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盤子裡只放上一根香蕉，看起來會有點奇怪——香蕉的黃色果肉香甜誘人，外面包著一層很好剝開的皮。它美味且常見，算不上什麼美好早餐的豪華之選。而當你吃香蕉時，舌頭上的味道根源複雜，嚐到香甜的同時又會感覺到悲哀。
在1950年，香蕉大都出口自中美洲。特別是危地馬拉，它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經營的香蕉種植龐大帝國中的一塊關鍵之地。聯合果品公司支付給危地馬拉政府一定金額，來換取土地。在這裡，他們種植香蕉，隨心所欲。它不僅完全控制工人們做什麼，甚至控制他們生活的方式和場所。此外，它控制了交通，比如建造了這個國家的第一條鐵路，而鐵路的設計對於危地馬拉人民來說，其實也派不上什麼用場，只是在極盡所能地運輸香蕉。這家公司的利潤極高，1950年它的收入是危地馬拉整個國家GDP的兩倍。儘管聯合果品公司在提升香蕉運力方面投入巨大，卻沒怎麼投資去理解香蕉的生物學。
聯合果品和香蕉產業的其他公司實行的是產業做法。他們考慮的是如何把一件事情做好——在這個案例中，就是種植一個叫做大米歇爾（Gros Michel）的香蕉品種。因為很難讓培育的香蕉有性繁殖（它們就像個清教徒，幾乎沒有種子），大米歇爾品種通過分株來進行無性繁殖——從最好的母株上分出插條，然後移植栽培。結果，生長在危地馬拉的幾乎所有香蕉、長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香蕉，以及全世界用於出口的香蕉，在基因上都是完全相同的。和人類同卵雙胞胎一樣，完全相同，甚至更甚。對於香蕉產業來說，這很棒——香蕉變得可預測，每一根都和其他香蕉長得一樣，不會出現大小不對、味道不同或者有別的什麼不一樣的香蕉。
對於上世紀中期香蕉的反常發展，如何評價都不誇張——這種反常不止是人類歷史意義上的，還是生物歷史意義上的。在美國猶他州瓦薩奇山脈，生長著一片白楊樹林，很多人稱它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體。這片樹林有3.7萬棵樹，每一棵在基因上都完全相同，這些人的論點就是，這些樹在全體上代表著一個生物體，因為它們基因相同，根連著根。但是，如果只有生物體組織互相連在一起才能被當作集合體，未免太武斷了。比如，一個蟻群裡的螞蟻，無論它是否身在蟻穴裡，無疑都是群體的一部分。說這些是為了印證一個推論，即同基因植物的大型群體，即使沒有互相連接，也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一個生物體。如果有人提出這一推論，那麼1950年代中美洲香蕉種植園裡的香蕉們，就不僅僅是彼時存活的最大集合生物體，甚至可能是地球上有過的最大集合生物體。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只種植單一的香蕉克隆是聰明之選。從生物學角度來說，這會引發問題。這些問題過去已有記錄，比如1800年代英國對咖啡的生產和出口。那時，英國人喝咖啡而不是喝茶。他們喝的咖啡出口自他們的殖民地錫蘭（現在的斯里蘭卡）。最初在錫蘭，咖啡樹種植在野外森林裡。當英國在1797年從荷蘭手中接管錫蘭後，他們開始在這座島上擴大咖啡生產。英國本地人以及海外的英國人對咖啡種植園的投資是“無限制的”，而且規模種植的都是同一種樹……“這僅僅是因為委託種植咖啡的那些人無知又缺乏經驗”。隨著對咖啡的需求增長，種植咖啡樹採取的是單一栽培——也就是在大片土地上只栽一種樹。一座山上種滿咖啡樹，旁邊一座山上也同樣如此，看不到一棵高一點兒的野生樹種，16萬公頃的中部高地當時全部種植了咖啡樹。咖啡帶來了真正的富裕——銀行、公路、酒店和奢華。這是一次肆無忌憚、毫無約束的成功，至少看上去如此。
