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哪朝哪代老百姓都得吃飯。在鄉村，人們把糧食存在空房裡，隨時取用，城裡人不種糧，吃糧得去糧店。據說宋代時奸相蔡京以為不能忘記農事為國本，故問他的孩子們糧食是從那裡來的。這些養尊處優的少爺不僅沒人能答出來，遭到訓斥後還都挺委屈，其實他們是真委屈，要不是我小時候趕上了學農勞動，恐怕也和現在大多數孩子們一樣以為糧食是在超市買來的。可見凡事有利有弊，我從上學一直到高中，每學期不是去工廠就是去農村，小學初中高中從沒落空。現在的學生們倒是不用去工廠農村了，可也都五穀不分了，不過您要扳槓說知道那有什麼用，我也沒轍。
不管當年還是現今，居民吃的糧食確是從商店裡來的，要不怎麼叫“商品糧”呢？我沒見過舊時的糧店，只能敘述一下改革開放之前北京的糧店。不過，據老人和資料介紹說，解放前的糧店大都是自帶磨房的，前店後廠。解放後實行糧油統購統銷，自主採購改為統一供貨，自備的磨房被國營的糧食加工廠代替，統一的面口袋上有“北京市第某面粉廠”的字樣，時常能看見帶掛斗的卡車給糧店送糧食，搬運工和糧店售貨員一起往店裡扛，那時候挺羨慕這些人——五十斤一袋的麵粉少的扛兩袋，多的扛四袋。
計劃經濟的年代，城鎮居民吃糧油要憑票證，糧油票按月發，都是糧店的人下到衚衕裡，找一家住房比較寬敞的“現場辦公”，附近居民都到這裡來領取，發糧票的一般是倆人，提個木箱子，裡面是一個個牛皮紙口袋，預先裝好了各家的糧、油票，各家來人，帶著糧本和戳子。過期不候，趕不上的就要自己到糧店取。小時候大人不允許串門，小孩的好奇心使然，特盼著發糧票以名正言順去看看別人家是什麼樣子，還能看到些平時難得一見的人。
小時候還認不全糧票上的大寫數字，每次領了糧票便如數拿回家來，從來不會錯，也沒聽說過誰家發的糧票出了錯。想起那時候的好多事，和現在都不一樣，比如說出錯，現在弄點什麼事似乎不出點錯就不正常，最典型的是書報上的錯別字，當年書上出個錯字，會非常認真地發個道歉，錯字稍多還要發個勘誤表，不象現在，隨便就能找到一堆錯字，編輯懶得糾正，讀者也懶得較真兒了。還有電視播音員讀錯了字，自己都不覺得了。
為確防購糧時的紕漏，除糧票外每戶後有個購糧本，是個巴掌大的硬殼本子，第一頁上有所有家庭成員的姓名、年齡、職業（工種）和月糧食定量，之後每頁為一個月購糧情況記錄。有了糧本和糧票雙保險，你只能按規定購糧，否則就是有錢也買不到多餘的糧食，不過糧店對超過定量的面和米監督較嚴，買棒子麵則睜一眼閉一眼。有人總喜歡批評解放後的三十年，喜歡拿那個年代人們缺吃少穿說事，似乎前三十年水深火熱，後三十年鹹魚翻身才過上了人的日子。實際上，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到初步解決翻了番的人口吃飯問題，同時還要拿出相當的錢在農業國底子上建立最初的工業體系，這是多了不起的事業啊，再說，沒有前三十年工業化，哪來得以後輕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水平的變化？何況為解決多少億人的吃飯問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沒少下力氣，引進國外的化肥生產線，組織農業科研人員培育良種（包括袁隆平），這些到了八十年代出現了效果，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每個人的糧食定量中粗糧細糧是有定額的，好象是百分之五十白麵和百分之十五大米，剩下的是粗糧。那時的人都能吃，一頓仨饅頭兩大張烙餅的不新鮮（那時無論饅頭還是大餅都非現在的個頭可比），正在長身體的孩子更象“火化食”，吃完了就餓，放了學回家先找吃的，而孩子多的家庭，不到飯點找吃的會遭到家長的叱罵，甚至有的人家把剩餘的乾糧藏起來以防不到吃飯的時候被吃掉。我有一街坊，他們家的乾糧換著地方藏，他奶奶天天和倆孫子鬥智鬥勇，經常是吃飯時才變戲法似的變出乾糧，有一次被另外一老太太看見，幽默地引用了《紅燈記》裡鳩山的一句臺詞：“一個共產黨藏的東西是一萬個人也找不到的！”
其實那時人們能吃的原因很簡單，副食跟不上，肚子裡沒油水；除了吃飯零食少，肚子裡沒東西，只能拿糧食充數，不象現在的人，零食隨時吃，吃飯時副食為主，糧食為輔，主副食掉個兒了。我姥姥也不愛吃粗糧，所以我家的大部分粗糧票都用來買火燒吃了，真以窩頭做主食的時候不多。我自小有齲齒，吃棒子麵牙就不舒服，至今不愛吃窩頭。
糧店和副食店一樣，按居民的分佈覆蓋在大街小巷裡，據說北京最多時有八百多家，足以方便購糧。我印象裡的有三處，一在銀錠橋東路北，與前海之間有一小塊空地。一在三座橋，一在前海北沿老會賢堂飯莊旁邊，銀錠橋那家間壁兒就是烤肉季，店最大，臨河沿的一面滿是大玻璃窗，總給人十分敞亮的感覺。大約一九七幾年，烤肉季著火，比鄰的糧店一同燒燬，重建後依然寬敞。
