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灑長河哭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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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灑長河哭恩師

淚灑長河哭恩師

鵬 鳴

2005年,北京的春天來得格外遲緩。已然三月下旬,時近清明,氣候依然陰冷;我的心情也有幾分不寧,似乎有所感應。3月25日上午十點,陝西省文聯辦公室打電話報來噩耗:“你老師李若冰昨日去世了”!頃刻間,頭腦一片空白,旋即悲慟如潮,將我席捲。

幾日前,我還和愛人王芳說,春暖花開的時候,接恩師夫婦到北京來住幾天。這是老漢生前曾經有過的一個念想,也是我這個不肖之徒懇切的願望。恩師一生桃李如雲,桃李中大家名流亦如雲,我有幸忝列其中。驀然回首,三十多年前那個冬天裡還穿著一雙涼鞋,揹著一大捆詩稿,奔波在從渭北白水通往古都長安大道上的求學的農村娃,能夠成為今天著作幾近等身的鵬鳴,能夠在京華終於有了自己的“豪宅”,一切的一切,都始於恩師李若冰夫婦的關愛與提攜。然而,恩師一生淡泊,廣賜恩惠於人而不求對方有任何回報,作為學生,我能夠給恩師一點兒可能被應允的回報,也就這麼一份見縫插針式的“念想”。

沒想到,等到的是永訣。

天意倉皇,如此冷酷無情,竟不給我一次侍奉恩師的機會,也橫奪了我再次向他聆聽教誨的機會!

認識恩師是在1975年,我經陝西省文化廳廳長魚訊介紹,見到了時任中國作常務協理事、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慈眉善目的李若冰恩師(此後他任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寫“有個農民小夥子闖進我的屋裡,拿著詩作和小說叫我看,那急切閃爍的眼睛,和對文學崇拜的熱切求索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是那個“闖”進他生活之中的“農民小夥”。那時候,我還叫焦福成,一個從六歲開始寫詩,十一歲發表了千行長詩《娘在我的心上》,依舊在鄉村油燈下舞文弄墨的農村生產隊長。恩師以他豁達的胸懷接納了我這個起點不高 的學生,同時,也以他巨大的人格力量深深吸引了我的靈魂。此後,雖然恩師一直擔任著一個文化大省的相關領導職務,我一直在為了追尋繆斯女神四方漂泊,地位懸殊,交往也非頻繁,但相當親密。從初識時,恩師不厭其煩地幫我看稿、改稿、推薦作品,直到相知相牽,三十年間,師生間的深情厚誼一直在相互關愛的目光中不斷延伸。

以寫作而言,恩師是一位風格獨特、卓爾不群、堪稱典範的散文大師。他的作品有著激昂向上、詩情洋溢、明快質樸的特異品格。他被選入高中語文課本里的《柴達木手記》尤為如是。這種獨特的風格,被他一以貫之,數十年如一日,任憑風雲變幻,本色不改。他的作品沒有灰色和中間色,沒有追逐時尚的淺薄,沒有故作高深的賣弄,沒有孤芳自賞的淺吟低唱。他寫作,總是懷著一名文藝家對社會的良心、使命和歷史責任感,真誠地貼近社會生活的主流形態,以樸實無華而又飽蘸激情的筆墨,深入挖掘時代精神品質中最動人的內容,具有催人向上,奮發進取的力量。同時,恩師還是一位語重心長、循循善誘,且文體獨特的評論大家。翻開《李若冰文集》,其中整整一大卷作品,便是他為人做嫁衣裳的文章。他不僅懷著一腔熱忱,抱著扶植後學的殷殷之情,持有甘為人梯的高尚姿態,他的評論文字也有著一般評論家所沒有的特質:既融有自己對藝術創造的切身感受,又滲入主流階層、文壇行家對文藝創作的宏觀透視,讀起來不僅語重心長,親切感人,且有真知灼見,使人深受教益。與他為人真誠一脈相承,他的評論文章從來都是好與壞涇渭分明,不虛與委蛇,不誇大其辭,不為親者諱。在文采上不僅重闡釋,重理性,而且重描繪,重詩情,重意境,重評論文字的藝術張力。讀他的評論著作,你往往讀到了藝術享受。

