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死”後，無知野蠻生長

按：“反智主義”這個詞如今越來越常見，固執的無知在這個信息時代野蠻生長，無知者的傲慢比其無知本身更令人驚訝。我們暫且不論中文互聯網上把反疫苗當成社會良知的浪潮，以及詆譭“公共知識分子”和“專家”的潛流——誰能說今天當一個人被貼上這兩個標籤時他會感到崇高或驕傲？——或許美國的“專家之死”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鏡像、一則預言或者一聲警示。

托馬斯·尼科爾斯（Thomas Nichols）在《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The Death of Expertise）一書中寫道，“基礎知識匱乏的普通民眾越來越多，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接受基本的證據規則，拒絕學習如何進行邏輯論證。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擔風險的：他們不僅會一手丟棄積累了幾個世紀的知識，還會毀掉我們得以開發新知識的那些實踐和習慣。”而無知並不足以解釋問題，“很多抵制專業知識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比無知更糟糕：這是沒來由的傲慢，是從日漸自戀的文化中迸發的憤怒，一丁點兒不公平的跡象就讓他們渾身難受。”

一方面網絡給了普通人以自信，專業人士和外行、學生和老師、知者與疑者之間的那道界線，在谷歌、維基百科和博客盤踞的世界裡日漸崩塌，人們以為搜一搜信息讀兩篇文章就不再需要專家了；另一方面，就算我們需要專家，也只是把他當作技術人員——解決了我的問題就請離開。專家與更廣大群眾之間的對話消失了，專業知識被當作一種現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時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

“在近代，民間智慧填補了人類知識上的空白，隨後，專業化和專業知識催生了一段快速發展的時期；現在，我們到了一個後工業化、信息化的時代，所有公民都認為自己是一切問題的專家。”托馬斯·尼科爾斯說，“美國人現在普遍認為，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也就意味著對任何事物的觀點也應是平等的。雖然這明顯是無稽之談，卻被相當一部分人奉為信條。”

癥結之一或許還在於知識圈與公眾的疏遠和斷裂。托馬斯提到，公共知識分子過去（通常與記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問題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呈現給公眾，但是現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卻退回到小圈子裡，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民眾又不去詢問（而只是爭論），這種沉默便愈來愈甚。

《專家之死》（節選）

文 | [美]托馬斯·M.尼科爾斯 譯 | 舒琦

美國沉湎於對無知的狂熱崇拜中，且由來已久。反智主義的壓力就像堅韌的針線一般，纏繞在我們的政治與文化生活中，支撐它的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即民主便意味著“我的無知與你的博學一樣優秀”。

——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整個醫學界的權威人士幾乎都認同，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就是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即艾滋病）的成因，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一個名叫“艾滋病否認派”的小團體卻提出質疑，而加州大學教授彼得·迪斯貝格（Peter Duesberg）也是成員之一。科學就是樂見這種反常理的挑戰，不過迪斯貝格的觀點並沒有證據，所以結果也只是無稽之談。一旦研究人員發現了艾滋病病毒，醫生和公共衛生部門的官員採取措施防止病毒傳播，就能挽救無數的生命。

迪斯貝格這件事可能已經翻篇了，又一個離奇的理論被研究打敗。在科學的歷史上，走進死衚衕的情況屢見不鮮。不過，在這次事件中，一個不足取信的觀點卻成功抓住一個國家領導人的眼球，招致了慘痛的結果。時任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正好利用了這個觀點，即艾滋病不是由某種病毒引起，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營養不良和健康不佳，從而拒絕提供藥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幫助南非人民抗擊艾滋病病毒感染。到21世紀初，他的政府態度軟化，但在此之前，由於姆貝基痴迷艾滋病重估運動，已經付出了慘痛代價。據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醫生估計，有30多萬人因此死亡，還有大約3.5萬名艾滋病病毒陽性兒童出生，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時至今日，姆貝基還認為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情。

很多美國人可能會對這種無知的行為嗤之以鼻，但他們切勿過於自信。2014年，《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對美國人展開一項民調，問題是：2014年俄羅斯、烏克蘭衝突，對此，美國是否應該軍事介入。美俄（蘇聯）在冷戰時期互為敵人，各自持有數百枚遠程核武器。在歐洲中部掀起一場軍事衝突，而且就在俄羅斯（蘇聯）家門口，有可能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後果不堪設想。可是，只有1/6的美國人——不到1/4的大學畢業生——能在地圖上指出烏克蘭的位置。烏克蘭是全部國土都在歐洲的最大國家，但是受訪者的平均認知卻偏離了烏克蘭2880公里左右。

地圖測試很容易讓人失望。更令人憂心的是，認知不足並不妨礙民調對象表達偏激的觀點。事實上，這麼說還算是含蓄了，美國民眾不僅強烈表達了意見，他們對軍事介入烏克蘭的熱情與他們的認知不足還是成正比的，換句話說，越是認為烏克蘭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國發動軍事幹預。

