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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連續性正視這個時代，中國是經過長期貧困、動亂，從休養生息到恢復發力、羽翼漸豐，開始進入躊躇滿志、向世界進發的狀態。從解決溫飽、建設小康到全面小康、初級發達、中等發達，這些目標隨著國力和人氣的提升逐步提出和實現。中共十八大時，一批長在紅旗下的領導人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執政時國家實力已較強，在國際上越來越成為次主角、主角，自然就有大國領袖的追求和底氣。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宏大的全盤規劃和政治口號，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追求在一般國家是很難想象的。相比美國這種世界領袖與霸主，中國是把自己定位為全球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者。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顧問委員會高級顧問、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文章來源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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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連續性正視這個時代，中國是經過長期貧困、動亂，從休養生息到恢復發力、羽翼漸豐，開始進入躊躇滿志、向世界進發的狀態。從解決溫飽、建設小康到全面小康、初級發達、中等發達，這些目標隨著國力和人氣的提升逐步提出和實現。中共十八大時，一批長在紅旗下的領導人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執政時國家實力已較強，在國際上越來越成為次主角、主角，自然就有大國領袖的追求和底氣。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宏大的全盤規劃和政治口號，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追求在一般國家是很難想象的。相比美國這種世界領袖與霸主，中國是把自己定位為全球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者。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顧問委員會高級顧問、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文章來源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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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的累積式鉅變
縱觀最近一段時期的歷史，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用中國領導人的話講，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現在追求強國夢。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被列強瓜分和看不起的“病夫”，成為全世界多數國家公認的綜合國力僅次於美國的新興超級大國。儘管中國自己並不這麼認為，但其他國家—不管是發達還是不發達、離中國近還是遠，幾乎一致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可以跟美國比肩的超級大國。日本、歐洲一些智庫認為，他們國家是中等國家，美國、中國是真正世界級的大國。當前中國在全球大國中發展最好、機會最大，也提出了世界級的目標願景。從國家的體量、經濟發展速度、國民生產總值、軍費支出和軍事裝備等硬指標衡量，中國多半能夠位居世界前三的行列。中國領導人說“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就是依據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定位和影響力的變化。這種真實而突出的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的連續漸進過程，是昂揚向上的積累和“好運道”的共同結果。
“革命”時代，實現了“站起來”，要“砸碎”西方統治體系。隨後開啟了建設時代和活力之源，進入世界體系來汲取力量，變成積極的參與者、建設者。某種程度上帶動了全球就業、脫貧、糧食生產。但至八九十年代，中國仍是一個剛解決溫飽問題的較弱的大國。其後兩代領導人繼續有力地推動建設，中國“人世”以後髙速增長，農民進城、企業長足發展、財政充足、提髙福利、取消農業稅、基建迅猛等都是重要現象。今天全球五百強中百餘家中國企業，也都是在那個時期規露頭角，並開始成為世界角色。中國作為和平崛起的新興大國的說法，是在世紀初由鄭必堅首次提出，也是中央借重要智囊發出信號。
