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
一箇中國曆史上社會痛苦 、 政治混亂的悲劇時代 ，然而 , 它又是精神上極自由、 極解放 , 最富於智慧 、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
佛教作為一株源自於異域的意識形態之花 , 這一時期在中華大地尋找到賴 以滋生的土壤 , 得 以生根發芽 。
但是 , 在公元五世紀中葉 , 中原的佛教徒們經歷了歷史上空前的一 次“ 法難 ”一一北魏太武帝滅佛事件。
北魏建國於三八六年 , 積極致力於征服中原 , 至太武帝拓跋燾即位 , 於四三九年統一了北方 。
建立北魏的拓跋部是一個文化較低、社會發展落後的部落 。 在其統治之下 , 當時的北魏社會中 , 階級矛盾就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 起 , 構成了複雜的社會狀況 。
一方面 , 北魏的統治者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努力爭取漢族地主階級的合作 , 引用漢族地主為官。
出身於清河著名士族的崔浩就曾受寵一 時 , 並在太武帝滅佛這一事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漢族地主的幫助下 , 北魏統治者們接受了先進的封建制度 , 迅速封建化 。
另一方面 , 在統治階級內部 , 拓跋貴族與 漢族地主之間又存在著矛盾。
他們兩者之間不僅有著政治經濟利益的衝突 , 而且因為民族差異的存在 , 拓跋族的統治者在引用漢族地主為官的同時，又對其存有極大的戒心 , 由於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雙重影響 , 統一不久的北方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 而處於雙重壓迫之下的各族人民也不斷奮起反抗 。
滅佛導火線-蓋吳起義
蓋吳是盧水胡人 , 不堪忍受壓迫 , 於 四四五年在陝西杏城起義 , 陝甘地區的漢、盧水胡 、 屠各氏、羌等各族人民紛紛響應 。起義範圍北起杏城 , 南至渭水南岸 , 西起秦隴的金城 、天水 , 東及河東 。
參加起義的群眾多達十餘萬人 , 奉蓋吳為秦地王 。這次起義的規模 、聲勢之浩大 , 使得北魏統治者不敢忽視 。北魏政府派六萬騎兵鎮壓 , 甚至太武帝拓跋燾也親臨河東 、關中指揮 。
雖然起義軍經過多次戰鬥後失敗 , 但是對於北魏統治者來說 , 是一次極大的震動 。
尤為甚者 , 太武帝到達長安 , 在一寺院內發現了兵器 , 本已把佛教作為戎狄之教加以排斥的太 武帝更是懷疑佛門與蓋吳通謀。
據《魏書 · 釋老志 》中記載 ·
”二會蓋吳反杏城 , 關中騷動 , 帝乃西伐 , 至於長安 。先是 , 長安沙門種麥寺內 , 御驗牧馬於麥中 , 帝入觀馬 。 沙門飲從官灑 , 從官入其便室 , 見有弓矢矛盾 , 出以奏聞。 帝怒曰 此非沙門所用 , 與當蓋吳通謀 , 規害人耳工 ”。
正是因蓋吳起畢動了統治者的神經 , 讓他們意識到了政權統治的岌岌可危 , 所以太武帝在發現 沙門可能與蓋吳起義有染時, 才會下如此之決心 , 詔天下滅佛。
政權的鞏固與否與帝王的王位休慼相關 , 此時的佛教與造反的百姓聯繫在一起 , 自然會招致帝王憑藉王權對其實行鎮壓 , 因而引發了太武帝滅佛的惡性事件 。
外來宗教與本地文化的衝突
咱們前面講到 , 北魏的統治者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努力爭取漢族地主階級的合作 , 引用漢族地主為官。 那麼討論太武帝滅佛的原因 , 就不能不涉及崔浩 。
如果說 , 蓋吳起義是太武帝滅佛事件的導火線 , 那麼早在此之前 , 崔浩就在思想上對拓跋燾潛移默化 , 也就是說 , 滅佛事件的發生是有極唯刻的思想背景的 。
太武帝在對待佛教的態度及其社會作用是有一個認識變化過程的。
建立北魏的鮮卑拓跋部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接受了佛教 , 太武帝開始也信奉佛法 、 禮敬沙 門。
據《魏書 · 釋老志 》載 ：
“ 世祖初即每亦遵太祖、太宗之業 , 每引高德沙門 , 與共談論 ⋯⋯舉諸佛像 , 行於廣荷 , 帝親御門樓 , 臨觀散花 , 以致禮敬 。 ”
後來太武帝聽信司徒崔浩的勸告 , 信奉寇謙之的天師道 , 排斥佛教 , 進而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 《魏書 · 釋老志》上這樣記 載：
“世祖即位 , 富於春秋， 既而銳志武功 , 每以平定禍亂為先 。 雖歸宗教法 , 敬重沙門 , 而未存覽經教 , 深求緣報之意 。 及得寇謙之道 , 帝以清淨無為 , 有仙化之證 , 遂信行其術 。 時司徒崔浩 , 博學多聞 , 帝每訪以大事 。浩奉謙之道 , 尤不信佛 , 與帝言 , 數加非毀 , 常謂虛誕 , 為世費害。 帝以其辯博 , 頗信之 。 ”
這裡所謂寇謙之的天師道 , 是指經過寇謙之改革後的貴族化了的道教 。
經過寇謙之改革後的新道教也主張“ 服食閉煉 , 但他把許多封建倫理教條變為道教的教義 , 如教人“ 不得叛逆君主 ”、“ 於君不可不忠 “ , 要安於貧賤 、“ 勿怨貧苦” , 等等 。
