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擊上方藍字關注“人大重陽”
本文大概7000字，讀完共需7分鐘
編者按：經濟學如何更好地講中國故事，如何在中國經驗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的經濟學理論？3月29日晚，人大重陽對話名家系列講座邀請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宗良為我們進行了深入的解讀。本文根據速錄整理而成，已由作者本人審閱。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其相適應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創新還處於探索階段。改革開放形成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為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源泉。特別地，改革的核心是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推進市場化改革，不斷簡政放權，並進行市場經濟理論創新。開放是指積極融入全球化，推動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理論創新。因此，講好中國故事的核心就是講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取得成功的故事，並立足中國故事進行經濟學理論創新、得到國際認可、經得起實踐檢驗，這才是真正的講好中國故事。實現講好中國故事與經濟學理論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以下幾方面提高認識。
一、中國故事是經濟學創新的動力和源泉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方面，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逐步提高，產業結構從粗放型、勞動密集型向高質量創新發展轉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經濟規模較小，即便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總量依然較低。隨著主要矛盾的變化，人們從對物質文化的追求轉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這種轉變意味著中國發展的深刻變革。2018年我國消費總量居全球第一，未來還將持續增長，巨大的消費市場將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強有力的引擎。同時幾十年來沒有發生大的經濟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發展真正實現了質、量、速度的有機統一。另一方面，從加入WTO到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在國際舞臺的重要性不斷提高。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有部分人過分強調我們存在的問題，沒有真正看到自己的優勢和成績，顯得比較悲觀，而原因就在於沒有充分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沒有講好中國故事。實際上，不少國家是帶著羨慕或者是嫉妒的眼光看待中國發展的。
中國成功的關鍵在於從實踐中摸索出一套“系統化”的比較合理的思路和方法，比如確立了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就改革而言，從逐步完善市場經濟模式到由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在逐級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堅持實踐是檢驗標準、堅持問題導向，以及“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論”等，不僅在實踐中有效，而且包含了很深的經濟學邏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很好地把握住了關鍵環節：一是理性綜合思維。如“黑貓白貓論”、“目標引領，規劃先行”等都體現了理性思維。又如認真研究各種理論和實踐中的方法，結合中國實際，形成組合的方案，在試點取得成效的基礎上推廣，反之則調整，體現了綜合思維。二是科學發揮政府與市場的作用，在重視市場的同時做好宏觀調控，讓“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發揮作用，將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看作統一體，這是中國實踐的重大創新。
二、經濟學理論的困境與突圍路徑
首先，大家很熟悉，“稀缺性”是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概念，是基於早期產品太少而提出的概念，而在今天，生產力大大提高，很多產品出現了過剩的情況，這樣的概念至少與實際不是十分相符。其次，關於均衡與去均衡問題。人類歷史上幾乎找不到絕對均衡的狀態，而經濟學主要理論都是以此為研究對象，這決定了經濟學理論普遍是研究某個特定狀態。不同特定狀態下對經濟學的研究，結論也一定是不同。因此，經濟學一定是學派林立。如果對於確定的經濟對象，不同的人可以給出不同的結論，出現邀請8位經濟學家討論一個問題，給出9種答案，無法決策，相信與否都沒有問題。可以預見，這樣一來，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性一定讓人質疑。第三，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市場與政府到底是對立的還是統一的。人類歷史上，經濟學研究總體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經濟學就把政府和市場對立起來，此後無論是哈耶克跟凱恩斯的世紀爭論，還是所謂的鹹水、淡水學派爭論，都是在市場和政府中二選一，當然不同時期對立的程度有所差異。由於立場不同，不同學派在表達自身觀點時都有其合理性，而在批評他人時又都有侷限性。我們認為,凡是在人類歷史上爭論不清的、一直對立的，那麼一定要在高級階段統一才有意義，即對立與統一的辯證關係。因此，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並不像西方經濟學認為的那樣絕對對立。在實際中，市場機制有利於通過“看不見的手”提高對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但有其侷限性，需要政府通過“看得見的手”適時發揮調控作用。
