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39歲時圖片
1037年春天，安徽天長縣官道上，出現了一個風塵僕僕的白面書生。他一襲長衫、幾件行李，誰也想不到，這就是新上任的縣令包拯。
此時，包拯39歲。老大不小的年紀，卻是第一次入仕。距離他本人即將獲得的著名“青天”稱號並不遙遠，但距離他當上開封市長、名副其實的“開封有個包青天”，卻還有20年。
濺了皇帝一臉唾沫
包拯有個幸福的童年——這一點又和傳說不一樣，父母雙全，備受寵愛。在官宦世家長大的他，倒很有上進心，29歲中了進士。然而，為侍奉漸漸老邁的雙親，包拯拒絕出去做官，在家一呆10年，直至父母病逝、守孝完畢。
所以，他在北宋官場上一露面已是中年，但舉止全然是個“憤青”。
在仕途第二站廣東肇慶——彼時還叫端州，大名鼎鼎的端硯就是它的創收項目。不過，在官僚盤剝下，打著“進貢”旗號的端硯，十有八九成了行賄受賄的拳頭產品，真正送到皇帝手上的沒有幾方，更別說拿到市場上成交了。
包拯一來，就下令端硯定額進貢。而他自己，直到離開端州，也不曾帶走一方端硯。“端硯事件”很讓朝廷賞識，3年後包拯就調入開封。這是自進京考試之後，包拯第二次來到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是一個士大夫意識高度覺醒的年代。漢唐時期的“貴族社會”已經完全轉變為“文官社會”，不少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敢於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交鋒。更有甚者，覺得一個人單挑皇帝不過癮，就約齊一幫同事，展開圍攻皇帝的洶洶舌戰。而包拯麼，就算不是個中翹楚，起碼也是讓宋仁宗相當頭疼的“牛皮糖”，其主攻方向還是最敏感的人事問題。
宋仁宗寵愛張貴妃，她的伯父張堯佐坐著“直升飛機”一路飆升。除了是財政部長，還身兼四大要職，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創下了絕無僅有的記錄。
一干大臣為此吵鬧不休，集體開足馬力，要求皇帝撤張堯佐的職。爭論達到高潮時，包拯站在仁宗跟前，滔滔不絕，唾沫星子橫飛，濺了皇帝一頭一臉。仁宗氣得說不出話來，拂袖而去，回到後宮對張貴妃發脾氣：“你只知道讓他官升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現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
在宋仁宗的偏袒下，彈劾工作並不順利。圍繞老張的人事任命，包拯等人和皇帝陷入了一場持久戰，老張就在戰爭裡上上下下地浮動——彈劾風頭最盛時他地位稍低，風頭過後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張不久後死了，整場戰役才算正式結束。
風華正茂時的包拯
此後，二彈郭承佑、七彈王逵……“牛皮糖”包拯樹立起了絕不放過一個貪官汙吏的光輝形象。
“慶曆新政”的兩份奏章
范仲淹在政壇上呼風喚雨、掀起“慶曆新政”的高潮時，包拯還是一個剛剛從地方調進中央的“小菜鳥”。
對范仲淹改革，是支持還是反對？朝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黨爭”：你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把包拯從端州拉到監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王拱臣的舉薦，很可能是為了給保守陣營充充數、壯壯膽，並不指望這個年紀一大把的“新秀”還能在擠垮改革派上有何貢獻。
然而，這場改革以吏治為第一目標，恰恰與包拯的政治關懷不謀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這是新政的重要舉措之一，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專門監督地方官吏。按察使一句話，就能決定地方官是上中央、還是下監獄，正所謂大權在握、為所欲為。
包拯的奏章，向來一針見血來勢洶洶，呈上《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立刻，關於“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敗的爭論，達到白熱化。宋仁宗開始意識到，改革派官員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樣有人渾水摸魚。
“小菜鳥”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保守派大臣喜出望外，以為包拯可以為自己所用了。但接下來的事情讓他們大跌眼鏡。
1045年新春，范仲淹罷相離京，新政失敗，保守派彈冠相慶。誰料這當口上，包拯一篇《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洋洋灑灑，大談范仲淹用考試選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應該維持下去。
如此堂而皇之地對已經否決的一項政策進行肯定，保守派們瞠目結舌：此人犯渾麼？
殊不知，在包拯的眼裡，沒有派系，只有公理；沒有黨爭，只有實情。
6年後，官升知諫院的包拯，顯然早把范仲淹改革的倒黴下場忘了個一乾二淨，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區別奸忠、不信朋黨、信用賢能、治奸妄之人、用人不疑、訪才用賢、啟用貶逐之臣——赫然與“慶曆新政”如出一轍。群臣這下明白了：包拯，就是個實話實說的官場異類。
當包拯彈劾宋庠時，沒人覺得驚詫了。宋庠文采風流，做宰相7年，一沒貪贓枉法，二沒苛政暴政，三沒道德敗壞，實在無錯可挑。但是包拯說，無錯，是因為你沒幹事；國之重臣，毫無建樹，就是“尸位素餐”，當然應該彈劾。他的措辭或許激烈，但他的眼光實在透徹。
從開封府到財政部
1057年陽春三月，59歲的包拯終於來到了開封府。
他第一個舉措，是改革訴訟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狀，得通過“門牌司”層層上遞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這個機會訛詐百姓。包拯二話沒說，裁撤門牌司，人們可以直接接觸辦案官員，頓時民心大悅，“開封有個包青天！”
事實上，包拯在開封市長任上，只做了不到兩年。61歲的他，接到仁宗又一項重任：出任三司使，打理國家財政。
在這個位子上，包拯展現出了經濟改革的天賦——變“利率”為“和市”。當時，朝廷向百姓徵用過度。包拯說，進貢物品也是商品，朝廷要按照一定價格，在“和市”上向百姓購買；至於急需物資，那就跟富翁們要吧。
事出湊巧，包拯主管財政這兩年，江淮、兩浙災荒不斷。北宋時期，朝廷收稅，只要現金，不要實物。於是人們得把糧食賣給官府“折變”為現金，官吏們趁機壓低糧價。平時還好，災荒之年就民不聊生。包拯充分發揮“牛皮糖”特點，一口氣上了四道奏章，“請免江淮、兩浙折變”。
經濟改革的成效，讓皇帝愈發信賴包拯。1061年，他官至樞密副使(副宰相職)，成為中樞重臣。但63歲的包拯已是風燭殘年。歐陽修說，包拯一生“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這樣的至情至性，消耗了他的生命。儘管還有很多他看不慣、希望改的事情，但他已無能為力。
宋仁宗親自到了包拯家裡，探視病情。這是君臣倆的最後一面。1062年五月，包拯病逝於開封，舉國哀慟。
千年以後，我們回首包拯的一生，會發現他的仕途其實很平淡。他沒有砍過負心的駙馬，身邊沒有英姿颯爽的七俠五義，更沒發明過三口威風的鍘刀，甚至沒有一張黑臉和一個月牙胎記。也許你要問，他幹過些什麼？
他帶人挖過井，給人免過稅；他關心開封的建設，也關心宋朝的外交出使遼國。不過，他幹得最得心應手的，是就事論事給仁宗寫報告。有時彈劾人，有時出主意，偶爾耍脾氣。說他是“諫臣”並不完全，他更多的，是個埋頭苦幹的良臣。一點一滴，將他的改革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