2008年北京奧運會象徵了中國的“起飛”、“更高、更快、更強”的奧運口號，更代表了從上到下人心和精氣神的狀態，中國真正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大國，可以在全球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在此以前，我們的研究中很少出現“大國外交”“強國外交”“全球外交”此類表述。我當時看到某位臺灣來交流的年輕人博士論文寫中國新世紀以來大國外交，第一反應是非常驚訝，印象也特別深。2008年以後，中國崛起的聲勢越來越強，與美國、俄羅斯相比運道也不差。今天中美力量對比之態勢，很大程度是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美國經濟下行、中國經濟一直往上走的結果。
從歷史的連續性正視這個時代，中國是經過長期貧困、動亂，從休養生息到恢復發力、羽翼漸豐，開始進入躊躇滿志、向世界進發的狀態。從解決溫飽、建設小康到全面小康、初級發達、中等發達，這些目標隨著國力和人氣的提升逐步提出和實現。中共十八大時，一批長在紅旗下的領導人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執政時國家實力已較強，在國際上越來越成為次主角、主角，自然就有大國領袖的追求和底氣。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宏大的全盤規劃和政治口號，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追求在一般國家是很難想象的。相比美國這種世界領袖與霸主，中國是把自己定位為全球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者。或許將來歷史會寫：中國進入3.0版，特點是推動全球化，例如“一帶一路”、全球護航、全球公共產品、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
2
世界處在長期“置變”中
百年鉅變主要是就中國的發展與影響而言，還不能輕易說世界變局已發展到清晰可見、影響長遠的百年鉅變。所謂百年鉅變應該有世界史全方位的影響，為各大洲的政治家和人民所認知和接受。出現世界鉅變，可能因為戰爭（如兩次世界大戰）、重大政治變化、科技革命（如三次工業革命）、疾病肆虐（如中世紀末黑死病）、氣候或地質變化（如冰川期）等。與今天的變局相比，一戰、二戰、冷戰結束是真正產生世界影響、締造不同世界的鉅變。對一些國家而言，9.11對其都不算很大影響。
經過一戰，帝國、殖民體系開始向共和國、主權國家體系過渡，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發達國家開始大量研究國際法、國際聯盟和國際條約。現代會計制度、常備軍制度、教育制度、鐵路制度等，也是始於一戰後。當時中國也向民國過渡，成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二戰以來，核武器誕生，亞非拉民族紛紛獨立，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制度、國際組織建立，這些現象的影響遠超出此後任何單純的節點。人類徹底終結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開始進入更加追求和平、文明、正義、公正的時代。後來出現兩級和冷戰，但和熱戰不同，帶有意識形態色彩，應從國際關係角度看待。冷戰結束給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帶來全方位巨大沖擊，世界進入一超多強時代。海灣戰爭、911以後美國一系列對外打壓戰爭都和這一背景下西方的傲慢有關，同時金磚國家開始崛起。當前世界變局還不足以與這些鉅變相比，很難找到類似的爆炸性、斷裂性、質變性事件，並未產生新的國家、國際力量結構。當前仍是一超多強、西方相對優勢的階段儘管新舊力量此消彼長，但是沒有根本扭轉，處在漸變、置變的長期過程。有些人把百年鉅變理解為，中國和中國代表的模式起來了，美國和美國代表的制度不行了，至少中國要發揮與美國相媲美的影響力。但事實確然如此嗎？媒體某些宣傳是過度了，例如《厲害了，我的國》給國民造成一種中國各方面已數一數二的想象，其實中國數一數二主要是在經濟領域，還不是全方位強國。
如果我們告訴世界，中國崛起帶來世界百年鉅變，其他國家是否認可？各國或許認同西方確顯乏力，但“中國模式”還談不上被許多國家接受。例如從對待生態環境而言，中國模式未必有很大吸引力；從加速發展之力道而言是北歐、新加坡等地所不需的。在各國看來，中國帶來了錢和項目，是一個解決脫貧、民生問題的了不起的幹活角色、經濟巨人。“一帶一路”品牌為各國所知，但它主要限於經濟，文化、政治、安全、環保、教育等各方面的含義較弱。
歐洲、日本、東南亞、中東等地，並未看到百年鉅變。非洲需要脫貧，這也是中非關係進入新的質變時代的重要原因。但非洲的鉅變是二戰後獨立解放，再由西方主宰命運走向謀求自主發展，與中國、日本、印度關係未必很大。“一帶一路”給非洲帶去機遇，推動其發展，將來可能帶去安全保障，但遠未到幫助其煥然一新的地步。非洲的智庫學者指出，中國人在當地主要是幹活的，他們的大學裡沒有一位中國的全職終身教授。拉美上世紀70年代出現一批美國控制的右翼軍人政權，在美國“鬆綁”後得以經濟自由、民主化，但美國控制這個“後院”的局勢沒有根本變化。中國等國家雖然在拉美有工程項目，但此外幾乎沒有影響力。
如果將博鰲論壇和達沃斯做簡單對比，也會看出我們的強項和不足。博鰲論壇在交通、接待、安保上做得很好，但讓人看到的還只是經濟優先、發展第一的各種招商會、推介會等活動，能感覺到中國政府的強力推動、中國和亞洲經濟的強有力脈動。博鰲對很多國家尤其老百姓來說未必知名，與中國有合作的政要和經濟學家才知道它。而達沃斯是世界經濟論壇，它所發佈的關於世界經濟的展望是全方位的最新指南。它更是思想風暴、創意集聚的世界級高水平論壇，是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思想方式交匯之地，充滿了對人類發展和人生意義的前沿思索和展望，花樣之多令人難以想象。例如哈佛大學在那裡有專門的實驗室，一批頂尖科學家向人們展示未來人類生活狀態；在那裡看不到瑞士政府的招商行為，卻能看到扎著馬尾辮的年輕部長給人們講安樂死、同性戀、新藥物。人們在那裡探討設計新的生活領域，例如未來如果每週工作一天就足以創造所需物品，剩餘時間如何更有價值？到達那裡並不方便，路途辛苦，但仍擋不住各國領導人、智庫、經濟學家的熱情，他們的某些新觀念就與在那裡的交流有關。