在這個問題上，很多著名經濟學家提出過很好的觀點。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得出的重要結論是，“要接受市場的不完美，也要接受精巧的大統一的經濟學還在天邊的現實”，也就是要接受市場的不完美和經濟學理論走向統一。哈克認為，20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的繁榮與穩定要歸功於政府幹預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因此，未來世界經濟的發展還是要尋找政府與市場的合理平衡點。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是現實中一國可追及另一國實踐的理論昇華。蔡繼明認為政府與市場之間要有一定的統一，但統一的方向是勞動價值論。李稻葵提出，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有緊迫感，必須把我們偉大的經濟實踐和思想，轉化為國際上有廣泛說服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與西方自由經濟學理論分庭抗禮的經濟學理論，為中國經濟的重大決策做出應有的貢獻，並提出政府與市場經濟學的概念。薩繆爾森的邏輯比較典型，主要有六大特點：一是混合經濟理論在薩繆爾森的邏輯中達到了高峰。二是把市場與政府作用有機結合，但是又強調，政府的作用是市場的附屬。三是將總供給和總需求統一考慮，構建AD--AS模型，不僅強調凱恩斯理論中的有效需求，還強調了供給側。四是將嚴謹的數學邏輯引入經濟學，適度的數學化對經濟學邏輯有重要意義。五是提出中國可以走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中間的道路或稱為第三條道路，經濟發展模式應是多重的，經濟發展模式裡面最核心、最典型的市場經濟模式也應該是多種的。六是不再將經濟發展當作是靜態的，而是將其視為諸多動態因素的組合。可見,實現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結合是經濟學家的共識，只是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中政府與市場有不同的權重而已。
索洛經濟增長理論是近幾十年比較流行的，其研究的是潛在經濟增長而非經濟增長。潛在經濟增長有其合理性，但並不是實際的經濟增長，這是索洛觀點的侷限性。正如不能用潛在軍事家作為評判是否是軍事家一樣。實際經濟週期理論即RBC理論，也是經濟增長理論，實際上提出了影響實際經濟增長的要素，對索洛經濟增長理論是一個很好的補充。鑑於潛在經濟增長不能很好地反映經濟發展狀況，該理論提出了第二個要素，即技術衝擊的因素，隨後提出第三個要素，即政策衝擊。其中財政政策的影響較明顯，而貨幣政策無影響。應該說這裡用外來的技術衝擊來解釋週期性有些勉強；財政政策可以調節經濟結構，而貨幣政策並不能有效影響潛在經濟增長，因其邏輯仍依賴於索洛經濟增長理論的邏輯，這是自然得出的結論。
實踐證明，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有問題，完全的市場經濟也存在缺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出了市場與政府結合的道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是政府與市場關係從對立走向統一的重要探索。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實現了有機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難題”。習總書記的指示為經濟學理論創新指明瞭方向。
三、要通過創新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
經濟模型的構建對於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至關重要。宏觀經濟學分別從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角度建立了相應的理論，並在相應的範圍內較好地發揮著作用。本文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成果，將“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有機結合，建立了理性綜合模型。模型的主體部分由以下三個方程構成：
（1）
（2）
（3）
式（1）中，表示經濟總產出水平的變化，。表示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潛在產出，屬於長期趨勢的主體部分。表示政府作用部分帶來的變化。參數a、b表示權重，在理想的“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情況下,兩者之和為1。滿足此條件的可以看作是市場經濟模式。式（2）中，為常數，K表示資本，L表示勞動，參數和分別表示資本產出彈性和勞動產出彈性。式（3）中，表示來自供給端的衝擊，表示來自需求端的衝擊。政府作用於經濟波動的部分是供給端和需求端衝擊疊加的影響。從本質上，理性綜合模型改變了以往經濟理論僅基於純市場經濟的前提，是重大的思路創新。模型得出的與經濟增長相關的方程與RBC的基本邏輯和要素是一致的。
第一，對經濟發展模式及變革動態曲線的刻畫。參數a、b的權重大小不同，表示經濟體中政府與市場關係情況。根據現實經濟中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的程度不同，可畫出經濟模式變革動態曲線，不同的經濟模式處於曲線的不同點上。實際上，經濟發展的理想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既與社會發展階段密切聯繫，也與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關係的協調程度密切相關。
