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思想史上的“存在巨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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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樑捷新著：《西方經濟學思想通識》

他們變得不再貧窮和富有：兩者都很辛苦。誰還想要統治呢？誰還想要服從呢？兩者都太辛苦了。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什麼是經濟思想史？不妨先來考究一下思想史這個概念。

思想就是思想，為什麼思想也可以有歷史？美國著名哲學家洛夫喬伊在1930年代初在哈佛做過一系列講座，後來結集成為一本大書——《存在巨鏈：對觀念的歷史研究》，非常值得一讀。這也是美國哲學系學生廣泛閱讀的一本著作。洛夫喬伊第一次提出“存在巨鏈”的比喻，耐人尋味。在他眼裡，柏拉圖也好，笛卡兒也好，康德也好，就如同一個個鐵環，但是他們之間存在著一些潛在聯繫，需要前後左右放在一起參詳。等慢慢熟悉了這些人的思想，找到了環環相扣之處，那麼，居高臨下地看，從柏拉圖一直看到海德格爾，前後相隔兩千多年的古人，竟然串成一條“巨鏈”，笛卡兒、康德等都只是這條巨鏈上的一個環。

這條存在巨鏈並非不言自明。後來者需要一段一段拿出來認識解釋，相互比較，反覆揣摩，才能認識到這條巨鏈的存在，這也是每個思想史研究者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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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已經開始流行這種研究方法。中國較早一批留學生如胡適、馮友蘭等在西方接觸到這種方法，大受震動，於是轉回頭開始撰寫中國人自己的思想史。

在這種思維模式下，老子、孔子與朱熹、王陽明等人第一次同時成了思想史人物，胡適堪稱始作俑者。中國社會科學受西洋方法衝擊要晚十多年，但也有所成就，出現了一系列思想史著作。如蕭公權撰寫了《中國政治思想史》，唐慶增撰寫了《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卷，胡寄窗則最終撰寫了三卷本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奠定了經濟思想史這門學問在中國的地位。所有這些中國各個學科的思想史，實質上都是對西方思想史的一種模仿。

內容固然可以模仿，方法仍需要反思。今日研討西方經濟思想，必須回到西方語境，回到思想源頭，重新認識西方經濟學的源流與演變。已有很多教科書反覆宣傳，斯密、李嘉圖、密爾、馬歇爾、凱恩斯等是西方經濟學的主線，是存在巨鏈上的一個個環，這套系統與今天的經濟學一脈相承。對於思想史研習者而言，這種簡單化的描述卻最不可靠。

以奧地利學派名家羅斯巴德的教科書《古典經濟學》為例。羅斯巴德持自由主義立場，所以看輕一切有強烈社會關懷的思想家，唯獨對強調市場的思想家如杜爾哥特別關注。這種視角在奧地利經濟學的系譜裡頗有道理，但與新古典經濟學格格不入。若要學習奧地利學派的學問，就需要重新學一遍經濟思想史。

再舉一例，即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斯密1723年出生於蘇格蘭的一個小鎮。1723年的蘇格蘭絕非今天的英國，與南方的英格蘭有著天壤之別。蘇格蘭與英格蘭戰爭，分裂數百年，至1707年才達成合並協議，終成一國。從此，蘇格蘭人口快速增長，經濟迅速發展，哲學家休謨與經濟學家斯密都是在這個快速增長階段接受教育、成長起來的蘇格蘭思想家，和他們相距數十年的前輩如洛克、霍布斯等相比，有非常大的差別。若進一步研究，會發現斯密在撰寫《國富論》之前曾經遊歷法國數年，與伏爾泰、魁奈等法國名流交往，學習他們的思想。法國當時正值路易十五時期，由盛轉衰，大革命尚未爆發，卻隱藏了騷動不安的伏筆。解讀伏爾泰、魁奈或斯密的思想時，這種騷動不安的社會環境，作為背景也必須時刻存於研究者的頭腦中。

再來看個人經歷對於思想的影響。不妨接著斯密來解讀一下李嘉圖。李嘉圖是個證券掮客，稱作銀行家亦可，但絕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

在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大多數時段，既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教授，更不用說匿名評審的學術期刊、終身教職這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的現代稱謂。大多數人都只是“業餘經濟學家”。