糧店和其他商店的門面比並沒什麼不同，也沒自己的特點，只是門或窗上有醒目的“糧店”字樣，一緊密就能聞見一股糧食味。店裡的佈置大致相同。一拉溜一米多高的糧食櫃子，裡面分別放著麵粉、大米和玉米麵（棒子麵），這是常年有的大宗貨，糧食口袋堆在櫃檯裡，隨時往櫃裡倒。還有一兩個櫃子放臨時供應的品種，如春節的富強粉和好大米、夏天的綠豆、陰曆五月的江米紅小豆。糧櫃是個大木箱，箱頂一半封死一半敞開，敞開部分有的有合葉連著的蓋板，下班時蓋上。糧櫃上面鑲著檯秤，每個櫃子外面都有個固定的鐵皮漏斗。糧店裡都有一個收費的櫃檯。糧店都預備著大秤，主要用途是每年賣定量的白薯。大秤有時候放在櫃檯外面，於是就有上去稱自己體重的，因此售貨員大多將秤砣取下收起來。稍大些的糧店會有貨架子，上面放著幹掛麵之類，不過這種東西不多。有的糧店還自軋切面，放在大號的柳條笸籮裡賣。
那時候，很少有人家將一個月的糧食一次買齊，大概是沒地兒放或錢的問題，大多是一次買個幾十斤，有的人家甚至三斤五斤的買，很相電影裡描寫的舊社會，就差當天掙錢買當天的糧食，多一大子兒也沒有，加上糧食消耗快，因此糧店的生意從來都不錯，經常排著小隊。逢年過節供應好大米富強粉還要排長隊，至於來了年節的“特供”和每年秋天賣白薯，更是糧店最忙碌最熱鬧的時候，用人山人海形容並不過分。
糧店裡需要的售貨員不過兩、三個人，其中一位坐在櫃檯裡，負責查驗糧本、記錄購買情況、收錢和糧票，多是年輕點的女性，可能是因為力氣小。另外一、兩位售糧。售糧的過程是，根據買的數量用用帶提樑的鐵皮簸箕將糧食從糧櫃裡撮起放在秤上約好。這時顧客要把口袋套在漏斗上，售貨員通常會問：“套好了沒有？”得到肯定回答後才把糧食倒在漏斗裡，有時他覺得口袋不夠大還要分幾次倒，頗為負責。並非後來人們說的文革期間服務態度都很惡劣，我所接觸過的大多數和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商店服務的態度都是老派的，不單態度和藹，而且絕無缺斤短兩、以壞充好的事情。
買糧者接漏斗漏出的糧食，看起來簡單，其實也需注意。一是一定要攥緊口袋，否則糧食從漏斗裡出來時的衝力會使糧食和口袋一起掉落。二是捏袋口不能過鬆，而要卡住漏斗，否則糧食特別是麵粉會從漏斗和袋口之間噴出來。三是如果買的較多，需要不斷輕輕晃動口袋，使袋子裡的糧食墩瓷實，不至於溢出來。我看過好幾次糧食灑出來的，甚至幾十斤糧食一大半折在外面，失手的有老人有小孩也有不應該出現紕漏的中年人。一旦糧食灑在地上，售貨員會把櫃檯裡的笤帚簸箕遞給顧客。我也灑過一回，不多，看著地下的米和泥土混在一起覺得噁心，就沒要。
現在人們都是直接到超市買糧食，從米麵到各種雜糧都直接包裝好了，拎起來就走，散裝糧食也有，多是照顧老頭兒老太太。那時候買糧食很多是老人，當時沒工作的老人多，他們在家幫助子女照料家務帶孩子。半大孩子也是買糧食的主力軍，尤其是雙職工家庭，你下班了糧店也上板兒了，要不就禮拜天買，要不就差個孩子。孩子們買糧，少的或扛或抱或提溜著，多了就要藉助車，比如推小孩的竹車，但半大孩子一般不願意使，一是用這種車買幾十斤糧食不值當，二是推個小孩車跌份兒——這車應該是老太太推的，所以不是萬不得已是不用的。孩子們樂意使自行車，連幹活帶玩，還能練練車技，一舉兩得。所以，對北京孩子們來說，自行車後架上馱百八十斤不新鮮。我馱過三袋面，從白塔寺到團結湖。
大約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糧食供應改革了，所謂改革和幾乎所有改革一樣都是漲價，但不說漲價，而說調價，當年都這麼說。同時對買糧需同時帶糧本交糧票規定得不那麼嚴格了。這本來是糧食增產帶來的好事，可還是出現了搶購，因為人們擔心糧食大漲價。到了九三年大概六七月份，正式取消了糧票。在這之前已傳出將取消糧票的消息，因此人們開始用糧票到自由市場換東西，包括各種雜糧、日用品等等，這種交換大約在八十年代就出現了，官方不允許，但裝看不見，我家當時用糧票換的高壓鍋和一大堆盤子碗至今仍用著。
說到底取消糧票是件好事，它表明糧食多了。糧食為什麼多呢？一種公認的說法是取消了人民公社改行承包制度，這種說法到底是否站得住，我想，站得住也站不住，承包確實在一定時間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但僅僅憑小農經濟的生產，恐怕無論如何也滿足不了十多億人吃飯的問題，毛澤東時代為解決糧食產量而下的力氣，終於見效了。
（文章來自“潘家園舊貨市場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