情景如下:一是當時，社會總需求遠遠大於總供給，社會資源極度稀缺，主要矛盾集中在如何滿足社會需求的問題上，此時完全市場經濟模式將是最優選擇。二是當時，社會總供給遠遠大於總需求，社會供給非常豐富，主要矛盾轉為如何管理總需求，凱恩斯理論建立時的背景屬於這種情況。可見，在生產力大幅提高、供給能力遠超需求的情況下，計劃經濟模式或將成為較好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計劃”是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而進行的重新定義。三是當與相差不大時，屬於模型中當時的情況。這屬於既有市場又有政府的混合經濟模式，是更貼近當前現實的經濟模式。四是如果與出現急劇失衡，則往往屬於經濟過熱或危機。但應注意經濟模式的變革既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又在特定生產力下具有較長時期的相對穩定性。
第二，市場經濟國家內涵與標準的新變化。當今世界或是歷史上，並不存在完全的市場經濟模式。只是在資本主義早期，在總供給遠遠小於總需求的特定背景下，十分接近完全市場經濟模式。實質上，一個市場發揮決定作用並且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體系，就是市場經濟模式。當今市場經濟五大模式都各具特色：一是美國模式：“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二是歐洲模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三是日本模式：政府指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四是瑞典模式：福利型市場經濟模式；五是中國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美國、歐洲總拿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說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從市場與政府結合的視角看，只是他們可能市場成份相對大一些而已。比如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政府作用略大一些，美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市場作用略大一些。從現實角度看，中國正趨於加強市場化改革，而美國則有強化政府作用的傾向，兩國市場化程度呈現趨同的新特徵。
四、西方經濟學的邏輯無法適應經濟發展新形勢的要求
首先是宏觀政策或調控目標的調整。宏觀經濟學理論中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來自於凱恩斯理論。宏觀調控目標應綜合考慮供給側和需求側，但凱恩斯理論僅考慮需求側，確定的四個目標是不合理的，其中兩個如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可在某種程度上統一為經濟增長。鑑於需考慮供給側，應有結構優化或調整的目標，只有這樣才更合理。物價穩定目標也應調整，需要綜合考慮金融穩定，金融穩定不再是簡單的物價穩定，還包含宏觀審慎視角下的系統性風險防範，當前央行實施的“雙支柱”政策就是具體體現。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可保留，只是內涵應更加深入。由此，我們可將宏觀調控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調整為新的目標：即經濟增長、結構優化、金融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從上述目標可理解中國實踐的合理性，比如“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實際上正好體現上述目標，高質量發展則是穩增長、調結構和防風險的協同。宏觀調控理論是一個集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有機結合的調控體系，二者貫穿始終，只是根據經濟中總量與結構問題的突出程度側重面不同。今天我們針對結構問題比較突出的情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其次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性愈發凸顯，要建立供給側與需求側有機結合的調控體系。這就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政策上升到了更高的高度，同時也與薩繆爾森綜合考慮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邏輯一致。但是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在上升到總供給、總需求的層面時，並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中國實踐實現了供給側和需求側調控政策的結合。依據模型推出的宏觀調控的政策組合表，既考慮了經濟週期，也考慮了經濟結構的變化，綜合考慮了結構性問題與週期性問題的疊加。在結構性問題突出或者可以忽略週期性問題的時候，就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時期。而當需求側問題或者說是週期性問題突出時，實質上就是凱恩斯理論給出的政策體系。因此，在經濟上行期、下行期，結構性問題與週期性問題的解決路徑是相反的。這與凱恩斯理論只考慮需求側的政策是不同的。
中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是需求側矛盾不突出背景下宏觀調控的結果，但此時也不能完全忽視需求側的管理，需求側問題不是沒有了而是不突出。因此，要採取綜合思維，供給側改革為主，兼顧需求管理，既要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也要適度擴大總需求，實踐上也是這樣處理的。
五、中國經驗為經濟學創新提供了深厚的理論基礎
中國經濟的成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成功，包含深刻的經濟學理論基礎和創新契機，對宏觀經濟理論創新發揮重要作用。我們相信，一個源於實踐而又服務於實踐的“理性綜合經濟學”不僅在中國適用，還將具有更廣闊的適用空間，既為全球提供了一個可供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也為經濟學創新提供了深刻的基礎。經濟學應是經濟動態運行的科學，經濟增長理論作為經濟學理論的核心也隨之變得更加重要。在這個邏輯體系下，可以比較好的解釋經濟週期和中等收入陷阱理論。
