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談墨寫新文學
陳曉明談墨寫新文學
時間：2017年7月25日
地點：中國現代文學館C座報告廳
主持人：張清華、劉正成
（文字依據研討會發言整理）
在座的要麼都是詩人，要麼都是書法家，我確實一直羞愧漢字沒有寫好，父親從小就批評我。我後來跟我父親解釋說，我說馬克思字寫不好，馬克思的手稿只有兩個人能辨得，一個是燕妮，一個是恩格斯。馬克思曾經去找過一個謄寫的工作，讓他寫的一段話，結果被辭退了，說馬克思先生，我們只是要招一個謄寫員，而不是一個哲學博士。
大約在1986年左右，李澤厚先生有一次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在信封上寫我的名字的時候，“明”字寫了草書，後來他覺得不妥，估計是怕分撿信件的人不認識草書，就改寫成了正楷的“明”字。李先生的書法十分樸拙，韻致不同尋常，與他哲學思想的汪洋恣肆頗不一致。但是給我的印象深刻。這些故事都從不同的方面敦促我要好好習字。但決心下了幾十年 除了對書法家日益崇敬外，字是一點都長進不了。今天又一次看到於明詮先生和歐陽江河先生的字後，更讓我心生敬意。
剛才範迪安先生非常全面、深度地闡述了兩位書家、詩人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墨寫新文學”的深刻意義，十分贊同迪安先生的高見。7月12日那天的開幕式上我也談到過，歐陽江河和於明詮先生的書寫行為具有文化的象徵意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可以作為一場行為藝術來理解，當然，決不那類反叛性的超現實的行為藝術，而是站在歷史的節點上對文學和書寫的關係做一種重新的確認。賦予文學以書寫的特殊意義；又使書寫具有文學的內涵。這樣一個內涵溝通了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和變革，我覺得這個意義尤為重要。
剛才劉正成先生也談到，新文學的革命是對傳統進行一個激烈的挑戰、顛覆，甚至是否定。這個行為本身發自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胡適、陳獨秀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有那麼大的氣魄，要重新展開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革命，它的意義之偉大毫無疑問，我們的歷史已經給予了上百年的闡述。正是新文學和文化運動把中國在文化上、思想上、文學上帶進了現代。
但是我們也會看到，這麼一種歷史的過程，確實有激進之處，甚至矯枉過正，那就是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摧毀態度，甚至提出廢除漢字。新文學與傳統文化、與漢字彷彿不共戴天。胡適與陳獨秀在廢除漢字的現代呼聲中雖然不是聲音最響，最激烈的，無可否認，他們都發表過相同的意見。但他們二人又是特別注視古代文字學研究，尤其是陳獨秀，窮晚年之力研究中國的文字學。更不用說陳獨秀的書法有獨步天下之神氣。確實，今天我們回過頭來以什麼樣一種方式來回憶這百年的新文學？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去年我們就開始說紀念百年新文學，2017年是百年，也可以說2018年是百年，也可以說2019年是百年，有三個“百年”的節點。所以今年兩位書家、詩人大手筆，重新來“墨寫新文學”，它的文化的象徵意義非常重大——這就是用漢字的文字書寫方式重新把握住百年新文學，讓漢字進入新文學，重塑新文學，也讓新文學重新獲得古老的漢字形象，在這樣一場相遇中，我們感受到了一種文字與文學同在的精神。
我們今天給予20世紀的文化激進主義的反思可能是遠遠沒有到位，90年代初我們曾經反思過，但是今天我們在百年的節點上怎麼去思考，這兩位書家和詩人給我們提供了契機。在我們這樣一個百年的歷史當中，我們說中國文化確實揹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它的這種激進，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這麼一個激進的過程，確實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我們今天是以什麼樣一種意義回到我們的歷史中，回到我們的傳統中，依然是一個難題。我們並不是緊緊地和百年中國的歷史和新文學發生的歷史做一個簡單的糾正或者是矯枉過正，但是我想這樣一種革命超越的精神，還是有一脈相承的。其實書寫本身也是對新文學的一種致敬，固然新文學對傳統文化有一種激烈的反叛，在我們今天看起來，百年曆史進程中，那麼多時期一個接著一個愈趨激烈的顛覆。
