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宣言》
作者：喬·古爾迪 大衛·阿米蒂奇
譯者：孫嶽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17年3月
當今的史學研究應採用大圖景、大歷史的研究維度，同時結合微觀史精於處理文獻的優勢，使歷史服務於現實政治及社會和普羅大眾，實現其作為人文學科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中國歷史小叢書》
“一個幽靈，短期主義的幽靈，正困擾著我們這個時代”，喬·古爾迪、大衛·阿米蒂奇的《歷史學宣言》開篇即模仿百年前《共產黨宣言》的方式喊出了歷史學的戰鬥號角，它所要宣戰的對象是被作者概括為“短期主義”的史學，批評當前史學界的短視和碎片化傾向，積極呼籲長時段歷史敘事的迴歸。
長與短
從年鑑學派到歷史學宣言
所謂“長期”、“短期”，在《歷史學宣言》中並無清晰的界定，只是一種極其模糊的策略性宣示。“短期主義”史學的出現既與1970年代以後年輕一代對於政治的疏離、放棄宏觀敘事與道德規諫有關，也與史學內部面臨的激烈競爭導致史學專業化程度的加強有關。“短期主義”對史學的困擾不僅發生在英語世界，對其他語言地區也同樣適用。
這種史學傾向與其用“短期主義”，不如用“微觀史學”來概括更加準確，後者容納了更豐富的內涵，包括研究時段、研究領域、研究地域的萎縮。談“長時段”，不得不提的是年鑑學派，以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腓力浦二世時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為代表，提出了歷史時間短時段、中時段、長時段的劃分。這一史觀構成了年鑑學派對長時段、結構史、總體史的追求，對歐美史學產生深刻影響。但年鑑學派的缺陷也很明顯，人只是歷史大潮中浮於表層的浪花，自然無法擺脫宿命論的色彩，以致有“靜止的歷史”的說法。年鑑學派最鼎盛之時，也是其瓦解之時，到了年鑑學派第三代時，已基本背棄早年年鑑學派的傳統。
中國史學似乎並未被“長”、“短”問題所困擾，而主要是論題的“大”“小”問題。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大致歸納為“宏大敘事”大概不成問題，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年鑑學派一樣，十分重視結構史，1949年以後中國史學討論最為熱烈的“五種社會形態”的轉換，帶有鮮明的長時段和結構史的色彩，但這套解釋模式逐漸變得僵化，我們閱讀任何一本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中國通史著作，基本都有歷史敘述高度模式化的體驗。自上世紀80年代以後，這社會史、區域史等等開始興起，關注的地域逐漸下移，時段不再那麼宏闊，而且隨著實證史學的再度迴歸，論題的“碎片化”趨向愈來愈明顯，並在近年引發史學界的強烈反思，有支持“無碎無以成史”者，也有積極呼籲重建宏大史學敘事的呼聲。
無論中西，這種總體史與微觀史的交替出現，本身表明了史學內在的張力，即在宏觀與微觀、長時段和短時段的研究中存在結構性矛盾，使其總是在一段時間內偏向一側而必定在另一段時間重新迴歸到相反的一側。《歷史學宣言》積極批判“短期主義”，提倡長時段的研究是史學研究方法週期性的變遷而已。但當我們把解決當下史學問題的希望放在長時段迴歸的時候，不要忘記的是長時段曾經籠罩過史學界相當長的時間，而其主流話語地位之所以被微觀史學代替，正在於它本身難以克服的內在危機。儘管作者意識到“新的長時段是在具備多種選擇的學術生態背景下萌生的，具有活力和靈活性，而這是舊有的版本所不具備的。”但顯然這還只是一種簡單設想，尚缺少真正實踐意義的有說服力的長時段史學研究的成果。
公與私
史學應成為公眾能夠合法繼承的財富
喬·古爾迪、大衛·阿米蒂奇在提及“短期主義”史學研究的弊病時，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在於隨著長時段史學研究的消退，史學家失去一度享有的對政策的影響力，而其同行經濟學家對公眾的影響卻愈來愈強。
這一邏輯背後體現了現代學術評價機制的規訓色彩。在一個學術成果數據大爆炸的年代，學術評價依賴於外在的數據統計，人文學科的論著數量不足，學術引用偏低，社會影響偏弱，無論中西，以看似“科學”的“計量”來評價學科優劣時，人文學科尤其是史學往往是最受傷的一個。歷史學科是否可以被以社會影響尤其是對政策的影響進行量化，最受人文學者詬病的，最值得反思。