從理性綜合模型中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如果某個時期，一國或全球部分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具有較好的基礎和環境，隨著供給和需求端的轉型升級，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又沒有出現供給與需求的巨大失衡或危機，則可實現較長時間的快速發展。可見從理論上說，無論是全球經濟還是單個經濟體，如果有需求側、供給側的協同升級和發展，並伴隨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則可望迎來經濟的黃金髮展期。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和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經濟就經歷了持久的黃金髮展期。
未來，如果中國需要保持較長時間的黃金髮展期，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中國經濟要保持比較好的基本素質。二是政府能夠採取有效措施提高勞動生產力，技術創新保持穩定。三是要保證一定程度的合理需求。短期增長穩定，長期結構優化，不出現大的風險，保持高質量增長。同時，要重視外部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努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面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中國應堅持自由貿易和全球多邊框架，保持定力，精準出擊，做好自己的事，迎接新的黃金髮展期。
六、關於理論創新與中美貿易摩擦
將模型運用到國際經貿領域我們發現：兩國的貿易產品不是由簡單的要素稟賦決定的，而是由兩國具有動態優勢的產品決定的，自由貿易是基本原則，與國際規則許可下的合理保護有機結合，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是基本基石。在完全的市場條件下，兩國產品具有基本確定的競爭條件，在國際規則許可下，兩國可以採取調控或改革措施，這也可被視為合理的保護。一國的某些產業實現追擊或者超越也是合理的。公平貿易不是一國貿易利益的最大化，美國優先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合理利益。美國的長臂管轄是霸權行徑，一國法律不應在全球使用。所謂的強制性技術轉讓也不合理，實踐上，中國主動將相對較高的技術轉移給欠發達的農村，提供發展空間，而不是簡單的掠奪式發展，這體現了中國的擔當。
美國發起貿易摩擦的根本目標不是簡單的貿易平衡問題，而是希望繼續保持其競爭優勢，遏制中國的發展。但只有與國際社會實現產業共享，才能真正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為國際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從中美兩國情況看，不應是一國一直生產大飛機，另一國生產襯衣才合理，而應是可以公平競爭的。以大飛機產業發展為例，中美在大飛機領域的差距在縮小。波音737MAX墜機事件給美國的大飛機行業帶來危機，這對中國相關行業的發展是機遇。因此，從模型視角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從自身要素稟賦裡找到自身優勢並進行強化。二是加快技術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三是實現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具體策略上看，一是中國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審慎對待，堅持戰略定力，既不能過於樂觀也要防止過於悲觀，要增強措施的針對性和效力。二是要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做好自己的事，提升自身的基本素質和抗風險能力。堅定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三是要加強國際合作，努力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四是針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預案要綜合考慮低級、中級、高級三種情況，從貿易、投資、技術、金融、國際規則、外交等方面著手，形成不同的工具組合，在適當的時機推出相應的政策，以時間換空間，達到最佳效果。
互動環節
問：兩個問題。一是關於計劃經濟。有人說計劃經濟實行不下去是因為數據不夠多，現在已經進入到大數據時代了，計劃經濟有沒有可能再次復甦？二是在您的模型裡沒有看到人口和產業政策的內容，請問這些東西可不可以加到裡面？
宗良：在如今大數據的背景下，人類越發展，供給能力越強,需求越來越個性化,政府的作用應該越大，呈現一種逐步演進的態勢。從模型中可看出，早期總供給遠小於總需求，此時薩伊定律成立，政府作用是很小的，而當總供給明顯大於總需求或者基本一致的時候，政府需要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馬雲和劉強東的相關觀點是合理的。當然對計劃經濟概念的理解不應簡單地理解為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實質上是政府發揮作用的形式，是政府在經濟運行中，通過合理的作為實現供給和需求有機的匹配，避免生產的盲目擴張。
人口和產業政策可通過影響全要素生產率而影響供給側的變革，同時對需求側也會產生影響，最終會影響整體的經濟發展。產業政策是有作用的，不是要不要和有沒有作用的問題，而是如何發揮好作用的問題，否則當今歐美國家也不會那麼關注產業政策了。產業政策要把握好力度和界限，政策不足不行，過度了也不行。
關於第二個問題，產業政策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產業政策要把握好力度。政策不足不行，過度了也不行。
推薦閱讀
【對話名家】潘慶中：70年中國企業發展：歷史、現狀與未來
【對話名家】劉躍進：世界大變局與隱蔽戰線鬥爭
【獨家】中美繼續磋商！名家陳文玲解讀中美經濟博弈的啟示
長按關注
轉載請註明出處
並附帶官微二維碼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箇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