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軍評：博爾頓哪能帶走美國“冷戰思維”？'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對特朗普來說，強硬不是目的，這才是目的
從這些潛在的分歧來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與其說曾經深受博爾頓的影響，不如說他在一些話題上恰好和博爾頓觀點一致，而當這樣一致的觀點如今受到外界指責的時候，甩鍋給早已聲名在外的博爾頓無疑是為特朗普減壓最好的辦法。
目前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是現年68歲，精通於核戰爭理論的查爾斯·庫珀曼，這位在研究核戰時頻頻口出狂言的前副助理之前在互聯網上遠沒有博爾頓那樣著名，外界對於他的瞭解也並不多。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外界猜測可能會接替博爾頓的其他幾位人選：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斯蒂芬·比根、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萊恩·胡克、曾在麥克馬斯特手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裡克·沃德爾……這些相對不出名的人物比起博爾頓，都不大可能憑藉其鮮明和出位的觀點來替總統“背鍋”或者“打掩護”，更多的時候只能為執行特朗普的政策做具體的技術工作，而這也意味著未來外界在考察和分析特朗普本人的外交政策特點的時候，也許能夠少一些干擾。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對特朗普來說，強硬不是目的，這才是目的
從這些潛在的分歧來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與其說曾經深受博爾頓的影響，不如說他在一些話題上恰好和博爾頓觀點一致，而當這樣一致的觀點如今受到外界指責的時候，甩鍋給早已聲名在外的博爾頓無疑是為特朗普減壓最好的辦法。
目前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是現年68歲，精通於核戰爭理論的查爾斯·庫珀曼，這位在研究核戰時頻頻口出狂言的前副助理之前在互聯網上遠沒有博爾頓那樣著名，外界對於他的瞭解也並不多。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外界猜測可能會接替博爾頓的其他幾位人選：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斯蒂芬·比根、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萊恩·胡克、曾在麥克馬斯特手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裡克·沃德爾……這些相對不出名的人物比起博爾頓，都不大可能憑藉其鮮明和出位的觀點來替總統“背鍋”或者“打掩護”，更多的時候只能為執行特朗普的政策做具體的技術工作，而這也意味著未來外界在考察和分析特朗普本人的外交政策特點的時候，也許能夠少一些干擾。
當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策略，現在也是沒人說得清楚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總統外交策略的影響也會更加隱蔽，特朗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可能也會因此變得更加難以捉摸。但至少有一點，既然特朗普的強硬政策並非單純因為博爾頓而出現，那麼博爾頓的離職顯然也不會成為特朗普強硬政策終結的轉折點。
泰國灣裡的中國塢登
中船集團的微信公眾號9月10日發佈消息稱，在此前一天，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口泰國海軍071E型船塢登陸艦建造協議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國家和軍隊相關部門領導，中船集團總經理楊金成、副總經理錢建平，泰國海軍司令樂猜上將、船塢登陸艦項目委員會主席抄查特上將出席簽字儀式。從現場的畫面和071E的代號來看，中船工業為泰國海軍建造的應該是基於071型綜合登陸艦研製的外貿型船塢登陸艦。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對特朗普來說，強硬不是目的，這才是目的
從這些潛在的分歧來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與其說曾經深受博爾頓的影響，不如說他在一些話題上恰好和博爾頓觀點一致，而當這樣一致的觀點如今受到外界指責的時候，甩鍋給早已聲名在外的博爾頓無疑是為特朗普減壓最好的辦法。
目前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是現年68歲，精通於核戰爭理論的查爾斯·庫珀曼，這位在研究核戰時頻頻口出狂言的前副助理之前在互聯網上遠沒有博爾頓那樣著名，外界對於他的瞭解也並不多。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外界猜測可能會接替博爾頓的其他幾位人選：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斯蒂芬·比根、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萊恩·胡克、曾在麥克馬斯特手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裡克·沃德爾……這些相對不出名的人物比起博爾頓，都不大可能憑藉其鮮明和出位的觀點來替總統“背鍋”或者“打掩護”，更多的時候只能為執行特朗普的政策做具體的技術工作，而這也意味著未來外界在考察和分析特朗普本人的外交政策特點的時候，也許能夠少一些干擾。