這是個危險的時代。人們有最便捷的渠道獲取大量知識，卻有那麼多人抗拒學習任何知識，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連知識分子也在詆譭智識的成就，拒絕專家的建議。基礎知識匱乏的普通民眾越來越多，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接受基本的證據規則，拒絕學習如何進行邏輯論證。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擔風險的：他們不僅會一手丟棄積累了幾個世紀的知識，還會毀掉我們得以開發新知識的那些實踐和習慣。

這不只是對專家的簡單懷疑，恐怕我們正在目睹的是專業知識理想國的消亡，專業人士和外行、學生和老師、知者與疑者之間的那道界線在谷歌、維基百科和博客盤踞的世界裡日漸崩塌，換句話說，一邊是在某個領域有所成的人，另一邊是一事無成的人，他們之間的界線在模糊。

前有對專業知識的攻擊，後有公眾信息匱乏的一連串事件，輪番上演，間或讓人發笑，有時甚至是滑稽。這種場景已經被晚間脫口秀主持人發展成小型產業了：通過詢問民眾一些問題，暴露出他們其實對自己堅信的觀點一無所知，不過是盲目跟風，還不願意承認自己與時事的脫節。比如，人們振振有詞地說他們在避開谷蛋白，隨後卻不得不承認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為何物，這樣的事多半無傷大雅。說實在的，拋出一個荒唐的情境設定，比如“就朝鮮決定發射核武器而言，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缺席科切拉（Coachella）音樂節是有益的”，然後看民眾信心十足地即興發表看法，永不過時。

不過一旦牽扯到生死，就沒那麼好笑了。不可否認，像演員金·凱瑞和珍妮·麥卡錫這種搞笑的反疫苗接種鬥士如果做出什麼滑稽舉動，那對電視來說就是個大噱頭，或者讀讀相關的推文，也能樂上一下午了。但是，市面上總有一些宣揚疫苗危險的訛傳和虛假信息，如果被這一陣營的其他名人和公眾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將是數百萬人，一些原本可以預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會再次讓人們陷入危險境地。

固執的無知在這個信息時代野蠻生長，如果簡單說是因為人們徹頭徹尾的無知，恐怕不足以解釋清楚。很多抵制專業知識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比無知更糟糕：這是沒來由的傲慢，是從日漸自戀的文化中迸發的憤怒，一丁點兒不公平的跡象就讓他們渾身難受。

我所說的“專家之死”，並不是指實實在在專業能力的消亡，各行各業裡能將業內人士與外行區分開的知識死不了。世界永遠需要醫生、外交官、律師、工程師和許許多多其他行業的專才。日常生活中，沒有他們世界就不轉了。我們骨折了要找醫生，被捕了要找律師。我們出行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認為飛行員知道飛機如何操作。要是我們在海外遇到麻煩，我們會找領事工作人員，我們覺得他們一定知道該怎麼辦。

不過，這種對專家的依賴，是把專家當作技術人員。這不是專家與更廣大群眾之間的對話，而是把專業知識當作一種現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時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縫合我腿上的傷口，但不要對我的飲食說教。（全美超過2/3的人有超重問題。）幫我解決稅務問題，但不要提醒我應該寫一份遺囑。（大約一半有孩子的美國人都沒有費心立下遺囑。）保衛祖國的安全，但不必告訴我維護國家安全的成本以及相應的計算，這會把我搞糊塗的。（大多數美國公民對美國在軍隊上的開支毫無概念。）

所有這些選擇，從營養飲食到國防，都需要民眾與專家之間的對話。但民眾似乎越來越不想進行這樣的對話。對民眾來說，他們寧願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夠的信息能自主做出這些決定，當然前提是他們在意做這些決定。

而另一方面，很多專家，尤其是學術界的，已經放棄與公眾互動的職責了。他們退守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更願意和業內人士打交道。同時，位於中間地帶的那些人，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我傾向於認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與社會上的其他人一樣感到遭受挫敗，並且兩極分化。

專家之死，不僅僅是抵制現有的知識體系，從根本上來說，是抵制科學與客觀理性，而這兩者恰恰是現代文明的基礎。這是一個信號，正如藝術評論家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經描述的那樣，20世紀末的美國是“一個沉迷於療法、充斥著對政治不信任的政體”，習慣性地“懷疑當局”，“深受迷信戕害”。我們等於從近代開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間智慧填補了人類知識上的空白，隨後，專業化和專業知識催生了一段快速發展的時期；現在，我們到了一個後工業化、信息化的時代，所有公民都認為自己是一切問題的專家。