1887年，英國真菌生物學家哈里·馬歇爾·沃德（Harry Marshall Ward）在錫蘭遊覽時，提醒當地農民，這樣大片栽種單一品種的咖啡樹會出問題。害蟲和病原體一旦進入種植園，就會徹底摧毀它們。他認為，當時已在錫蘭出現的咖啡樹鏽病尤其符合這一規律，而且這一規律也適用於任何其他害蟲或病原體。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它們迅速毀掉所有的樹，因為這些樹是完全相同的品種——對於任何可能出現或到來的威脅而已，都是一樣的容易受感染——何況它們種植得非常密集。事實也確實如此上演。鏽病摧毀了錫蘭的咖啡樹，後來又摧毀了在亞洲和非洲的大半咖啡樹。咖啡樹種植者開始改種茶樹。
沃德之前預測錫蘭的咖啡樹將會全盤覆滅。隨著香蕉種植園擴展到美洲熱帶，科學家們做出了相似的預測。科學家指出，自然狀態下的香蕉多樣性相當豐富，有大個的、小個的、味甜的、味酸的、果實硬的、果實軟的，作為甜品的香蕉以及作為食物的香蕉——其實是大蕉。在它們生長的那些地域，病原體也極富多樣性。但在人工栽培的香蕉世界裡，因為到處栽培的都是一種基因相同的品種，任何香蕉易感病菌的出現都意味著大麻煩。一種病原體只要可以侵襲一棵香蕉樹，即使只是一棵，那麼它就有能力感染和殺死所有香蕉樹。如果香蕉公司當時聽進去這些警告，他們可能改種多種不同的香蕉品種，或是一種能夠抵抗最多病原體的品種。但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大米歇爾香蕉的單一克隆，是人們至今找到的最高產的品種。種植任何其他品種都意味著經濟損失。
接著，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一種病菌侵襲而來——巴拿馬病（現在更多叫做香蕉枯萎病），致病菌是尖孢鐮刀菌古巴專化型（Fusarium oxysporum f.sp. cubense）。巴拿馬病開始在1890年席捲香蕉種植園。沒有什麼能阻止或減緩它的蔓延。從高處俯瞰，拉丁美洲的種植園看起來像是燈光逐一熄滅。一片又一片翠綠變成黑色，最後整塊土地變成黑色。單看洪都拉斯的Ulua山谷，在巴拿馬病出現的第一年，就有3萬英畝種植園因受到感染而被遺棄。危地馬拉幾乎所有的香蕉種植園都被摧毀，一旦被摧毀就必須遺棄，因為人們很快發現，這種病菌一旦侵襲香蕉園，可潛伏在土壤中長達數年（我們現在知道，甚至可以長達數十年）。
聯合果品公司的領導者當時以為，如果他們能夠找到另一種香蕉，和大米歇爾品種相似卻能夠抵抗這種病菌，那麼他們就可以在遺棄的土地上種植新品種，來重建香蕉帝國。然而，這一計劃建立在一組荒謬的假設上：他們以為不管賣給顧客什麼香蕉，只要看起來差不多，顧客就會輕易接受；另外也忽視了一個現實，即替代版香蕉還不曾出現，並沒有什麼好的選擇。唯一一種似乎既抗病菌、又和大米歇爾長得像的香蕉叫做卡文迪什香蕉（Cavendish）。但是卡文迪什嚐起來和大米歇爾非常不同，它有一股異味，也沒那麼甜。但人們可以把這個品種種植在被巴拿馬病菌汙染的土地裡，而且不會死掉（現在依然不會）。
在接下來幾年中，卡文迪什香蕉被證明是唯一一種既抗巴拿馬病菌、又和大米歇爾長得類似的香蕉。因此，在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情況下，而且為能繼續生產廉價香蕉而協助推翻了一屆民選政府之後，聯合果品公司開始在數十萬英畝土地上種植卡文迪什，繼而擴張到數百萬英畝。之後他們開始將香蕉出口到美國，同時推出大規模廣告運動，誇讚這種香蕉的好處——結果奏效了。
正如之前英國人把咖啡樹換成茶樹（將杯子裡的一種含咖啡因飲品替換成另一種），美國人從大米歇爾香蕉換到了卡文迪什香蕉。廣告效果太好了，以至於新品種卡文迪什在商業上甚至比它的前任大米歇爾更加成功。一個助推卡文迪什銷量的因素，是美國人口向城市的遷移，這導致消費者能買到的水果和本地種植的水果之間的聯繫被切斷。卡文迪什香蕉的銷量強勁，並將繼續強勁下去。
