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兩千人起兵，太平天國為何能發展至與清廷分庭抗禮？'
自乾隆中葉以來，民變迭起，其初起事之聲勢，甚多超過太平軍金田起兵時者，白蓮教民變多至擁眾二百萬，然均不如太平軍之能定都城、建制度，與清廷對抗，儼然匹敵之國，原因何在？
即以與太平軍同時在廣西興兵的群雄而論，太平軍之兵力亦並非強於他人，負責進攻太平軍的清吏對清廷的報告，並不確實，向朝廷誇大對方的實力，不過是掩飾敗績的方法。光緒十一年（1885），湖南巡撫卞寶第說：“粵逆金田起事，初不過兩千人，廣西兵額兩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以三萬七千之兵，不足擊兩千之賊。”這是事後旁觀者的報道，見諸奏章，當然必有所本。《李秀成供狀》（被俘後的供詞）亦謂太平軍初起時，“有大羊頭、大鯉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為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羊頭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以大羊頭等小毛賊對其已起事後的勢力，尚且看不上眼，便可說明太平軍之能掀動這一大狂潮，絕不是隻靠武力，應該另有原因。
臺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分析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不由得不欽佩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人在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的長才，雖然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天才運用的方向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但他們確具有這類長才乃是事實。在《中華史綱》，他對此作了解釋。
自乾隆中葉以來，民變迭起，其初起事之聲勢，甚多超過太平軍金田起兵時者，白蓮教民變多至擁眾二百萬，然均不如太平軍之能定都城、建制度，與清廷對抗，儼然匹敵之國，原因何在？
即以與太平軍同時在廣西興兵的群雄而論，太平軍之兵力亦並非強於他人，負責進攻太平軍的清吏對清廷的報告，並不確實，向朝廷誇大對方的實力，不過是掩飾敗績的方法。光緒十一年（1885），湖南巡撫卞寶第說：“粵逆金田起事，初不過兩千人，廣西兵額兩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以三萬七千之兵，不足擊兩千之賊。”這是事後旁觀者的報道，見諸奏章，當然必有所本。《李秀成供狀》（被俘後的供詞）亦謂太平軍初起時，“有大羊頭、大鯉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為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羊頭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以大羊頭等小毛賊對其已起事後的勢力，尚且看不上眼，便可說明太平軍之能掀動這一大狂潮，絕不是隻靠武力，應該另有原因。
臺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分析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不由得不欽佩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人在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的長才，雖然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天才運用的方向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但他們確具有這類長才乃是事實。在《中華史綱》，他對此作了解釋。
太平天國成功的政治策略
洪、馮知道秀才不能起事，能夠起事的只有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平民只有在荒歉時被飢餓所迫才能驅上梁山起事，但仍是一盤散沙，至多是造成叛亂，不能成大事業。要將平民凝聚一致，形成一股堅強的力量，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下，唯有靠宗教。舊有的宗教組織，洪秀全忖計他不容易取得領導權，何況其中的組成分子過於龐雜，迷信成分過重，而且根據以往的經驗，利用這些宗教起事的，全都失敗了，他們在社會上所留的印象相當惡劣，不能引起人的共鳴。《勸世良言》這本書為他解決了問題。於是他襲取基督教教義的皮毛，摻雜佛、道以及一些中國社會傳統的迷信，創立了一個嶄新的宗教——上帝會。
他的“三字經”說，中國自古即奉“上帝”，到秦以後，中國才誤入歧途，不信上帝。如果中國人能改過，可入天堂，否則會被罰入十八層地獄。《尚書》中確常提到“帝”“天帝”，“帝”“天帝”是超越人世的至神，洪秀全附會為同是“上帝”，說明中國聖人均“敬上帝”的事實，又立有十教條，無非教人敬上帝、孝父母、不做壞事等而已。除敬上帝一項而外，其他都與民間平常的迷信習俗相似，所以很容易被人接受。但一般人信仰上帝會亦無裨益於圖大事，所以馮雲山要到紫金山去苦行六年。紫金山多屬貧苦客家的燒炭工人，思想單純而復秉性強項，又因常受土著欺凌，入會之後，信仰堅定，可以團結鞏固。再則以“上帝會”名義起兵，頗可予人以新鮮的印象，不擔負以往會黨所欠的債務。