當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策略，現在也是沒人說得清楚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總統外交策略的影響也會更加隱蔽，特朗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可能也會因此變得更加難以捉摸。但至少有一點，既然特朗普的強硬政策並非單純因為博爾頓而出現，那麼博爾頓的離職顯然也不會成為特朗普強硬政策終結的轉折點。
泰國灣裡的中國塢登
中船集團的微信公眾號9月10日發佈消息稱，在此前一天，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口泰國海軍071E型船塢登陸艦建造協議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國家和軍隊相關部門領導，中船集團總經理楊金成、副總經理錢建平，泰國海軍司令樂猜上將、船塢登陸艦項目委員會主席抄查特上將出席簽字儀式。從現場的畫面和071E的代號來看，中船工業為泰國海軍建造的應該是基於071型綜合登陸艦研製的外貿型船塢登陸艦。
現場照片顯示的071E型設想圖，注意改建舷側似乎還有的潛艇，說明了泰國海軍在購置該艦時候的多樣化需求
兩棲艦艇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出國門”的出口艦艇裝備——早在1950年，我國就建造並向蘇聯出口了一大批50噸級機械化登陸艇。這雖然不能和上萬噸的船塢登陸艦相提並論，但確實是我國水面艦艇出口的開端。當然如今中船工業為泰國建造的是滿載排水量2萬噸以上的龐然大物，這不僅是中國建造的第一艘出口型船塢登陸艦，也是繼“錫米蘭”號綜合補給艦之後泰國海軍又一艘大噸位的中國水面艦艇。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對特朗普來說，強硬不是目的，這才是目的
從這些潛在的分歧來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與其說曾經深受博爾頓的影響，不如說他在一些話題上恰好和博爾頓觀點一致，而當這樣一致的觀點如今受到外界指責的時候，甩鍋給早已聲名在外的博爾頓無疑是為特朗普減壓最好的辦法。
目前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是現年68歲，精通於核戰爭理論的查爾斯·庫珀曼，這位在研究核戰時頻頻口出狂言的前副助理之前在互聯網上遠沒有博爾頓那樣著名，外界對於他的瞭解也並不多。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外界猜測可能會接替博爾頓的其他幾位人選：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斯蒂芬·比根、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萊恩·胡克、曾在麥克馬斯特手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裡克·沃德爾……這些相對不出名的人物比起博爾頓，都不大可能憑藉其鮮明和出位的觀點來替總統“背鍋”或者“打掩護”，更多的時候只能為執行特朗普的政策做具體的技術工作，而這也意味著未來外界在考察和分析特朗普本人的外交政策特點的時候，也許能夠少一些干擾。
當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策略，現在也是沒人說得清楚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總統外交策略的影響也會更加隱蔽，特朗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可能也會因此變得更加難以捉摸。但至少有一點，既然特朗普的強硬政策並非單純因為博爾頓而出現，那麼博爾頓的離職顯然也不會成為特朗普強硬政策終結的轉折點。
泰國灣裡的中國塢登
中船集團的微信公眾號9月10日發佈消息稱，在此前一天，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口泰國海軍071E型船塢登陸艦建造協議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國家和軍隊相關部門領導，中船集團總經理楊金成、副總經理錢建平，泰國海軍司令樂猜上將、船塢登陸艦項目委員會主席抄查特上將出席簽字儀式。從現場的畫面和071E的代號來看，中船工業為泰國海軍建造的應該是基於071型綜合登陸艦研製的外貿型船塢登陸艦。
現場照片顯示的071E型設想圖，注意改建舷側似乎還有的潛艇，說明了泰國海軍在購置該艦時候的多樣化需求
兩棲艦艇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出國門”的出口艦艇裝備——早在1950年，我國就建造並向蘇聯出口了一大批50噸級機械化登陸艇。這雖然不能和上萬噸的船塢登陸艦相提並論，但確實是我國水面艦艇出口的開端。當然如今中船工業為泰國建造的是滿載排水量2萬噸以上的龐然大物，這不僅是中國建造的第一艘出口型船塢登陸艦，也是繼“錫米蘭”號綜合補給艦之後泰國海軍又一艘大噸位的中國水面艦艇。
“錫米蘭”綜合補給艦當然也是軍船，但補給艦畢竟沒有登陸艦這樣戰意濃厚
儘管大型船塢登陸艦噸位巨大，在多數國家的兩棲艦隊中也往往扮演著至關重要的核心角色，但無論從技術難度還是從造價來看，相對其大小，船塢登陸艦之類的兩棲艦總體的價格都算不上昂貴，反而看起來頗為便宜。畢竟船塢登陸艦的噸位一般在1-2萬噸左右，從造船技術上並不複雜。
