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祁儀鎮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
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4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回國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
宗璞，原名馮鍾璞，女，1928年出生，當代作家，常用筆名宗璞，筆名另有豐華、任小哲等，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之女。
曾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小說與散文創作。
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說《紅豆》《弦上的夢》、中篇《三生石》《我是誰》、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南渡記》、童話《總鰭魚的故事》和散文《紫藤蘿瀑布》等。
其中，《南渡記》的第二部《東藏記》榮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北歸記》獲第三屆施耐庵文學獎 。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那淒冷的夜晚，父親那永遠在思索的頭腦進入了永恆的休息。
我從小至大，直到後來工作，都沒有離開家。尤其是母親去世以後，照顧父親就成了我的重任。
有朋友對我說：“你自己就是一個字不寫，把老先生照顧好，你的功勞就夠大了。”我是努力去做的。
我常覺得，我不只對父親盡孝心，我是對中國文化盡一個炎黃子孫的孝心。
從日常生活中，我覺得父親的精神有兩點應該說一說。一是愛祖國，一是愛思想。
愛祖國不是空泛的，他愛自己的家鄉，愛自己的親人，愛祖國大地的山山水水，愛北京的每一個角落，愛北大、清華的校園，更愛祖國的文化。
這是一種很美好的感情。他曾自己給北大的亭臺樓閣起名字，我記得現在鳴鶴園小山上的亭子叫做西爽亭。
那時人們很少閒情逸致，顧不上他的這些創作。
他的頭腦是一座資料庫，除了藏有大量經史典籍，還有大量詩文。
他常在三松下小坐，津津有味地背誦。
一次我們比賽，他把《秋興八首》一字不漏地背出來，我卻不能。
他坐在那裡，思接千里，聯繫著祖國的歷史和未來，聯繫著祖國的天空和大地。他對祖國的深切感情使他永遠不離開祖國的土地，終生在這片土地上服務。
父親熱愛思想。
他在《新原人》裡說，人的特點就是有覺解，也就是有思想。
有了思想的光輝，世界才有意義。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柏拉圖著名的洞穴比喻也是父親常愛引用的。
因為無時無刻不在思想，他對外界事物，尤其是生活瑣事有些漠然。
“文革”中，我家只剩下一間房子，一切活動都在其中。
一次我回家，母親包了些餃子，等到要煮時，卻找不到了，找了半天，後來才發現父親正坐在這盤餃子上，他毫無感覺。
“文革”中常有批鬥，一次批鬥十分凶猛，父親回家來稍事休息，平靜地對母親說：“我們吃飯吧。”母親言及時不覺淚下。
父親的精神中有一塊思想聖地，儘管也受時代的沾染，留著烙印，但他“所挾持者甚大”，所以雖從荊棘中走過，仍是泰然自若。
現在有些青年學者對馮學甚感興趣，有人自稱到了痴迷的地步，也有人對他仍持批判態度。
這裡用一個“仍”字，是因馮學的發展是從批判中過來的，這在學術史中並不多見。
馮友蘭哲學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只屬於哲學界、學術界，而且屬於普通人。
在文學上我們有些作品可以做到雅俗共賞，在哲學上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馮學可以說是做到了。
我們常收到各種各樣讀者來信，也有登門造訪的，詢問馮著出版情況，敘說他們喜歡讀馮先生的書。
有一位讀者說，他經常讀《中國哲學史》和“貞元六書”。他不能說出具體的收穫是什麼，但覺得讀了和不讀不一樣，感到舒服。
大概這就是“受用”吧。父親去世七年以後，還有一位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困惑的女青年從東北邊陲寫信來，要求馮爺爺幫助她。
照說哲學似乎是沒什麼實際用途，馮學在普通人中的影響，說明哲學對於人們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各大學進行院系調整，父親回到北大任教，燕園成為他一生居住最長的地方。
當時各方面都在探索，對“資產階級思想”甚為顧忌。
父親曾有一句話，“家藏萬貫，膝下無兒。”他以不能將自己的學問傳下去為憾。
據說當時江隆基副校長曾多次引用這句話。
在越來越“左”的路線指引下，不要說一家之言，連整個的中國文化傳統都割斷了，還有什麼可說。
幸好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各種學說漸漸地可以研究探討傳播，這才有了中華民族的生機。
父親就是在這時，以年過八旬的高齡開始並最終完成了他晚年的鉅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創造了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蹟。
我要說一句，儘管經歷過各種危難，各種折磨，各種痛苦，中國學者們仍然繼續傳承，繼續創造，無論是哲學方面還是文學方面，中國文化的主流仍在祖國的本土，決不在任何另外的地方。
曾有人問父親，誰是他最敬仰的人。
他答稱是他的母親吳清芝太夫人和蔡元培先生。
他曾說：
“蔡先生是中國近代的大教育家，這是人們所公認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個‘最’字，因為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第二個像蔡先生那樣的大教育家。”
作為數十年都在父親身邊的女兒，照理說對他應該有深入的瞭解。
但是我無哲學頭腦，只能從生活中窺其精神於萬一。
根據父親的說法，哲學是對人類精神的反思。
他自己就總在思索，在考慮問題。因為過於專注，難免有些呆氣。
他晚年耳目失其聰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雞”。其實這些呆氣早已有之。
抗戰初期，幾位清華教授從長沙往昆明，途經鎮南關，父親手臂觸城牆而骨折。金嶽霖先生一次對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說：