3
理性才能前進
強調今天的百年變局，亦即定位於時代開拓者和潮流引領者。其實中國正處於由大向強、躍躍欲試的過程，“新長征”剛剛開始。中國領導人所講的百年變局是有條件限制的，但現在很多領域都在不加區分地使用這種表述，都在從自己出發“開啟”百年變局。很多媒體、學者甚至外交人員宣稱我們開啟了百年鉅變的新時代，彷彿中國已“憋足勁”了。但事情絕不可能那麼簡單,欲速則不達。要特別清楚百年變局的定位和指向，避免盲目的戰略性誤判與透支。
我們應該更加謹慎、冷靜，發現成長中的不足，埋頭改革與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上升態勢，避免犯錯誤。很多朝代都是在鼎盛時期歌舞昇平、盲目自大、大打出手，緊接著就是蕭條、潰敗、戰亂。要認真研究歷史，從中洞悉未來，立於不敗之地。孟子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國家如果從上到下都臥薪嚐膽、埋頭苦幹，這恰恰是上升期的表現；如果從上到下都是一片吹捧和靡靡之音，可能就行將走下坡路。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從上到下都像幹海綿一樣,勇於承認自己落後，迫切地引進、吸收、追趕，特別努力地埋頭幹事。大學生以刻苦讀書為榮，週末不輕易休息，看場電影都自覺罪過。今天卻有一部分人覺得,發達國家不如我們錢多、車好、地鐵新,從飛機上往下看要數中華大地建築更多、變化更多。
“盛景”滋生了某種膨脹心態，認為別國不再有值得學習之處，可以輸出模式、教育別人了。例如部分叫囂應該教訓那些老是“挑事”的小國，輕視別國的語氣很驚人。這雖然都是個別現象，但肯定有值得反思之處。小國往往說話辦事很謹慎，而大國容易犯下不敏感、較粗暴的毛病。也正因此，當我們對外宣稱百年鉅變時，一些國家可能產生不必要的疑忌。中國要有謙和的大國風範，繼續成長，處理好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為世界做出貢獻。
若想立於不敗之地，首先要辦好自己的事。小國不管做得多好，都有可能在地區和國際局勢的起伏中身不由己地隨波逐流；而核心大國、中等以上強國，其強弱興衰更多取決於自身體制機制。例如蘇聯的不戰而敗、分崩離析，有西方演化、外部矛盾的原因，但二十年停滯期內喪失活力才是內因。中國有很光鮮的地方，也應該細查自己的短板和軟肋。如果講成就者多，談問題者少，或者說出來不受待見，就不是一個旨在引領時代和輸出模式的大國的應有氛圍。
中國在保持自身優勢的同時，要學會繼續埋頭苦幹，不斷自我改進。好比早先很多老闆都是野蠻生長，其受過髙等教育的子輩就會採取現代企業的管理方式，受過更好教育的再下一代會做得更精緻。國家發展也會經歷類似過程。中國目前仍處在鄧小平時代的大背景下，好不容易滿足了生存權利，要繼續解決經濟需求、挖掘發展活力，改善國民生活特別是基本需求，但這是發達國家早已解決的，今天中國要提出更髙要求，追求更優質的教育、生活、環境，以及讓人尊敬的國際視野、公共產品、外交形象。這時一定要以充滿學習氣息的態度去看待已經擁有的財富和仍然存在的不足，不斷髮展和提升。
我們觀察外部世界要特別謹慎細緻：哪些地方有讓人擔心的事態，就要防範；哪些地方有值得學習之處，就要關注。王緝思教授指出，中國人對複雜真實的外部世界還遠不夠了解。國人剛剛開始出國學習、旅遊、工作，走馬觀花，對整個世界和人類發展階段性，對人的想法、做法的內在複雜性,認知遠不充分。中國雖然富了，社會風氣、國民素質、公民意識、民主精神有待進一步提高，對生態的愛惜可能不如第三世界很多國家，社會的道德感更沒有成為全球的典範。例如在奧森公園，有人竟然把鳥蛋揣走，讓外國遊客目瞪口呆，這種行為在國外是任性的。在開始成為世界引領者時，一舉一動要更加小心翼翼。要時刻反思提醒自己，更多地辨識自身和他者的優勢與不足，形成趨利避害、防止戰略性透支的謹慎，繼續追趕比自己更先進的文明要素。
世界未來除了追求大規模增長效益，還應追求量體裁衣、精緻、個性化和髙質量。中國須以跟國際技術、經貿、政治、社會的發達水平對照對接的尺度，衡量現有國內改革、發展與現代化建設諸方面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設的步伐。要從粗放的經濟大國邁向精緻的“仁智大國”，從單項冠軍變成全能冠軍。除了要有錢、有力量，還要該慷慨則慷慨、該節省則節省，學會微笑，致力於解決全球危機，讓自己和世界變得更文明、更環保，在很多領域擁有話語權，讓世界心悅誠服。
4
“仁”的社會
快速發展及其帶來內部的差距與問題，正如硬幣的兩面。當前缺乏的不是硬實力或加快硬實力建設的推力，而是缺少讓外部國家心悅誠服的軟實力和制度安排，缺少對普通百姓權利的細緻關照和對公民社會存在的法制保障。要認真思考：中國發展能給世界提供哪些全新現象？制度、教育、科技等是全新的嗎？中國帶動的歷史能讓世界變得少汙染、少造假、更文明、更環保嗎？中國還不是現代生活各方面的質量大國、創意大國、精緻大國，有很多需要改進之處。
我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方面中國的某些差距，尤其與德國製造對比，與日本尖端機器人對比，與美國的芯片設計、軍工實驗室和航天技術對比，與英國在發動機、醫學制藥、生物育種和微電子方面的某些領先對比,哪怕與以色列、瑞士、瑞典、荷蘭、芬蘭這些發達小國的特有優勢對比，總體上仍處於中低端位置，由大至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處處學習美國也是需要反思的。我們有時把自己繞進去，彷彿只有美國才代表現代化、好日子、好國民的標準。其實並不盡然，大多數國家並非如美國那樣。我們想創造比美國更多的G、更大的軍艦和航母，但在這種發展中有很多自己意識不到的短板，以至有時在別國看來像“暴發戶”。又如美國人均住房面積一百多平、每個家庭擁有幾輛車，一個國家的能耗量佔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四十，這種生活與其特殊的地理、資源有關，但在世界大多數地方是不可持續的。很多認知落後於國際,把一些需要淘汰的發展方式當作自己特色，對此沾沾自喜，甚至塑造“神話”。
