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平均工資的算法，不足以反映基層最基本的現實情況。舉個例子：A年收入3萬元，B年收入100萬元，則A和B人均年收入高；與A年收入10萬，B年收入30萬，C年收入50萬，則A、B、C人均年收入高，這兩種人均年收入高的情況，不是一回事。
簡單算下來，會發現第二種情況中的A、B、C三人的總體收入才90萬，比不上第一種情況中總體收入103萬多，但第二種情況中的收入結構比例合理，A、B、C三人在這種情況下，都能在滿足自己基本的生存性消費之後，繼而滿足自己發展性消費與享受性消費。
而中國目前的社會收入結構就類似於第一種情況，勞動力市場廉價，基礎勞動者之間為了爭奪工作的機會又紛紛拋售自己勞動時間的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個人越奮鬥實際上就越造成本階層利益的下滑，同時也加速了社會財富往高層進一步的集中。
如富士康的工人，其月綜合工資大致就是在3000元左右，但深圳富士康工廠有40萬員工，其中30萬是基層員工，這30萬基層員工的月薪水平是維持在3000元上下的。而其餘10萬人為富士康的中層管理人員或高層管理人員，富士康的中層管理人員其年薪大致在20萬左右，而高層管理人員人數的年薪甚至超過百萬。高、中、低之間收入相差懸殊，但即便是這樣，富士康在深圳本地也仍舊是不缺員工，每天富士康招工現應聘的人數大致都維持在3000人上下。這種基礎勞動者集體接受低工資、甚至為了工作而自願以更低的工資來進行工作的情況，造成了社會收入結構不合理情況的固化。
如果按照富士康30萬基層員工、8萬中層管理、2萬高層管理來換算，30萬基層員工的月收入總數為0.9億元，8萬中層管理的月收入總數為13.3億元，2萬高層管理的月收入總數為16.6億元，則富士康40萬員工其月收入總數為30.8億元，平均下來，則人均月收入為7700元。
由此可見，為什麼一線城市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平均工資有八九千，但大部分人工資都是四五千。因為社會中少部分中高層管理人員的高收入，掩蓋了大部分基層工作人員其收入低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