就工作崗位而言,恩師只能算是一位“業餘”作家。即使在柴達木、羅布泊,在陝北、在神泉那些從事專業創作的日子,恩師也是身負石油勘探隊副隊長、縣委掛職書記等職,與探工和農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同戰天鬥地。後來,又長期擔任文化界領導職務,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恩師應該算是一位官人。雖然師母說他“不懂政治”。

難能可貴的是恩師在做官的同時,始終不曾忘記自己是一名作家,一名知識分子,他有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色與風骨,他重學養,重教養;有骨氣,有胸懷;力倡民主,與時俱進。無論是10年浩劫中關入牛棚,橫遭迫害,抑或是此前此後各種“翻燒餅”的風浪中,恩師都能坦然面對,堅守信仰,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既不為五斗米折腰,也不為烏紗帽俯就,並盡己所能,仗義執言,保護著有才華、有抱負的文化英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淡泊名利,樂於“扶”人、力倡文人相“親”;對自己,他講一個“淡”字;對別人,他講一個“扶”字;對同行,他講一個“親”字。作為一位文化界領導,他追求“開明”;作為一名作家,他追求“開放”;而作為一個人,他所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所謂“道德文章”,他可稱得上佔全者。

說到“扶”字,我當是感同身受最真切者之一。

在上世紀的八十、九十年代,國內幾家國家級出版社,先、後以高規格分別出版了我的《鵬鳴情詩選》《鵬鳴情詩經典》《鵬鳴論》等一批著作,在海內外贏得矚目,也引起巨大反響。在慣於拉幫結派的中國文壇,驀然間冒出來些許莫名其妙之人,利用國內出版界那時期人們還圄於論資排輩的心理慣性,別有用心的挑動一些不明真相者,對這些著作進行無端的指責、謾罵,甚至由攻擊文章、攻擊出版社,轉而偷換概念,進行人身攻擊與誹謗。一時間烏雲壓城,使一向埋頭寫作不諳文壇是非黑白道的我,面臨著極有可能被這夥人從地球上瞬間夷滅的處境。原本單純的我陡然間嚐盡了世間的辛酸;飽受了偌大的世界卻無方寸立錐之地的失落,我真的猶如卡夫卡筆下的格里高爾,揹負著沉重的甲殼,揮舞著細長的手腳,天地間卻不會有一人迴應。是恩師,如暗夜裡劃破長空的流星,如陰魅間撩開重雲的朗月,給我指明瞭方向,給予了我莫大的溫暖與幫助——恩師諄諄教誨我置身是非之外,埋頭創作,而他自己則挺身而出,執筆撰寫了洋洋萬言的關於我的作品的評論文章,而且四處奔走張羅,親自組織了由陝西省文聯主持、國內外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文學老前輩、著名作家、評論家,以及國內外多家知名媒體參與的“鵬鳴詩歌作品座談會”。恩師以這種光明磊落,把是非擺上桌面讓事實說話,讓大家在光明中暢所欲言的方式,起到了正本清源,力挽狂瀾之效果。

也許在恩師看來,那只是一個長者的職責,如彈指一揮,早已忘卻了,但對一個平凡詩人卻不甘平庸的我來說,卻是銘心刻骨。我明白,恩師這樣做,絕非僅僅是出於袒護自己一個弟子的私心,而是出於他一貫堅守的忠於信仰的風骨、豁達寬厚的胸懷和是非分明、潔身自好的操守,是在履行一個擔當重任的領導者扶掖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新生力量的責任和大義。

著名戲劇美學理論家陳孝英在紀念恩師若冰的文章中寫到:“一個人文章蓋世固然可貴,若同時又能道德超群更屬難得;一個人平時堅持一種正確主張固然不易,當泰山壓頂,別人紛紛退卻時仍能‘頂住沉重的閘門,讓別人從閘門底下通過’方顯英雄本色;……”。這正是我所熟悉和尊敬的鶴髮童顏、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恩師的真實寫照。事實上,得到恩師如此關愛、呵護和扶助的文學人也絕非我一人。眾目共睹,恩師從一個身體力行的作家,到擔當一方文化大任的領導,在三秦大地上帶領一批同道者,克服千難萬阻,創造了一部新時期陝西文化一步步走出撞關、走向全國的歷史。將來的歲月將會見證,失去恩師,不僅僅是三秦,也是整個中國文壇的一個巨大損失!

