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檔案】
方立，別名龍泉山人、方碧文等，浙江淳安縣人，研究生學歷。1969年1月入伍，1970年5月入黨，1971年6月提幹。1990年5月，調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組籌建負責人兼黨支部書記、信息組副組長。1996年後分別任信息研究局、政治研究局、國際研究局局長，2003年9月任研究室副主任。2013年3月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聘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文化委員會會長，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名譽理事長。
從1989年8月至2013年4月，長期參與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文稿起草、中央文件起草、憲法修改以及理論和政策研究、決策諮詢等工作。參與負責籌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80餘次。
專著有《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前途》（1992年）、《多極化世界格局中的中國社會主義》（1998年）、《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10年）、《古絲綢之路的當今對話》（2006年）等。主編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探》等30餘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解放軍報等報刊發表文章200餘篇400餘萬字。書法作品入編《中國當代書畫名家年鑑》等辭書。
漢 尚 正
——漢代書法實踐和理論
文／方 立
【編者按】應本刊之約，方立先生以《中國書法研究入門》為主題撰寫系列文章，首先在本刊連載。本期發表的《漢尚正》系其中第四篇，敬請關注和討論。
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劉邦稱帝，建立漢王朝。在漢代的400多年中，於文學有氣勢豪邁的大風歌，於文字有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字典《說文解字》，于思想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於書法有隸書大發展、諸體齊備的進展……
漢代經濟社會發展空前繁榮，是中國書法史上卓有成就的時代。漢代上承先秦篆書和隸書，經過漢武帝的正字、正體、隸書正體化和倡導的“善史書”活動，完成了隸書的最後定體。草書、行書、楷書等各種書體得到規範，並且在東漢期間發展起來。如果說，大篆、小篆、金文等是古文字的正體，那麼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今文字正體是在漢代確立並且一直使用至今的。他們都是漢字家族的嫡傳，也是中國獨有的書法大家庭的共同成員，幾千年來演繹了光輝燦爛的風姿綽韻。
方立漢簡作品：王維詩《相思》100cm×50cm
漢代主要書法實踐
到了漢代，隸書成為日常應用字體。從西漢武帝到東漢光武帝時期的居延漢簡和敦煌、新疆各地出土的漢簡，所用字體是豎短橫寬，橫向發展，波勢極大，被稱為漢隸。到了東漢中期，漢隸有規整的波勢、挑法，橫畫起筆頓挫，終端上揚，莊嚴典雅，成為當時標準字體。東漢碑刻如《乙瑛碑》《禮器碑》《曹全碑》《熹平石經》，都是這樣的隸書字體。草書是草率的隸書，在漢代隸書發展時期就已經有了草書。到了漢魏時期，草書已經通行，相傳是由漢黃門令史游所作。從近世出土的漢簡看，西漢武帝時筆畫省簡的草率隸書已經通行。到王莽時期，有了更多省簡筆畫和連筆字。到了東漢光武帝建武22年（公元46年），漢簡已經是完全的草書了。東漢末期的張芝有草聖稱譽。當時趙壹有《非草書》一文，反對草書的盛行。