我們還應認識到，並非只有大國才能影響和改變世界，世界格局的締造、重大變化的形成也可能是小人物、小國的作用，是大量有意義的事物產生、不經意間變化累積而成的過程。例如以色列、瑞士等國，創意和品牌特別多，很有親和力、吸引力，同樣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以色列農業很發達，給歐洲提供了大量新鮮果蔬，又靠知識、創意取勝；瑞士地下無資源、周圍無海洋、95％都是山地，卻打造了各種國際組織所在、各種國際規則所出的“萬國之都”，以及手錶、軍刀、廚具等含金量高、創意多、獨一無二的品牌。要思考明白，所謂鉅變的內涵到底是指大國崛起、發展優先，還是說要在世界變化中學習這種精緻和創新，擁有比之更強的產品和國際機構？
一個大國的“仁”當然要以實力為基礎，以外部世界對己方權利的尊重為參照，但須明白“以德行仁者王”的深刻道理。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國家政府實施“仁政”即做出充分尊重公民權利的政治制度安排。綜合先賢智慧和歷史經驗，仁政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重百姓生計，讓百姓民有恆產恆心和不受盤剝。二是促司法公正，做到仁至義盡、透明公正。三是倡導以人為本，看到民心向背對政治安穩的決定性作用。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五是善反思學習，始終保持開放和謙虛精神。
中國在另外一些方面大而未強的問題，同樣值得關注，例如教育、醫療、保險和各種社會化服務供應方面和日常生活的具體層面。又如各地發展差距較大,生活在不發達地區的人會有邊緣化之感，要特別注意他們的生存和感受。上述問題說明，根子在重物不重人，重集體輕個體，重數量輕質量，重外觀輕素質。物質層面貌似快速變大，但一個民族內在的精神追求與氣質並未真的強起來，仁智與實力的擴展沒有同步。要關注這些問題和隱患，不斷改善，才談得上給世界提供引領性的中國方案。
5
“智”的外交
在國際關係消極因素和不確定性有所增加的複雜局面下，尤其在超級大國美國實施全球戰略性收縮、不斷削減其國際責任的特殊背景下，我們應當謹慎分辨國際社會要求中國取代美國角色（及義務）的各種呼聲和多重壓力，認真梳理外交資源使用的輕重緩急，有所為有所不為，小心防備戰略冒進現象。
外交仍是較為粗放簡單的，其制度只有一些最主要的功能，工作人員往往以成為大使、外交官為追求。與此同時卻是工作一鍋端，外交官要承擔許多祕書工作。發達國家的外交官制度很精緻，有很多不同的級別、分類、功能，例如有的做簽證，有的做文化，有的做當地短期合同……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學習。外交部需要具有不同種類與層級之技能的工作人員，外交人員的培養不僅需要外交學院，也需要專門的技校，技術活同樣重要。
中國外交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託財力，是以發展為優先、以發展來帶動的外交。中國能在海外發聲、有些外交優勢，是靠上萬億外匯儲備、大量投資與訂單、“一帶一路”等。而對於很多全球性挑戰，例如反恐、中東問題、難民、全球流動人口、海洋爭端、資源環境與氣候變化、冰川融化、物種消失等，中國還未能提出有價值的方案。例如，聯合國《海洋法》生效後，150多個國家都在海洋方向躍躍欲試，帶來新一輪海洋擴張運動和很多紊亂、爭吵，甚至是潛在的導火索。中國不光要有航母來守衛領土領海，也要為全世界提供海洋爭端如何落地的更多選項。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很少有國際機構（特別是總部），很少看到類似巴黎氣候協定、奧斯陸協議等活動，與聯合國組織所在的紐約更難並論。聯合國70％的規則由美國及其盟友起草，中國只貢獻了婦女解放、“一帶一路”等有限的幾項。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的想象力遠遠不夠。中國應該有所作為，要有人去處理，要讓全世界感到中國的創意和智慧。
好的外交有長遠格局，能夠知進退。既不能坐失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話語權的時機，也不可在無視國外關切和國人不理解的背景下強行當“帶路大國”。“創造性介入”思想總體上鼓勵積極有為的中國對外交往態勢，特別是廣泛活躍的各種斡旋活動，期待外交人即便在看似無望的困境中尋找解決難題和糾紛的亮點及突破口，堅守改革開放以來獨立自主、和平發展、互利共贏、開放多元的指向，尤其是讚揚有想象力、體現中國智慧與“和合”文化精神的問題解決方案與思路，在國際關係中逐步樹立有古老文明傳統和東方智識的當代新興大國的正面形象。同時，防止意氣用事，避免狹隘民族主義和“憤青式”口號綁架中國外交，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穩的立場，抵制國際上的強權主義和霸道做法，遏止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和主權完整的外部衝擊。
外交的格局與智慧，歸根結底來自民族的精神和國家內在的動力。今天的中國人是幸運的，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有取信於民的巨大建設成就，有取信於外的和平合作外交，不論內外發展尚存在哪些不足，它們是推動中國防止各種干擾繼續前行的重要基礎。現在重要的，不是沾沾自喜地講大話，更不是著急向外部輸出，而是細緻體察缺失，認真彌補。
結 語
