的斯多葛哲學，為蒙田提供了安慰。
在最早寫成的一些文章中，蒙田表現出類似斯多葛式的氣概，不懼直面死亡：“人類終有一死，死亡是我們必然的目的地，如果畏懼死亡，每前進一部，都會讓我們惶惶不安”；“主動出擊，隨時隨地去找他（死亡）”。
人生的一切行動，都應指向這最終的謝幕：“在最後這一臺戲裡，不能有任何偽裝，我們必須坦率直白，亮出自己的底色”，我們要為死亡做好準備。
在青春年少的時候，甚至在“有女士陪伴或嬉戲玩耍”這類最不可能的時刻，蒙田也會突然想到死亡。我們沒法預先進行任何演練的死亡，是人生的首要大事。
“在第三或第二次內戰期間，有一天我外出到離家約一英里的地方……我的一個身高力壯的僕人，騎了匹很壯的馱馬，那馬不聽使喚，性子暴烈，僕人又愛逞能，一人一馬突然全速朝我衝來，撞個正著。我跌出十步開外，腰帶斷了幾截，臉上皮開肉綻，無知無覺，就像一根木頭。”
這次瀕死體驗沒讓他感到不安， 一動不動地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時，能夠給他幫助，讓他有所憑依的，依然是斯多葛主義的人生觀。死亡近在眼前的時候，年近四十，自認為已經是僥倖多活的蒙田，如盧克萊修一般，做出結論，Nec nova vivendo procuditur ulla voluptas——苦苦求活毫無益處，並選擇了放棄：
“我看到自己成了血人……我覺得我的生命只剩一口氣了，就閉上了眼睛，感覺好像這樣就能讓這口氣早點吐出來，我心中安寧，懶洋洋地靜待生命離去。”
以上內容摘自《觸摸生活:蒙田寫作隨筆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