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優秀的人在從事翻譯，但是真正出色的翻譯家卻日益隱而不彰
"更多優秀的人在從事翻譯，但是真正出色的翻譯家卻日益隱而不彰
尤霧青年作家，從事文化和藝術批評，兼及譯事。
巫寧坤先生駕鶴，消息傳來，人間一片唏噓，人們才開始追憶其過往。巫先生曾經翻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開始被重新提起，與此同時被再度刷屏的，是狄蘭·托馬斯的名詩“不要溫順的走進那良夜”。這首詩前幾年一度在大片《星際穿越》中被提及，直到今天，我們才重新想起了那個譯者。
也許今天的我們過度追求原創性，卻依舊輕視了翻譯家的工作。優秀的翻譯者應該越來越多，可是往往在翻譯出現爭議時譯者才會登場，這絕不是良好的文化生態。傅雷、李文俊、王道乾等昔日的經典譯者總是在翻譯作品的山巔被作出比較，可是現在人們常常會更熟悉那些山腳下的名字，社會熱點比作品本身似乎要更加重要。看上去更多優秀的人在從事翻譯，但是真正出色的翻譯家卻日益隱而不彰。
"更多優秀的人在從事翻譯，但是真正出色的翻譯家卻日益隱而不彰
尤霧青年作家，從事文化和藝術批評，兼及譯事。
巫寧坤先生駕鶴，消息傳來，人間一片唏噓，人們才開始追憶其過往。巫先生曾經翻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開始被重新提起，與此同時被再度刷屏的，是狄蘭·托馬斯的名詩“不要溫順的走進那良夜”。這首詩前幾年一度在大片《星際穿越》中被提及，直到今天，我們才重新想起了那個譯者。
也許今天的我們過度追求原創性，卻依舊輕視了翻譯家的工作。優秀的翻譯者應該越來越多，可是往往在翻譯出現爭議時譯者才會登場，這絕不是良好的文化生態。傅雷、李文俊、王道乾等昔日的經典譯者總是在翻譯作品的山巔被作出比較，可是現在人們常常會更熟悉那些山腳下的名字，社會熱點比作品本身似乎要更加重要。看上去更多優秀的人在從事翻譯，但是真正出色的翻譯家卻日益隱而不彰。
事實上，在文化不斷向民間鋪展，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的局面下，翻譯的功能反而被遮蔽在迷霧之中。當我們看一部網絡劇集或者暢銷小說時，翻譯成為了一個輔助性的任務以至於人們常常不知道翻譯者究竟是誰。在這個過程裡，翻譯本身的主體被融化在作品裡，彷彿翻譯就是作品本身，二者之間不再有太多的間隔。讓我們重新來溫習一下批評家本雅明對翻譯的看法：“一部譯作能在多大程度上與這種模式的本質保持一致，客觀地取決於原作的可譯性。原作的語言品質愈低、特色愈不明顯，它就愈接近信息，愈不利於譯作的茁壯成長。”這意味著，當翻譯家的主體逐漸退場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作品品質本身正在退化的事實。
本雅明強調，“對翻譯這種特殊的寫作模式而言，內容不是一個槓桿，反倒是一個障礙，一旦內容取得絕對優勢，翻譯就變得不可能了。反之，一部作品的水準愈高，它就愈有可譯性，那我們只能在一瞬間觸及它的意義。”這些“水準愈高”的作品，對於老翻譯家而言俯拾皆是，但是現在早已零落不堪。我們要在舊的經典裡尋找尚未被採擷的滄海遺珠已經很難，更況且時代並未跟上相應的步驟，打造出新的經典譜系。這讓翻譯者的身份變得相當曖昧，並且其工作價值顯得更加難以得到認知。