它是你在香蕉產地之外的商店裡能夠找到的唯一一種香蕉，很少有例外。它的成功點燃了一票國家的經濟。這種香蕉成為了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巴拿馬和伯利茲的第一大出口產品，是哥倫比亞、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第二大最有價值的出口產品。如果你在1950年以後出生，除了卡文迪什香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物體，你不可能買到過其他品種的香蕉。有人擔心病菌侵襲卡文迪什，比如黑條葉斑病菌（Mycosphaerella fijiensis），不過它遠遠沒有巴拿馬病那麼可怕。同時，巴拿馬病已經成為歷史。卡文迪什在個體上保持著抗病性，因為這種病菌本身並不非常多樣，也就相對難以適應環境。
卡文迪什的吸引力
從卡文迪什香蕉的故事中，我們認識到，一個產業會種植最易生長的農作物，在我們任何想要的時候供應它，並且鼓勵我們對產品的需求。產業會傾向於以產量最大化的方式種植農作物，即便這種生產模式將要付出沉重代價，即便這將把產業所依賴的這種農作物置於危險之中。卡文迪什香蕉在基因上完全相同，你在商店買到的每一根香蕉都是旁邊一根的克隆。每一棵為出口而栽種的香蕉，實際上是同一植物上的一部分，那是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都大的集合生物體，遠遠大於那片克隆白楊林。
如今，這一巨型生物體面臨的種群厄運危機，和曾經發生在大米歇爾香蕉身上的完全一樣。一種和巴拿馬病致病菌密切相關的鐮刀菌新菌株發生了進化，它可以同時殺死大米歇爾和卡文迪什香蕉。這種菌株已經從亞洲傳播到了東非，並且看起來可能正在向中美洲擴散。這種情況非常令人擔憂。但是更加堪憂的是，我們大部分的農作物、我們所依賴的大部分植物也是一樣的情況——種類少到驚人，並且越來越少。
農業作物以及人類飲食的單一化帶來了好處。這些好處同樣讓聯合果品公司受益（它在1984年更名為奇基塔牌國際公司Chiquita Brands International，又叫做奇基塔）——即能夠在既定面積的土地上生產出大量糧食。和農業同質化相呼應，我們已經解決了如何在每英畝土地上收穫比以前更多糧食的問題——現在的畝產量是一萬年前畝產量的10倍，可能是一萬五千年前的100倍。因此，在地球上，今天捱餓的人口數量比上個世紀任何時候都要少。現代科學為我們帶來了充足的食物，就像它給聯合果品公司帶來了豐裕的利潤。然而這種富足——比如現代香蕉公司的富足——十分脆弱，它取決於我們保護現在所依賴的極少數物種的能力。問題在於，幾乎所有這些關鍵物種都處於困境，因為通過單一化我們的食物生產，我們獲得了短期利益，代價則是長期利益，也就是長期可持續性。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我們大腦偏好的結果又被產業誘因加重。我們生活在完全現代的世界，而大腦和身體是在很難獲取糖分、脂肪、蛋白質、鹽分的時代進化出來的。我們的大腦和猿類一樣簡單，還有更簡單的猿類神經系統。我們的祖先進化出味蕾，在找到能夠提供這些必需品的食物時獎勵他們。現在的環境已經變了，我們的需要也變了，但我們的味蕾仍是一樣的。我們在吃到這些物質時會感受到愉悅，這是身體因找到食物而給予我們的獎勵。同時，我們的大腦在發現有光澤的、鮮豔的水果時會極其興奮。結果，在我們最有可能創造的世界中，食物完全是按照古時的偏好篩選的。這正是我們至今的做法，也恰恰是你到雜貨店看到的情況，那裡供應最多的食物完美匹配了我們的原始需求，完全不顧現代人的腰圍。不論是一年中的什麼時令，我們需求或者購買的是相同的東西，雜貨店裡的食物永遠不會過季。另外，儘管一些食品商店的水果和蔬菜相當豐富，我們飲食中絕大部分的卡路里卻來自於商店其餘部分的加工食品——從原料的時令季節加工出來之後，這些食品可以在貨架上存放很久。