然“讀書明白之士”不願參加上帝會，洪秀全便掀起歷史上的種族仇恨來補上帝會之不足。他起兵時佈告天下，強調清入關後的暴行，“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類似的激發滿漢仇恨的文告，不勝枚舉，慷慨激昂之處，確能動人心絃。在太平天國初期，太平軍曾因此類種族主義的宣傳吸收了不少抱有“九世怨仇一劍知”心理的知識分子，如黃畹（即黃韜）、錢江等人，是大家所熟知的，甚至左宗棠，據說也曾經到洪秀全那裡去毛遂自薦過一次。太平軍初起兵時，清廷派林則徐赴廣西剿辦，林則徐致書洪秀全招降，洪秀全的回信說：
滿洲人已二百年世襲中國王位矣，抑彼等特異國異民之末裔耳，彼等率其老練之兵，奪吾等之財寶、土地與政府。吾等各村落出租稅由北京派官徵收之，吾等有何罪哉？而猶向吾等駐防軍隊，是豈非不正之甚哉？滿洲非他國人乎？他國人有搜刮地方之稅之權利乎？又得任命官吏以虐待人民乎？今也普通之王位，非屬於滿洲人乎？支配之權利，非為其所獨佔乎？（此文見日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系著者自西文譯出。）
自乾隆中葉以來，民變迭起，其初起事之聲勢，甚多超過太平軍金田起兵時者，白蓮教民變多至擁眾二百萬，然均不如太平軍之能定都城、建制度，與清廷對抗，儼然匹敵之國，原因何在？
即以與太平軍同時在廣西興兵的群雄而論，太平軍之兵力亦並非強於他人，負責進攻太平軍的清吏對清廷的報告，並不確實，向朝廷誇大對方的實力，不過是掩飾敗績的方法。光緒十一年（1885），湖南巡撫卞寶第說：“粵逆金田起事，初不過兩千人，廣西兵額兩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以三萬七千之兵，不足擊兩千之賊。”這是事後旁觀者的報道，見諸奏章，當然必有所本。《李秀成供狀》（被俘後的供詞）亦謂太平軍初起時，“有大羊頭、大鯉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為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羊頭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以大羊頭等小毛賊對其已起事後的勢力，尚且看不上眼，便可說明太平軍之能掀動這一大狂潮，絕不是隻靠武力，應該另有原因。
臺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分析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不由得不欽佩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人在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的長才，雖然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天才運用的方向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但他們確具有這類長才乃是事實。在《中華史綱》，他對此作了解釋。
太平天國成功的政治策略
洪、馮知道秀才不能起事，能夠起事的只有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平民只有在荒歉時被飢餓所迫才能驅上梁山起事，但仍是一盤散沙，至多是造成叛亂，不能成大事業。要將平民凝聚一致，形成一股堅強的力量，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下，唯有靠宗教。舊有的宗教組織，洪秀全忖計他不容易取得領導權，何況其中的組成分子過於龐雜，迷信成分過重，而且根據以往的經驗，利用這些宗教起事的，全都失敗了，他們在社會上所留的印象相當惡劣，不能引起人的共鳴。《勸世良言》這本書為他解決了問題。於是他襲取基督教教義的皮毛，摻雜佛、道以及一些中國社會傳統的迷信，創立了一個嶄新的宗教——上帝會。
他的“三字經”說，中國自古即奉“上帝”，到秦以後，中國才誤入歧途，不信上帝。如果中國人能改過，可入天堂，否則會被罰入十八層地獄。《尚書》中確常提到“帝”“天帝”，“帝”“天帝”是超越人世的至神，洪秀全附會為同是“上帝”，說明中國聖人均“敬上帝”的事實，又立有十教條，無非教人敬上帝、孝父母、不做壞事等而已。除敬上帝一項而外，其他都與民間平常的迷信習俗相似，所以很容易被人接受。但一般人信仰上帝會亦無裨益於圖大事，所以馮雲山要到紫金山去苦行六年。紫金山多屬貧苦客家的燒炭工人，思想單純而復秉性強項，又因常受土著欺凌，入會之後，信仰堅定，可以團結鞏固。再則以“上帝會”名義起兵，頗可予人以新鮮的印象，不擔負以往會黨所欠的債務。
然“讀書明白之士”不願參加上帝會，洪秀全便掀起歷史上的種族仇恨來補上帝會之不足。他起兵時佈告天下，強調清入關後的暴行，“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類似的激發滿漢仇恨的文告，不勝枚舉，慷慨激昂之處，確能動人心絃。在太平天國初期，太平軍曾因此類種族主義的宣傳吸收了不少抱有“九世怨仇一劍知”心理的知識分子，如黃畹（即黃韜）、錢江等人，是大家所熟知的，甚至左宗棠，據說也曾經到洪秀全那裡去毛遂自薦過一次。太平軍初起兵時，清廷派林則徐赴廣西剿辦，林則徐致書洪秀全招降，洪秀全的回信說：