可是正如王小波所言，翻譯依舊在某個潛在的重要層面影響著文化和語言。我們的文化，潛移默化地正在受到各類翻譯的影響。不可否認的是，那些卓越的翻譯作品是語言的黃金寶藏，正是在大量偉大的翻譯中，我們的文化在被不斷重塑和更新。也正是在翻譯者的影響下，原創作品才獲得源源不斷的力量。在歷史上的宗教文本對文化的塑造作用毋庸多言，而現代依舊如此。當我們目前的日常語言裡充滿流行語詞時，也能看到另外一種非精英化翻譯對生活的塑造和改變。
"更多優秀的人在從事翻譯，但是真正出色的翻譯家卻日益隱而不彰
尤霧青年作家，從事文化和藝術批評，兼及譯事。
巫寧坤先生駕鶴，消息傳來，人間一片唏噓，人們才開始追憶其過往。巫先生曾經翻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開始被重新提起，與此同時被再度刷屏的，是狄蘭·托馬斯的名詩“不要溫順的走進那良夜”。這首詩前幾年一度在大片《星際穿越》中被提及，直到今天，我們才重新想起了那個譯者。
也許今天的我們過度追求原創性，卻依舊輕視了翻譯家的工作。優秀的翻譯者應該越來越多，可是往往在翻譯出現爭議時譯者才會登場，這絕不是良好的文化生態。傅雷、李文俊、王道乾等昔日的經典譯者總是在翻譯作品的山巔被作出比較，可是現在人們常常會更熟悉那些山腳下的名字，社會熱點比作品本身似乎要更加重要。看上去更多優秀的人在從事翻譯，但是真正出色的翻譯家卻日益隱而不彰。
事實上，在文化不斷向民間鋪展，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的局面下，翻譯的功能反而被遮蔽在迷霧之中。當我們看一部網絡劇集或者暢銷小說時，翻譯成為了一個輔助性的任務以至於人們常常不知道翻譯者究竟是誰。在這個過程裡，翻譯本身的主體被融化在作品裡，彷彿翻譯就是作品本身，二者之間不再有太多的間隔。讓我們重新來溫習一下批評家本雅明對翻譯的看法：“一部譯作能在多大程度上與這種模式的本質保持一致，客觀地取決於原作的可譯性。原作的語言品質愈低、特色愈不明顯，它就愈接近信息，愈不利於譯作的茁壯成長。”這意味著，當翻譯家的主體逐漸退場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作品品質本身正在退化的事實。
本雅明強調，“對翻譯這種特殊的寫作模式而言，內容不是一個槓桿，反倒是一個障礙，一旦內容取得絕對優勢，翻譯就變得不可能了。反之，一部作品的水準愈高，它就愈有可譯性，那我們只能在一瞬間觸及它的意義。”這些“水準愈高”的作品，對於老翻譯家而言俯拾皆是，但是現在早已零落不堪。我們要在舊的經典裡尋找尚未被採擷的滄海遺珠已經很難，更況且時代並未跟上相應的步驟，打造出新的經典譜系。這讓翻譯者的身份變得相當曖昧，並且其工作價值顯得更加難以得到認知。
可是正如王小波所言，翻譯依舊在某個潛在的重要層面影響著文化和語言。我們的文化，潛移默化地正在受到各類翻譯的影響。不可否認的是，那些卓越的翻譯作品是語言的黃金寶藏，正是在大量偉大的翻譯中，我們的文化在被不斷重塑和更新。也正是在翻譯者的影響下，原創作品才獲得源源不斷的力量。在歷史上的宗教文本對文化的塑造作用毋庸多言，而現代依舊如此。當我們目前的日常語言裡充滿流行語詞時，也能看到另外一種非精英化翻譯對生活的塑造和改變。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如巫寧坤先生這樣的名字和他們所代表的偉大作品更顯得彌足珍貴。一個優秀的文化需要的是一群優秀的翻譯家，如馬丁·路德對於德意志，如福澤諭吉對於日本，因為偉大的翻譯家本身所承擔的，正是一個民族的詩人的任務。
（編輯：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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