李嘉圖20多歲就賺到了足夠多的錢，業餘時間傾心於數學和物理學。直到27歲他才偶然讀到斯密的《國富論》，頓時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尤其對用經濟學闡釋現實經濟問題最有興趣，而這並非斯密的興趣所在。歲數相仿的職業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與李嘉圖結識之後，兩人開始通信。馬爾薩斯把自己的研究手稿寄給李嘉圖，同時也鼓勵他整理出版自己的著作。李嘉圖雖然對很多現實問題都有研究，但對整理出版非常猶豫。在馬爾薩斯的一再鼓勵下，李嘉圖終於在45歲時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舉成名。李嘉圖本人與這本書，後來都成為經濟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環。但李嘉圖自始至終都不是什麼經濟學家，也沒有給學生上過課，這本書就是一個銀行家的業餘之作而已。

所以，只有把這些思想家代入那個時代，還原他們的基本生活，才可能對他們的思想環境有一個基本認識。古典經濟學家大多數時候都在針對當時的社會、經濟問題發言，也只有理解了他們所面對的社會經濟，才能理解他們所要表達的真實想法。

這還只是第一步的工作，甚至是深入閱讀之前的準備工作。研究一個思想家，如同認識一個人。在認識這個人之前，先要對他的基本情況有所瞭解，之後就是對他留下的各種著述、材料進行無盡的分析。

有一點須牢記，那就是我們所面對的材料永遠匱乏不足。斯密生前留下《道德情操論》與《國富論》兩冊書，這兩冊書本身經歷過許多次的修訂，大有變化。斯密生前還寫過修辭學、法學、天文學等許多本書，只是自己都不滿意，在去世之前付之一炬。我們一般探討的斯密，主要都圍繞那兩冊書，只是觸摸到一個我們願意如此認識的斯密，遠非真實的斯密。如何準確理解和認識斯密，這正是經濟思想研習者需要投入努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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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誤區後，下一步就可探討經濟思想史學習和研究的主要特點。我認為有四個特點值得一提。

第一點，西方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範疇並未固定。前面已經討論過，經濟思想的研究，從研究的時間、空間、對象等很多方面看，都大有值得商榷的餘地。古代的經濟思想，過去已有充分討論，但仍有諸多盲點，比如關於古希臘的思想研究。過去有很多學者認為，經濟學的概念，從詞源看，最早的來源是柏拉圖同一時代作家色諾芬所著的《家政學》。今天的古典學已有很大進展，大家對色諾芬的認識也深刻許多，很容易發現《家政學》與今天的經濟學關係不大。與其在色諾芬的書裡打轉，不如更深入地研究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

在接觸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時候，我們存在大量認識上的誤區，這兩人都沒有直接以經濟學命名的著作。但讀一下亞里士多德最著名的《尼各馬可倫理學》，可以發現大量今日經濟學正在探討的命題，如善、節制、公平等。這本書很值得經濟思想研習者研讀，而過去很多學者認為這不屬於經濟學研究範疇而輕輕放過了。

又比如中世紀的經濟思想史研究。過去學界把這一階段命名為“黑暗的中世紀”而將其完全忽略。但近年來湧現出大量中世紀研究成果，不管是中世紀早期還是晚期，都產生了豐富成果。經濟思想研習者應當重視經院哲學中極為豐富的經濟思想，阿奎那亦是在那個時期復興了亞里士多德主義，對後來的經濟思想亦有啟發意義。我們在研究斯密及更早學者的經濟思想時，神學背景總是他們的思想底色，這與經院哲學更是分不開了。

第二點，西方經濟思想研究與其他歷史學科應該有密切的聯繫。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的關係最為密切。近年來，西方的經濟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不斷更新我們對各個時期經濟問題的認識。經濟思想的研究應該在這些更新的經濟背景下重新審視原有結論。歐洲經濟史的進展最為充分。教科書上說，斯密對於自由貿易的態度較為含混；而稍晚一點的李嘉圖堅決反對《穀物法》，支持對糧食的進口；而馬爾薩斯則支持《穀物法》，主張設定糧食進口的壁壘。英國在斯密時期，無疑還是一個農業國，一個糧食生產大國。但隨著工業進步，農民進城，英國糧食生產逐漸減少，需要進口糧食。席捲歐洲的拿破崙戰爭更是嚴重影響了歐洲糧食的供給與需求。這就是發生在李嘉圖時期的經濟社會現實。英國從何時起，從糧食過剩轉為糧食不足，需要進口的糧食規模又有多少？這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史問題，也是重要的經濟思想史問題。隨著現在英國經濟史研究的進展，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這些問題，從而更準確地理解李嘉圖與馬爾薩斯的分歧所在。

