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鬱
法國作家加繆在一封給另一位偉大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信中這樣寫道：“如果沒有俄羅斯的十九世紀，我便什麼也不是。”當時的加繆還沒有意識到，不僅僅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隨後的二十世紀的俄羅斯同樣的對世人的生活意義深遠。美國的著名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對此進行分析說：“改變我們靈魂的俄羅斯的十九世紀，是散文作家們的一項成就。俄羅斯的二十世紀主要是詩人們的一項成就——但不只是詩歌中的一項成就。”這種說法當然並非絕對，但是至少在我的閱讀俄羅斯的生涯中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我開始遭遇俄羅斯就是從閱讀二十世紀俄羅斯詩人開始。二十世紀的俄羅斯給我們奉獻了一大批的如陽光般絢爛的優秀詩人。我一直認為這不是偶然，它和俄羅斯獨特的精神氣質有關，和索洛維約夫所謂的獨特的“俄羅斯理念”有關。根據學者劉小楓的研究，“俄羅斯理念”意指俄羅斯傳統思想獨特的沉鬱、虔敬、博愛、崇敬苦難的素質，這種精神素質由俄羅斯諸文化形態鮮明、突出地體現出來，其中文學的形態是文化諸形態中表現最突出的一種。除此之外，我認為，俄羅斯大地上兩個世紀以來不斷的戰亂和苦難事實衍生了這個民族偉大的性格。卡夫卡曾經說，當我們生活的世界陷入不義時，唯有受難才能讓我們與這個世界產生積極的聯繫。這句話簡直就是對俄羅斯說的！當我們生活的國度逐漸的開始淪陷，只有用詩歌等審美的方式建構我們生活的精神家園。當二十世紀幾乎所有偉大的詩人都產生在俄羅斯時，我開始知道詩歌在那些流亡在外、不斷的“生活在別處”的詩人身上有多大的作用。
我一直深深喜愛著二十世紀俄羅斯著名的流亡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的作品，無論是他的詩歌還是他的散文。也許，閱讀布羅茨基的作品與閱讀其他俄羅斯詩人相比唯一不同的是，當你閱讀的時候，你不會認為僅僅是閱讀他自己，你會不斷的遭遇到其他的人，比如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比如瑪麗娜·茨維塔耶娃，比如安娜·阿赫馬託娃，比如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這是一道閃光的詩歌金鍊，這是一道綿綿不斷的詩歌金鍊的傳統，這是獨特的俄羅斯文化在世界大地不同角落生長紮根的見證。布羅茨基面對他的身後不斷閃現的身影，他說他“小於一”，也即小於他們其中的任何一個。這當然有謙遜的成分在內，但是當你的身上負載如此眾多的人物的希望從一個沉淪的國度來到相比自由很大的國度的時候，對那些已經逝去的或者說雖然沒有逝去但是依然在那個恐怖沉淪的國度掙扎的偉大人物來說，用詩歌和散文來呼籲、回憶、紀念那些人物就是他唯一能做的。布羅茨基在自己的詩歌中強調詩歌與政治的平等性，他甚至強調詩歌比政治要具有優越性：我們要用詩歌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歌。詩歌與政治具有如此重要的關係，這點也許讓那些西方的一出生不知道苦難為何物，認為自由與生俱來的詩人大跌眼鏡，這也許可以解釋布羅茨基在西方遭到很多非議的原因吧。
在我的閱讀生涯遭遇俄羅斯之前，我一直奢談“流亡”。在我看來，現在知識分子一直大談特談的“流亡”狀態，已經讓這個詞彙具有了一種虛妄性和空想性。它已經衍變成了一個相當弔詭的詞彙了，已經脫離了沉重受難的大地，輕盈自由的飛翔於七彩霞光的空中。賽義德說，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這種說法直到我的閱讀生涯遭遇到俄羅斯開始才具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意義。在俄羅斯的文學那裡，或者在布羅茨基這樣詩人那裡，流亡首先是一種真實的政治或生存狀態，其後才是一種真實的文化情境。只有前者才能讓後者變得意義豐滿和厚重，沒有前者後者只能是虛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閱讀中遭遇俄羅斯，就是不斷的遭遇流亡情境，不斷的遭遇“生活在別處”的孤獨，不斷的遭遇靈魂的拷問和受難。英國作家伍爾芙說，俄國小說的真正主人公只有“靈魂”。而小說這種題材恰恰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奉獻世人的偉大成就，伍爾芙的這句話正好說明了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和二十世紀的俄羅斯身上流淌的都是同一類型的血液，它們從來沒有被隔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