同時，如果有專家出來維護專業知識，就會招致某些美國民眾怒氣爆發，他們即刻就會控訴說，這些專家的主張不過是“向當局發出的荒謬懇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義”抬頭，是明目張膽地利用資歷來扼殺“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對話。美國人現在普遍認為，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也就意味著對任何事物的觀點也應是平等的。雖然這明顯是無稽之談，卻被相當一部分人奉為信條。他們堅定主張的事實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時甚至是滑稽的，通常還是危險的。

大部分人聽到“專家之死”，第一反應就是歸咎於互聯網。尤其是專業人士，他們在遇到一些自以為是的客戶時，喜歡指責互聯網是罪魁禍首。我們後面會了解到，這種說法並沒有完全錯，但用來解釋這個問題，還是過於簡單了。攻擊專業知識的問題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互聯網，不過是給這個反覆出現的問題祭上最新的工具，跟過去遭到濫用的電視、電臺、紙媒和其他創新產品的角色一樣。

那又何來大驚小怪？真的有“專家之死”這回事嗎？還是這不過是知識分子的一貫抱怨，因為他們自詡為屋子裡最聰明的人，卻沒有人願意聽他們說話？或許，這僅僅是每一次社會或技術變革後都會觸發的專家對大眾的焦慮。又或者，這只是像我一樣接受過度教育的精英主義教授，在虛榮心受挫、怒火中燒後的典型表達。

事實上，“專家之死”也許正是進步的信號。畢竟，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不再佔有知識的制高點。生命的祕密不再藏在巨大的大理石陵墓下和偉大的圖書館裡，那些圖書館的大廳令人望而生畏，就連有機會光顧的少數人也不例外。在過去那樣的條件下，專家和普通人之間的關係沒那麼緊張，但這也是因為平民沒有能力向專家發起實質性的挑戰。而且，在大眾傳媒時代到來前，民眾缺少公共平臺來發起挑戰。

直到20世紀初，人們才開始參與政治、知識和科學生活，而且圈子非常有侷限，只有受過教育、愛舞文弄墨的男性圈子裡才會就科學、哲學和公共政策展開辯論。而且，這也不是什麼被歷史塵封的美好往昔，事情沒那麼久遠。在很多美國人的記憶中，大多數人沒念完高中，只有極少數人能上大學，最後一小撮人進入專業領域，那樣的時代仍是鮮活的。

近半個世紀所發生的社會變革最終打破了普通美國人之間種族、階級和性別的藩籬，也消除了未受教育的公民和精英專家之間的屏障。辯論的範圍越廣，知識就越豐富，但同時也意味著社會摩擦更多。普及教育，為婦女和少數群體賦權，中產階級壯大，社會流動性增強，受這些因素影響，佔少數的專家和佔多數的平民，近兩個世紀沒有交集的兩個群體，一下子要去直面彼此。

但是，美國人並沒有因此更加尊重知識，而是滋生出一種荒謬的想法，他們堅定地相信，所有人都一樣聰明。這與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教育是為了讓人們成為終身學習者，無論這個人多麼聰明，或是多麼成功。然而，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裡，掌握一丁點兒知識，就成了教育的終點，而非起點。這是很危險的。

……

“專家之死”最危險的一面在於它是如何破壞美國民主的。美國是一個共和國，人民指定一些人代表他們做決定。當選的代表不可能事事精通，他們就要仰仗專家和專業人士的幫助。不管大多數人怎麼想，專家和決策者就是兩種人，美國人習慣把他們混為一談，但這樣會侵蝕專家、普通民眾和政治領袖之間的信任。

專家負責出主意；當選的領袖做決定。為了評判專家的表現，評估人民代表投下的選票和做出的決策，普通民眾必須熟悉手頭的問題。當然，這並不是指每一個美國人都要深度研究政策，但是，面對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如果他們都不願意費神去了解基本情況，那就等於放棄了對這些問題的掌控，無論這樣的結果是否是他們想要的。當選民對這類重要決策失去了控制權，那他們的民主可能就會被愚昧的煽動者劫持，或是民主機構悄無聲息地走向衰敗，最終淪為奉行技術專家治國的威權主義。

專家在民主體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責任，不過近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在逃避這個責任。過去，公共知識分子（通常與記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問題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呈現給公眾，但是現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卻退回到小圈子裡，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民眾又不去詢問，只是爭論——注意，這個區別很重要——的確會讓這種沉默更甚，但這並不代表專家的責任解除了，他們還是要服務社會，要把自己的同胞們當成客戶，而不是惱人之事。

專家有教育的責任；選民有學習的義務。無論專家提供多少建議，最終只有公眾可以決定重要國家政策決策的方向。只有選民可以在攸關家庭和國家的各項選擇中做出決定，也是由他們來為決策擔責。

但是，專家有義務幫一把。

本文節選自《專家之死》引言部分，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