在中國歷史上，漢代是漢字字體演變最劇烈的時期，字體最豐富，不拘一格，這也是漢代書法走向尚正的重要原因。西漢初年，實行無為而治，天下乃定，漢字承接秦代古隸，同時向正、草兩體發展。正體發展成為隸書，字型方扁，蠶頭燕尾，波碟分明，這種標準體又被後人稱為八分體。草體日趨簡省而完全成熟，帶有波碟用筆，在日常廣泛使用。當時把這兩種正、草書體統稱為隸書。後世同篆書對應，才區別為隸書和章草。西漢是隸書逐步發展成熟階段，同步發展的還有帶有隸書波挑用筆的草書。篆書已經不作為日常手寫字體，主要用於顯示重要性的特殊場合。東漢中期以後，隸書一方面向著標準化方向發展，成為規範化的八分書，另一方面向強化鉤挑用筆方向發展，楷、行兩體由此萌芽，並得到充分發展。由於隸書書寫已經深入人心，小篆受到隸書影響，染上不少隸書意味。有的字型變方，強化直線，方折結構成為主導；有的為了強調裝飾趣味，演變為圓弧曲線糾結纏繞、併疊加裝飾紋樣的鳥蟲篆，或者線條盤曲填滿字內空白，寫得較為方正簡約，歷史上稱為繆篆。
由於漢統治者來自楚人及其他遺民，以此形成了多元交匯融合的漢代文化。在這個背景下，面對近乎失控的隸變狀態，漢武帝頒佈了嚴厲的文字政策和律令，從學校教育、課吏取士，善書者予以獎勵，反之則予以懲罰。平時的監察措施，進入到各種用字環節，形成舉國上下的正字、正體的“善史書”風氣，保證了日常用字的準確和便捷。幾十年下來，隸變已經去盡象形符號，實現了正體化改造，成為僅用若干種抽象筆畫重新結構字形的新書體，如書於昭宣之際的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所見。隸書體定型，楚人書寫習慣和審美趣味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南方書寫用竹簡，寬度很窄，所以秦簡、楚故地漢簡字形結體都是縱長樣式，楚遺民作品多帶有長長的斜畫拖曳，帛書風氣也受其影響。扁平體勢都來自北方，因為北方用木簡，木材堅韌度較差，於是增加寬度，書寫中無拘無束，長斜畫即橫向展開，長橫與之呼應，其長度幾乎盡簡之寬，以此使字形自然扁平。漢代定都長安，“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北方風氣化被天下，成為與篆書相反的新楷式。
方立漢簡作品：王之渙詩《登鸛雀樓》100cm×50cm
從西漢武帝朝開始的“善史書”活動，確立了古今書體並行共榮的國策和書家諸體兼善的優良傳統。古體作為近體的重要參照系，時刻提示人們在觀念、意識、理論、實踐等方面向古體、古法、古雅學習借鑑，進而形成知本出新的優良傳統。張懷瓘在《評書藥石論》中提出重要的複本思想，他說：“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複本謂也。書復於本，上則注於自然，次則歸乎篆籀，又其次者師於鍾、王。”就是這一傳統的真實反映。
漢代教育制度分為官學和私學兩大類，都比較完善和發達。漢代開始，學童識字和書寫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學童入學就接受識字和書寫教育。東漢王充記述自己：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童百人以上……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王充記述了自己兩個階段的學習經歷，第一階段是蒙學，主要是識字和書寫，在學館或者書館。第二階段是離開書館進入鄉聚庠序，學習論語、尚書等儒家經典。那時，書寫不好，老師會用鞭子抽打學生，以書醜得鞭。老師抄寫的字書就是學生的法帖。考古出土的漢代簡牘本中就有隸書抄寫的《倉頡篇》《急就篇》等，字跡端莊嚴謹，大體就是學生的法帖。到了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請書家名家書寫《急就章》《千字文》等童蒙字書的故事，就是這種風氣的延續。
童蒙識字的課本，在秦代有李斯所作的《倉頡篇》、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毋敬所作《博學篇》，都是小篆字體。到了西漢初期文景以後，書師把三篇合而為一，斷60字為一章，共55章、3300字，分為上、中、下，統稱為《倉頡篇》，其中有重複的字。到西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仿《凡將篇》作《急就章》，其內容為3個部分：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學禮法。七言文體為主，也有少量三、四言句，字句合轍押韻、琅琅上口，易於背誦，因此風行全國，成為通行童蒙字書。漢代字書還有其他種類，但以《倉頡篇》《急就章》最為流行。