滿洲人已二百年世襲中國王位矣，抑彼等特異國異民之末裔耳，彼等率其老練之兵，奪吾等之財寶、土地與政府。吾等各村落出租稅由北京派官徵收之，吾等有何罪哉？而猶向吾等駐防軍隊，是豈非不正之甚哉？滿洲非他國人乎？他國人有搜刮地方之稅之權利乎？又得任命官吏以虐待人民乎？今也普通之王位，非屬於滿洲人乎？支配之權利，非為其所獨佔乎？（此文見日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系著者自西文譯出。）
以此立論，即令是林則徐，也很難回答（林奉命後，病死途中）。洪秀全甚至說過：“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洪光皇帝之七世孫也。……一為祖宗復仇，二為蒼生伐暴。”太平天國揭櫫種族主義的目標，使“讀書明理之士”即使不投奔到他的旗幟之下，也不會積極起而反對他。後來統兵攻打太平軍的許多功臣名將，也因為洪秀全提出了這個響亮的口號，常常內疚於心，深恐留一個身後的罵名。曾國藩晚年總隱隱約約為自己辯護；湘軍名將彭玉麟勳業彪炳，但一生不受清廷的官位；王闓運用洪秀全是明桂王第五子之後裔的讕言，做詆譭曾國藩的口實。足見這些文章的影響。
進一步講，洪、馮等人深知讀書人中科舉如意者所佔的比例甚小，他們兩人都有屢試不第的經驗。人們在失意之餘，要另外找出路，在失意之餘也常常會遷怒，遷怒到孔子、孟子。所以他提倡打倒孔孟，讓天下讀孔孟之書而不能沾孔孟之光，被擯斥在功名之外的失意文人，得到心理上的滿足。因為這種反常心理而加入太平天國的知識分子為數不少。最著名的例子，如浙江人錢江，他“少時讀書，穎悟冠群”，惜“屢試不第”，才用錢捐了一名監生。鴉片戰爭期間，朝廷已決定“主撫”，他獨煽動民眾反對，清吏乃將其監生革掉，並將他遣戍新疆，後赦歸。錢江發奮讀書，欲博得一第，仍然失敗，聞太平軍攻抵武昌，“乃投袂而起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投入太平軍，為洪秀全謀主，不久亦逃離太平軍。這類人物，在太平軍中俯拾皆是，他們都是構成太平天國的中堅分子。
洪秀全等人深知宗教所能結聚的平民究竟有限，且必須在既入上帝會之後，始能團結一致，要人人都很迅速地變成信徒，勢不可能。所以他們又提出一種極吸引人的經濟政策，即頒佈《天朝田畝制度》，要天下之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達到這個理想的辦法，是將土地全部歸公，按田地每年產糧的多寡分為九等，再將田地分配與平民。“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荒豐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天朝田畝制度》對當時的一般平民頗有影響力。他們飽受饑饉的痛苦，一聽到“無人不飽暖”的口號，便翕然而景從。
太平軍以兩千人起兵，能造成如此壯大的局面，不能不歸功於他們所揭櫫的目標既能吸引各階層人士紛紛參加他們的陣營，所提出的口號響亮動聽又十分吸引人，獲得多數人的擁護。這是他們異於清代其他民變的地方，也是他們受後世之人特別重視的原因。
自乾隆中葉以來，民變迭起，其初起事之聲勢，甚多超過太平軍金田起兵時者，白蓮教民變多至擁眾二百萬，然均不如太平軍之能定都城、建制度，與清廷對抗，儼然匹敵之國，原因何在？
即以與太平軍同時在廣西興兵的群雄而論，太平軍之兵力亦並非強於他人，負責進攻太平軍的清吏對清廷的報告，並不確實，向朝廷誇大對方的實力，不過是掩飾敗績的方法。光緒十一年（1885），湖南巡撫卞寶第說：“粵逆金田起事，初不過兩千人，廣西兵額兩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以三萬七千之兵，不足擊兩千之賊。”這是事後旁觀者的報道，見諸奏章，當然必有所本。《李秀成供狀》（被俘後的供詞）亦謂太平軍初起時，“有大羊頭、大鯉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為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羊頭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以大羊頭等小毛賊對其已起事後的勢力，尚且看不上眼，便可說明太平軍之能掀動這一大狂潮，絕不是隻靠武力，應該另有原因。
臺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分析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不由得不欽佩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人在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的長才，雖然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天才運用的方向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但他們確具有這類長才乃是事實。在《中華史綱》，他對此作了解釋。
太平天國成功的政治策略
洪、馮知道秀才不能起事，能夠起事的只有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平民只有在荒歉時被飢餓所迫才能驅上梁山起事，但仍是一盤散沙，至多是造成叛亂，不能成大事業。要將平民凝聚一致，形成一股堅強的力量，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下，唯有靠宗教。舊有的宗教組織，洪秀全忖計他不容易取得領導權，何況其中的組成分子過於龐雜，迷信成分過重，而且根據以往的經驗，利用這些宗教起事的，全都失敗了，他們在社會上所留的印象相當惡劣，不能引起人的共鳴。《勸世良言》這本書為他解決了問題。於是他襲取基督教教義的皮毛，摻雜佛、道以及一些中國社會傳統的迷信，創立了一個嶄新的宗教——上帝會。