撫今追昔,多年追尋繆斯的人生之路,我經歷了誠摯的友情,芳醇的愛情,相濡以沫的親情以後,更清醒地意識到這份經歷過三十多個似水流年的至純至淨的師情的博大與寶貴。師情如海,師恩如山;恩師溘逝,椎心泣血;憑窗西望,哀思無盡!為了不讓這份至真至美的情義變成褪色發黃的插頁,我會常常從記憶裡撿出翻晒;為了不讓它在風起葉落、雪花翻飛的日子裡飄逝,我會永將它的根深植心中,期待長成蒼天大樹。人世間表達愛的方式有無數種,我卻一直無法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來感謝我所愛戴、敬重的恩師,希望這段無聲的追憶,幻作人間最真的問候,告知恩師——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催奮我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伴隨我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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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灑長河哭恩師

鵬 鳴

2005年,北京的春天來得格外遲緩。已然三月下旬,時近清明,氣候依然陰冷;我的心情也有幾分不寧,似乎有所感應。3月25日上午十點,陝西省文聯辦公室打電話報來噩耗:“你老師李若冰昨日去世了”!頃刻間,頭腦一片空白,旋即悲慟如潮,將我席捲。

幾日前,我還和愛人王芳說,春暖花開的時候,接恩師夫婦到北京來住幾天。這是老漢生前曾經有過的一個念想,也是我這個不肖之徒懇切的願望。恩師一生桃李如雲,桃李中大家名流亦如雲,我有幸忝列其中。驀然回首,三十多年前那個冬天裡還穿著一雙涼鞋,揹著一大捆詩稿,奔波在從渭北白水通往古都長安大道上的求學的農村娃,能夠成為今天著作幾近等身的鵬鳴,能夠在京華終於有了自己的“豪宅”,一切的一切,都始於恩師李若冰夫婦的關愛與提攜。然而,恩師一生淡泊,廣賜恩惠於人而不求對方有任何回報,作為學生,我能夠給恩師一點兒可能被應允的回報,也就這麼一份見縫插針式的“念想”。

沒想到,等到的是永訣。

天意倉皇,如此冷酷無情,竟不給我一次侍奉恩師的機會,也橫奪了我再次向他聆聽教誨的機會!

認識恩師是在1975年,我經陝西省文化廳廳長魚訊介紹,見到了時任中國作常務協理事、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慈眉善目的李若冰恩師(此後他任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寫“有個農民小夥子闖進我的屋裡,拿著詩作和小說叫我看,那急切閃爍的眼睛,和對文學崇拜的熱切求索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是那個“闖”進他生活之中的“農民小夥”。那時候,我還叫焦福成,一個從六歲開始寫詩,十一歲發表了千行長詩《娘在我的心上》,依舊在鄉村油燈下舞文弄墨的農村生產隊長。恩師以他豁達的胸懷接納了我這個起點不高 的學生,同時,也以他巨大的人格力量深深吸引了我的靈魂。此後,雖然恩師一直擔任著一個文化大省的相關領導職務,我一直在為了追尋繆斯女神四方漂泊,地位懸殊,交往也非頻繁,但相當親密。從初識時,恩師不厭其煩地幫我看稿、改稿、推薦作品,直到相知相牽,三十年間,師生間的深情厚誼一直在相互關愛的目光中不斷延伸。

