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間困擾人們的問題若得不到解決，其原因最終往往都能歸結為一句話：道理也懂了，就是做不到。
王陽明的思想似乎歸根到底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聰明的人類更善於使用邏輯思維，因此很容易在“道理“的層面上得到領悟。邏輯上的東西只要有人耐心慢慢講，自己用心慢慢聽，除了一些過於考驗智商的學術概念，則最終都是能夠理解的，而事實上，我們生活中也往往不需要去理解過於燒腦的學術問題，困擾我們的還是些生活化的問題。
但是道理無助於真實解決煩惱是人盡皆知的了，因為這種邏輯層面上的知道無法內化於心，流諸實踐，也就是“知”與“行”未能合一。因此王陽明倡導知行合一，正是為了解決這種斷層問題。
王子淺顯而形象地闡述過這個問題：譬如一個人聞到了臭味，則自然會因這種不愉快而生出遠離的傾向。這並非是在接受到臭味這一信息之後再專門告訴自己：這是臭味，我應當遠離。遂如同遵循著某種規則一般而刻意趨避之。後者想必是人工智能的“生命範式”，因此機器人儘管模仿地再像人，也只能模仿人類的邏輯和動作，仿不了“人心”，不能得具“良知”。
母親愛子乃發乎本心，良知也，人工智能愛子，不過是遵循著邏輯罷了：因為這是我的孩子，所以我應當愛他。有人給它設置了這麼一套程序，那麼他自然便會遵循之。它理解這套邏輯程序，也可以實在地做到，然而卻無法與真正的“母愛”相提並論。
不過人類不如人工智能的地方也在於我們有七情六慾，因此雜念紛呈，倘若能夠如人工智能一樣嚴格按照邏輯程序執行，則似乎也不會有什麼亂子了。問題就在於我們沒有它那樣的“行動力”罷了，所以我們才不能夠滿足於邏輯的認知。人工智能是要模仿人類的邏輯，人類則不可以反過來去模仿人工智能，單純學著如它那樣邏輯強大，反應迅速，執行力百分百。倘如此，那究竟誰才是主人？
我們還是應當學學如何去做真正的人類，自古聖人之教，無外與此。王陽明所謂知行合一，乃是說知之則自然能行，正如聞臭而知趨避，知而不行則等同於不知，因為這時候的知只是邏輯層面的知，與低級的人工智能無異，如果僅限於此，我們人類終究要失掉作為人類的本真，而反過來被機器人統治。
不滿足於邏輯層面的淺顯認知，而去追求觸動心靈的領悟，這一過程大抵便是“致良知”。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難點有二，其一是易受到邏輯的干礙，其二是受到五欲的騷擾。
人們過於依賴用邏輯去認識世界，以至於失去了邏輯，便不會走路了。如上所說，我們要做的正是避免被邏輯操控，因此，聖道的踐行往往充斥著許多邏輯難以理解的東西，或者邏輯上覺得過於簡單的東西，倘若硬要以邏輯去理解，則這些東西可能會淪為笑柄。如此一來，我們還有人原意按照聖人之言去修行麼？
這種邏輯所帶來的障難，佛家稱其為“世智聰辨難”，就是說一個人邏輯能力太強大，全然依賴於邏輯去理解世界的話便無法踐行“致良知”的過程，也自然無法成為真正的人類了，充其量也就是一個不合格的人工智能罷了。
除了邏輯，五欲六塵所衍生的種種邪念則成為了“良知”的正面敵手。在做道德的抉擇時，人們因無法克服私心而放棄按順從良知去屢踐聖人之言已是司空見慣之事，無需多言。
王子所說的致良知與朱子還是有根本不同的。朱熹認為天理在心外，我們需格物致知，王陽明則認為天理自在人心，即所謂良知是也，因此不需要向外窮究天理，只需向內用力而致良知罷了。
綜上所述，總覺得王子所論與佛法倒是頗為相通。王陽明與釋迦牟尼的羈絆也不可謂不深。天生便具備著一顆敏感內心的王陽明或許自幼便嚐盡了苦楚（儘管他客觀上未曾遭受多麼了不得的災難），於是心生出離，乃入佛老之學，甚至一度想要出家。
有些傳說甚至把王陽明描繪成高僧轉世，說其曾經在一寺廟中見到自己前世的肉身舍利。這高僧圓寂之前還給自己的來世留了言：“五十年後王陽明，開門還是閉門人”。這則傳說的真實性是不得而知了。