他的“三字經”說，中國自古即奉“上帝”，到秦以後，中國才誤入歧途，不信上帝。如果中國人能改過，可入天堂，否則會被罰入十八層地獄。《尚書》中確常提到“帝”“天帝”，“帝”“天帝”是超越人世的至神，洪秀全附會為同是“上帝”，說明中國聖人均“敬上帝”的事實，又立有十教條，無非教人敬上帝、孝父母、不做壞事等而已。除敬上帝一項而外，其他都與民間平常的迷信習俗相似，所以很容易被人接受。但一般人信仰上帝會亦無裨益於圖大事，所以馮雲山要到紫金山去苦行六年。紫金山多屬貧苦客家的燒炭工人，思想單純而復秉性強項，又因常受土著欺凌，入會之後，信仰堅定，可以團結鞏固。再則以“上帝會”名義起兵，頗可予人以新鮮的印象，不擔負以往會黨所欠的債務。
然“讀書明白之士”不願參加上帝會，洪秀全便掀起歷史上的種族仇恨來補上帝會之不足。他起兵時佈告天下，強調清入關後的暴行，“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類似的激發滿漢仇恨的文告，不勝枚舉，慷慨激昂之處，確能動人心絃。在太平天國初期，太平軍曾因此類種族主義的宣傳吸收了不少抱有“九世怨仇一劍知”心理的知識分子，如黃畹（即黃韜）、錢江等人，是大家所熟知的，甚至左宗棠，據說也曾經到洪秀全那裡去毛遂自薦過一次。太平軍初起兵時，清廷派林則徐赴廣西剿辦，林則徐致書洪秀全招降，洪秀全的回信說：
滿洲人已二百年世襲中國王位矣，抑彼等特異國異民之末裔耳，彼等率其老練之兵，奪吾等之財寶、土地與政府。吾等各村落出租稅由北京派官徵收之，吾等有何罪哉？而猶向吾等駐防軍隊，是豈非不正之甚哉？滿洲非他國人乎？他國人有搜刮地方之稅之權利乎？又得任命官吏以虐待人民乎？今也普通之王位，非屬於滿洲人乎？支配之權利，非為其所獨佔乎？（此文見日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系著者自西文譯出。）
以此立論，即令是林則徐，也很難回答（林奉命後，病死途中）。洪秀全甚至說過：“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洪光皇帝之七世孫也。……一為祖宗復仇，二為蒼生伐暴。”太平天國揭櫫種族主義的目標，使“讀書明理之士”即使不投奔到他的旗幟之下，也不會積極起而反對他。後來統兵攻打太平軍的許多功臣名將，也因為洪秀全提出了這個響亮的口號，常常內疚於心，深恐留一個身後的罵名。曾國藩晚年總隱隱約約為自己辯護；湘軍名將彭玉麟勳業彪炳，但一生不受清廷的官位；王闓運用洪秀全是明桂王第五子之後裔的讕言，做詆譭曾國藩的口實。足見這些文章的影響。
進一步講，洪、馮等人深知讀書人中科舉如意者所佔的比例甚小，他們兩人都有屢試不第的經驗。人們在失意之餘，要另外找出路，在失意之餘也常常會遷怒，遷怒到孔子、孟子。所以他提倡打倒孔孟，讓天下讀孔孟之書而不能沾孔孟之光，被擯斥在功名之外的失意文人，得到心理上的滿足。因為這種反常心理而加入太平天國的知識分子為數不少。最著名的例子，如浙江人錢江，他“少時讀書，穎悟冠群”，惜“屢試不第”，才用錢捐了一名監生。鴉片戰爭期間，朝廷已決定“主撫”，他獨煽動民眾反對，清吏乃將其監生革掉，並將他遣戍新疆，後赦歸。錢江發奮讀書，欲博得一第，仍然失敗，聞太平軍攻抵武昌，“乃投袂而起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投入太平軍，為洪秀全謀主，不久亦逃離太平軍。這類人物，在太平軍中俯拾皆是，他們都是構成太平天國的中堅分子。
洪秀全等人深知宗教所能結聚的平民究竟有限，且必須在既入上帝會之後，始能團結一致，要人人都很迅速地變成信徒，勢不可能。所以他們又提出一種極吸引人的經濟政策，即頒佈《天朝田畝制度》，要天下之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達到這個理想的辦法，是將土地全部歸公，按田地每年產糧的多寡分為九等，再將田地分配與平民。“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荒豐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天朝田畝制度》對當時的一般平民頗有影響力。他們飽受饑饉的痛苦，一聽到“無人不飽暖”的口號，便翕然而景從。
太平軍以兩千人起兵，能造成如此壯大的局面，不能不歸功於他們所揭櫫的目標既能吸引各階層人士紛紛參加他們的陣營，所提出的口號響亮動聽又十分吸引人，獲得多數人的擁護。這是他們異於清代其他民變的地方，也是他們受後世之人特別重視的原因。
太平天國卓越的軍事政策
僅靠政治策略也不能成功，太平軍勃興時的勢如破竹以及能延國祚十幾年，與他們的軍事政策也有關係。
太平軍是一支有信仰的軍隊，他們的信仰是上帝會。軍隊一休息下來，便要“講道理”，即宣傳上帝會。在陷永安以前，洪、楊還宣稱凡信上帝者，刀槍不入，即便是戰死，也可升入“天堂”享福，所以太平軍作戰勇往直前，毫不退縮。武昌城為清軍所破時，太平天國的“兒童軍”數百人，一一投水自殺，無人投降。南京城破，太平軍除拼命血戰而死者之外，餘多自殺。據曾國荃的報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中者居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半”，此外“悍賊”被斃十餘萬人。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都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