不少國家為了簡化其設計、建造流程，往往還會選用民用船級社標準，在控制其不沉性要求和防護、損管能力的情況下，這樣的登陸艦的建造難度和價格並不會比類似噸位的汽車輪渡高太多；而因為船塢登陸艦本身不參加一線作戰，對其艦載雷達、其他態勢感知系統以及艦載武器系統的要求也相當有限。特別是如果這些船塢登陸艦不需要執行復雜的多軍兵種聯合兩棲登陸作戰指揮工作，那麼這類艦艇上的作戰系統甚至可以簡化到幾臺雷達加上幾組人操重機槍，造價自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對特朗普來說，強硬不是目的，這才是目的
從這些潛在的分歧來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與其說曾經深受博爾頓的影響，不如說他在一些話題上恰好和博爾頓觀點一致，而當這樣一致的觀點如今受到外界指責的時候，甩鍋給早已聲名在外的博爾頓無疑是為特朗普減壓最好的辦法。
目前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是現年68歲，精通於核戰爭理論的查爾斯·庫珀曼，這位在研究核戰時頻頻口出狂言的前副助理之前在互聯網上遠沒有博爾頓那樣著名，外界對於他的瞭解也並不多。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外界猜測可能會接替博爾頓的其他幾位人選：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斯蒂芬·比根、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萊恩·胡克、曾在麥克馬斯特手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裡克·沃德爾……這些相對不出名的人物比起博爾頓，都不大可能憑藉其鮮明和出位的觀點來替總統“背鍋”或者“打掩護”，更多的時候只能為執行特朗普的政策做具體的技術工作，而這也意味著未來外界在考察和分析特朗普本人的外交政策特點的時候，也許能夠少一些干擾。
當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策略，現在也是沒人說得清楚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總統外交策略的影響也會更加隱蔽，特朗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可能也會因此變得更加難以捉摸。但至少有一點，既然特朗普的強硬政策並非單純因為博爾頓而出現，那麼博爾頓的離職顯然也不會成為特朗普強硬政策終結的轉折點。
泰國灣裡的中國塢登
中船集團的微信公眾號9月10日發佈消息稱，在此前一天，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口泰國海軍071E型船塢登陸艦建造協議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國家和軍隊相關部門領導，中船集團總經理楊金成、副總經理錢建平，泰國海軍司令樂猜上將、船塢登陸艦項目委員會主席抄查特上將出席簽字儀式。從現場的畫面和071E的代號來看，中船工業為泰國海軍建造的應該是基於071型綜合登陸艦研製的外貿型船塢登陸艦。
現場照片顯示的071E型設想圖，注意改建舷側似乎還有的潛艇，說明了泰國海軍在購置該艦時候的多樣化需求
兩棲艦艇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出國門”的出口艦艇裝備——早在1950年，我國就建造並向蘇聯出口了一大批50噸級機械化登陸艇。這雖然不能和上萬噸的船塢登陸艦相提並論，但確實是我國水面艦艇出口的開端。當然如今中船工業為泰國建造的是滿載排水量2萬噸以上的龐然大物，這不僅是中國建造的第一艘出口型船塢登陸艦，也是繼“錫米蘭”號綜合補給艦之後泰國海軍又一艘大噸位的中國水面艦艇。
“錫米蘭”綜合補給艦當然也是軍船，但補給艦畢竟沒有登陸艦這樣戰意濃厚
儘管大型船塢登陸艦噸位巨大，在多數國家的兩棲艦隊中也往往扮演著至關重要的核心角色，但無論從技術難度還是從造價來看，相對其大小，船塢登陸艦之類的兩棲艦總體的價格都算不上昂貴，反而看起來頗為便宜。畢竟船塢登陸艦的噸位一般在1-2萬噸左右，從造船技術上並不複雜。
不少國家為了簡化其設計、建造流程，往往還會選用民用船級社標準，在控制其不沉性要求和防護、損管能力的情況下，這樣的登陸艦的建造難度和價格並不會比類似噸位的汽車輪渡高太多；而因為船塢登陸艦本身不參加一線作戰，對其艦載雷達、其他態勢感知系統以及艦載武器系統的要求也相當有限。特別是如果這些船塢登陸艦不需要執行復雜的多軍兵種聯合兩棲登陸作戰指揮工作，那麼這類艦艇上的作戰系統甚至可以簡化到幾臺雷達加上幾組人操重機槍，造價自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這類船塢登陸艦在適度簡化的情況下能將造價壓到很低
這其中比較典型的“低價”例子包括菲律賓海軍訂造的兩艘“塔拉克”級戰略運輸艦。這款滿載排水量只有1.2萬噸的船塢登陸艦有船塢，有直升機起降甲板和機庫，也能夠提供一支營級作戰部隊的住宿所需，還具備一門博福斯40毫米機關炮、2門厄利孔20毫米機關炮和2座“辛巴達”近程艦空導彈發射器，而兩艘艦的總造價只有9200萬美元（這還算上了印尼PT-PAL造船廠在訂單中的利潤），甚至沒比目前最新的一架F-35戰機的飛離價格高多少。
相比之下，中國的071型綜合登陸艦的噸位更大、航速更快、運載能力更強，作戰系統、指揮系統和自衛火力也都要更強一些，其訂造價格很可能也會更高一些。不過毫無疑問，外貿船塢登陸艦總體上仍然會是一款有較好效費比的大型作戰裝備。
