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樑文豔報道
2016年，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投資交易達到438筆，較2015年的363筆交易增長了21%，累計宣佈的交易額為2158億美元，較2015年大幅增長了148%。
2016年全年，有51宗大額海外投資交易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這一數字是2015年的兩倍，投資金額增幅是2015年的3.5倍。
這一海外併購的數據表明了我國企業在2016年這一年的併購交易實現了跨越式的增長。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在推動我國資本“走出去”的同時，其實也出現了一些隱患。如今，這種“高歌猛進”式的海外併購業務已有所消退。
熱情漸退
根據商務部的最新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9個國家和地區的217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205.4億美元，同比下降48.8%。其他知名金融機構也對我國海外投資進行了統計，雖與我國商務部所發佈的數據有一些細微差別，但總體也反映我國海外投資呈現“降溫”趨勢。例如，根據普華永道發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一季度中國企業海外併購交易數量為142宗，交易金額為212億美元，相比創記錄的2016年同期交易數量下滑39%，交易金額下降77%。同時，記者在採訪中獲悉，今年前4個月，中國企業跨境收購額跌60%以上，創下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後最大同比跌幅。
6月6日，易界和胡潤百富發佈了《2017中國企業跨境併購特別報告》（下稱報告），報告指出，未來大型跨境併購交易發生的概率將降低，從交易的難度來看越是金額大的交易，由於涉及複雜的融資方式和交易結構，審批障礙也越多，因此通常來說交易執行難度也越高，以2016 年前20 大的交易來看，其中不少交易尚未完全交割。
該報告顯示，2017年一季度宣佈的中企海外併購交易數量為89起，累計交易金額為255億美元。這與2016年同期的海外併購交易數字相比，下滑十分明顯。
據易界研究發現，2016年一季度的併購交易統計中包括了中國化工宣佈以459億美元收購先正達這一巨型交易，由於這是中國企業歷史上最大一筆海外併購，因此對2016年一季度乃至整個2016年的海外併購交易統計貢獻巨大。如果將該筆交易去除後進行統計，2016年一季度的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宣佈的交易大約為387億美元。即便如此，2017年一季度的交易宗數較2016年同期也下降大約為18.35%，交易總金額下降大約為34.26%。
深圳市思格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羅高瞻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採訪時認為，海外併購下滑的根本原因在於併購整體發展不成熟，沒有通過併購真正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許多集中在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並不能提升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
有業內觀察者則認為，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國內監管機構對於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新一輪的博弈與再平衡，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增加也對我國海外併購業務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需有規可循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曾表示，現在能見到一箇中國企業用幾十億美金做跨境併購已經很正常了，這在五年前都是很少見的。資料顯示，近年來，中國企業境外併購交易不斷攀升，其中，美國是最受歡迎的投資地。從相關報告看來，現金充沛的中企尋求對衝人民幣貶值風險的意願是助推因素之一。
羅高瞻認為，由於2016年中國企業境外投資迅速增加，由此也導致了國家外匯儲備大幅下降、境外投資非理性、資金利用效率低等問題，
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境外投資、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不夠理性的傾向。對大額非主業的投資和一些不規範的投資行為，要進行真實性、合規性的審核，引導企業審慎決策、精準投資、理性投資。
稍早之前，包括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內的多位官員都曾表示，在日常監管中，也發現存在一些非理性和異常投資行為，比如國內的鋼鐵廠去海外買了飲食公司，在中國開餐館的去海外收購了網遊公司。
潘功勝還舉例說，去年一年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了很多足球俱樂部，如果說收購有利於提升中國的足球水平，我覺得是好事。但是，情況是這樣的嗎？有很多企業，在中國的負債率已經很高了，再借一大筆錢去海外收購，有一些則在直接投資的包裝下，轉移資產。
因此，中國企業瘋狂海外併購所帶來的耀眼數字的背後，也暴露出了諸多的問題。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李旻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採訪時說道，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實施中也存在不少法律風險。例如報表風險、評估風險、合同風險以及資產等風險。
業內人士也認為，中國海外投資增長是確定的中長期趨勢，但也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果不因為真正的投資機會而是受人民幣貶值單邊預期所驅動，那麼當形勢發生變化時，部分高槓杆的海外投資可能不得不支付昂貴的“學習成本”。更何況，一些企業甚至在本土市場的投資成績也都不佳。
監管層緊急“剎車”
對於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出現盲目投資的現象，也引起了國家相關部門的關注。據記者瞭解，在2016年年底，商務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外管局四部門就對外投資表示，將密切關注近期出現的一些非理性對外投資傾向以及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母小子大”、“快設快出”等類型對外投資中存在的風險隱患，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
四部門的表態其實也進一步印證了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所存在的一些問題，由此也引發管控政策繼續收緊。
2017年1月，國資委發佈了《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從“管投向、管風險、管程序、管回報”四個方面，對中央企業的境內、境外投資進行全程監管，同時明確了出資人投資監管底線，劃定中央企業投資行為紅線，並試行投資項目負面清單管理。
據瞭解，兩個辦法引入了央企投資項目負面清單制度，並按類別將投資項目劃分為“禁止類”和“特別監管類”，前者央企一律不得投資，後者則需報國資委，並由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審核把關程序。而在負面清單之外的項目，由企業自主決策、自擔責任，國資委按職責加強監管。
“從監管政策中可以明確一點的就是，監管層對資本流出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羅高瞻坦言，這也是在資本外流風險壓力下的一種必然選擇。
李旻告訴記者，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監管政策收緊的原因在於，一方面，中國資本流出的推動因素髮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從之前國內官員的一些表述中也能看出當前我國的一些企業存在利用跨境併購的機會進行資產轉移。
有業內觀察者認為，銀行主要是看標的的，一個認真的企業，談的標的都很好，一個純粹為了資金出境的企業，就會找一些莫名其妙的項目。
據相關研究指出，2016年前三季度對外直接投資高達1800億美元，同比增長45%。從業內人士的分析可以明確，從2017年開始，監管層對大額資金流出、央企境外投資等一系列的併購行為都加強了監管。而風控政策其真正的意圖也是要防控央企海外投資風險。
事實上，2017年由於監管層對海外併購的企業進行資本管制，記者在採訪中也瞭解到，因其監管政策還未明朗的情況下，當前一些想海外併購的企業也在冷靜觀望。
對於當前管控政策的收緊，也有業內人士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私人部門（包括個人和企業）增加對外投資是大勢所趨。雖然政策管控持續的時間仍不確定，但是大趨勢還是全球化和企業“走出去”。
羅高瞻也認為， 海外併購是企業走向全球的必經之路，也是企業利用金融工具實現企業快速發展的較好途徑，未來企業海外併購依然會進一步發展。
不過，羅高瞻擔憂，海外併購涉及文化、制度、政策、資金、技術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實施起來極端複雜，需具有遠見的戰略決策，高超的財務技術以及整合後一流的國際管理水平，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缺位都會導致併購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