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金國使臣照例來慶賀宋孝宗的60歲生日。不巧，宋孝宗的養父宋高宗死了。宋孝宗悲痛得很，沒心思接受慶賀，就命大臣京鏜接待來使。
金國使者很不滿意：為什麼皇帝不接見我？按照隆興和議的規定，你宋國皇帝還是我大金國皇帝的侄子呢！當京鏜告訴金使，皇帝居喪期間不可能接見他時，金使又提出要在臨安住下，等喪事辦完再說。因為按照慣例，金國必須再派遣使者來祭弔，或許他想“一使二用”，既慶賀又祭弔，為大金國節約人力物力吧？
京鏜早已看出了對方的用心，毫不客氣地駁斥他，既然是為慶賀皇上誕辰而來，慶賀的禮節完成後，還有什麼理由留在臨安呢？金使無言對答，只得告辭而去。宋孝宗認為京鏜維護了大宋國的尊嚴，非常高興，當即提拔他為部級幹部。
第二年春天，京鏜出使金國，答謝其對宋高宗的祭弔。到了汴京（今開封），按照慣例，早有豐盛的宴席等著他。京鏜提出，國喪期間，應免除宴席。金國大臣卻傲慢地說，慣例不能更改。京鏜只得讓步，要求撤掉宴席上的鼓樂。然而金國要替去年的使臣爭回點面子，就是不肯答應。
眼看著宴會馬上正式開始了，金人仍要求京鏜等人拜受酒果。京鏜大怒，率屬下返回館舍。金人催促他們入席，京鏜答道：“若不撤樂，不敢入席。”金人再來逼迫，京鏜不為所動，徐徐答道：“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說完，鎮靜地率領屬下走出館舍，並厲聲喝退另一撥金國士兵。金人知道京鏜志不可奪，只得向皇帝稟報。
有“小堯舜”之稱的金世宗聽後嘆道：“這是南朝的直臣啊，別再難為他了！”傳旨免去鼓樂。此後，凡有宴請，金國都規規矩矩地先撤掉鼓樂，表示了對南宋應有的尊重。
宋孝宗聽說後也大喜：士大夫們平日裡誰不以節義自許？而像京鏜這樣臨危不變者能有幾人？京鏜回來後，孝宗問他要什麼賞賜，京鏜說金人敬畏的是孝宗的威德，不要賞賜。孝宗更喜，當即提拔他為權工部侍郎。
顯然，京鏜不但是個外交家，還是個折衝樽俎（外交談判）的英雄。
孝宗即位後立志於恢復故土，滿朝文武都逢迎說只要皇上揮師北伐，必能頃刻間席捲中原。唯獨19歲的進士京鏜冷靜地說，應該設法慢慢籌劃，並以“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的分析打動了孝宗。
之後，他累經升遷，49歲時，出使金國回來不久，又被任命為成都知府。他一到任就廢除了苛捐雜稅，又平定了瀘州叛亂，“蜀以大治”。很快，他因政績卓著，回朝擔任刑部尚書。宋寧宗登基時，56歲的京鏜已是四朝元老。慶元二年（1196年）正月，京鏜被拜為右丞相。四年後，京鏜病逝，享年62歲。
寧宗即位之初，宗室趙汝愚秉政。不久，外戚韓侂冑排擠掉趙汝愚，執掌了大權。韓侂冑將指責過他的大臣朱熹等59人定為“偽學逆黨”而加以貶逐，這就是“慶元黨禁”。他自己則做了嚴章軍國事，位在丞相之上，權勢熏天，軍國大事都由他說了算，皇帝也成了傀儡。
在人生的最後幾年裡，英雄外交家京鏜的表現如何？遺憾得很，人們只能嘆一聲可惜！
晚年已身居高位的京鏜，面對著韓侂冑的赫赫權勢，“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如果說，因為奸臣權勢太大，自己勢孤力單，不得不隨波逐流，明哲保身，倒也情有可原；可恨的是，為了個人和家族的利益，他還助紂為虐，幹了不少壞事。
當韓侂冑欲貶逐趙汝愚，卻苦於找不到合適的藉口，“謀於京鏜”時，京鏜果然出語不凡，當即亮出了致命的陰招：“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新皇帝最怕的不就是失去寶座嗎？趙汝愚既然是皇室成員，對寶座的威脅就更大。果然，不久，趙汝愚不僅被免掉宰相職務，還被逐出京城，悲憤的他很快暴亡。
慶元黨禁是韓侂冑一手製造的打壓正直士人的大事件，而事件中的另一個關鍵人物、專以“排擊善類”為能事的劉德秀，就是京鏜推薦給韓侂冑的。難怪《宋史》要說“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
在當宰相的四年中，京鏜也有過直言進諫的時候。寧宗欲封宦官王德謙為節度使，京鏜卻要求皇帝將其擬好的詔書撕毀，理由是宦官執掌兵權往往會禍國殃民。在京鏜的一再堅持下，寧宗打消了封王德謙的念頭。
不過，在王德謙的傳記中，人們卻發現，原來，韓侂冑與王德謙爭權奪利，而王德謙經常施展點小計謀而獲得勝利，韓侂冑便“團結”部分朝臣，共同對付他，終於扭轉了局勢。顯然，京鏜不過是又一次站對了隊而已。結果，王德謙被貶逐而死，韓侂冑則鞏固並進一步擴大了權勢。
慶元二年，剛當上宰相不久的京鏜又發現了一個“人才”—剛從大理司直改任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的史彌遠。
一天，京鏜屏掉左右，悄悄地對他說：“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為託。”他的眼光果然不錯。京鏜死後六七年，韓侂冑倉促伐金，慘敗後被史彌遠等設計殺死，史彌遠成了南宋又一位權臣。在寧宗和理宗朝長達26年的執政中，他擅權用事，打擊異己，使南宋政治日益腐敗。至於史彌遠有沒有記住京鏜的“知遇之恩”，另眼看顧其子孫，就不得而知了。
元人脫脫修完《宋史》也感慨地說：“（京）鏜暮年得政，朋奸取容……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猶如今天的“59歲現象”一樣，一位一身正氣、視死如歸的外交家，在擔任四川地方官時還能興利除弊，顯然是深受人民愛戴的好官員，數年後，位高權重之時，卻“一變其素守”，投靠權奸，為虎作倀，迫害良善，成了地地道道的無恥小人，怎不令人嘆惜！
究竟是京鏜晚年“放鬆了思想改造”，還是受到權力的巨大腐蝕，抑或是權力本身缺乏有效的監督？箇中緣由，怎不令今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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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 淦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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