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出版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在英國工業革命以前，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
該書作者亞當 ·斯密因此獲得了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創立者”的稱號。從大約1970年起，亞當·斯密就成了專業人員特別是教授們的導師。
它是西方經濟學的“聖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10本書之一，影響人類文化的100本書之一，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經典譯作，對人類發展進程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書籍，1986年法國《讀書》雜誌推薦的理想藏書。
18世紀結束以前，《國富論》就已出了九個英文版本。人們以“一鳴驚人”來形容《國富論》的出版，並一致公認亞當·斯密是一門新學科——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亞當·斯密因此而聲名顯赫，被譽為“知識淵博的蘇格蘭才子”。據說當時英國政府的許多要人都以當“斯密的弟子”為榮。
國會進行辯論或討論法律草案時，議員們常常徵引《國富論》的文句，而且一經引證，反對者大多不再反駁。《國富論》發表之後，被譯為多國文字，傳到國外，一些國家制定政策時都將《國富論》的基本觀點作為依據。這本書不僅流傳於學術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為不少國家社交場合的熱門話題。
馬克思說，在亞當·斯密那裡，政治經濟學已發展為某種整體，它所包括的範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形成。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促成我們現代生活方式的許多因素之中，《國富論》這本書所發生的影響，可媲美任何一本現代的典籍。
西洋公學譯書院新譯亞當·斯密《國富論》。歐洲200年前理財政策多與中國相似，自此書出，英國首先採用，遂立今日富強之基。今日中國患貧久矣，和議既立，必以整理財政為先，譯成是書以備參考。
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熊秉元說，亞當·斯密的地位像是神一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勒曾經寫過一篇亦莊亦諧的文章，列舉參加學術研討會時，經常聽到的語錄，其中有兩則是：“這個亞當·斯密早就說過！”和“亞當·斯密才沒說過這個！”由此可見，當時的人們已經把亞當·斯密當成是判別是非的指標。
《國富論》在譯序中說：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１７７６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
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裡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
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
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
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
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說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幹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讚揚貪慾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為和策略。他也不認為商業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讚美的。
斯密在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寫作，他似乎沒有真正覺察到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其前兆在離愛丁堡九英里的鍊鐵廠中已可見到。他對大規模的工業企業沒有提到。如果增長是《國富論》的主題，那也不是永無休止的增長。書中各處都流露著利潤率的長期下降；斯密也提到，當這個制度最終積累了充分的財富時，經濟下降就會開始，最終形成貧乏的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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