在全世界範圍內，我們青睞那些最能滿足原始需求且成本最低的農作物，不管它們要從多遠的地方運輸過來，也不管是在什麼季節。我們的文明變得越來越城市化，我們和所依賴的生命越來越分離，也因此我們越來越極端得不分季節地需求單一產品。在我們種植農作物的範圍內，正在擴張的農作物不是那些最可口或最營養的，而是那些用來生產糖（甘蔗、甜菜、玉米）和油（油棕、橄欖、油菜）的作物。
我們創造出這樣一個單一的世界，似乎不能令人滿意，但是某事物不能令人滿意，並不意味著它無法滿足要求。從理論上來說，我們可以靠寥寥數種農作物生存，我們甚至可以靠一種農作物活下去。比如土豆，它提供了幾乎所有我們需要的營養成分，同樣的還有木薯和甘薯。但是如果我們對於少數基本食物隨時出現的需求是可預測的，那麼這些農作物現在面臨的問題也同樣可預測。我們越是按照最原始的慾望來選擇食物，就越是會創造出一個被僅僅幾種高產農作物所主導的世界——這些農作物面臨著自身共性的威脅。甚至連咖啡樹也再一次陷入危險。我們從斯里蘭卡沒有吸取任何教訓，再一次在大型種植園栽培了大量易感染鏽病的品種，而鏽病又一次捲土重來。這些農作物幾乎都面臨著害蟲、病菌和氣候變化的危險，不存在什麼僥倖。考慮到我們的偏好性，這幾乎無可避免。
農作物面臨的風險和我們簡化農業的方式成正比。這個世界上的每一種農作物幾乎都經歷了非常相似的歷史——在一個地區栽種，然後為了逃離害蟲和病菌，轉移到另一個地區栽種。但是這些害蟲和病菌，在我們全球範圍內的航班飛行和船渡航行中，正在追趕上來。一旦它們追趕上來，只有很少幾種方法可以拯救我們的農作物，並且所有方法依靠的都是生物多樣性，可能是野外品種或者是傳統農作物品種。香蕉就是如此，拯救全世界香蕉生產靠的是找到了卡文迪什香蕉，這多虧農民最早繁殖栽培了這一品種。在卡文迪什品種失敗後，要拯救香蕉就必須尋找另一個品種，並且有類似的運氣。或者，某人可能有能力利用新技術和古老品種，培育出一個抗病菌的香蕉新品種。但是如果他們打算這麼做，最好儘快。
我們越是聽從本能，以我們想要的任何形式、在一年中的任意時間獲得廉價的糖、鹽、脂肪和蛋白質，我們越是會創造一個單一的農業世界，然後我們將更加依賴於生物多樣性，也就是在一個有限的星球上同質化農業與之展開競爭的那些多樣生命。《Never Out of Season》(《永不過季》）這本書講的是科學家們正在爭分奪秒拯救生命多樣性，以此來拯救我們的農作物，並且拯救我們自己。這個故事所討論的問題就像是一個我們必須解決的拼圖，生命的古老規律只留給了我們相當少的碎片排列方式。
作者Rob Dunn：教授，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應用生態學系，丹麥自然歷史博物館，哥本哈根大學。
本文節選自Rob Dunn的《永不過季：“想吃的時候就有”如何威脅著食物供應和我們的未來》（ Never Out of Season: How Having the Food We Want When We Want It Threatens Our Food Supply and Our Future）， 版權© 2017 by Rob Dunn。紐約利特爾&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mpany）授權。保留所有權利。
（翻譯：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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