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經是一個科技強國，我們有令人驕傲的“四大發明”，也有世界領先的天文學、醫學、數學和農學。根據相關資料統計，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比例高達54%。然而之後卻遠遠落後於西方，到了19世紀，中國的科技成果只佔據世界的0.4%。英國的著名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中國的科學為什麼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並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論？這個問題被稱為“李約瑟難題”。當代，錢學森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這裡的人才主要是科學研究的人才”。關於中國科技為什麼會在近代落後於西方，我們只能從中國的社會根源中去尋找。

李約瑟

一，經濟根源：小農國度缺乏科學的土壤

中國是一個農耕文明的國家，農業成為了中國古代的經濟基礎和命脈。因此中國古代的科技大部分都是為農業在服務，如研究天文是為了制定曆法，制定曆法是為了掌握耕種的時節；研究數學是為了更好地計算土地面積和糧食的產量。中國古代的農學十分發達，中國曆朝歷代都有農書問世，如西漢的《氾勝之書》，北朝的《齊民要術》等。然而農業技術的發展很難會取得大的突破，以農業為基礎的科技也不會取得大的成就。如南北朝出現了耕耙耱技術，唐朝出現了曲轅犁，到現在依然還在使用。

《齊民要術》

工商業發展是科技進步的催化劑。許多技術產生於手工業生產，而商業的發展會刺激手工業者改進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恩格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北宋的活字印刷術就是為了適應社會對書籍的需求擴大而產生的，英國的珍妮機也是為了適應世界市場對英國紡織品的巨大需求而出現的。然而，中國古代卻採取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商業受到了限制，手工業的發展也自然受到了阻礙。況且，國家還長期壟斷重要行業的生產，使得技術進步缺乏動力。如燒製陶瓷分官窯和民窯，官窯的技術不準外傳，影響了造瓷技術的交流。

中國古代手工業傑作

小農經濟的保守性也是科技落後的一個根源。小農經濟具有自給自主的特點，不需要和外界進行交流，因此相對封閉。這個特點阻礙了農業技術和手工業技術的之間的互動，導致中國的科技相對零散，難以成為體系。同時，小農經濟的自足性也是明清時期採取“海禁”和“閉關鎖國”的根源所在。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時候，乾隆曾說“我中原數萬裡版輿, 百產豐盈, 並不藉資夷貨。”，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也認為“我中原數萬裡版輿, 百產豐盈, 並不藉資夷貨。”這樣閉門造車的政策最終造成了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斷，加速了中國科技的落後。

天朝上國思想

二，學而優則仕：中國的科技具有實用性

公元前5世紀開始，世界就進入了“軸心時代”，中國出現樂“百家爭鳴”，西方出現了燦爛輝煌的哲學。對比就發現，中國的智者更偏重於研究社會和人性，而西方學者不僅研究社會，還要去探討深奧的自然哲學。自然哲學也就是科學的開端。在中國，如果誰專門去研究自然哲學，那就會被斥為“不務正業”“杞人憂天”“空談”。因此，“經世致用”一直中國學術的核心思想。

實事求是，經世致用

從漢代開始，儒學成為了正統思想。儒學更加強調“經世致用”，認為一個讀書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每個人的畢生事業。錢學森曾說：“中國教育強調倫理與知識，終極目標是“君子”，而未有數理精神之長。而西方教育強調真理與智慧，終極目標是獲得可靠的知識和成為科學家。”孔子說“學而優則仕”，中國的讀書人基本都在追求功名利祿，對於那些科學技術，他們則貶斥為“奇巧淫技”。中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如張衡、沈括、郭守敬、宋應星、徐光啟等，基本都是以讀書當官也正業，科學研究只是副業。宋應星在科舉失敗後寫下了《天工開物》，他認為讀書人沒有誰會看他的書的。因此，科技著作在古代不重視，甚至還比不上一些佔撲的迷信書籍。

科舉考試

如果我們將《天工開物》《夢溪筆談》《農政全書》《本草綱目》等中國古代的科學著作進行歸納總結會發現，這些作品都是記載了對社會十分價值，有使用的技術。這本身也證明了中國文化具有“經世致用”的特點。恰恰是中國這個思想阻礙了科技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如，牛頓可以在英國提出萬有引力定理，但如果有誰在中國整天研究天體的關係，人們就會認為他研究的都是一些“怪談”，他的思想不會被人們接受，他也無法通過研究科學而得以生存。因此中國的思想讓中國缺乏了產生近代嚴密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

《天工開物》的插圖

三，中國科技缺乏嚴密的邏輯體系

科技是科學和技術的組合詞，科學是由理論支撐的嚴密的自然哲學體系；技術是為現實服務的經驗技藝。嚴格說來，中國古代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中國古代主要的學問都缺乏嚴密的邏輯體系，如中國的天文學並非近代意義上的天文學理論，而是一些天人感應、宗教神學色彩的“天象學”。因此，中國人記載了日食、月食、太陽黑子、哈雷彗星等天文奇觀，但是基本不去追問原因而產生的規律，即使有解釋也是神化的，中國人相信太陽黑子就是一個烏鴉，稱為“金烏”。但是西方的天文學則別具風景，兩千年前的泰勒斯就能夠準確預言日食的發生，他們就已經開始探究生命的起源，宇宙的運行規律以及數學的普遍定理。

中國的科技發展來源於實踐和經驗，並非邏輯推理。“東方思維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經驗的簡單總結和事物表面相似點的類比，而忽視了演繹和因果關係的探求、西方思維方式同樣與之相反。”如《本草綱目》則是通過無數次的經驗總結而來，甚至其中一些經驗還會出現巧合性的錯誤。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經驗的總結，如火藥配方來源於煉丹的以外發現，但原理卻不清楚；蔡倫造紙是對過去造紙術的一個總結和改進；畢昇的活字印刷術是對雕版印刷術的革新。這種經驗往往是片段的，偶然的和教條的，我們曾經發現了“勾三股四玄五”的幾何規律，但是沒有通過嚴密的數學推理去證明演算。

本草綱目

當生產力基本還停留在農耕文明時代的時候，通過經驗得到的技術是可以滿足人類的基本生產和生活需求的。但是，這種經驗始終無法將技術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因為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在工業革命後，西方國家的科學理論和技術嚴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科學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空前加快了，因此科學成為了第一生產力，對省會進步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同時期的中國還在不斷總結自古以來的經驗，明清時期出現的《天工開物》《農政全書》《本草綱目》等都還在經驗的傳統中修修補補。

錢學森

結語：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沒有了科技的進步，社會的進步將會舉步維艱。中國古代科技的衰落成為了中國古代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今，中國在技術運用方面成為了世界強國，我們的高鐵技術、互聯網的運用、航天技術、生物醫藥等都走在了世界的強烈。如今，我們不僅需要的是超強的技術運用，還需要的是獨創性和前沿的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