太平天國的軍事制度（大概是楊秀清所訂）井井有條，清軍亦承認“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唯軍事制度而已。其實豈止軍事制度，其軍紀亦極嚴厲。凡行軍所得金寶玉帛，一切財貨，均不許私藏，一律繳歸“聖庫”，違者死刑。這個辦法可以積極地防止軍隊騷擾民間，因軍隊既不得有私產，士兵無形之中便不熱心於擄掠，這是當時民間歡迎太平軍，民謠說“賊來如梳，兵至如篦”的主要原因。
再則可防止軍隊逃散或貪生怕死。腰纏財貨的官兵，不是怕死，便是要飽而思颺。太平軍對姦淫的懲罰亦極嚴厲，犯者斬首示眾無赦。故終太平天國之世，就一般而論，其軍紀較清兵為佳。太平軍初起兵時，便設有“女營”，凡會眾的眷屬，一體編入女營隨大軍行走。此後沿路所過之地，“無論老弱強壯，皆迫為聖兵，無論金銀衣服皆擄入聖庫，又分男女為二館，名曰男營女營”。這種將人家庭分散的辦法，當然會引起人們的怨聲載道，所以楊秀清要誥諭道：“在爾等民人以為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為之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爾等不知古往今來更換朝代，凡屬興師問罪者，當城破之日，無不斬殺殆盡，玉石俱焚，流血成渠，不留雞犬，有似我天朝不妄殺一人，猶給與衣食，視同一體者乎？”太平軍對這些婦女並非憑空“給以衣食”，是有作用的：
第一，因家屬隨軍在後衣食有著，故官兵在前線作戰無後顧之憂。第二，官兵作戰時勇往直前，如果敗潰，其家屬亦必蒙災禍。第三，無論是自願參加或裹脅而附和太平軍的人，因家眷在女營，等於人質，不願逃亡。最後，女營婦女亦被分派有工作，粗壯的婦女須做肩米、開溝、收割、送信等工作，必要時還可做後衛，甚至上陣作戰，體質孱弱的則被派入繡錦營或做其他輕巧的工作。
綜上所述，我們便可瞭解太平軍的勃興並不是偶然的。至於一般所謂清的政治腐敗、生民痛苦、軍隊腐化、凶歉連年、將帥失和等，是歷代衰亂時的共同現象。就清朝而論，自乾隆中衰以來，大清帝國的實情便是如此，然而只有太平軍聲勢浩大，動搖清廷國本，究其原因，決不似一般所論那樣單純。
自乾隆中葉以來，民變迭起，其初起事之聲勢，甚多超過太平軍金田起兵時者，白蓮教民變多至擁眾二百萬，然均不如太平軍之能定都城、建制度，與清廷對抗，儼然匹敵之國，原因何在？
即以與太平軍同時在廣西興兵的群雄而論，太平軍之兵力亦並非強於他人，負責進攻太平軍的清吏對清廷的報告，並不確實，向朝廷誇大對方的實力，不過是掩飾敗績的方法。光緒十一年（1885），湖南巡撫卞寶第說：“粵逆金田起事，初不過兩千人，廣西兵額兩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以三萬七千之兵，不足擊兩千之賊。”這是事後旁觀者的報道，見諸奏章，當然必有所本。《李秀成供狀》（被俘後的供詞）亦謂太平軍初起時，“有大羊頭、大鯉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為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羊頭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以大羊頭等小毛賊對其已起事後的勢力，尚且看不上眼，便可說明太平軍之能掀動這一大狂潮，絕不是隻靠武力，應該另有原因。
臺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分析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不由得不欽佩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人在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的長才，雖然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天才運用的方向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但他們確具有這類長才乃是事實。在《中華史綱》，他對此作了解釋。
太平天國成功的政治策略
洪、馮知道秀才不能起事，能夠起事的只有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平民只有在荒歉時被飢餓所迫才能驅上梁山起事，但仍是一盤散沙，至多是造成叛亂，不能成大事業。要將平民凝聚一致，形成一股堅強的力量，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下，唯有靠宗教。舊有的宗教組織，洪秀全忖計他不容易取得領導權，何況其中的組成分子過於龐雜，迷信成分過重，而且根據以往的經驗，利用這些宗教起事的，全都失敗了，他們在社會上所留的印象相當惡劣，不能引起人的共鳴。《勸世良言》這本書為他解決了問題。於是他襲取基督教教義的皮毛，摻雜佛、道以及一些中國社會傳統的迷信，創立了一個嶄新的宗教——上帝會。
他的“三字經”說，中國自古即奉“上帝”，到秦以後，中國才誤入歧途，不信上帝。如果中國人能改過，可入天堂，否則會被罰入十八層地獄。《尚書》中確常提到“帝”“天帝”，“帝”“天帝”是超越人世的至神，洪秀全附會為同是“上帝”，說明中國聖人均“敬上帝”的事實，又立有十教條，無非教人敬上帝、孝父母、不做壞事等而已。除敬上帝一項而外，其他都與民間平常的迷信習俗相似，所以很容易被人接受。但一般人信仰上帝會亦無裨益於圖大事，所以馮雲山要到紫金山去苦行六年。紫金山多屬貧苦客家的燒炭工人，思想單純而復秉性強項，又因常受土著欺凌，入會之後，信仰堅定，可以團結鞏固。再則以“上帝會”名義起兵，頗可予人以新鮮的印象，不擔負以往會黨所欠的債務。