以寫作而言,恩師是一位風格獨特、卓爾不群、堪稱典範的散文大師。他的作品有著激昂向上、詩情洋溢、明快質樸的特異品格。他被選入高中語文課本里的《柴達木手記》尤為如是。這種獨特的風格,被他一以貫之,數十年如一日,任憑風雲變幻,本色不改。他的作品沒有灰色和中間色,沒有追逐時尚的淺薄,沒有故作高深的賣弄,沒有孤芳自賞的淺吟低唱。他寫作,總是懷著一名文藝家對社會的良心、使命和歷史責任感,真誠地貼近社會生活的主流形態,以樸實無華而又飽蘸激情的筆墨,深入挖掘時代精神品質中最動人的內容,具有催人向上,奮發進取的力量。同時,恩師還是一位語重心長、循循善誘,且文體獨特的評論大家。翻開《李若冰文集》,其中整整一大卷作品,便是他為人做嫁衣裳的文章。他不僅懷著一腔熱忱,抱著扶植後學的殷殷之情,持有甘為人梯的高尚姿態,他的評論文字也有著一般評論家所沒有的特質:既融有自己對藝術創造的切身感受,又滲入主流階層、文壇行家對文藝創作的宏觀透視,讀起來不僅語重心長,親切感人,且有真知灼見,使人深受教益。與他為人真誠一脈相承,他的評論文章從來都是好與壞涇渭分明,不虛與委蛇,不誇大其辭,不為親者諱。在文采上不僅重闡釋,重理性,而且重描繪,重詩情,重意境,重評論文字的藝術張力。讀他的評論著作,你往往讀到了藝術享受。

就工作崗位而言,恩師只能算是一位“業餘”作家。即使在柴達木、羅布泊,在陝北、在神泉那些從事專業創作的日子,恩師也是身負石油勘探隊副隊長、縣委掛職書記等職,與探工和農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同戰天鬥地。後來,又長期擔任文化界領導職務,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恩師應該算是一位官人。雖然師母說他“不懂政治”。

難能可貴的是恩師在做官的同時,始終不曾忘記自己是一名作家,一名知識分子,他有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色與風骨,他重學養,重教養;有骨氣,有胸懷;力倡民主,與時俱進。無論是10年浩劫中關入牛棚,橫遭迫害,抑或是此前此後各種“翻燒餅”的風浪中,恩師都能坦然面對,堅守信仰,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既不為五斗米折腰,也不為烏紗帽俯就,並盡己所能,仗義執言,保護著有才華、有抱負的文化英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淡泊名利,樂於“扶”人、力倡文人相“親”;對自己,他講一個“淡”字;對別人,他講一個“扶”字;對同行,他講一個“親”字。作為一位文化界領導,他追求“開明”;作為一名作家,他追求“開放”;而作為一個人,他所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所謂“道德文章”,他可稱得上佔全者。

說到“扶”字,我當是感同身受最真切者之一。

在上世紀的八十、九十年代,國內幾家國家級出版社,先、後以高規格分別出版了我的《鵬鳴情詩選》《鵬鳴情詩經典》《鵬鳴論》等一批著作,在海內外贏得矚目,也引起巨大反響。在慣於拉幫結派的中國文壇,驀然間冒出來些許莫名其妙之人,利用國內出版界那時期人們還圄於論資排輩的心理慣性,別有用心的挑動一些不明真相者,對這些著作進行無端的指責、謾罵,甚至由攻擊文章、攻擊出版社,轉而偷換概念,進行人身攻擊與誹謗。一時間烏雲壓城,使一向埋頭寫作不諳文壇是非黑白道的我,面臨著極有可能被這夥人從地球上瞬間夷滅的處境。原本單純的我陡然間嚐盡了世間的辛酸;飽受了偌大的世界卻無方寸立錐之地的失落,我真的猶如卡夫卡筆下的格里高爾,揹負著沉重的甲殼,揮舞著細長的手腳,天地間卻不會有一人迴應。是恩師,如暗夜裡劃破長空的流星,如陰魅間撩開重雲的朗月,給我指明瞭方向,給予了我莫大的溫暖與幫助——恩師諄諄教誨我置身是非之外,埋頭創作,而他自己則挺身而出,執筆撰寫了洋洋萬言的關於我的作品的評論文章,而且四處奔走張羅,親自組織了由陝西省文聯主持、國內外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文學老前輩、著名作家、評論家,以及國內外多家知名媒體參與的“鵬鳴詩歌作品座談會”。恩師以這種光明磊落,把是非擺上桌面讓事實說話,讓大家在光明中暢所欲言的方式,起到了正本清源,力挽狂瀾之效果。