中國從經濟大國朝著全方位強盛的仁智大國行進，依然面臨很多障礙與難題。百年鉅變的內涵是什麼，中國不同方面應具有何種目標、探索和擔當？這是極好的話題，我們的思考要注意避免跟風、雷同，因為那樣容易誤導輿論和看法，不利於國家進步，阻礙與世界的互鑑互融。恩格斯早年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在發展的各個方面，道理都是如此。當前很難斷言什麼才是重大需要——例如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信息革命等技術，但可確定的是有各種不同的需要，並會帶來人口、資金、技術等國內國際大規模流動和重新配置，未來世界也可能出現很多不確定性和“黑天鵝”，需要做好任重道遠的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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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連續性正視這個時代，中國是經過長期貧困、動亂，從休養生息到恢復發力、羽翼漸豐，開始進入躊躇滿志、向世界進發的狀態。從解決溫飽、建設小康到全面小康、初級發達、中等發達，這些目標隨著國力和人氣的提升逐步提出和實現。中共十八大時，一批長在紅旗下的領導人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執政時國家實力已較強，在國際上越來越成為次主角、主角，自然就有大國領袖的追求和底氣。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宏大的全盤規劃和政治口號，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追求在一般國家是很難想象的。相比美國這種世界領袖與霸主，中國是把自己定位為全球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者。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顧問委員會高級顧問、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文章來源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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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累積式鉅變
縱觀最近一段時期的歷史，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用中國領導人的話講，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現在追求強國夢。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被列強瓜分和看不起的“病夫”，成為全世界多數國家公認的綜合國力僅次於美國的新興超級大國。儘管中國自己並不這麼認為，但其他國家—不管是發達還是不發達、離中國近還是遠，幾乎一致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可以跟美國比肩的超級大國。日本、歐洲一些智庫認為，他們國家是中等國家，美國、中國是真正世界級的大國。當前中國在全球大國中發展最好、機會最大，也提出了世界級的目標願景。從國家的體量、經濟發展速度、國民生產總值、軍費支出和軍事裝備等硬指標衡量，中國多半能夠位居世界前三的行列。中國領導人說“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就是依據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定位和影響力的變化。這種真實而突出的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的連續漸進過程，是昂揚向上的積累和“好運道”的共同結果。
“革命”時代，實現了“站起來”，要“砸碎”西方統治體系。隨後開啟了建設時代和活力之源，進入世界體系來汲取力量，變成積極的參與者、建設者。某種程度上帶動了全球就業、脫貧、糧食生產。但至八九十年代，中國仍是一個剛解決溫飽問題的較弱的大國。其後兩代領導人繼續有力地推動建設，中國“人世”以後髙速增長，農民進城、企業長足發展、財政充足、提髙福利、取消農業稅、基建迅猛等都是重要現象。今天全球五百強中百餘家中國企業，也都是在那個時期規露頭角，並開始成為世界角色。中國作為和平崛起的新興大國的說法，是在世紀初由鄭必堅首次提出，也是中央借重要智囊發出信號。
2008年北京奧運會象徵了中國的“起飛”、“更高、更快、更強”的奧運口號，更代表了從上到下人心和精氣神的狀態，中國真正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大國，可以在全球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在此以前，我們的研究中很少出現“大國外交”“強國外交”“全球外交”此類表述。我當時看到某位臺灣來交流的年輕人博士論文寫中國新世紀以來大國外交，第一反應是非常驚訝，印象也特別深。2008年以後，中國崛起的聲勢越來越強，與美國、俄羅斯相比運道也不差。今天中美力量對比之態勢，很大程度是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美國經濟下行、中國經濟一直往上走的結果。