然“讀書明白之士”不願參加上帝會，洪秀全便掀起歷史上的種族仇恨來補上帝會之不足。他起兵時佈告天下，強調清入關後的暴行，“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類似的激發滿漢仇恨的文告，不勝枚舉，慷慨激昂之處，確能動人心絃。在太平天國初期，太平軍曾因此類種族主義的宣傳吸收了不少抱有“九世怨仇一劍知”心理的知識分子，如黃畹（即黃韜）、錢江等人，是大家所熟知的，甚至左宗棠，據說也曾經到洪秀全那裡去毛遂自薦過一次。太平軍初起兵時，清廷派林則徐赴廣西剿辦，林則徐致書洪秀全招降，洪秀全的回信說：
滿洲人已二百年世襲中國王位矣，抑彼等特異國異民之末裔耳，彼等率其老練之兵，奪吾等之財寶、土地與政府。吾等各村落出租稅由北京派官徵收之，吾等有何罪哉？而猶向吾等駐防軍隊，是豈非不正之甚哉？滿洲非他國人乎？他國人有搜刮地方之稅之權利乎？又得任命官吏以虐待人民乎？今也普通之王位，非屬於滿洲人乎？支配之權利，非為其所獨佔乎？（此文見日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系著者自西文譯出。）
以此立論，即令是林則徐，也很難回答（林奉命後，病死途中）。洪秀全甚至說過：“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洪光皇帝之七世孫也。……一為祖宗復仇，二為蒼生伐暴。”太平天國揭櫫種族主義的目標，使“讀書明理之士”即使不投奔到他的旗幟之下，也不會積極起而反對他。後來統兵攻打太平軍的許多功臣名將，也因為洪秀全提出了這個響亮的口號，常常內疚於心，深恐留一個身後的罵名。曾國藩晚年總隱隱約約為自己辯護；湘軍名將彭玉麟勳業彪炳，但一生不受清廷的官位；王闓運用洪秀全是明桂王第五子之後裔的讕言，做詆譭曾國藩的口實。足見這些文章的影響。
進一步講，洪、馮等人深知讀書人中科舉如意者所佔的比例甚小，他們兩人都有屢試不第的經驗。人們在失意之餘，要另外找出路，在失意之餘也常常會遷怒，遷怒到孔子、孟子。所以他提倡打倒孔孟，讓天下讀孔孟之書而不能沾孔孟之光，被擯斥在功名之外的失意文人，得到心理上的滿足。因為這種反常心理而加入太平天國的知識分子為數不少。最著名的例子，如浙江人錢江，他“少時讀書，穎悟冠群”，惜“屢試不第”，才用錢捐了一名監生。鴉片戰爭期間，朝廷已決定“主撫”，他獨煽動民眾反對，清吏乃將其監生革掉，並將他遣戍新疆，後赦歸。錢江發奮讀書，欲博得一第，仍然失敗，聞太平軍攻抵武昌，“乃投袂而起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投入太平軍，為洪秀全謀主，不久亦逃離太平軍。這類人物，在太平軍中俯拾皆是，他們都是構成太平天國的中堅分子。
洪秀全等人深知宗教所能結聚的平民究竟有限，且必須在既入上帝會之後，始能團結一致，要人人都很迅速地變成信徒，勢不可能。所以他們又提出一種極吸引人的經濟政策，即頒佈《天朝田畝制度》，要天下之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達到這個理想的辦法，是將土地全部歸公，按田地每年產糧的多寡分為九等，再將田地分配與平民。“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荒豐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天朝田畝制度》對當時的一般平民頗有影響力。他們飽受饑饉的痛苦，一聽到“無人不飽暖”的口號，便翕然而景從。
太平軍以兩千人起兵，能造成如此壯大的局面，不能不歸功於他們所揭櫫的目標既能吸引各階層人士紛紛參加他們的陣營，所提出的口號響亮動聽又十分吸引人，獲得多數人的擁護。這是他們異於清代其他民變的地方，也是他們受後世之人特別重視的原因。
太平天國卓越的軍事政策
僅靠政治策略也不能成功，太平軍勃興時的勢如破竹以及能延國祚十幾年，與他們的軍事政策也有關係。
太平軍是一支有信仰的軍隊，他們的信仰是上帝會。軍隊一休息下來，便要“講道理”，即宣傳上帝會。在陷永安以前，洪、楊還宣稱凡信上帝者，刀槍不入，即便是戰死，也可升入“天堂”享福，所以太平軍作戰勇往直前，毫不退縮。武昌城為清軍所破時，太平天國的“兒童軍”數百人，一一投水自殺，無人投降。南京城破，太平軍除拼命血戰而死者之外，餘多自殺。據曾國荃的報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中者居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半”，此外“悍賊”被斃十餘萬人。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都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
太平天國的軍事制度（大概是楊秀清所訂）井井有條，清軍亦承認“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唯軍事制度而已。其實豈止軍事制度，其軍紀亦極嚴厲。凡行軍所得金寶玉帛，一切財貨，均不許私藏，一律繳歸“聖庫”，違者死刑。這個辦法可以積極地防止軍隊騷擾民間，因軍隊既不得有私產，士兵無形之中便不熱心於擄掠，這是當時民間歡迎太平軍，民謠說“賊來如梳，兵至如篦”的主要原因。
再則可防止軍隊逃散或貪生怕死。腰纏財貨的官兵，不是怕死，便是要飽而思颺。太平軍對姦淫的懲罰亦極嚴厲，犯者斬首示眾無赦。故終太平天國之世，就一般而論，其軍紀較清兵為佳。太平軍初起兵時，便設有“女營”，凡會眾的眷屬，一體編入女營隨大軍行走。此後沿路所過之地，“無論老弱強壯，皆迫為聖兵，無論金銀衣服皆擄入聖庫，又分男女為二館，名曰男營女營”。這種將人家庭分散的辦法，當然會引起人們的怨聲載道，所以楊秀清要誥諭道：“在爾等民人以為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為之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爾等不知古往今來更換朝代，凡屬興師問罪者，當城破之日，無不斬殺殆盡，玉石俱焚，流血成渠，不留雞犬，有似我天朝不妄殺一人，猶給與衣食，視同一體者乎？”太平軍對這些婦女並非憑空“給以衣食”，是有作用的：