對於泰國海軍而言，該國對於強化兩棲作戰和遠海投送能力已經有相當長時間的追求。泰國海軍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就一直保持著以4-5艘美製LST坦克登陸艦為主力的兩棲投送力量，以及多達2萬人規模的海軍陸戰隊。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泰國海軍一度規劃了一個宏達的十年海軍建設計劃，在裝備大量護衛艦、導彈艇、潛艇的同時，組建以3艘大型登陸艦（配合1988年服役的兩艘新坦克登陸艦）為核心的新一代兩棲艦隊。但隨後席捲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讓這個計劃徹底擱淺，泰國海軍在之後20年只服役了一艘自新加坡採購的勇猛級坦克登陸艦，無法滿足其對於恢復和增強兩棲力量的需要。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對特朗普來說，強硬不是目的，這才是目的
從這些潛在的分歧來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與其說曾經深受博爾頓的影響，不如說他在一些話題上恰好和博爾頓觀點一致，而當這樣一致的觀點如今受到外界指責的時候，甩鍋給早已聲名在外的博爾頓無疑是為特朗普減壓最好的辦法。
目前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是現年68歲，精通於核戰爭理論的查爾斯·庫珀曼，這位在研究核戰時頻頻口出狂言的前副助理之前在互聯網上遠沒有博爾頓那樣著名，外界對於他的瞭解也並不多。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外界猜測可能會接替博爾頓的其他幾位人選：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斯蒂芬·比根、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萊恩·胡克、曾在麥克馬斯特手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裡克·沃德爾……這些相對不出名的人物比起博爾頓，都不大可能憑藉其鮮明和出位的觀點來替總統“背鍋”或者“打掩護”，更多的時候只能為執行特朗普的政策做具體的技術工作，而這也意味著未來外界在考察和分析特朗普本人的外交政策特點的時候，也許能夠少一些干擾。
當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策略，現在也是沒人說得清楚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總統外交策略的影響也會更加隱蔽，特朗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可能也會因此變得更加難以捉摸。但至少有一點，既然特朗普的強硬政策並非單純因為博爾頓而出現，那麼博爾頓的離職顯然也不會成為特朗普強硬政策終結的轉折點。
泰國灣裡的中國塢登
中船集團的微信公眾號9月10日發佈消息稱，在此前一天，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口泰國海軍071E型船塢登陸艦建造協議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國家和軍隊相關部門領導，中船集團總經理楊金成、副總經理錢建平，泰國海軍司令樂猜上將、船塢登陸艦項目委員會主席抄查特上將出席簽字儀式。從現場的畫面和071E的代號來看，中船工業為泰國海軍建造的應該是基於071型綜合登陸艦研製的外貿型船塢登陸艦。
現場照片顯示的071E型設想圖，注意改建舷側似乎還有的潛艇，說明了泰國海軍在購置該艦時候的多樣化需求
兩棲艦艇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出國門”的出口艦艇裝備——早在1950年，我國就建造並向蘇聯出口了一大批50噸級機械化登陸艇。這雖然不能和上萬噸的船塢登陸艦相提並論，但確實是我國水面艦艇出口的開端。當然如今中船工業為泰國建造的是滿載排水量2萬噸以上的龐然大物，這不僅是中國建造的第一艘出口型船塢登陸艦，也是繼“錫米蘭”號綜合補給艦之後泰國海軍又一艘大噸位的中國水面艦艇。
“錫米蘭”綜合補給艦當然也是軍船，但補給艦畢竟沒有登陸艦這樣戰意濃厚
儘管大型船塢登陸艦噸位巨大，在多數國家的兩棲艦隊中也往往扮演著至關重要的核心角色，但無論從技術難度還是從造價來看，相對其大小，船塢登陸艦之類的兩棲艦總體的價格都算不上昂貴，反而看起來頗為便宜。畢竟船塢登陸艦的噸位一般在1-2萬噸左右，從造船技術上並不複雜。
不少國家為了簡化其設計、建造流程，往往還會選用民用船級社標準，在控制其不沉性要求和防護、損管能力的情況下，這樣的登陸艦的建造難度和價格並不會比類似噸位的汽車輪渡高太多；而因為船塢登陸艦本身不參加一線作戰，對其艦載雷達、其他態勢感知系統以及艦載武器系統的要求也相當有限。特別是如果這些船塢登陸艦不需要執行復雜的多軍兵種聯合兩棲登陸作戰指揮工作，那麼這類艦艇上的作戰系統甚至可以簡化到幾臺雷達加上幾組人操重機槍，造價自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這類船塢登陸艦在適度簡化的情況下能將造價壓到很低
這其中比較典型的“低價”例子包括菲律賓海軍訂造的兩艘“塔拉克”級戰略運輸艦。這款滿載排水量只有1.2萬噸的船塢登陸艦有船塢，有直升機起降甲板和機庫，也能夠提供一支營級作戰部隊的住宿所需，還具備一門博福斯40毫米機關炮、2門厄利孔20毫米機關炮和2座“辛巴達”近程艦空導彈發射器，而兩艘艦的總造價只有9200萬美元（這還算上了印尼PT-PAL造船廠在訂單中的利潤），甚至沒比目前最新的一架F-35戰機的飛離價格高多少。
相比之下，中國的071型綜合登陸艦的噸位更大、航速更快、運載能力更強，作戰系統、指揮系統和自衛火力也都要更強一些，其訂造價格很可能也會更高一些。不過毫無疑問，外貿船塢登陸艦總體上仍然會是一款有較好效費比的大型作戰裝備。