從歷史的連續性正視這個時代，中國是經過長期貧困、動亂，從休養生息到恢復發力、羽翼漸豐，開始進入躊躇滿志、向世界進發的狀態。從解決溫飽、建設小康到全面小康、初級發達、中等發達，這些目標隨著國力和人氣的提升逐步提出和實現。中共十八大時，一批長在紅旗下的領導人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執政時國家實力已較強，在國際上越來越成為次主角、主角，自然就有大國領袖的追求和底氣。中共十九大明確提出宏大的全盤規劃和政治口號，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追求在一般國家是很難想象的。相比美國這種世界領袖與霸主，中國是把自己定位為全球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者。或許將來歷史會寫：中國進入3.0版，特點是推動全球化，例如“一帶一路”、全球護航、全球公共產品、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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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處在長期“置變”中
百年鉅變主要是就中國的發展與影響而言，還不能輕易說世界變局已發展到清晰可見、影響長遠的百年鉅變。所謂百年鉅變應該有世界史全方位的影響，為各大洲的政治家和人民所認知和接受。出現世界鉅變，可能因為戰爭（如兩次世界大戰）、重大政治變化、科技革命（如三次工業革命）、疾病肆虐（如中世紀末黑死病）、氣候或地質變化（如冰川期）等。與今天的變局相比，一戰、二戰、冷戰結束是真正產生世界影響、締造不同世界的鉅變。對一些國家而言，9.11對其都不算很大影響。
經過一戰，帝國、殖民體系開始向共和國、主權國家體系過渡，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發達國家開始大量研究國際法、國際聯盟和國際條約。現代會計制度、常備軍制度、教育制度、鐵路制度等，也是始於一戰後。當時中國也向民國過渡，成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二戰以來，核武器誕生，亞非拉民族紛紛獨立，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制度、國際組織建立，這些現象的影響遠超出此後任何單純的節點。人類徹底終結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開始進入更加追求和平、文明、正義、公正的時代。後來出現兩級和冷戰，但和熱戰不同，帶有意識形態色彩，應從國際關係角度看待。冷戰結束給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帶來全方位巨大沖擊，世界進入一超多強時代。海灣戰爭、911以後美國一系列對外打壓戰爭都和這一背景下西方的傲慢有關，同時金磚國家開始崛起。當前世界變局還不足以與這些鉅變相比，很難找到類似的爆炸性、斷裂性、質變性事件，並未產生新的國家、國際力量結構。當前仍是一超多強、西方相對優勢的階段儘管新舊力量此消彼長，但是沒有根本扭轉，處在漸變、置變的長期過程。有些人把百年鉅變理解為，中國和中國代表的模式起來了，美國和美國代表的制度不行了，至少中國要發揮與美國相媲美的影響力。但事實確然如此嗎？媒體某些宣傳是過度了，例如《厲害了，我的國》給國民造成一種中國各方面已數一數二的想象，其實中國數一數二主要是在經濟領域，還不是全方位強國。
如果我們告訴世界，中國崛起帶來世界百年鉅變，其他國家是否認可？各國或許認同西方確顯乏力，但“中國模式”還談不上被許多國家接受。例如從對待生態環境而言，中國模式未必有很大吸引力；從加速發展之力道而言是北歐、新加坡等地所不需的。在各國看來，中國帶來了錢和項目，是一個解決脫貧、民生問題的了不起的幹活角色、經濟巨人。“一帶一路”品牌為各國所知，但它主要限於經濟，文化、政治、安全、環保、教育等各方面的含義較弱。
歐洲、日本、東南亞、中東等地，並未看到百年鉅變。非洲需要脫貧，這也是中非關係進入新的質變時代的重要原因。但非洲的鉅變是二戰後獨立解放，再由西方主宰命運走向謀求自主發展，與中國、日本、印度關係未必很大。“一帶一路”給非洲帶去機遇，推動其發展，將來可能帶去安全保障，但遠未到幫助其煥然一新的地步。非洲的智庫學者指出，中國人在當地主要是幹活的，他們的大學裡沒有一位中國的全職終身教授。拉美上世紀70年代出現一批美國控制的右翼軍人政權，在美國“鬆綁”後得以經濟自由、民主化，但美國控制這個“後院”的局勢沒有根本變化。中國等國家雖然在拉美有工程項目，但此外幾乎沒有影響力。
如果將博鰲論壇和達沃斯做簡單對比，也會看出我們的強項和不足。博鰲論壇在交通、接待、安保上做得很好，但讓人看到的還只是經濟優先、發展第一的各種招商會、推介會等活動，能感覺到中國政府的強力推動、中國和亞洲經濟的強有力脈動。博鰲對很多國家尤其老百姓來說未必知名，與中國有合作的政要和經濟學家才知道它。而達沃斯是世界經濟論壇，它所發佈的關於世界經濟的展望是全方位的最新指南。它更是思想風暴、創意集聚的世界級高水平論壇，是各種新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思想方式交匯之地，充滿了對人類發展和人生意義的前沿思索和展望，花樣之多令人難以想象。例如哈佛大學在那裡有專門的實驗室，一批頂尖科學家向人們展示未來人類生活狀態；在那裡看不到瑞士政府的招商行為，卻能看到扎著馬尾辮的年輕部長給人們講安樂死、同性戀、新藥物。人們在那裡探討設計新的生活領域，例如未來如果每週工作一天就足以創造所需物品，剩餘時間如何更有價值？到達那裡並不方便，路途辛苦，但仍擋不住各國領導人、智庫、經濟學家的熱情，他們的某些新觀念就與在那裡的交流有關。
3
理性才能前進
強調今天的百年變局，亦即定位於時代開拓者和潮流引領者。其實中國正處於由大向強、躍躍欲試的過程，“新長征”剛剛開始。中國領導人所講的百年變局是有條件限制的，但現在很多領域都在不加區分地使用這種表述，都在從自己出發“開啟”百年變局。很多媒體、學者甚至外交人員宣稱我們開啟了百年鉅變的新時代，彷彿中國已“憋足勁”了。但事情絕不可能那麼簡單,欲速則不達。要特別清楚百年變局的定位和指向，避免盲目的戰略性誤判與透支。