第一，因家屬隨軍在後衣食有著，故官兵在前線作戰無後顧之憂。第二，官兵作戰時勇往直前，如果敗潰，其家屬亦必蒙災禍。第三，無論是自願參加或裹脅而附和太平軍的人，因家眷在女營，等於人質，不願逃亡。最後，女營婦女亦被分派有工作，粗壯的婦女須做肩米、開溝、收割、送信等工作，必要時還可做後衛，甚至上陣作戰，體質孱弱的則被派入繡錦營或做其他輕巧的工作。
綜上所述，我們便可瞭解太平軍的勃興並不是偶然的。至於一般所謂清的政治腐敗、生民痛苦、軍隊腐化、凶歉連年、將帥失和等，是歷代衰亂時的共同現象。就清朝而論，自乾隆中衰以來，大清帝國的實情便是如此，然而只有太平軍聲勢浩大，動搖清廷國本，究其原因，決不似一般所論那樣單純。
自乾隆中葉以來，民變迭起，其初起事之聲勢，甚多超過太平軍金田起兵時者，白蓮教民變多至擁眾二百萬，然均不如太平軍之能定都城、建制度，與清廷對抗，儼然匹敵之國，原因何在？
即以與太平軍同時在廣西興兵的群雄而論，太平軍之兵力亦並非強於他人，負責進攻太平軍的清吏對清廷的報告，並不確實，向朝廷誇大對方的實力，不過是掩飾敗績的方法。光緒十一年（1885），湖南巡撫卞寶第說：“粵逆金田起事，初不過兩千人，廣西兵額兩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以三萬七千之兵，不足擊兩千之賊。”這是事後旁觀者的報道，見諸奏章，當然必有所本。《李秀成供狀》（被俘後的供詞）亦謂太平軍初起時，“有大羊頭、大鯉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為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羊頭到金田，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故未投入”。以大羊頭等小毛賊對其已起事後的勢力，尚且看不上眼，便可說明太平軍之能掀動這一大狂潮，絕不是隻靠武力，應該另有原因。
臺灣知名歷史學家李定一分析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不由得不欽佩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人在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的長才，雖然任何人都可以對他們天才運用的方向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但他們確具有這類長才乃是事實。在《中華史綱》，他對此作了解釋。
太平天國成功的政治策略
洪、馮知道秀才不能起事，能夠起事的只有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平民只有在荒歉時被飢餓所迫才能驅上梁山起事，但仍是一盤散沙，至多是造成叛亂，不能成大事業。要將平民凝聚一致，形成一股堅強的力量，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下，唯有靠宗教。舊有的宗教組織，洪秀全忖計他不容易取得領導權，何況其中的組成分子過於龐雜，迷信成分過重，而且根據以往的經驗，利用這些宗教起事的，全都失敗了，他們在社會上所留的印象相當惡劣，不能引起人的共鳴。《勸世良言》這本書為他解決了問題。於是他襲取基督教教義的皮毛，摻雜佛、道以及一些中國社會傳統的迷信，創立了一個嶄新的宗教——上帝會。
他的“三字經”說，中國自古即奉“上帝”，到秦以後，中國才誤入歧途，不信上帝。如果中國人能改過，可入天堂，否則會被罰入十八層地獄。《尚書》中確常提到“帝”“天帝”，“帝”“天帝”是超越人世的至神，洪秀全附會為同是“上帝”，說明中國聖人均“敬上帝”的事實，又立有十教條，無非教人敬上帝、孝父母、不做壞事等而已。除敬上帝一項而外，其他都與民間平常的迷信習俗相似，所以很容易被人接受。但一般人信仰上帝會亦無裨益於圖大事，所以馮雲山要到紫金山去苦行六年。紫金山多屬貧苦客家的燒炭工人，思想單純而復秉性強項，又因常受土著欺凌，入會之後，信仰堅定，可以團結鞏固。再則以“上帝會”名義起兵，頗可予人以新鮮的印象，不擔負以往會黨所欠的債務。
然“讀書明白之士”不願參加上帝會，洪秀全便掀起歷史上的種族仇恨來補上帝會之不足。他起兵時佈告天下，強調清入關後的暴行，“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類似的激發滿漢仇恨的文告，不勝枚舉，慷慨激昂之處，確能動人心絃。在太平天國初期，太平軍曾因此類種族主義的宣傳吸收了不少抱有“九世怨仇一劍知”心理的知識分子，如黃畹（即黃韜）、錢江等人，是大家所熟知的，甚至左宗棠，據說也曾經到洪秀全那裡去毛遂自薦過一次。太平軍初起兵時，清廷派林則徐赴廣西剿辦，林則徐致書洪秀全招降，洪秀全的回信說：
滿洲人已二百年世襲中國王位矣，抑彼等特異國異民之末裔耳，彼等率其老練之兵，奪吾等之財寶、土地與政府。吾等各村落出租稅由北京派官徵收之，吾等有何罪哉？而猶向吾等駐防軍隊，是豈非不正之甚哉？滿洲非他國人乎？他國人有搜刮地方之稅之權利乎？又得任命官吏以虐待人民乎？今也普通之王位，非屬於滿洲人乎？支配之權利，非為其所獨佔乎？（此文見日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系著者自西文譯出。）