今天我們怎麼來秉持中國現代新文學的精神——歷經百年的滄桑，它的啟蒙、民主與科學的精神，還存留幾許呢？傳統中國書法的書寫方式對它是一種祭奠，也是一種哀悼、復活，甚至是一種新的秉承。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今天對新文學的傳統也是一種思考，我當時看到江河先生寫的大字，《野草》、《邊城》、《雷雨》、《吶喊》，中國的鄉村社會怎麼進入現代文明，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新文學在百年的發生當中就像野草一樣蔓延開來，非常有生命力，始終在我們心中。所以野草與其說是一個荒涼的大地，不如說是我們心中一直保持的一種精神。於明詮先生書寫的“林海雪原紅旗譜，暴風驟雨苦菜花”，一對巨幅對聯，書法遒勁剛健，力拔山河，氣呑環宇，造化自然，鬼斧神工。這種書寫形式，把紅色革命文學的巨大抱負和悲愴命運，赫然聳現，給人以莫大的震驚感！書法以字的形式，讓新文學的革命歷史如此醒目，既把它的精神、魂靈安放下來，也使它重建歷史定格，它具有了富有意味的形式，甚至有了新的肉身，當然內藏風骨。
所以在書寫當中會讓我們感覺到新文學中國知識分子的氣節風度。雖然胡適和陳獨秀髮起了新文化運動，對他們的偏激之處今天會有不同的反思，但是他們那種風度和精神在我們今天也是非常值得去探究的。那天張清華先生盛讚於明詮先生和歐陽江河先生因詩文，因書法的共同旨趣，切磋百年大計，也是新時代文人友情的佳話。歐陽江河先生是當代最卓越的詩人之一，他在新詩方面的創造歷史自有公論。於明詮先生是當代最卓越的書法家之一，他在書法方面的成就得他們業內極高的評價。他們聯手辦了這個“墨寫新文學”的大展，也是對當年陳獨秀和胡適發動新文學革命的致敬。胡適和陳獨秀的友誼是一個佳話，雖道不同，但他們卻能為文學一起相謀，為中國社會的進步相謀。胡適曾在書信裡寫道：“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我們腦子背後多少還有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反而要成仇敵了。”他們的那種容忍異己的胸懷，是有他們年輕時深厚的相知相遇的偉大友誼做底，但畢竟20世紀曆史的巨大的衝突，將他們撕裂開來，他們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們曾經並肩的這樣一種姿態，在20世紀的歷史中崩塌了。所以這本身是一個偉大的友誼，文化上一個偉大的共同的創造，同時也是20世紀文化的某種悲劇，歷史把他們撕裂開來，他們都是中國新文化的巨匠，他們本來對中國文化可能會有更大的作為，但是歷史卻把他們的合力撕開來。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我們看看這段歷史，確實會讓我們思考許多，而且今天兩位詩人、書家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攜手，重新書寫新文化的命運，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有意義的。多年之後我們回想起來，這個象徵的行為——也許多年後，會看成是隻是二位文化人的一個偶然行為，隨後的歷史意義已經很難具有總體性了，這些普通的尋常的偶然的文化行為，真實的體現了歷史中的意義。今天的這種默默當中的一種創造，留下了可以反覆閱讀的文化史的印跡。總之，我再次祝賀兩位書家、詩人，給我們的文學和文化帶來一個新的開掘！
謝謝大家！
關於作者：
陳曉明 1959年2月生，福建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後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等。
著有專著二十多部，發表論文評論近四百篇。主要著作有：《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1993，2004修訂版），《解構的蹤跡：歷史、話語與主體》（1994）、《不死的純文學》（2007），《德里達的底線——解構的要義與新人文學的到來》（2009）、《中國當代文學主潮》（2009，2012修訂版）、《守望剩餘的文學性》（20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