我們應該更加謹慎、冷靜，發現成長中的不足，埋頭改革與發展,繼續保持良好的上升態勢，避免犯錯誤。很多朝代都是在鼎盛時期歌舞昇平、盲目自大、大打出手，緊接著就是蕭條、潰敗、戰亂。要認真研究歷史，從中洞悉未來，立於不敗之地。孟子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國家如果從上到下都臥薪嚐膽、埋頭苦幹，這恰恰是上升期的表現；如果從上到下都是一片吹捧和靡靡之音，可能就行將走下坡路。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從上到下都像幹海綿一樣,勇於承認自己落後，迫切地引進、吸收、追趕，特別努力地埋頭幹事。大學生以刻苦讀書為榮，週末不輕易休息，看場電影都自覺罪過。今天卻有一部分人覺得,發達國家不如我們錢多、車好、地鐵新,從飛機上往下看要數中華大地建築更多、變化更多。
“盛景”滋生了某種膨脹心態，認為別國不再有值得學習之處，可以輸出模式、教育別人了。例如部分叫囂應該教訓那些老是“挑事”的小國，輕視別國的語氣很驚人。這雖然都是個別現象，但肯定有值得反思之處。小國往往說話辦事很謹慎，而大國容易犯下不敏感、較粗暴的毛病。也正因此，當我們對外宣稱百年鉅變時，一些國家可能產生不必要的疑忌。中國要有謙和的大國風範，繼續成長，處理好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為世界做出貢獻。
若想立於不敗之地，首先要辦好自己的事。小國不管做得多好，都有可能在地區和國際局勢的起伏中身不由己地隨波逐流；而核心大國、中等以上強國，其強弱興衰更多取決於自身體制機制。例如蘇聯的不戰而敗、分崩離析，有西方演化、外部矛盾的原因，但二十年停滯期內喪失活力才是內因。中國有很光鮮的地方，也應該細查自己的短板和軟肋。如果講成就者多，談問題者少，或者說出來不受待見，就不是一個旨在引領時代和輸出模式的大國的應有氛圍。
中國在保持自身優勢的同時，要學會繼續埋頭苦幹，不斷自我改進。好比早先很多老闆都是野蠻生長，其受過髙等教育的子輩就會採取現代企業的管理方式，受過更好教育的再下一代會做得更精緻。國家發展也會經歷類似過程。中國目前仍處在鄧小平時代的大背景下，好不容易滿足了生存權利，要繼續解決經濟需求、挖掘發展活力，改善國民生活特別是基本需求，但這是發達國家早已解決的，今天中國要提出更髙要求，追求更優質的教育、生活、環境，以及讓人尊敬的國際視野、公共產品、外交形象。這時一定要以充滿學習氣息的態度去看待已經擁有的財富和仍然存在的不足，不斷髮展和提升。
我們觀察外部世界要特別謹慎細緻：哪些地方有讓人擔心的事態，就要防範；哪些地方有值得學習之處，就要關注。王緝思教授指出，中國人對複雜真實的外部世界還遠不夠了解。國人剛剛開始出國學習、旅遊、工作，走馬觀花，對整個世界和人類發展階段性，對人的想法、做法的內在複雜性,認知遠不充分。中國雖然富了，社會風氣、國民素質、公民意識、民主精神有待進一步提高，對生態的愛惜可能不如第三世界很多國家，社會的道德感更沒有成為全球的典範。例如在奧森公園，有人竟然把鳥蛋揣走，讓外國遊客目瞪口呆，這種行為在國外是任性的。在開始成為世界引領者時，一舉一動要更加小心翼翼。要時刻反思提醒自己，更多地辨識自身和他者的優勢與不足，形成趨利避害、防止戰略性透支的謹慎，繼續追趕比自己更先進的文明要素。
世界未來除了追求大規模增長效益，還應追求量體裁衣、精緻、個性化和髙質量。中國須以跟國際技術、經貿、政治、社會的發達水平對照對接的尺度，衡量現有國內改革、發展與現代化建設諸方面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設的步伐。要從粗放的經濟大國邁向精緻的“仁智大國”，從單項冠軍變成全能冠軍。除了要有錢、有力量，還要該慷慨則慷慨、該節省則節省，學會微笑，致力於解決全球危機，讓自己和世界變得更文明、更環保，在很多領域擁有話語權，讓世界心悅誠服。
4
“仁”的社會
快速發展及其帶來內部的差距與問題，正如硬幣的兩面。當前缺乏的不是硬實力或加快硬實力建設的推力，而是缺少讓外部國家心悅誠服的軟實力和制度安排，缺少對普通百姓權利的細緻關照和對公民社會存在的法制保障。要認真思考：中國發展能給世界提供哪些全新現象？制度、教育、科技等是全新的嗎？中國帶動的歷史能讓世界變得少汙染、少造假、更文明、更環保嗎？中國還不是現代生活各方面的質量大國、創意大國、精緻大國，有很多需要改進之處。
我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方面中國的某些差距，尤其與德國製造對比，與日本尖端機器人對比，與美國的芯片設計、軍工實驗室和航天技術對比，與英國在發動機、醫學制藥、生物育種和微電子方面的某些領先對比,哪怕與以色列、瑞士、瑞典、荷蘭、芬蘭這些發達小國的特有優勢對比，總體上仍處於中低端位置，由大至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處處學習美國也是需要反思的。我們有時把自己繞進去，彷彿只有美國才代表現代化、好日子、好國民的標準。其實並不盡然，大多數國家並非如美國那樣。我們想創造比美國更多的G、更大的軍艦和航母，但在這種發展中有很多自己意識不到的短板，以至有時在別國看來像“暴發戶”。又如美國人均住房面積一百多平、每個家庭擁有幾輛車，一個國家的能耗量佔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四十，這種生活與其特殊的地理、資源有關，但在世界大多數地方是不可持續的。很多認知落後於國際,把一些需要淘汰的發展方式當作自己特色，對此沾沾自喜，甚至塑造“神話”。
我們還應認識到，並非只有大國才能影響和改變世界，世界格局的締造、重大變化的形成也可能是小人物、小國的作用，是大量有意義的事物產生、不經意間變化累積而成的過程。例如以色列、瑞士等國，創意和品牌特別多，很有親和力、吸引力，同樣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以色列農業很發達，給歐洲提供了大量新鮮果蔬，又靠知識、創意取勝；瑞士地下無資源、周圍無海洋、95％都是山地，卻打造了各種國際組織所在、各種國際規則所出的“萬國之都”，以及手錶、軍刀、廚具等含金量高、創意多、獨一無二的品牌。要思考明白，所謂鉅變的內涵到底是指大國崛起、發展優先，還是說要在世界變化中學習這種精緻和創新，擁有比之更強的產品和國際機構？