以此立論，即令是林則徐，也很難回答（林奉命後，病死途中）。洪秀全甚至說過：“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洪光皇帝之七世孫也。……一為祖宗復仇，二為蒼生伐暴。”太平天國揭櫫種族主義的目標，使“讀書明理之士”即使不投奔到他的旗幟之下，也不會積極起而反對他。後來統兵攻打太平軍的許多功臣名將，也因為洪秀全提出了這個響亮的口號，常常內疚於心，深恐留一個身後的罵名。曾國藩晚年總隱隱約約為自己辯護；湘軍名將彭玉麟勳業彪炳，但一生不受清廷的官位；王闓運用洪秀全是明桂王第五子之後裔的讕言，做詆譭曾國藩的口實。足見這些文章的影響。
進一步講，洪、馮等人深知讀書人中科舉如意者所佔的比例甚小，他們兩人都有屢試不第的經驗。人們在失意之餘，要另外找出路，在失意之餘也常常會遷怒，遷怒到孔子、孟子。所以他提倡打倒孔孟，讓天下讀孔孟之書而不能沾孔孟之光，被擯斥在功名之外的失意文人，得到心理上的滿足。因為這種反常心理而加入太平天國的知識分子為數不少。最著名的例子，如浙江人錢江，他“少時讀書，穎悟冠群”，惜“屢試不第”，才用錢捐了一名監生。鴉片戰爭期間，朝廷已決定“主撫”，他獨煽動民眾反對，清吏乃將其監生革掉，並將他遣戍新疆，後赦歸。錢江發奮讀書，欲博得一第，仍然失敗，聞太平軍攻抵武昌，“乃投袂而起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投入太平軍，為洪秀全謀主，不久亦逃離太平軍。這類人物，在太平軍中俯拾皆是，他們都是構成太平天國的中堅分子。
洪秀全等人深知宗教所能結聚的平民究竟有限，且必須在既入上帝會之後，始能團結一致，要人人都很迅速地變成信徒，勢不可能。所以他們又提出一種極吸引人的經濟政策，即頒佈《天朝田畝制度》，要天下之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達到這個理想的辦法，是將土地全部歸公，按田地每年產糧的多寡分為九等，再將田地分配與平民。“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荒豐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天朝田畝制度》對當時的一般平民頗有影響力。他們飽受饑饉的痛苦，一聽到“無人不飽暖”的口號，便翕然而景從。
太平軍以兩千人起兵，能造成如此壯大的局面，不能不歸功於他們所揭櫫的目標既能吸引各階層人士紛紛參加他們的陣營，所提出的口號響亮動聽又十分吸引人，獲得多數人的擁護。這是他們異於清代其他民變的地方，也是他們受後世之人特別重視的原因。
太平天國卓越的軍事政策
僅靠政治策略也不能成功，太平軍勃興時的勢如破竹以及能延國祚十幾年，與他們的軍事政策也有關係。
太平軍是一支有信仰的軍隊，他們的信仰是上帝會。軍隊一休息下來，便要“講道理”，即宣傳上帝會。在陷永安以前，洪、楊還宣稱凡信上帝者，刀槍不入，即便是戰死，也可升入“天堂”享福，所以太平軍作戰勇往直前，毫不退縮。武昌城為清軍所破時，太平天國的“兒童軍”數百人，一一投水自殺，無人投降。南京城破，太平軍除拼命血戰而死者之外，餘多自殺。據曾國荃的報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中者居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半”，此外“悍賊”被斃十餘萬人。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都與他們的宗教信仰有關。
太平天國的軍事制度（大概是楊秀清所訂）井井有條，清軍亦承認“蔓延數省，未見窮蹙，所恃無他”，唯軍事制度而已。其實豈止軍事制度，其軍紀亦極嚴厲。凡行軍所得金寶玉帛，一切財貨，均不許私藏，一律繳歸“聖庫”，違者死刑。這個辦法可以積極地防止軍隊騷擾民間，因軍隊既不得有私產，士兵無形之中便不熱心於擄掠，這是當時民間歡迎太平軍，民謠說“賊來如梳，兵至如篦”的主要原因。
再則可防止軍隊逃散或貪生怕死。腰纏財貨的官兵，不是怕死，便是要飽而思颺。太平軍對姦淫的懲罰亦極嚴厲，犯者斬首示眾無赦。故終太平天國之世，就一般而論，其軍紀較清兵為佳。太平軍初起兵時，便設有“女營”，凡會眾的眷屬，一體編入女營隨大軍行走。此後沿路所過之地，“無論老弱強壯，皆迫為聖兵，無論金銀衣服皆擄入聖庫，又分男女為二館，名曰男營女營”。這種將人家庭分散的辦法，當然會引起人們的怨聲載道，所以楊秀清要誥諭道：“在爾等民人以為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為之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爾等不知古往今來更換朝代，凡屬興師問罪者，當城破之日，無不斬殺殆盡，玉石俱焚，流血成渠，不留雞犬，有似我天朝不妄殺一人，猶給與衣食，視同一體者乎？”太平軍對這些婦女並非憑空“給以衣食”，是有作用的：
第一，因家屬隨軍在後衣食有著，故官兵在前線作戰無後顧之憂。第二，官兵作戰時勇往直前，如果敗潰，其家屬亦必蒙災禍。第三，無論是自願參加或裹脅而附和太平軍的人，因家眷在女營，等於人質，不願逃亡。最後，女營婦女亦被分派有工作，粗壯的婦女須做肩米、開溝、收割、送信等工作，必要時還可做後衛，甚至上陣作戰，體質孱弱的則被派入繡錦營或做其他輕巧的工作。
綜上所述，我們便可瞭解太平軍的勃興並不是偶然的。至於一般所謂清的政治腐敗、生民痛苦、軍隊腐化、凶歉連年、將帥失和等，是歷代衰亂時的共同現象。就清朝而論，自乾隆中衰以來，大清帝國的實情便是如此，然而只有太平軍聲勢浩大，動搖清廷國本，究其原因，決不似一般所論那樣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