也許在恩師看來,那只是一個長者的職責,如彈指一揮,早已忘卻了,但對一個平凡詩人卻不甘平庸的我來說,卻是銘心刻骨。我明白,恩師這樣做,絕非僅僅是出於袒護自己一個弟子的私心,而是出於他一貫堅守的忠於信仰的風骨、豁達寬厚的胸懷和是非分明、潔身自好的操守,是在履行一個擔當重任的領導者扶掖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新生力量的責任和大義。

著名戲劇美學理論家陳孝英在紀念恩師若冰的文章中寫到:“一個人文章蓋世固然可貴,若同時又能道德超群更屬難得;一個人平時堅持一種正確主張固然不易,當泰山壓頂,別人紛紛退卻時仍能‘頂住沉重的閘門,讓別人從閘門底下通過’方顯英雄本色;……”。這正是我所熟悉和尊敬的鶴髮童顏、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恩師的真實寫照。事實上,得到恩師如此關愛、呵護和扶助的文學人也絕非我一人。眾目共睹,恩師從一個身體力行的作家,到擔當一方文化大任的領導,在三秦大地上帶領一批同道者,克服千難萬阻,創造了一部新時期陝西文化一步步走出撞關、走向全國的歷史。將來的歲月將會見證,失去恩師,不僅僅是三秦,也是整個中國文壇的一個巨大損失!

撫今追昔,多年追尋繆斯的人生之路,我經歷了誠摯的友情,芳醇的愛情,相濡以沫的親情以後,更清醒地意識到這份經歷過三十多個似水流年的至純至淨的師情的博大與寶貴。師情如海,師恩如山;恩師溘逝,椎心泣血;憑窗西望,哀思無盡!為了不讓這份至真至美的情義變成褪色發黃的插頁,我會常常從記憶裡撿出翻晒;為了不讓它在風起葉落、雪花翻飛的日子裡飄逝,我會永將它的根深植心中,期待長成蒼天大樹。人世間表達愛的方式有無數種,我卻一直無法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來感謝我所愛戴、敬重的恩師,希望這段無聲的追憶,幻作人間最真的問候,告知恩師——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催奮我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伴隨我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淚灑長河哭恩師

圖為恩師李若冰(已故)、賀抒玉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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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灑長河哭恩師

淚灑長河哭恩師

鵬 鳴

2005年,北京的春天來得格外遲緩。已然三月下旬,時近清明,氣候依然陰冷;我的心情也有幾分不寧,似乎有所感應。3月25日上午十點,陝西省文聯辦公室打電話報來噩耗:“你老師李若冰昨日去世了”!頃刻間,頭腦一片空白,旋即悲慟如潮,將我席捲。

幾日前,我還和愛人王芳說,春暖花開的時候,接恩師夫婦到北京來住幾天。這是老漢生前曾經有過的一個念想,也是我這個不肖之徒懇切的願望。恩師一生桃李如雲,桃李中大家名流亦如雲,我有幸忝列其中。驀然回首,三十多年前那個冬天裡還穿著一雙涼鞋,揹著一大捆詩稿,奔波在從渭北白水通往古都長安大道上的求學的農村娃,能夠成為今天著作幾近等身的鵬鳴,能夠在京華終於有了自己的“豪宅”,一切的一切,都始於恩師李若冰夫婦的關愛與提攜。然而,恩師一生淡泊,廣賜恩惠於人而不求對方有任何回報,作為學生,我能夠給恩師一點兒可能被應允的回報,也就這麼一份見縫插針式的“念想”。

沒想到,等到的是永訣。

天意倉皇,如此冷酷無情,竟不給我一次侍奉恩師的機會,也橫奪了我再次向他聆聽教誨的機會!

