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冢書：王國維稱為中國學問上三大發現之一，原來在新鄉出土

汲冢書，被王國維先生稱為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最大發現三者之一。

一千七百年多年前，在新鄉的一次重大發現，將新鄉與中國文化史緊緊連在一起，與山東孔林壁書、敦煌藏書、清華簡等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成就了不可撼動的文化高度，這就是汲冢書出土，是新鄉人難得的驕傲。

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另說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或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汲郡人不準（音Fǒu， Biāo）在汲縣（今新鄉市衛輝汲城村）“縣之西偏”，發現魏襄王墓（一說魏安釐王墓），裡面大量藏存著蝌蚪型古文文字的竹簡書冊，引起了當時封建中央政府的高度關注。《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這次發現的竹簡書冊，除了被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等官方介入，著手整理收取時，“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留下歷史不可挽回的毀壞和影響。但有幸搶救性保護和整理出了一批古籍文獻，名單在《晉書•束皙傳》中有著明晰列存。計有《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樑丘藏》一篇、《繳書》二篇、《生封》一篇、《大曆》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書十九篇等等，“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得竹書數十車”。這是一場非常輝煌壯觀的文獻出世的場面。這就是汲冢書，史稱汲冢竹書，或汲冢遺編。

汲冢書的發現，是中華文明探索中的一絲耀目的燈光，照亮了歷史掩藏的角落。公元前213年至212年，秦始皇焚燬書籍、坑殺“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焚書坑儒，“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史記》），早前文明積存記載毀滅殆盡。而之後的公元前134年，西漢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有趨勢取捨，使得中華文明又被裹上了一層厚厚的外衣。汲冢書是“焚書坑儒”八十六年前，“罷黜百家”一百六十五年前，幸運隱藏在帝王陵墓中，躲過一劫的寶貴文獻。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乃至更為久遠歷史文明的另一展現。它是一盞與《史記》等先秦、秦漢著作記載不一樣的文明之燈，讓人們看到了中華上古文明史實燦爛的多樣性，給中華文明歷史提供了多角度的思維、觀察和對證，留下了不一樣的歷史證據和貢獻，成為中華文明進程史上一座高峰。

1925年7月，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著名的演講中指出：“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靜安文集續編》）孔子壁中書，是“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所發現的經書，其內容以《尚書》為主，開啟了中國文化史上延續至今的經學今古文之爭；而汲冢書，就是新鄉發現戰國竹簡書籍。王國維指出：“杜元凱（即杜預）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汲冢書不僅開啟了中華文明研究的雙向模式，更在於就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不一樣的事實。使人們走出盲從和迷信，為還原歷史和文明真相，提供了另一個思維和角度。

汲冢書中最為重要的一部歷史文獻，就是廣為人知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歷史著作《竹書紀年》的面世。《竹書記年》又稱《汲冢紀年》或《古文紀年》，涵蓋夏、商、西周和春秋晉、戰國魏的歷史，記載了89位帝王、1847年的歷史，是中國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經秦火的編年通史。《竹書記年》早於司馬遷《史記》二百多年，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清華簡研究的首席專家李學勤先生指出：“《竹書紀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問題上有其特殊意義，正在於它是現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學的系統。”《竹書記年》記載的一系列歷史大事件，許多得到了地下考古的印證，足可作為信史去引證。而《竹書紀年》就一系列歷史大事件，記載與《史記》等迥異。如“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等，顛覆了儒家相傳千年的賢能禪讓的理想政治模式。《竹書記年》在殷紀中則顛覆了《史記》記載的歷史第一位賢相伊尹的形象。《史記》稱，伊尹輔佐商湯滅掉夏桀，又輔佐商王朝四代帝王，當商湯孫子太甲“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伊尹“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而當太甲“悔過自責，反善”時，伊尹於是“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一副師尊帝恭、反省自新、和睦融融的政治道德景象。而《竹書記年》則直接描述為“伊尹放大甲於桐 ，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 殺伊尹”，一副權力生殺暗算爭奪的血淋淋的場景。類似的不同還有很多，究竟哪一個更是歷史的真實，至少《竹書紀年》的出世，給了更多的思考和參照。現當代學者錢穆、楊寬等，利用《竹書紀年》校正《史記•六國年表》，進行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與先秦典籍互為印證發現等，推進了中華文明歷史的深度研究。