對於泰國海軍而言，該國對於強化兩棲作戰和遠海投送能力已經有相當長時間的追求。泰國海軍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就一直保持著以4-5艘美製LST坦克登陸艦為主力的兩棲投送力量，以及多達2萬人規模的海軍陸戰隊。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泰國海軍一度規劃了一個宏達的十年海軍建設計劃，在裝備大量護衛艦、導彈艇、潛艇的同時，組建以3艘大型登陸艦（配合1988年服役的兩艘新坦克登陸艦）為核心的新一代兩棲艦隊。但隨後席捲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讓這個計劃徹底擱淺，泰國海軍在之後20年只服役了一艘自新加坡採購的勇猛級坦克登陸艦，無法滿足其對於恢復和增強兩棲力量的需要。
作為接受過不少美援的海軍，LST也是泰國海軍登陸艦的起點
中船在對外推銷071型船塢登陸艦上已經做過不少努力，在071基礎上推出的外貿型號也有過若干個不同的版本。不過作為一種基礎性能增值潛力有限的裝備——諸如改進艦載自衛武器系統之類的升級對船塢登陸艦的總體性能提升有限，多數真正想要採購船塢登陸艦的國家更看重的是其整體產品的效費比。
相比其他的國家，中國的071型綜合登陸艦不僅批量建造裝備中國海軍，還曾經參與過多次遠海航行和實戰化演習，展現出了良好的可靠性和優秀的作戰性能。泰國海軍則在與中國海軍繼續的多次“藍色突擊”系列聯合演習中親眼目睹了071型綜合登陸艦的種種表現，加上中泰兩國在海軍艦艇建造與採購領域多年以來的良好合作，泰國方面也對中國造船工業提供的產品更有信心，在這樣的綜合考量下，泰國在選購船塢登陸艦上最後選擇了中國，也是一件不算意外的選擇。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對特朗普來說，強硬不是目的，這才是目的
從這些潛在的分歧來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與其說曾經深受博爾頓的影響，不如說他在一些話題上恰好和博爾頓觀點一致，而當這樣一致的觀點如今受到外界指責的時候，甩鍋給早已聲名在外的博爾頓無疑是為特朗普減壓最好的辦法。
目前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是現年68歲，精通於核戰爭理論的查爾斯·庫珀曼，這位在研究核戰時頻頻口出狂言的前副助理之前在互聯網上遠沒有博爾頓那樣著名，外界對於他的瞭解也並不多。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外界猜測可能會接替博爾頓的其他幾位人選：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斯蒂芬·比根、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萊恩·胡克、曾在麥克馬斯特手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裡克·沃德爾……這些相對不出名的人物比起博爾頓，都不大可能憑藉其鮮明和出位的觀點來替總統“背鍋”或者“打掩護”，更多的時候只能為執行特朗普的政策做具體的技術工作，而這也意味著未來外界在考察和分析特朗普本人的外交政策特點的時候，也許能夠少一些干擾。
當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策略，現在也是沒人說得清楚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總統外交策略的影響也會更加隱蔽，特朗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可能也會因此變得更加難以捉摸。但至少有一點，既然特朗普的強硬政策並非單純因為博爾頓而出現，那麼博爾頓的離職顯然也不會成為特朗普強硬政策終結的轉折點。
泰國灣裡的中國塢登
中船集團的微信公眾號9月10日發佈消息稱，在此前一天，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口泰國海軍071E型船塢登陸艦建造協議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國家和軍隊相關部門領導，中船集團總經理楊金成、副總經理錢建平，泰國海軍司令樂猜上將、船塢登陸艦項目委員會主席抄查特上將出席簽字儀式。從現場的畫面和071E的代號來看，中船工業為泰國海軍建造的應該是基於071型綜合登陸艦研製的外貿型船塢登陸艦。
現場照片顯示的071E型設想圖，注意改建舷側似乎還有的潛艇，說明了泰國海軍在購置該艦時候的多樣化需求
兩棲艦艇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出國門”的出口艦艇裝備——早在1950年，我國就建造並向蘇聯出口了一大批50噸級機械化登陸艇。這雖然不能和上萬噸的船塢登陸艦相提並論，但確實是我國水面艦艇出口的開端。當然如今中船工業為泰國建造的是滿載排水量2萬噸以上的龐然大物，這不僅是中國建造的第一艘出口型船塢登陸艦，也是繼“錫米蘭”號綜合補給艦之後泰國海軍又一艘大噸位的中國水面艦艇。
“錫米蘭”綜合補給艦當然也是軍船，但補給艦畢竟沒有登陸艦這樣戰意濃厚
儘管大型船塢登陸艦噸位巨大，在多數國家的兩棲艦隊中也往往扮演著至關重要的核心角色，但無論從技術難度還是從造價來看，相對其大小，船塢登陸艦之類的兩棲艦總體的價格都算不上昂貴，反而看起來頗為便宜。畢竟船塢登陸艦的噸位一般在1-2萬噸左右，從造船技術上並不複雜。
不少國家為了簡化其設計、建造流程，往往還會選用民用船級社標準，在控制其不沉性要求和防護、損管能力的情況下，這樣的登陸艦的建造難度和價格並不會比類似噸位的汽車輪渡高太多；而因為船塢登陸艦本身不參加一線作戰，對其艦載雷達、其他態勢感知系統以及艦載武器系統的要求也相當有限。特別是如果這些船塢登陸艦不需要執行復雜的多軍兵種聯合兩棲登陸作戰指揮工作，那麼這類艦艇上的作戰系統甚至可以簡化到幾臺雷達加上幾組人操重機槍，造價自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這類船塢登陸艦在適度簡化的情況下能將造價壓到很低