再舉一例。經濟學家在談論美國19世紀經濟思想的時候，都非常猶豫。美國內戰之前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美國輝格黨創立者亨利·克萊與內戰之後最重要的經濟學家、馬克思稱為“北美唯一有創見的經濟學家”亨利·凱里的思想都很有特點，而且極不同於李嘉圖、密爾這一系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可稱為“美國學派”。兩人的共同特點都是主張關稅壁壘，保護幼稚產業，對美國南方種植園經濟充滿同情。1970年代以後，福格爾等經濟史家對於美國南方種植園經濟高效率的論點開始引起經濟學界的關注。時至今日，美國經濟史家用各種方法衡量內戰之前南北雙方的經濟效率，觀點分為兩派，互不服氣。但這些研究，為我們研究當時同情南方、主張關稅壁壘的主流經濟思想，提供了很多重要線索。

第三點，西方經濟思想的研究，應該隨著經濟學本身的發展而變化。做經濟思想研究的學者，亦不能離開對經濟學本身的研究，不論羅賓斯還是熊彼特，都已為我們做出優秀榜樣。熊彼特認為，理論、歷史與統計，是經濟學家必須掌握的三種工具。而在近些年裡，經濟學在這幾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進展。

經濟學在歷史方面的進展，即經濟史的意義，前面已經提及。經濟學在理論方面亦有很大進展，不僅有大量新興模型被髮明出來，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對很多重要問題、傳統問題的新的研究方法。例如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裡提及一系列重要美德，如善、正義、節制等，這些問題在傳統經濟學裡難以得到解釋，以至於羅賓斯希望把經濟學與倫理學劃清界限，互不往來。時至今日，經濟學發明了一系列研究正義、節制等問題的方法，雖與古典研究方法不同，但問題意識並無差別。所以，研究古典經濟思想亦需要關注當前經濟學研究的進展。

經濟思想研究的另一分支，也是現在的熱門方向，即研究比較晚近的經濟思想。從弗裡德曼到盧卡斯，再到阿馬蒂亞·森，甚至更晚近的、仍然活躍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的作者，也已成為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例如，一部最新出版的宏觀經濟思想研究專著，研究“盧卡斯之後的宏觀經濟思想”，那麼就從盧卡斯一直寫到現在熱門的宏觀DSGE模型。這些自然都是非常好的研究工作，但必須指出，這種研究比較危險。如同當代史是歷史研究中最困難的部分一樣，歷史學家一般都主張與研究對象拉開一段距離，“隔代修史”就是這個目的。舉一個讓我記憶猶新的例子。2000年，即千禧年前後，人們都覺得是個重要的時代標誌。

當時《美國經濟評論》等雜誌也以此為由頭，約了一批稿件，請各個領域最出色的學者，暢想一下自己這個領域在新千年會朝著什麼方向發展，赫克曼等很多著名學者都應邀寫稿。過了幾年，我回過頭去看當時那批文章，發現預測幾乎全都錯了。他們當時預言的發展方向，沒過幾年就被人拋棄，反而是一些當時並不引人矚目的領域如實驗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等迅速成長起來，成為最受歡迎的研究方向。我並不是各個領域的專家，並不能很有效地判斷這些領域是否真正遭遇難以克服的困難。但有一點我很確定，即使是各個領域的牛人，對這些領域的發展判斷也未必準確，學術研究的範式和風潮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當代思想史的研究充滿了困難。

但這個領域的研究仍然富有價值。很多人都已經注意到，在今天這個時代，弗裡德曼、貝克爾等曾經時髦的學者，幾乎不會在論文中被引用。最新發表的論文一般都引用近10—20年的論文，如果引用更早的文獻，也許會被批評不瞭解當前的學術進展。如此一來，1950—1990年的經濟學研究似乎脫離當代經濟學的範疇，進入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範疇。30年前的經濟學已與今天的經濟學極不相同，對有歷史感的讀者而言，讀來別有一番滋味。

第四點，西方經濟思想的研究，應該隨著歷史材料、歷史方法的變化而變化。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大量新材料湧現出來，出乎我們的意料。也可以說，很多材料原本就在那裡，只是由於過去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匱乏，我們無法利用這些材料而已。

今天，有很多歷史上的手稿、檔案已經電子化，大家有機會直接研究檔案，這些工作可能對於做具體歷史研究的人很重要，但對經濟思想研究也不無啟發。此外，今天交通成本極大降低，使得我們有可能去歐洲、美國、日本等各個地方，去查看相應的材料。比如，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晚年把自己的藏書、筆記（包括手稿）全都賣掉，被日本一橋大學購入。所以，今天要深入研究門格爾的思想就一定要去日本。熊彼特也有很多藏書留在了日本，所以今天日本的熊彼特研究非常活躍，足以與歐洲相抗衡。同樣的道理，如果要研究“二戰”後的經濟思想，如薩繆爾森、弗裡德曼、加爾佈雷斯的經濟思想，那一定要去美國。歐洲人比較驕傲，所以現在真正研究當代美國經濟思想的學者還比較少，還有大量的工作有待開展。