汲冢書中還有一份珍貴的文獻，即流傳至今的《穆天子傳》，又名《周王傳》、《穆王傳》、《周穆王傳》、《周穆王遊行記》，它記載了周穆王駕八駿西巡天下，行程三萬五千裡，會見西王母的故事。《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把它列入帝王起居注門類，作為正史去對待。《穆天子傳》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旅行活動記錄，周穆王堪稱是我國最早的旅行家。《穆天子傳》關於西王母的故事，是民間深入人心西王母故事的集大成者。《《穆天子傳》也是汲冢書出土後，唯一流傳至今的一部文獻。對上古歷史文化研究，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從現在研究的成果看，《穆天子傳》即是一部嚴謹的帝王起居注，也是一部地理學著作，又是一部民族交往史，更是被視作神幻小說的濫觴，是一部具有著多重價值和角色的古典文獻，對後世歷史、地理、民族、文學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研究的深入，愈來愈多的價值在被不斷髮現。

汲冢書的價值不僅僅是《竹書記年》和《穆天子傳》兩部文獻的價值來表達完備的。他對當時、後世的歷史、文獻研究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正是它的出土，推動中國史學從傳統經學中獨立發展出來，成為獨立門類，對中國古代文化史前進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汲冢書的出土，對當時和後世學者杜預注《左傳》、郭璞注《山海經》、酈道元注《水經》等起到了廣泛的影響。只是在其後經歷兩晉的永嘉之亂、兵火戰亂，到隋唐時已多不傳，散軼在各個時期時期文獻的隻字片語之中，汲冢書的內容已經融到中華文明傳承的血液裡。汲冢書的統籌、系統研究，亦是歷代學者的心病和心傷，為之奮力者篳路藍縷，星火相傳。今天尚能看到的主要有王國維在清代朱右曾輯的《汲冢紀年存真》基礎上，撰著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是研讀《竹書記年》的重要文獻資料，而王國維作的《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是對明代版本《竹書記年》的證偽，可以參照閱讀。《穆天子傳》的流傳比汲冢書其他文獻的命運要好的多，但是時間久遠，原簡不存，竄冒更替，魯魚亥豕，在所難免，也是中國文化傳承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今能仍能一睹，當為萬萬之幸事了。

汲冢書出土的位置，即魏襄王墓或魏安釐墓的位置，文獻上有載，但指向不是十分清晰，為後來愛家鄉的文史愛好者也開了文墨官司的口子。晉代王隱《晉書•束皙傳》“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

晉代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序》“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晉代荀勖《穆天子傳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三者都是晉代人，其中荀勖直接參與了汲冢書的整理工作，則汲冢當在汲縣（即今衛輝）無疑。而根據新鄉獲嘉縣民國二十三年《獲嘉縣志》：“古之汲冢也（晉屬汲郡），或為魏安釐王冢，高二丈餘，大數十畝”，認定汲冢位於新鄉輝縣市佔城鄉大梁冢村北（民國屬於獲嘉縣）一說，是站不住腳的。有關考古學者初步判定此地是漢墓，輝縣占城大梁冢說可以否定。