“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這是形容父親愛思索。
他那時正是因為在思索，根本就沒有聽見司機的話。
父親的生命就是不斷地思索，不論遇到什麼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頑強地思考，不放棄思考。
不能創造體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種思考。
而且在思考中總會冒出些新的想法來。他自我改造的願望是真誠的，沒有經歷過二十世紀中葉的變遷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的人，是很難理解這種自我改造的願望的。
首先，一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邁上了走向煉獄的歷程。
其次，知識分子前冠以資產階級，位置固定了，任務便是改造，又怎能知自是之為是，自非之為非?
第三，各種知識分子的處境也不盡相同，有的居廟堂而一切看得較為明白，有的處林下而只能憑報紙和傳達，也只能信報紙和傳達，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虧有了新時期，人們知道還是自己的頭腦最可信。
父親明確採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辭立其誠”的態度。我以為，這個“誠”字並不能與“偽”字相對。需要提出“誠”，需要提倡說真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我想歷史會對每一個人做出公允的、不帶任何偏見的評價。
歷史不會忘記有些微貢獻的每一個人，而評價每一個人時，也不要忘記歷史。
父親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民主的四個條件：
第一，要有“人是人”的認識。人是有獨立人格、自由意志的，不能成為他人的工具;驅使別人、讓別人成為自己的工具是不道德的行為。
第二，對一切事物都應有多元論的看法，不能執一見而概括一切。儒家特別重視“和”，“和”就必須有異，把各種“異”調和起來就是“和”;五味俱全，八音齊奏，可以得到“和”;如果只有一種的味、一樣的音，就只是“同”不是“和”了。
第三，要有超越感，不能以自己的觀點權衡其他的一切，互容相讓，才能有民主的可能。
第四，要有幽默感，對任何不如意的事都能一笑置之，這樣才容得各種不同意見。文中所談民主的四個條件，也是對生活的一種態度。
父親是有這樣的胸襟的，也許是到了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他能度過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艱難坎坷。
一位哲學界人士回憶說，有一次開會，所有的人都批評馮先生，中午休息時，他躊躇著想去安慰幾句，不想馮先生已經靠在沙發上照常午休，安然入睡。
他覺得常人真難以做到。批馮的人很多，有時並不講理，父親從不計較，在家裡從未說過哪個人不好，只籠統地說他們也是為形勢所迫。
父親是這樣寬容，事事為別人著想，這都是中國哲學給他的力量。
父親曾提出，大學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讓人能夠欣賞古往今來美的東西。
他本想在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大書以後，寫一些藝術感受，題名為《餘生札記》，已成一篇《論形象》，從杜甫的《丹青引》談起，討論美術創作。
可是，《新編》以後的餘生很短，他已經淚乾絲盡，不得不帶著滿腦子的“非常可怪之論”遠去了。
那些發光的“非常可怪之論”，究竟還有多少，內容是什麼，能夠給人的精神世界增加怎樣的活力，永遠不能為人所知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遺憾。
父親的趣味很廣泛，對文學藝術有許多見解。他告訴我，崑曲音樂中直起直落的變化，稱為“方筆”;北京城裡鐘樓和鼓樓的氣韻不同。
他講過，一位朋友看晚年程硯秋的演出，程一出臺，甚顯胖大，這位朋友“哎呀”了一聲，心想：這怎麼受得了!聽了幾句之後，覺得完全受得了，再聽再看，覺得很願意“受”。
這裡沒有直接稱讚程氏的表演藝術，卻讓人感到程的表演之高超。
我們每年春天要去頤和園，看玉蘭，看海棠，看桃花。後山的桃花映著松樹，又活潑又莊重，是一幅永遠難忘的圖畫，我們常流連在這幅圖畫中。
父親卻不讓任何一種趣味成癖，絕不玩物喪志，他離不開的是哲學。
我和弟弟小時候有一個任務，為父親研墨、拉紙。
父親寫字時，要有人站在桌對面，慢慢把紙拉過去，他好往下寫。紙有時要熨，那是母親的事。
家裡始終沒有預備毛氈一類的鋪墊，可見不是書法家。
早年父親是站著寫字，寫得很直，間隔勻稱，自己看看，說行氣很好。老來寫字，一行字總要向右歪。
給我寫的一副對聯“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下聯便是斜的，我稱之為斜聯。
八十五歲以後，他改為坐著寫，手抖，字的筆畫有時不準確。
一九八二年父親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他寫了“一別貞江六十春，問江可認後來人，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做後薪”贈給美國漢學家狄百瑞教授，那一年，他八十九歲。
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昆明，施蟄存先生常和父親在翠湖邊散步。
父親贈他兩幅字，一幅是“斷送一生唯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另一幅是“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無人著先鞭”。“
斷送一生唯有酒”是韓愈的《遊城南十六首·遣興》，“鴨綠桑乾盡漢天”一首，我原以為是父親自作，後來知道這是陸游的詩。
前幾年嘉德公司舉行字畫拍賣專場，其中有父親的一副對聯，寫的是“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無人著先鞭”這兩句，筆跡飽蘊秀氣。這是父親書法的特點。
北大程道德先生曾送來一本《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墨跡》。
程君是書法愛好者，收集了許多書法，影印成冊，其中有父親的一幅“紫光同志屬書 靈龜飛蛇感逝川，豪雄猶自意惘然，但能一滴歸滄海，烈士不知有暮年。讀曹操《靈龜壽》”。