同時，歷史研究中大量出現新方法。除了經濟史中普遍採用的量化方法之外，還有質性研究的方法、地理學的方法、心理學的方法、語言文字分析等，材料越豐富，可以研究的空間就越大。需要我們研究者在閱讀經典的同時，掌握各種新工具，把它們引入傳統的經濟思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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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簡單介紹兩本精彩的經濟思想史著作。經濟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極多，但多為四平八穩的教科書，富於創見的反倒罕見。熊彼特的三卷本《經濟分析史》是其中的巔峰之作，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熊彼特是近代最傑出的經濟學家，某種意義上說，他與凱恩斯可以並列成為古典或新古典時代最後的經濟學家。而熊彼特的學生、也是凱恩斯忠實信徒的薩繆爾森，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熊彼特是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無所不知，這種通人在今天已看不到，而在經濟學中更早已看不到了。熊彼特在哈佛大學任教時，晚年一直在撰寫他的《經濟分析史》，前兩卷基本寫完，第三卷只寫到一半就去世了，最終是由他夫人為他整理出版的。

這本《經濟分析史》包含了非常多的內容，涉及哲學、倫理學、心理學、宗教學等。很多學者受羅賓斯的影響，認為經濟思想中應該把這些內容砍掉。許多經濟思想史教科書都有這個傾向，我認為這個傾向是錯誤的，熊彼特的思考路徑才是正確的。尤其對於青年人而言，一定要先廣泛閱讀，認識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係，而非追求什麼“純粹的經濟學”。

另一本是海爾布魯納的《幾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的生平、時代和思想》，英文原名叫《世俗哲人》，也曾被很多學校選作教材，1994年商務印書館曾出版這本書。

海爾布魯納是美國紐約新學院大學的教授，2005年去世。這本書寫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他還只是個研究生，就展示出強大的分析能力。這本書從斯密寫到熊彼特，寫得深入淺出，非常貼近古代思想家的真實生活，真正漂亮地研究思想史的進路。這本書在美國極為暢銷，修改了好幾版，最後的第七版於1999年出版。這本書不像其他教科書那樣面面俱到，但對於初學者學習斯密至熊彼特這一段最核心、最精彩的經濟思想則大有助益。

深入理解經濟思想史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和學習當代的經濟學。縱觀這幾十年頂級學術期刊上的經濟學論文，經濟學研究範式經歷了先收窄、再放寬的過程，目前正處於一個後現代即“什麼都可以”的階段。例如有的經濟學家在做衛星遙感，有的在用語義識別，有的在貧困國家做田野調查，差異太大，很難有共同語言。所以目前要對經濟學研究範式和研究領域進行劃分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按照馬歇爾與凱恩斯的傳統，也是薩繆爾森在《經濟學》（1948）中的傳統，我們會將經濟學劃分為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兩大類，這一分類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前些年，影響最大的經濟學期刊《美國經濟研究》又推出了四個子刊物，分別進行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應用經濟學和政策研究，認為劃出這樣四個子刊物能比較好地容納現在的學術研究。我們都知道，應用經濟學和政策研究與前面兩者並不屬於一個理論層面，所以這是一種權宜做法，相對平均地分配眾多經濟學家的研究論文而已。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學界喜歡以研究領域來劃分經濟學，例如產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醫療衛生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環境資源經濟學、政府經濟學等，很多著名的研究手冊都採用這種分類。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學界也採用研究方法來為經濟學命名，如公共選擇理論、信息經濟學、演化經濟學、機制設計理論、拍賣理論等。這兩種命名法同時存在，而且後者正有逐漸取代前者的趨勢。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經濟學家主要與採用類似研究方法的同行進行交流，而不是以研究對象劃分，一種研究方法可以迅速運用到諸多看似完全無關的領域。與此同時，那些仍然採用傳統分類方法的學者，發現一種名稱在不同地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例如某些發展經濟學家之間的差異，可能遠大於發展經濟學家與經濟史家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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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要回顧一下當代經濟學自凱恩斯之後直至今天的演變過程。