汲冢書的發現，唐代張懷瓘《書斷列傳》有“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之說，這與今日網絡傳播的不準是職業盜手是兩個概念，當為農民的不準耕地時不期然發現，與1935年另一位農民李奠發現此地山彪戰國古墓有著相似之處。汲冢遺址的具體位置，至少還有三種說法，主要圍繞新鄉衛輝市汲城村（古汲縣城）東、南、西周圍展開。衛輝市汲城村位於衛輝市區西南十公里，107國道旁邊。汲城村現有古汲城遺址存在，雖毀壞嚴重，但城牆輪廓遺址尚存。在東城牆東約五百米左右，即衛輝娘娘廟村，即民國魏青鋩《汲縣今志》所指汲冢遺址所在地，“遺址在今汲城村東門外裡許娘娘廟村，荒土一抔，高廣數丈，俗呼為娘娘冢。”這是最為主流的一種說法。但2009年的考古考察，初步斷為漢墓，此說遭到強烈質疑。而在汲城村南牆不遠處，亦有古墓冢。此墓冢與晉武帝太康十年（289年），汲縣（今河南省衛輝市）縣令盧無忌所作《齊太公呂望表》碑文（原碑無存，碑文拓片收錄於清嘉慶十年王昶《金石萃編》），“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得竹策之書……”記載的位置更契合。古墓門扇和石樑圖案初步判斷為戰國時期墓的風格。因此，亦被專家斷為汲冢遺址，這是第三種說法。而就在汲城村西北五華里左右的衛輝市山彪村西南一帶，1935年7月，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前河南古蹟研究會、前河南博物館聯合發掘出戰國貴族集團大墓。與之附近的五陵村亦有戰國漢墓發掘。山彪、五陵墓葬被專家判斷為是一個整體墓葬群，規格極高，也因此被一些學者推斷為汲冢所在地。總而觀之，以上汲冢遺址的三種說法，都是圍繞古汲城周圍不遠，只是在東、南、西的方向上不同，這些大墓因為時代久遠，跨代錯疊，盜挖嚴重，研究信息缺乏，不能準確斷定何為魏襄王墓或魏安釐王墓，但是這些大墓本身有著潛在的某種歷史聯繫，或未可知。可以斷定，汲冢遺址就在其中之一，應是大概率。

元代新鄉衛輝老鄉，著名學者王惲對汲冢曾有專門的現場考察，並有《汲冢懷古》詩和序:“丁亥歲三月十八日，觀稼西疇。遂至伍城，抵安釐王陵下，歸作是詩者，蓋自江左平後，竹書多傳於世。予憂好奇攻異者讀之，恐有致遠汩泥之弊，故不得不辯雲。” 伍城即古汲城。從文中可知，王惲斷定汲冢是魏安釐王墓，位置當在汲城附近，因此，汲冢在山彪、五陵村一說似可排除。而《明一統志》在記載古汲城、魏襄王墓的詞條中，分別有“古汲城：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後漢崔瑗所築”，“魏襄王墓：在府城西南二十七裡，漢初有人於此冢盜金，得竹簡書十餘萬言，世號汲冢書。” 以兩地距離衛輝府城而論，則汲冢遺址當在古汲城西南，則汲城南一帶為汲冢遺址更為有支撐。然則魏青鋩《汲縣今志》之娘娘廟說又從何來？王惲憑弔懷古的汲冢，與《明一統志》、民國《汲縣今志》是否是代代相傳的汲冢？答案有待於新的考古發現了。

王惲是文學大家，對汲冢和汲城涉及的人物歷史有專門的懷古詩。《汲冢懷古》有：“邇迤伍城郡，背水猶陳圖。魏陵廢已久，磅礴如覆盂。草樹慘不春，穿穴狐狸墟。我來登其顛，懷古心躊躇。憶當戰國際，安釐亦狂且。澤麋被皋比，坐為秦人驅。敗亡自此始，保邦何乃疏。不知身後藏，安用書十車。”又有《汲城懐古》：“尚父祠荒草滿扉，五城猶在陣圖圍。飛樑水落橫霜瀨，石馬門空半夕暉。竹簡有光陵寢破，山川今是昔人非。臨風笑煞安釐事，甘著虛名博禍機。”江山社稷的成敗榮辱，歷來由人事運作安排。是否是甘冒虛名，招惹禍端，惹得千秋萬代嗤笑，當是歷史擔當者的自省自警之事，汲冢之書，王惲的憑弔，只是歷史的忠實的記載罷了。研探汲冢之書，品讀王惲的諷詠，意義或許就在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