認識恩師是在1975年,我經陝西省文化廳廳長魚訊介紹,見到了時任中國作常務協理事、陝西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慈眉善目的李若冰恩師(此後他任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主席)。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寫“有個農民小夥子闖進我的屋裡,拿著詩作和小說叫我看,那急切閃爍的眼睛,和對文學崇拜的熱切求索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是那個“闖”進他生活之中的“農民小夥”。那時候,我還叫焦福成,一個從六歲開始寫詩,十一歲發表了千行長詩《娘在我的心上》,依舊在鄉村油燈下舞文弄墨的農村生產隊長。恩師以他豁達的胸懷接納了我這個起點不高 的學生,同時,也以他巨大的人格力量深深吸引了我的靈魂。此後,雖然恩師一直擔任著一個文化大省的相關領導職務,我一直在為了追尋繆斯女神四方漂泊,地位懸殊,交往也非頻繁,但相當親密。從初識時,恩師不厭其煩地幫我看稿、改稿、推薦作品,直到相知相牽,三十年間,師生間的深情厚誼一直在相互關愛的目光中不斷延伸。

以寫作而言,恩師是一位風格獨特、卓爾不群、堪稱典範的散文大師。他的作品有著激昂向上、詩情洋溢、明快質樸的特異品格。他被選入高中語文課本里的《柴達木手記》尤為如是。這種獨特的風格,被他一以貫之,數十年如一日,任憑風雲變幻,本色不改。他的作品沒有灰色和中間色,沒有追逐時尚的淺薄,沒有故作高深的賣弄,沒有孤芳自賞的淺吟低唱。他寫作,總是懷著一名文藝家對社會的良心、使命和歷史責任感,真誠地貼近社會生活的主流形態,以樸實無華而又飽蘸激情的筆墨,深入挖掘時代精神品質中最動人的內容,具有催人向上,奮發進取的力量。同時,恩師還是一位語重心長、循循善誘,且文體獨特的評論大家。翻開《李若冰文集》,其中整整一大卷作品,便是他為人做嫁衣裳的文章。他不僅懷著一腔熱忱,抱著扶植後學的殷殷之情,持有甘為人梯的高尚姿態,他的評論文字也有著一般評論家所沒有的特質:既融有自己對藝術創造的切身感受,又滲入主流階層、文壇行家對文藝創作的宏觀透視,讀起來不僅語重心長,親切感人,且有真知灼見,使人深受教益。與他為人真誠一脈相承,他的評論文章從來都是好與壞涇渭分明,不虛與委蛇,不誇大其辭,不為親者諱。在文采上不僅重闡釋,重理性,而且重描繪,重詩情,重意境,重評論文字的藝術張力。讀他的評論著作,你往往讀到了藝術享受。

就工作崗位而言,恩師只能算是一位“業餘”作家。即使在柴達木、羅布泊,在陝北、在神泉那些從事專業創作的日子,恩師也是身負石油勘探隊副隊長、縣委掛職書記等職,與探工和農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同戰天鬥地。後來,又長期擔任文化界領導職務,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恩師應該算是一位官人。雖然師母說他“不懂政治”。

難能可貴的是恩師在做官的同時,始終不曾忘記自己是一名作家,一名知識分子,他有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色與風骨,他重學養,重教養;有骨氣,有胸懷;力倡民主,與時俱進。無論是10年浩劫中關入牛棚,橫遭迫害,抑或是此前此後各種“翻燒餅”的風浪中,恩師都能坦然面對,堅守信仰,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既不為五斗米折腰,也不為烏紗帽俯就,並盡己所能,仗義執言,保護著有才華、有抱負的文化英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淡泊名利,樂於“扶”人、力倡文人相“親”;對自己,他講一個“淡”字;對別人,他講一個“扶”字;對同行,他講一個“親”字。作為一位文化界領導,他追求“開明”;作為一名作家,他追求“開放”;而作為一個人,他所追求的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所謂“道德文章”,他可稱得上佔全者。