首先要提及的是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興起，這場運動對於經濟學非常重要。1931年，22歲的匈牙利數學家馮·諾依曼來到美國工作，此時他已經初步具有博弈論的想法。“二戰”爆發後，馮·諾依曼不得不把精力轉向應用數學，研究諸如導彈彈道、氣象預測、密碼破解、計算機運算等問題，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驚人的突破。1947年軍隊的嘉獎令讚揚他是物理學家、工程師、武器設計師和愛國主義者。

馮·諾依曼在研究這些問題的間歇，也開始琢磨戰爭中各方實際可能的策略選擇。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合作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出版，標誌著博弈論這種工具正式誕生。他發現，博弈雙方的任何一方，如果對每種可能的博弈策略，都考慮了可能遭到的極大損失，從而選擇“極大損失”中最小的一種策略，那就是最優策略。從統計角度來看，他能夠確保該方案是整體最佳的。這一發現被稱作“最小最大定理”，成為當代博弈論的基礎，也是博弈論發展史上第一個里程碑。

自博弈論誕生起，馮·諾依曼就意識到它能用於分析寡頭壟斷等市場機制，也能用於分析個人決策機制。當時已有一些經濟學家注意到他的工作，但並未意識到他的工作會對經濟學造成革命性影響。1950年，普林斯頓大學的納什提交了“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論文，提出重要的“納什均衡”概念。後來的經濟學和博弈論基本都是沿著納什均衡的思想發展下去，但馮·諾依曼卻對天才的納什表示反對。納什很快陷入精神分裂之中，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逐漸恢復，並在199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博弈論在1950年至1970年還不是經濟學中的主流方法，但是許多學者都投身其中，陸續發明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各種博弈論工具。例如夏普利等在1952年提出合作博弈的“夏普利值”；1950年代有幾位學者開始研究重複博弈；1960年，謝林把博弈論應用到軍事等諸多需要策略研究的領域；1965年，澤爾騰提出“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概念；1967年，海薩尼提出“貝葉斯納什均衡”概念；1973年，海薩尼又推進了混合策略的研究；1972年，演化穩定策略被提出，演化博弈論成為可能；1976年，以色列經濟學家奧曼提出“共同知識”的問題，引起學界關注。到了80年代，博弈論已經趨於成熟，開始被應用到諸多經濟學領域，博弈論的教材也開始大量湧現。

博弈論被廣泛運用於各個領域，法國經濟學家蒂若爾的工作就是其中典範。20世紀八九十年代，蒂若爾先後出版了兩本教科書，一本是《博弈論》，另一本是《產業組織理論》，馬上就成為歐美各個大學的指定教材，經久不衰。他的工作重構了產業經濟學，使得今天我們認識產業問題的角度與美國哈佛傳統的產業經濟學大相徑庭。大家都以為蒂若爾是一個微觀經濟學家，他卻在2002年出版了《金融危機、流動性與國際貨幣體制》，討論國際金融體系危機問題；2005年出版了《公司金融理論》的教科書，討論公司金融問題，一步跨入金融研究。深入解讀蒂若爾《公司金融理論》就會發現，他的興趣並不在於一些金融現象如資本結構，而在於他一直研究的委託-代理模型、不完全契約等理論。他意識到公司金融領域的一些核心議題與產業組織、契約理論的核心議題具有同構性，於是再一次用非合作博弈工具重寫了公司金融的學科框架。蒂若爾的工作很好地詮釋了現在主流經濟學家的工作方式。

博弈論本身仍在深入發展過程中，博弈論的應用範圍也在不斷拓展。此處，我們不再進一步介紹博弈論的各個應用領域，而是轉向另一個現在極為熱門的領域——行為經濟學。博弈論專家在1950年代就深入研究了“囚徒困境”，並且用納什均衡來破解囚徒困境。我們都知道，囚徒困境的標準解是雙方都背叛。按照理性人假設，在非合作博弈中，博弈雙方不應該相互信任。

但是另一些經濟學家懷疑這種假設。1982年，德國經濟學家古斯等開展了一個經濟學實驗——“最後通牒博弈”實驗，從而揭開了行為經濟學的序幕。實驗的設計是這樣的，兩位被試者瓜分4馬克。其中一個人扮演提議者（Proposer），提出分錢方案，他可以提議把0和4之間任何一個數的錢歸另一人，其餘歸自己。另一人則扮演迴應者（Responder），他有兩種選擇：接受或拒絕。若是接受，實驗者就按他們所提方案把錢發給兩人；若是拒絕，錢就被實驗者收回，兩人一分錢都拿不到。按照標準的博弈論模型預測，提議者應該只分0.1馬克給迴應者，迴應者也應該接受。但事實上，相當多的提議者提議平分。同時，大量低於1馬克的分配方案被迴應者拒絕。這個結果與博弈論的預測存在系統性的偏差。