這其中比較典型的“低價”例子包括菲律賓海軍訂造的兩艘“塔拉克”級戰略運輸艦。這款滿載排水量只有1.2萬噸的船塢登陸艦有船塢，有直升機起降甲板和機庫，也能夠提供一支營級作戰部隊的住宿所需，還具備一門博福斯40毫米機關炮、2門厄利孔20毫米機關炮和2座“辛巴達”近程艦空導彈發射器，而兩艘艦的總造價只有9200萬美元（這還算上了印尼PT-PAL造船廠在訂單中的利潤），甚至沒比目前最新的一架F-35戰機的飛離價格高多少。
相比之下，中國的071型綜合登陸艦的噸位更大、航速更快、運載能力更強，作戰系統、指揮系統和自衛火力也都要更強一些，其訂造價格很可能也會更高一些。不過毫無疑問，外貿船塢登陸艦總體上仍然會是一款有較好效費比的大型作戰裝備。
對於泰國海軍而言，該國對於強化兩棲作戰和遠海投送能力已經有相當長時間的追求。泰國海軍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就一直保持著以4-5艘美製LST坦克登陸艦為主力的兩棲投送力量，以及多達2萬人規模的海軍陸戰隊。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泰國海軍一度規劃了一個宏達的十年海軍建設計劃，在裝備大量護衛艦、導彈艇、潛艇的同時，組建以3艘大型登陸艦（配合1988年服役的兩艘新坦克登陸艦）為核心的新一代兩棲艦隊。但隨後席捲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讓這個計劃徹底擱淺，泰國海軍在之後20年只服役了一艘自新加坡採購的勇猛級坦克登陸艦，無法滿足其對於恢復和增強兩棲力量的需要。
作為接受過不少美援的海軍，LST也是泰國海軍登陸艦的起點
中船在對外推銷071型船塢登陸艦上已經做過不少努力，在071基礎上推出的外貿型號也有過若干個不同的版本。不過作為一種基礎性能增值潛力有限的裝備——諸如改進艦載自衛武器系統之類的升級對船塢登陸艦的總體性能提升有限，多數真正想要採購船塢登陸艦的國家更看重的是其整體產品的效費比。
相比其他的國家，中國的071型綜合登陸艦不僅批量建造裝備中國海軍，還曾經參與過多次遠海航行和實戰化演習，展現出了良好的可靠性和優秀的作戰性能。泰國海軍則在與中國海軍繼續的多次“藍色突擊”系列聯合演習中親眼目睹了071型綜合登陸艦的種種表現，加上中泰兩國在海軍艦艇建造與採購領域多年以來的良好合作，泰國方面也對中國造船工業提供的產品更有信心，在這樣的綜合考量下，泰國在選購船塢登陸艦上最後選擇了中國，也是一件不算意外的選擇。
071型綜合登陸艦到訪泰國，也讓泰國海軍能夠仔細觀察該艦
當然考慮到泰國海軍在採購軍艦時一貫對於造價高度敏感的習慣，這次的071E型船塢登陸艦訂單在後續執行中，泰國方面很可能也會選擇各種比較廉價的配置。畢竟對於泰國海軍來說，071E型船塢登陸艦作為非一線的戰鬥艦艇，留給其建造的預算數額還是相當有限的。因此在未來建成的071E型船塢登陸艦上，各種性能和配置上的“縮水”都不值得奇怪。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施洋】
本週國際上有關全球安全最大的新聞，可能不是某支作戰部隊的調動或者某款新銳武器的服役，而是“冷戰化石”——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羅伯特·博爾頓被總統特朗普炒了魷魚。作為美國總統重要的安全政策幕僚，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更替對於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產生的變化，確實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與此同時，中國軍工在出口領域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成功向泰國售出了一艘船塢登陸艦，這一喜訊無疑值得好好說說。
博爾頓走了，強硬政策要涼？
9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離職。儘管有關他如何離職的形式，存在美國總統“解僱”說和博爾頓自述“辭職”說這兩種差異不小的敘事，不過離職就是離職，對於博爾頓來說，他在特朗普政府裡1年又5個月18天的工作，算是徹底結束了。
由於博爾頓本人的特殊名聲，他的離任引起了不小的新聞
作為美國政壇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爾頓對於單邊主義和強硬外交政策的執著可謂有目共睹。早在耶魯大學時期，這個法律專業學生就是著名的《耶魯保守派》的主編；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裡任職時，他“新右派律師”的名聲已經廣為人知，而在1997年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經常為媒體撰寫外交政策方面的相關文章，還參加各種有關美國外交的研討會，對外散播展露他的強硬外交思想。
作為里根時代就頗有名氣的保守人士，博爾頓在美國政府裡算得上是一杆標杆
如果看一看當年博爾頓的言論，不難發現至少在表面上，他的這種強硬思想與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存在相當多的共同之處：他曾經公開表示“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而“只有符合美國政策的國際條約才會成為法律”；作為擔任過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政治人物，他也發表過“如果讓我來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我只會設一個常任理事國，那就是美國”這樣的出格言論。