說到“扶”字,我當是感同身受最真切者之一。

在上世紀的八十、九十年代,國內幾家國家級出版社,先、後以高規格分別出版了我的《鵬鳴情詩選》《鵬鳴情詩經典》《鵬鳴論》等一批著作,在海內外贏得矚目,也引起巨大反響。在慣於拉幫結派的中國文壇,驀然間冒出來些許莫名其妙之人,利用國內出版界那時期人們還圄於論資排輩的心理慣性,別有用心的挑動一些不明真相者,對這些著作進行無端的指責、謾罵,甚至由攻擊文章、攻擊出版社,轉而偷換概念,進行人身攻擊與誹謗。一時間烏雲壓城,使一向埋頭寫作不諳文壇是非黑白道的我,面臨著極有可能被這夥人從地球上瞬間夷滅的處境。原本單純的我陡然間嚐盡了世間的辛酸;飽受了偌大的世界卻無方寸立錐之地的失落,我真的猶如卡夫卡筆下的格里高爾,揹負著沉重的甲殼,揮舞著細長的手腳,天地間卻不會有一人迴應。是恩師,如暗夜裡劃破長空的流星,如陰魅間撩開重雲的朗月,給我指明瞭方向,給予了我莫大的溫暖與幫助——恩師諄諄教誨我置身是非之外,埋頭創作,而他自己則挺身而出,執筆撰寫了洋洋萬言的關於我的作品的評論文章,而且四處奔走張羅,親自組織了由陝西省文聯主持、國內外一大批德高望重的文學老前輩、著名作家、評論家,以及國內外多家知名媒體參與的“鵬鳴詩歌作品座談會”。恩師以這種光明磊落,把是非擺上桌面讓事實說話,讓大家在光明中暢所欲言的方式,起到了正本清源,力挽狂瀾之效果。

也許在恩師看來,那只是一個長者的職責,如彈指一揮,早已忘卻了,但對一個平凡詩人卻不甘平庸的我來說,卻是銘心刻骨。我明白,恩師這樣做,絕非僅僅是出於袒護自己一個弟子的私心,而是出於他一貫堅守的忠於信仰的風骨、豁達寬厚的胸懷和是非分明、潔身自好的操守,是在履行一個擔當重任的領導者扶掖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新生力量的責任和大義。

著名戲劇美學理論家陳孝英在紀念恩師若冰的文章中寫到:“一個人文章蓋世固然可貴,若同時又能道德超群更屬難得;一個人平時堅持一種正確主張固然不易,當泰山壓頂,別人紛紛退卻時仍能‘頂住沉重的閘門,讓別人從閘門底下通過’方顯英雄本色;……”。這正是我所熟悉和尊敬的鶴髮童顏、慈眉善目、笑容可掬恩師的真實寫照。事實上,得到恩師如此關愛、呵護和扶助的文學人也絕非我一人。眾目共睹,恩師從一個身體力行的作家,到擔當一方文化大任的領導,在三秦大地上帶領一批同道者,克服千難萬阻,創造了一部新時期陝西文化一步步走出撞關、走向全國的歷史。將來的歲月將會見證,失去恩師,不僅僅是三秦,也是整個中國文壇的一個巨大損失!

撫今追昔,多年追尋繆斯的人生之路,我經歷了誠摯的友情,芳醇的愛情,相濡以沫的親情以後,更清醒地意識到這份經歷過三十多個似水流年的至純至淨的師情的博大與寶貴。師情如海,師恩如山;恩師溘逝,椎心泣血;憑窗西望,哀思無盡!為了不讓這份至真至美的情義變成褪色發黃的插頁,我會常常從記憶裡撿出翻晒;為了不讓它在風起葉落、雪花翻飛的日子裡飄逝,我會永將它的根深植心中,期待長成蒼天大樹。人世間表達愛的方式有無數種,我卻一直無法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來感謝我所愛戴、敬重的恩師,希望這段無聲的追憶,幻作人間最真的問候,告知恩師——他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催奮我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伴隨我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淚灑長河哭恩師

圖為恩師李若冰(已故)、賀抒玉夫婦。

淚灑長河哭恩師

作 者:鵬鳴

鵬鳴(英文名:彼特 peter )1956年生,祖籍:陝西白水。現居北京,從事專業創作與文學研究。已出版有選集、文集、文藝理論、詩歌、散文、小說、文學評論、報告文學等專著多部。部分作品被譯成多語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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