這一 改革 , 使道教由原來的民間宗教一躍而成為官方宗教 , 這一貴族化的道教無疑是極其迎合統治階級一一當然包括帝王的心意 。
因而它才有可能在一旦被發現後 , 立即被封建帝王所採納 , 成為統治人民的又一有利工具 。
這樣 , 道教在與佛教的競爭中 , 腳跟站住了 , 順民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毒素 , 也由此廣泛散佈到了民間。
公元四二四年 , 即太武帝始光初 , 寇謙之把道書獻上朝廷 。 此時的道教還尚未充分流行 , 朝野信奉者很少。
這樣的情況之下 , 崔浩利用其地位優勢 , 向太武帝不頭時機地奏上這樣一折， 在得道成仙的巨大誘惑 , 加上太武帝身一些 因素的影響 , 道教的地位終於在太武帝朝壓過了佛教 。
可以說崔浩憑藉其在太武帝面前的特殊地位 , 左右了滅佛事件的發生 。
呂思勉先生曾在《兩晉南北朝史 》中指出 ：
“太武信道 , 尚在真君以前 , 至七年乃有此禍 , 可見其別有原因 。崔浩特迎機而導之耳......其欲去佛 , 未知何故 , 或誠以其為世費害 , 而假手於虜以除之邪 ”。
崔浩作為一個漢族地主階級的代言人 , 站在民族 、國家的立場上 , 維護儒家文化傳統和華夏 民族性 , 因而他支持 、 扶植土生土長的道教以擠垮外來為特徵的佛教。
他主觀上要阻止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 但事實上沒有成功 , 滅佛事件相反在客觀上刺激了佛教 , 使它十分注意中國固有文化的特點 , 努 改變自己的 形態 , 以適應中國的國情與社會心 理 , 加 速佛教的中國化。
佛教發展對統治者形成威脅
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 , 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亂世 ，而政治上的黑暗統治帶來的恰恰是思想領域內的鳴放 。
在這一個血淚橫融 、 戰亂不已的亂世 , 社會各階層人們 普遍有一種“人命若朝霜，人生若塵露”的優生之磋 , 強烈的生命優患催動人們往四面八方去尋找安 身立命之處 , 而東來的佛教適時地為人們闢出了一片精神解脫的新天地 。
此時的佛教在中國已頗具規模 , 併成為完整意義上的宗教流派勃興於意識形態領域。 人們亦紛紛投奔寺院 , 久而久之 , 由於寺院有免除斌役等政策優惠 , 寺院裡出現了自己的佃戶 , 寺院經濟日益膨脹 , 並且人丁興旺 , 甚至於出現 了 “ 僧兵” 之類的寺院武裝 。
寺塔豪華 , 浪費財物 , 僧徒眾多 , 不事農桑 , 減耗課役 , 僧尼逐利違法 , 有汙穢之行 , 寺院藏汙納垢 , 收容避役逃罪之人等 , 這些對國家財政收入 、 法令統一 、 國力增強都有損 害。
這些問題的存在 , 使得太武帝不得不恐俱佛教勢力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趨向強大 , 擔心它脫離官方的約束 , 不想見到佛教對社會有過多的影響 , 索性 一棍子打到底 , 將其扼殺於搖籃之中 。
對 於佛教 , 中國封建社會的帝王 , 往往出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而提倡和扶植滅佛教 , 同樣也是出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而限制甚至毀滅佛教 。
統治者的基本態度是 既利用佛教為自身的統治服務 , 又不容許佛教過份地發展 , 即採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
縱觀北魏太武帝滅佛事件 , 拓跋煮由禮敬沙門而崇奉天師 , 進而演變為滅佛的惡性事件 , 是偶然因素與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 , 當它剛傳入中國時是極力攀附於中國傳統文化 , 特別是作為道教前身的 ‘ 黃老道 和神仙道” 。
但畢竟它的根基在印度 , 其許多思想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大差別 , 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佛教的外來性就決定了初傳的佛教必然會遭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抵制和排斥 。
太武帝滅佛行動又是專制主義王權作用的必然結果。 縱然佛教的外來性使其與本土文化格格不入 , 但本土文化對它的打擊並不具殺傷力 , 況且佛教徒有能力奮起反擊 , 與之對壘 。
而帝王的滅佛是毀滅性的，歷史表明 , 佛教並沒有力量反擊統治者的毀佛活動 , 佛教就算達到十分顯赫的程度 , 也只能蜷伏在專制主義王權的下面 , 為王權祝福 。
佛教政治 、 經濟勢力的日益膨脹對封建帝王 構成威脅 , 一旦滅佛意識支配了帝王的頭腦 , 便發展為滅佛 的行動 。 蓋吳起義的發生和道教的興起可以看作是引發滅佛事件的偶然因素 。
太武帝滅佛事件 , 為後世帝王的滅佛開了先例 。
也正是由於有了這一次的教訓 , 此後 , 佛教對華夏文化不斷融合 , 經過長期的改造和重構 , 中國佛教形成了自己鮮明 的民族文化特色 , 從而融入中國傳統文化 , 得以長久立足於華夏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