這項研究的意義在於：第一，採用新的研究方法即實驗方法來檢驗經典理論；第二，發現人的行為中存在與經典理論不符的特徵，即“非理性”特徵。從此以後，大量類似實驗被開發出來，不斷得到驗證。這種理論後來被稱為“社會偏好理論”，即承認人在理性決策之外還有信任、追求公平、追求合作等社會偏好。行為經濟學是在對博弈論進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兩者相互融合，才能比較好地預測和解釋人類行為。現在這個領域非常熱門，人的行為特徵還被應用到其他領域，如產業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乃至宏觀經濟學等。但也有人批評說，行為經濟學只破不立，批評理性選擇理論，本身卻沒有提出替代性的系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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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博弈論這種由內而外改變經濟學的工具之外，經濟學也一直在嘗試著突破邊界。自古希臘至近代，多數時候，經濟學都被認為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19世紀初，政治經濟學開始獨立於道德哲學，而到了傑文斯那裡，他希望進一步用經濟學來取代政治經濟學，把經濟學變成一個獨立的學科門類。後來德國曆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之間的方法論之爭，既是在討論方法，也是在討論經濟學的邊界。1932年，羅賓斯出版《論經濟科學的性質與意義》後，就把倫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內容都從經濟學中剝離出去，使得經濟學基本變成今天的樣子。

但仍然有許多學者的興趣在這邊界之外。因為我們縮小了經濟學的範疇，所以才把這些領域稱為交叉學科。後來芝加哥大學貝克爾的研究最有代表性，他毫無顧忌地將新古典方法運用到社會學各個領域，被稱作“經濟學帝國主義”。雖然貝克爾的研究經常能給人啟發，但從方法論角度看，這是一種無所顧忌的後現代方法，表演性質似乎高於理論性質，它對理論研究的實質推進是頗為可疑的。

而公共選擇理論可能是經濟學方法拓展得比較成功的領域，代表人物布坎南也獲得了諾貝爾獎。公共選擇理論與社會選擇理論這兩個概念，有時可以互相替代。不過前者一般更偏向“政治”，代表著作是布坎南和圖洛克的《同意的計算》（1965）；後者略偏向“倫理”，代表著作是阿羅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1951）。前者熱衷於探討政治學的基礎，關注集體選擇的政治後果，而後者更關注集體選擇的數學與倫理基礎。

公共選擇的基本思想是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公共選擇是指人們通過民主決策的政治過程來決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給和產量，是把私人的個人選擇轉化為集體選擇的一種過程（也可以說是一種機制），是利用非市場決策的方式對資源進行配置。所以說，公共選擇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過程。公共選擇理論涉及大量大家關心的現實政治問題，如公務員以權謀私、俱樂部理論、利益集團、憲法形成、民主投票等。

布坎南指出，政府亦是由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經濟理性人構成，他們的目標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而非抽象的集體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能出現政府失靈，進而導致嚴重後果。人們在從事政治活動時，不管涉及協議達成、協調衝突，還是制定規則，所有行為無不建立在自主自願基礎之上，類似市場中的自由交換。選擇永遠不可能事先決定，而總是作為選擇存在著，所以個人會要求最大化地選擇自由，即根據自己的願望選擇任意替代方案的自由。因為人與人的偏好不同，主觀評價是外在觀察者完全無法預測的，所以自由只能通過交換來體現。交換的前提則是產權清晰，承認產權的過程中，還必須引入討價還價機制，最終才可達到一致同意。這樣的“同意的計算”才能最優化全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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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看“法經濟學”。法學是最古老的科學，迄今已有數千年曆史。而一些法學家認為，近百年來，法學一直嘗試從其他學科借鑑工具，經濟學就是對法學影響最大的學科之一。法經濟學又叫法律的經濟分析，曾經是一個極為熱門的領域，它的興起與芝加哥大學的科斯有著密切聯繫。科斯在1960年的著名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中發現了“科斯定理”，直接挑明瞭經濟效率與法律之間的關係。科斯的這個發現非常重要。有了這個參照系，法學就可以運用個人主義、個人理性的方法，對法律安排的社會價值做出準確的評估。

很多制度經濟學家都參與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之中。這個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大法官波斯納。波斯納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主方法全面運用於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所以它採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係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其研究主要目的僅在於“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是這個領域最重要的教科書，已經出到第九版。近年來，哈佛大學的法學家桑斯坦也非常活躍，主張將行為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引入法經濟學的分析，拓展了波斯納所主張的新古典分析方法。