因為過於激烈，曾有希望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就擔任副國務卿的他，被佐利克先拔頭籌，不得已只能到他最瞧不起的聯合國擔任代表。2018年，他被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他一定會與特朗普“相見恨晚”，成為特朗普內閣的重要智囊甚至“國師”。
的確，博爾頓在美國外交的許多領域與特朗普確實態度一致，比如2018年5月，特朗普就宣佈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並在之後不久就開始恢復對伊朗進行制裁，而此時距離博爾頓就職只有一個多月。若特朗普在此之前沒有對伊核協議頗有微詞或者對美國的伊朗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要說博爾頓只花一個多月時間就能夠向特朗普這樣極度自戀的總統安利一整套對伊朗強硬政策，那顯然是太高看了博爾頓的推銷能力。
博爾頓看起來與特朗普的許多政策頗為搭調，偶爾也有這樣“孺子可教”的表情
而在朝鮮、俄羅斯、《中導條約》等一系列問題上，雖然特朗普未必會有對這些議題有相對完整而成體系的觀點和看法，但他對於這些問題本能或者說直觀的看法，與博爾頓在這些問題上主張強硬態度的觀點倒是會莫名的契合。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雖然美俄圍繞《中導條約》此前已經打了好幾年互相指責的嘴仗，甚至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時期就對《中導條約》有了“我雖然不知道它的內容但我覺得美國吃了虧”的刻板印象，但只有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美國正式的退約進程才驟然加快，並且最終導致美國在今年年初正式停止履行條約義務。博爾頓甚至親自為此訪問俄羅斯，並且挑撥註定不可能因為中導問題站在美國一邊的俄羅斯來對抗中國。而在對朝制裁和極限施壓、對華積極遏制等領域，博爾頓的一貫觀點與特朗普的不少行動也確實頗為搭調。
儘管博爾頓在就職之後，特朗普的許多決策都有著濃厚的“博爾頓印記”，但如果將這些全都歸功於博爾頓的影響，則顯然是忽視了特朗普在決策過程中我行我素的一面：儘管特朗普在幾乎所有的外交事務中秉承“美國優先”的原則，但在具體的操作上，“獲取歷史地位”、“滿足個人出風頭的慾望””、“獲得總統連任”以及“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等一些看起來可能荒誕不羈的原則隨時可能會壓倒前者，成為特朗普決策中的首要考慮因素。
還有什麼比建牆更重要的麼？
比如在朝鮮核問題上，雖然特朗普一直主張朝鮮全面棄核的立場與博爾頓基本一致，也在博爾頓上臺之前對朝鮮進行了高強度的制裁，但相比徹底解決朝鮮核問題，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實現美朝元首的首次會面的誘惑顯然要大得多。
正是在博爾頓被任命以後，特朗普在2018年6月、2019年2月和2019年6月三次與金正恩進行了直接會談，雖然這些談判註定不可能引導美朝之間解決核問題，但特朗普卻藉此機會收穫了聲望和名譽，並且確實在美朝外交歷史上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在9月11日博爾頓離任之後，將博爾頓在美朝談判中“冒犯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要求對方遵循‘利比亞模式’交出所有的核武器”作為他的錯誤之一加以抨擊，同時對朝鮮依然保持高壓的制裁狀態且毫無鬆動之意。
而在伊朗問題上，博爾頓十幾年來一直主張的“一切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樣希望對伊朗動用武力的觀點，與特朗普在關鍵時刻因為在意150名平民的生死臨時叫停空襲打擊行動的魄力，同樣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對特朗普來說，強硬不是目的，這才是目的
從這些潛在的分歧來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與其說曾經深受博爾頓的影響，不如說他在一些話題上恰好和博爾頓觀點一致，而當這樣一致的觀點如今受到外界指責的時候，甩鍋給早已聲名在外的博爾頓無疑是為特朗普減壓最好的辦法。
目前代理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是現年68歲，精通於核戰爭理論的查爾斯·庫珀曼，這位在研究核戰時頻頻口出狂言的前副助理之前在互聯網上遠沒有博爾頓那樣著名，外界對於他的瞭解也並不多。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外界猜測可能會接替博爾頓的其他幾位人選：美國朝鮮政策特別代表斯蒂芬·比根、美國伊朗問題特別代表萊恩·胡克、曾在麥克馬斯特手下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裡克·沃德爾……這些相對不出名的人物比起博爾頓，都不大可能憑藉其鮮明和出位的觀點來替總統“背鍋”或者“打掩護”，更多的時候只能為執行特朗普的政策做具體的技術工作，而這也意味著未來外界在考察和分析特朗普本人的外交政策特點的時候，也許能夠少一些干擾。
當然，特朗普本人的外交策略，現在也是沒人說得清楚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對總統外交策略的影響也會更加隱蔽，特朗普接下來會怎麼做，可能也會因此變得更加難以捉摸。但至少有一點，既然特朗普的強硬政策並非單純因為博爾頓而出現，那麼博爾頓的離職顯然也不會成為特朗普強硬政策終結的轉折點。