這是父親在一九七四年寫的一首詩，有小序雲：“曹操《靈龜壽》辭意慷慨，然猶有淒涼之感。今反其意而用之。”“靈龜壽”顯系“龜雖壽”之誤。這幅字流落市間，程先生以三千元購得，編入此冊。
父親曾為王伯祥先生寫過一個條幅，寫的是李翱詩“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四十年代父親常寫李翱的兩首詩，這是其中之一。
王伯祥之子王湜華曾將此字拿到我家，讓我欣賞。我非常喜歡這幅字，那詩的空靈和字的雋秀渾然一體，沁人心脾。我將此字送到榮寶齋複製，懸於壁間，每日相對。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佔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而且他總是為別人著想，儘量減少麻煩。
一個人到九十五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蹟。
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個女子：
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先生，還有一個便是我。
一九八二年，我隨父親訪美，在機場上父親作了一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里飛。”
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
近幾年，每逢我生日，父親總要為我撰寫壽聯。一九九〇年夏，他寫了最後一聯，聯雲：“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編代雙城。”
父親對女兒總是看得過高。“雙城”指的是我的長篇小說，曾擬名《雙城鴻雪記》，後定名為《野葫蘆引》。
第一卷《南渡記》出版後，因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便停頓了。我必須以《新編》為先，這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
當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飯食尤其不能和母親相比，有的朋友都驚訝我家飯食的粗糙。而父親從沒有挑剔，從沒有不悅，總是興致勃勃地進餐，無論做了什麼，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無窮。
這一方面因為他得天獨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還有當飯桶的資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夠體會，他是以為能做出飯來已經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壞，豈不讓管飯的人為難。
父親自奉甚儉，但不乏生活情趣。
他並不永遠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閒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
一九二六年父親三十一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四個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天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
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干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漂動，覺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他一切看得很開。
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止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三字經》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鑽營什麼!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只能讓他最鍾愛的幼子鍾越長期留在醫療落後的黃土高原。
一九八二年，鍾越終於為祖國的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呆氣裡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裡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
秉此二氣，他穿越了在苦難中奮鬥的中國的二十世紀。他一生便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一個篇章。
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則一直送到大門。鄉里傳為美談。
從這裡我想起和讀者的關係，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許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和山西一位農民讀者車恆茂老人就保持了長期的通信，每索書必應之。
後來我曾代他回覆一些讀者來信，尤其對年輕人，我認為最該關心，也許幾句話便能幫助發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後來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做了。
時間會撫慰一切，但是父親在初冬深夜去世的景象總是歷歷如在目前，我想它是會伴隨我進入墳墓的了。
當晚，我們為父親穿換衣服時，他的身體還那樣柔軟，就像平時那樣配合。他好像隨時會睜開眼睛說一聲“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
來源 | 選自宗璞著作《向歷史訴說——我的父親馮友蘭》
編輯 | 黃帥 審核 | 吳秋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