一個大國的“仁”當然要以實力為基礎，以外部世界對己方權利的尊重為參照，但須明白“以德行仁者王”的深刻道理。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國家政府實施“仁政”即做出充分尊重公民權利的政治制度安排。綜合先賢智慧和歷史經驗，仁政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重百姓生計，讓百姓民有恆產恆心和不受盤剝。二是促司法公正，做到仁至義盡、透明公正。三是倡導以人為本，看到民心向背對政治安穩的決定性作用。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五是善反思學習，始終保持開放和謙虛精神。
中國在另外一些方面大而未強的問題，同樣值得關注，例如教育、醫療、保險和各種社會化服務供應方面和日常生活的具體層面。又如各地發展差距較大,生活在不發達地區的人會有邊緣化之感，要特別注意他們的生存和感受。上述問題說明，根子在重物不重人，重集體輕個體，重數量輕質量，重外觀輕素質。物質層面貌似快速變大，但一個民族內在的精神追求與氣質並未真的強起來，仁智與實力的擴展沒有同步。要關注這些問題和隱患，不斷改善，才談得上給世界提供引領性的中國方案。
5
“智”的外交
在國際關係消極因素和不確定性有所增加的複雜局面下，尤其在超級大國美國實施全球戰略性收縮、不斷削減其國際責任的特殊背景下，我們應當謹慎分辨國際社會要求中國取代美國角色（及義務）的各種呼聲和多重壓力，認真梳理外交資源使用的輕重緩急，有所為有所不為，小心防備戰略冒進現象。
外交仍是較為粗放簡單的，其制度只有一些最主要的功能，工作人員往往以成為大使、外交官為追求。與此同時卻是工作一鍋端，外交官要承擔許多祕書工作。發達國家的外交官制度很精緻，有很多不同的級別、分類、功能，例如有的做簽證，有的做文化，有的做當地短期合同……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學習。外交部需要具有不同種類與層級之技能的工作人員，外交人員的培養不僅需要外交學院，也需要專門的技校，技術活同樣重要。
中國外交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託財力，是以發展為優先、以發展來帶動的外交。中國能在海外發聲、有些外交優勢，是靠上萬億外匯儲備、大量投資與訂單、“一帶一路”等。而對於很多全球性挑戰，例如反恐、中東問題、難民、全球流動人口、海洋爭端、資源環境與氣候變化、冰川融化、物種消失等，中國還未能提出有價值的方案。例如，聯合國《海洋法》生效後，150多個國家都在海洋方向躍躍欲試，帶來新一輪海洋擴張運動和很多紊亂、爭吵，甚至是潛在的導火索。中國不光要有航母來守衛領土領海，也要為全世界提供海洋爭端如何落地的更多選項。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很少有國際機構（特別是總部），很少看到類似巴黎氣候協定、奧斯陸協議等活動，與聯合國組織所在的紐約更難並論。聯合國70％的規則由美國及其盟友起草，中國只貢獻了婦女解放、“一帶一路”等有限的幾項。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的想象力遠遠不夠。中國應該有所作為，要有人去處理，要讓全世界感到中國的創意和智慧。
好的外交有長遠格局，能夠知進退。既不能坐失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話語權的時機，也不可在無視國外關切和國人不理解的背景下強行當“帶路大國”。“創造性介入”思想總體上鼓勵積極有為的中國對外交往態勢，特別是廣泛活躍的各種斡旋活動，期待外交人即便在看似無望的困境中尋找解決難題和糾紛的亮點及突破口，堅守改革開放以來獨立自主、和平發展、互利共贏、開放多元的指向，尤其是讚揚有想象力、體現中國智慧與“和合”文化精神的問題解決方案與思路，在國際關係中逐步樹立有古老文明傳統和東方智識的當代新興大國的正面形象。同時，防止意氣用事，避免狹隘民族主義和“憤青式”口號綁架中國外交，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穩的立場，抵制國際上的強權主義和霸道做法，遏止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和主權完整的外部衝擊。
外交的格局與智慧，歸根結底來自民族的精神和國家內在的動力。今天的中國人是幸運的，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有取信於民的巨大建設成就，有取信於外的和平合作外交，不論內外發展尚存在哪些不足，它們是推動中國防止各種干擾繼續前行的重要基礎。現在重要的，不是沾沾自喜地講大話，更不是著急向外部輸出，而是細緻體察缺失，認真彌補。
結 語
中國從經濟大國朝著全方位強盛的仁智大國行進，依然面臨很多障礙與難題。百年鉅變的內涵是什麼，中國不同方面應具有何種目標、探索和擔當？這是極好的話題，我們的思考要注意避免跟風、雷同，因為那樣容易誤導輿論和看法，不利於國家進步，阻礙與世界的互鑑互融。恩格斯早年說過：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在發展的各個方面，道理都是如此。當前很難斷言什麼才是重大需要——例如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信息革命等技術，但可確定的是有各種不同的需要，並會帶來人口、資金、技術等國內國際大規模流動和重新配置，未來世界也可能出現很多不確定性和“黑天鵝”，需要做好任重道遠的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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