而在社會學領域，實證的社會學幾乎已經與勞動經濟學融為一體。近年來，隨著實證方法的提高和調查數據的爆炸，大量經濟學家都在諸如就業、工資、婚姻、子女、養老、醫療等社會問題的研究中做出重要貢獻，如諾貝爾獎得主赫克曼的很多工作都可以歸入這一範疇，這也是今天相當比例的經濟學家正在從事的工作。

同時，經濟學與社會學另一個重要的共同關注點是“社會資本”，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這個概念存在頗多爭議。1960年代，一批芝加哥大學學者提出“人力資本”概念，即將教育投入視作勞動者參與勞動時所持有的資本。這種做法並未被所有學者接受，如哈佛的里昂惕夫就根本不願承認有什麼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概念在應用中會遭遇很多困難，例如很難被客觀衡量，也很難明確它參與創造價值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一些英國傳統經濟學家認為，這種資本不能從價值理論中推演得出，所以我們根本不應該承認人力資本這個概念。

只有芝加哥經濟學家堅持使用人力資本概念，有一些核心問題並未真正被解決，但大家慢慢也接受了。而近年來，社會網絡研究逐漸成為經濟學的熱門方向，社會學中出現了“社會資本”的概念，這比起人力資本可能更加令人難以接受。諾貝爾獎得主阿羅與索洛曾圍繞這個概念展開過爭論。這個概念至今仍沒有釐清，但隨著數學工具的發展，結合了社會學、博弈論和空間計量經濟學的社會網絡分析確實逐漸成為經濟社會學中最熱門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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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談一談經濟學中實證主義的興起。連《美國經濟評論》都開闢了一個實證經濟學的子刊物，可見經濟學研究中使用實證方法已是大勢所趨，無可避免。這無疑是經濟學研究的巨大進步，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顛覆了延續數百年的以理論研究為中心的研究方法。這個巨大的轉變過程就是在最近十多年裡實現的，2000年以前開始接受經濟學教育的人恐怕都有很深的感觸。

發展經濟學自“二戰”以後才開始變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學分支。隨著世界政治趨於穩定，不同國家的經濟水平差異成為經濟學家的關心對象。最初階段，經濟學家一般就用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來代表“發展”。當時經濟學家的主要研究問題是：為何有些國家富有，有些國家貧窮？窮國應該如何分配自己的財富與勞動力，才能實現經濟起飛，儘快趕上發達國家？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經濟學著實熱鬧了一陣，湧現出一大批學者和各式理論模型。其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者有羅森斯坦-羅丹、納克斯等，對各國經濟發展模式做出一般化的概括，提出均衡發展理論，保證產業之間、區域之間、區域之內各個地區的同步發展，平衡分配生產力資源，實現共同增長。他們認為，只要國家採用這些理論，就能實現有效經濟增長，從而迅速縮小窮國與富國的差距。這些理論邏輯上非常嚴謹，因此有很強的吸引力，尤其是可以縮小窮國與富國的經濟水平差異，這正是許多左翼學者的理想目標。

可人們逐漸發現，許多采用類似政策的國家並未如預期那樣走上發展道路。倒是有不少經濟學家並不看好的國家，紛紛創造了經濟奇蹟。有經濟學家不禁追問：為何有些國家早早就踏上了發展之路，有些國家卻陷入“貧困陷阱”不能自拔？同樣是發展中國家，為何有些國家獲得國際援助後經濟起飛，有些國家卻遲遲不見起色？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當時經濟學家的能力範圍，紅極一時的發展經濟學也因無法指導現實而逐漸被人拋棄。

印度裔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較早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出生在1947年獨立之前的印度，尤其是親歷了1943年孟加拉地區的大饑荒，這是他童年的重要記憶，也改變了他後來的學術道路。他在1950年代趕赴英國，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他早年主要研究社會選擇理論，代表作有《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1970）。尤其是他發現了“森不可能定理”，與“阿羅不可能定理”“吉巴德-薩特斯懷特不可能定理”共同構成社會選擇理論的基石。

但森很快就把注意力投向更具體的發展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初，森注意到有些國家的GDP （國內生產總值）很高，如巴西、墨西哥，當時人均GDP已經輕鬆超過2000美元大關，但人均期望壽命卻不及中國或斯里蘭卡，嬰兒死亡率也更高。而當時中國和斯里蘭卡的人均GDP都不過兩三百美元。由此可見，單純以GDP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存在著許多弊端。