泰國灣裡的中國塢登
中船集團的微信公眾號9月10日發佈消息稱，在此前一天，中國船舶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出口泰國海軍071E型船塢登陸艦建造協議簽字儀式在北京舉行。國家和軍隊相關部門領導，中船集團總經理楊金成、副總經理錢建平，泰國海軍司令樂猜上將、船塢登陸艦項目委員會主席抄查特上將出席簽字儀式。從現場的畫面和071E的代號來看，中船工業為泰國海軍建造的應該是基於071型綜合登陸艦研製的外貿型船塢登陸艦。
現場照片顯示的071E型設想圖，注意改建舷側似乎還有的潛艇，說明了泰國海軍在購置該艦時候的多樣化需求
兩棲艦艇是新中國歷史上最早“走出國門”的出口艦艇裝備——早在1950年，我國就建造並向蘇聯出口了一大批50噸級機械化登陸艇。這雖然不能和上萬噸的船塢登陸艦相提並論，但確實是我國水面艦艇出口的開端。當然如今中船工業為泰國建造的是滿載排水量2萬噸以上的龐然大物，這不僅是中國建造的第一艘出口型船塢登陸艦，也是繼“錫米蘭”號綜合補給艦之後泰國海軍又一艘大噸位的中國水面艦艇。
“錫米蘭”綜合補給艦當然也是軍船，但補給艦畢竟沒有登陸艦這樣戰意濃厚
儘管大型船塢登陸艦噸位巨大，在多數國家的兩棲艦隊中也往往扮演著至關重要的核心角色，但無論從技術難度還是從造價來看，相對其大小，船塢登陸艦之類的兩棲艦總體的價格都算不上昂貴，反而看起來頗為便宜。畢竟船塢登陸艦的噸位一般在1-2萬噸左右，從造船技術上並不複雜。
不少國家為了簡化其設計、建造流程，往往還會選用民用船級社標準，在控制其不沉性要求和防護、損管能力的情況下，這樣的登陸艦的建造難度和價格並不會比類似噸位的汽車輪渡高太多；而因為船塢登陸艦本身不參加一線作戰，對其艦載雷達、其他態勢感知系統以及艦載武器系統的要求也相當有限。特別是如果這些船塢登陸艦不需要執行復雜的多軍兵種聯合兩棲登陸作戰指揮工作，那麼這類艦艇上的作戰系統甚至可以簡化到幾臺雷達加上幾組人操重機槍，造價自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這類船塢登陸艦在適度簡化的情況下能將造價壓到很低
這其中比較典型的“低價”例子包括菲律賓海軍訂造的兩艘“塔拉克”級戰略運輸艦。這款滿載排水量只有1.2萬噸的船塢登陸艦有船塢，有直升機起降甲板和機庫，也能夠提供一支營級作戰部隊的住宿所需，還具備一門博福斯40毫米機關炮、2門厄利孔20毫米機關炮和2座“辛巴達”近程艦空導彈發射器，而兩艘艦的總造價只有9200萬美元（這還算上了印尼PT-PAL造船廠在訂單中的利潤），甚至沒比目前最新的一架F-35戰機的飛離價格高多少。
相比之下，中國的071型綜合登陸艦的噸位更大、航速更快、運載能力更強，作戰系統、指揮系統和自衛火力也都要更強一些，其訂造價格很可能也會更高一些。不過毫無疑問，外貿船塢登陸艦總體上仍然會是一款有較好效費比的大型作戰裝備。
對於泰國海軍而言，該國對於強化兩棲作戰和遠海投送能力已經有相當長時間的追求。泰國海軍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就一直保持著以4-5艘美製LST坦克登陸艦為主力的兩棲投送力量，以及多達2萬人規模的海軍陸戰隊。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泰國海軍一度規劃了一個宏達的十年海軍建設計劃，在裝備大量護衛艦、導彈艇、潛艇的同時，組建以3艘大型登陸艦（配合1988年服役的兩艘新坦克登陸艦）為核心的新一代兩棲艦隊。但隨後席捲而來的亞洲金融危機讓這個計劃徹底擱淺，泰國海軍在之後20年只服役了一艘自新加坡採購的勇猛級坦克登陸艦，無法滿足其對於恢復和增強兩棲力量的需要。
作為接受過不少美援的海軍，LST也是泰國海軍登陸艦的起點
中船在對外推銷071型船塢登陸艦上已經做過不少努力，在071基礎上推出的外貿型號也有過若干個不同的版本。不過作為一種基礎性能增值潛力有限的裝備——諸如改進艦載自衛武器系統之類的升級對船塢登陸艦的總體性能提升有限，多數真正想要採購船塢登陸艦的國家更看重的是其整體產品的效費比。
相比其他的國家，中國的071型綜合登陸艦不僅批量建造裝備中國海軍，還曾經參與過多次遠海航行和實戰化演習，展現出了良好的可靠性和優秀的作戰性能。泰國海軍則在與中國海軍繼續的多次“藍色突擊”系列聯合演習中親眼目睹了071型綜合登陸艦的種種表現，加上中泰兩國在海軍艦艇建造與採購領域多年以來的良好合作，泰國方面也對中國造船工業提供的產品更有信心，在這樣的綜合考量下，泰國在選購船塢登陸艦上最後選擇了中國，也是一件不算意外的選擇。
071型綜合登陸艦到訪泰國，也讓泰國海軍能夠仔細觀察該艦
當然考慮到泰國海軍在採購軍艦時一貫對於造價高度敏感的習慣，這次的071E型船塢登陸艦訂單在後續執行中，泰國方面很可能也會選擇各種比較廉價的配置。畢竟對於泰國海軍來說，071E型船塢登陸艦作為非一線的戰鬥艦艇，留給其建造的預算數額還是相當有限的。因此在未來建成的071E型船塢登陸艦上，各種性能和配置上的“縮水”都不值得奇怪。
畢竟在出口船塢登陸艦上，中國曾經有過多款不同的方案
作為一類造價不高，適用範圍很廣，而且噸位很大也頗具象徵性的艦船，船塢登陸艦這一艦種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逐漸從只有美、英、法等海軍強國掌握和使用的裝備，拓展為包括不少國家，乃至第三世界國家都紛紛採購甚至自行建造的多用途船型。對於價廉物美，且在不少發展中國家中享有不錯聲譽的中國軍用造船工業來說，這次與泰國簽訂071E型船塢登陸艦毫無疑問是一次不錯的機會，如果中國能夠藉此機會向外界證明本國船塢登陸艦的優異性價比，未來各種多用途的船塢登陸艦建造出口業務將成為未來中國軍品出口的新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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