喬·古爾迪、大衛·阿米蒂奇希望歷史學科迴歸長時段，希冀擴大對政府決策影響甚至與經濟學家一較高下，試圖恢復史學的榮光。但從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進程來看，當史學對政策產生最大影響之時，也恰恰是史學遭到最嚴重傷害之時；史學逐漸脫離學術舞臺中心之後，才逐漸擺脫政治奴僕的地位而獲得了新生。如果史學的功能被定為求真求實，那麼與現實政治的糾葛和衝突便不可避免，歷史學家需要極其謹慎地把握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之間的分寸。
結論《史學的大眾前景》一節提到了史學的大眾轉向，喬·古爾迪、大衛·阿米蒂奇批判了學院派研究學術產量猛增，但對公眾訴求置之不理的傲慢，呼籲“史學絕不只是少數幾位專家獨享的財產，而理應成為千百萬人能夠合法繼承的財富”。
對於中國史學而言，專業研究與公眾需求之間的脫節更加嚴重，《歷史學宣言》的警示對我們尤其具有啟發意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吳晗曾經主編過一套《中國歷史小叢書》等等，社會影響很大。由最重要的史學家將專業研究的成果轉化為通俗讀物，增強公眾的史學認知，是史學本應承擔的重要的社會功能，可是到了今天，儘管公眾對於史學的渴求愈來愈強，但伴隨著科研考評機制的變遷，幾乎沒有一流史學家再從事通俗讀物的撰寫工作，導致這一市場多數被一些非專業人士佔據，一些錯誤的歷史知識四處流傳；或是由國外一批學者寫作的中國史讀物十分流行，最近兩年，日本講談社中國史系列、美國哈佛中國史系列在中國的暢銷就足以見到中國史學家在這一領域的缺席，這是不應該的。我們不能一方面批評公眾史學素養不足，但又不從事通俗讀物的寫作，在這一點上，中國史學界應當檢討。□胡恆
“歷史學家該如何向當權者講述真理？這一點為何至關重要？就規劃未來而言，為什麼500年的視野要優於5個月或者5年？” ——2014年10月，《歷史學宣言》通過劍橋大學出版社網上公開發布，開創了該社先發布學術專著電子版再付梓的先例，並引發西方史學家的廣泛談論與辯論。
■ 延伸閱讀
《中國歷史小叢書》
1958年秋季，吳晗倡議編一套通俗的歷史讀物。1959年1月，《中國歷史小叢書》開始出版，至1966年共出版147種，包括賈蘭坡《中國猿人》、吳晗《海瑞的故事》、單士元《故宮史話》、侯仁之《徐霞客》、任繼愈《韓非》等，叢書由於作者多為歷史研究各個領域學養深厚的專家學者，內容深入淺出。
《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
作者：（美）彼得·蓋伊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年1月
現實主義小說家是否真的在“寫實”？歷史學家又如何看待小說中的歷史？以《荒涼屋》《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三本小說為例，蓋伊作為一位文史學者為文學愛好者、歷史研究者提供了閱讀文學、歷史的新方法。
《歷史理性的重建》
作者：何兆武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8月
這本論述結集的主要論域為西方思想與歷史哲學，從歷史哲學、中西文化之會通、中國現代思想史入手，探討歷史理性如何重建。
書摘
《可能與現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
作者：何兆武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4月
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知識和理解的性質是什麼？倘若不首先認真考慮並確切回答這些問題，就徑直著手研究歷史；那種歷史知識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亂的，有如盲人摸象。
我國近代的新史學，從梁啟超、王國維一輩奠基人算起，迄今恰已滿一個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作為我國曆史學的主導，（至於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究竟是不是以及有多少是馬克思主義，則另當別論），亦已有半個世紀之久。它們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它們的缺欠和不足則有待於我們繼續前進和超越。歷史學家不應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原地不動；而前進的第一步就應該是認真反思歷史和歷史學究竟是什麼？
——何兆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收錄於《可能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