森認為，尤其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的根本目標不應是最大化國家總體財富，而應是最大可能地發展每個人創造財富的能力。簡而言之，評價經濟發展成功與否的指標必須是人，不是錢。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擁有大量人口，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這些都是非常寶貴的人力資本。可實際上，這些人往往缺乏教育，甚至不具備基本的營養和衛生醫療條件。在每天都要為生存而掙扎的環境下，人力資本模型便無從談起。

所以森改變了發展經濟學的議題，把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從經濟導向扭轉為能力導向。他還據此理論設計出一套“人類發展指數”，為聯合國所採用，目前已經成為衡量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數。森在成名之後就轉而關注印度本土問題，甚至開始思考梵文等傳統文化問題，也是美國主流經濟學之外的另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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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發展，經濟學家逐漸掌握新的技能，對發展經濟學重拾興趣。與半個世紀前的狀況相比，1990年代，世界上很多地區的發展問題仍然嚴峻，人民還在為溫飽而努力，甚至有相當比例的人口每天生活費用低於2美元。與此同時，許多新問題如環境汙染、能源耗竭也出現在經濟學家亟須解決的問題清單上。雖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尚未發展，但它們同樣要處理此類問題。

199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與紐約大學的伊斯特利之間發生了一場著名的爭論。薩克斯曾經主導過南美和俄羅斯的經濟轉型，頗有名望。他在1990年代野心勃勃地推出了一個“千禧村”計劃，即在非洲尋找1000個村莊，根據當地狀況推行脫貧政策試點。等這1000個村莊成功，影響會向周圍輻射，從而帶動整個非洲大陸的經濟起飛。從這個角度看，“千禧村”計劃與當年的平衡發展理論有些不同，逐步向非平衡發展理論靠攏。

可伊斯特利反對薩克斯的計劃。伊斯特利曾寫過一本書《白人的負擔》，全面總結了聯合國與世界銀行在全球推行扶貧政策的失敗教訓。伊斯特利這本書以翔實材料證明了國際援助的普遍失敗，觸目驚心，可惜他也未能找出失敗的普遍原因。伊斯特利認為，從經濟學家幾十年來的失敗教訓看，我們對扶貧所需知識極度欠缺，薩克斯在這些方面並沒有顯著突破，所以他的“千禧村”實驗不可能獲得成功。

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貝納基、杜弗羅以及周圍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薩克斯與伊斯特利的爭論關鍵在於大家都對具體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所知太少。扶貧政策是不是管用，必須試了才知道。過去由於缺乏調查數據和檢驗政策的手段，只能抽象地從理論上加以推導。到了今天，貝納基等經濟學家已經可以採用來源更廣泛的調查數據以及實驗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政策的有效性。

他們的一些研究表明，我們原以為有效的大量政策都會失靈，這與當地的自然、社群、歷史、風俗等諸多因素都有聯繫。每個地區的情況都不同，沒有百試百靈的藥方。很多在局部有效的經驗，都需要一步一步地謹慎推廣，尤其要重視“最後一公里”問題，即具體實施操作的細節。只有在每一環都做好，發展計劃才可能順利施行，促進區域乃至國家的整體發展。反過來，任何一個環節上的失誤，都有可能對總體目標造成致命打擊。過去幾十年無數發展計劃都失敗了，實在一點不奇怪。

所以，數據來源的變化和實證方法的進步，徹底復活了發展經濟學這門學問。今天對這個學科的主要驅動力並非理論發展，而是實證數據的可獲得性。這時候，我們又能聯想到經濟思想史上的方法論之爭。不妨把目前實證導向的研究方法與德國曆史學派尤其是領袖施穆勒的想法做一個比較。施穆勒從不相信任何普適的、抽象的經濟理論，主張研究者必須從浩瀚史料中提煉歸納出一些局部有效的經濟學理論。施穆勒也特別強調統計調查方法，只是當時還沒有那麼豐富的數據，也沒有足夠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今天，大規模實證研究的興起，並不完全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繼承之上，從某種意義上看，反倒是歷史學派在今天的復活。這也正是研究經濟思想史的意義之體現。

以上，我們對從古至今的經濟思想史的發展演變做了一番介紹，掛一漏萬地舉了一些例子，本書的很多篇章將對一些細節做進一步的闡釋。不過這並不是一本全面的經濟思想史著作，只是希望藉助過去一些重要經濟學家的研究，吸引讀者一同進入對經濟學及其相關思想的探究之路。

一瓣公益

這是一瓣在今年423“世界讀書日”發起的一個公益活動。每篇文章獲得的讚賞，全部捐獻給“深圳市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為石門坎的孩子建一個“圖書館”。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目前已為小朋友們籌集3000元“圖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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