縱觀其哲學思想，簡而論之，王陽明認為“人人本自具備良知，只需向內求之”的觀念與釋迦牟尼所說的“眾生皆具佛性”的觀念大體上看倒是頗為相似（儘管微細處看或許還是有很大差異），尤其禪宗所謂“明心見性”與王子所謂“致良知”的過程也是如出一轍。
至於知行合一的過程似乎在佛法中也頗有體現。佛陀制定的戒律有“戒體”與“戒相”之分，在我的理解中，一個成就了戒體的修行人，對於戒律自然能夠持守，最高的境界是“不持而持”。這便有些知行合一的味道了。
知行合一的過程中尚有一種情況屬於“不知而行”，對於這種情況，王子謂之“冥行妄作”。在佛家觀念裡，有一概念叫做“戒禁取”，譬如看到一個修行人不吃肉而吃素最終達到很高成就，於是便學著這個人吃素。殊不知人家吃素是因為發自內心的大慈悲心所使，因而自然斷絕肉食，彼所食素不過是一套形式罷了，若是口素心不素，終究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若只是食素也就罷了，若是見到有境界高明者不食不睡，則也跟著不食不睡，則到頭反而成了折磨。這種苦行的思想在宗教界倒是頗為流行，釋迦牟尼成道之前也親身實踐過，將自己的身體折磨至骨瘦如柴後卻仍未得道，遂接受了母女施設的乳粥，放棄了苦行，於菩提樹下證得無上佛道。
因此只是一味去折磨自己的身體和精神是佛陀不提倡的，在陽明先生看來，這或許便屬於一種“冥行妄作”吧，因此這個角度上講，二者似乎再次達成了共識。
但是二者的羈絆還是有些“相愛相殺”的意味的。王陽明早期研究佛法，然而終於迴歸儒學，並且曾經駁斥過佛法。他認為佛法教人摒棄世間的一切是有為良知的。
陽明先生曾對一靜坐三年的和尚“當頭棒喝”，說他雖然靜坐不語，然而內心卻依舊放不下父母至親，這正是良知的體現啊，何以如此違背良知而強行斷絕血肉關係呢？
因此王陽明對於佛法的駁斥主要是針對佛法消極出世的態度，甚至認為其有些反人性。
近代印光大師評述王陽明時，提出一種見解，稱其欲入文廟而跟風闢佛。印光大師被弘一法師成為五百年難得之聖人，亦是我所憧憬的大德。然而印祖對於王陽明略帶負面色彩的評述令我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其實二者皆是聖賢，然而或許彼此間未免還是有些誤會。譬如王陽明認為佛法消極避世，且違背良知。其實佛法並非消極，也並不推崇人人都捨棄骨肉至親去出家。佛法對於孝道的重視也處處皆可體現，並未慫恿人們不去屢踐之。尤其大乘佛法所謂“眾生無盡誓願度”的大菩提心難道不尤勝“為生民立命”的儒家情懷麼？
只不過小乘佛法沒有把這種救渡眾生的大慈悲心作為重點，而是將自斷煩惱作為重點。這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佛陀宣揚的佛法，本質上講就只說了一件事，即如何遠離痛苦得到恆久的快樂。小果聖人們遵循世尊教誨而去尋求苦的解脫也不違世尊的初衷。
小乘佛法紮根的土壤皆在泰國緬甸等古文明並不發達的地區，他們沒有中國這樣已經完備的聖人之學，因此這樣一門最簡單直捷的法門或許更加容易為其接受。至於到了聖學已經十分燦爛的中華大地，只是自求解脫未免令我們產生輕蔑之心，因此能夠紮根於此地的便是大乘佛法了，因為大乘佛法與我們本具的文化土壤更相適宜。
王陽明對於佛法的排斥大抵如同中華文明對小乘佛法的輕蔑。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根源不過還是一場誤會罷了。
中華的聖人之學其實是相互通融的。印光大師也認為佛儒一體，其所駁斥的更多隻是儒家中的程朱理學罷了。作為嚮往聖道的中國人，還是應當具備著海納百川，博而不雜的胸襟見地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