漢代官制中有令史、書佐等職，經過考核選拔，是中央和郡縣各級行政官員的書記祕書，主要任務是擬定和抄寫各種文件書函。西漢初年蕭何制定的《九章律》尉律規定，學童17以上始試，諷籀（周宣王時太史籀所造大篆字體）書9000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並課，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就是說，學童學習字書，17歲成人之後才能參加考試，能夠撰寫9000字的，才能錄用為各級起草和掌管文書的官吏。考試中最優秀者被推薦到中央，以當時通行的多種字體進行考試，優秀者授於中央一級的尚書、御史、史書令史等文書官職。東漢時，能通《倉頡》史篇者，可補蘭臺令史，滿一年補尚書令史，再滿一年，就可當尚書郎。可見，漢代官吏選拔，對書法有嚴格要求。
漢朝立國之初，奉行黃老之學，儒學仍然是顯學。漢武帝把儒家思想放在正統地位，併為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分設博士，各置郡國選拔上來的弟子50人，成立太學，傳講今文經學，優秀學員選拔為各級官員，後來又在郡國設立學校宮，尊孔讀經。今文經學由此成為官學，與仕途緊密聯繫在一起。同時，秦始皇時期藏匿起來的先秦經典被陸續發現，在孔子舊宅夾壁中發現了先秦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寫本，都是用先秦6國文字書寫的，被稱為古文經，帶動了古文經學的研究，同時帶動了漢代文字學的興盛。
方立行書作品：《老子》句扇面二34cm×68cm
王莽秉政之後，把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同立於官學，並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推行了一系列復古政策。當時流行有六書：一是古文，即孔子舊宅中發現的先秦寫本，屬於大篆體系的戰國文字；二是奇字，指古文中的別體；三是篆書，即小篆；四是佐書，即隸書、草書等日常公文字體；五是繆篆；六是鳥蟲書。比較秦八體書，王莽的六書更強調古文，反映了尊崇古代字體書風的傾向。這種風氣一直影響到東漢時期，直到東漢後期，隸書才成為碑刻主要書寫字體，而碑額仍然普遍使用小篆體。
到東漢中期以後，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逐漸融合，因此以隸書書寫的經典得以廣泛流傳。但是，漢代官學立五經、置十四博士，經文都是各家各憑所見，沒有官定經文本子，博士考試經常因為文字異同引起爭論，甚至有人行賄竄改蘭臺漆書經字。到東漢後期靈帝熹平四年（175年），議郎蔡邕等人建議正定經本文字，得到靈帝許可。於是，參照諸體文字經書，由蔡邕等人以隸書刻詩、尚書、周易等經典46塊石碑，碑高一丈許、四尺寬，立於太學，成為中國刻在石碑上的官定儒家經本，也是古今文經學論爭的官方定本，稱為熹平石經。同時，熹平石經作為隸書的官方標準體，對俗儒臆造別字、穿鑿附會起了糾正作用，維護了文字的統一和規範，可以說是漢代漢字和書法尚正的重要成果，漢字也在漢代命名並延續至今。
漢靈帝劉宏雖然為政昏庸，但熱衷藝術、富有才氣。劉宏於光和元年即178年在洛陽鴻都門內設置了鴻都門學，是太學之外的又一中央官學，主要教授辭賦創作、文字書寫等內容。這是我國曆史上最早設立的第一所文學藝術大學，從而使書法教育成為獨立而純粹的藝術教育，從童蒙識字的書寫教育和官員公文書寫的實用要求以及治經學所需的文字學中脫離出來。他為了分化太學勢力、籠絡士人，引召了一批在太學諸生中能為文賦的人，後來還包括尺牘寫得好和擅長鳥蟲篆的人，作為自己的侍從顧問，待遇超過了太學諸生，並且能夠出任中央機構的尚書、侍中以及州郡的刺史、太守等高官，甚至有封侯賜爵者。因此，遭到以蔡邕為首的正統士大夫的激烈反對，以為“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但是，鴻都門學確實收羅、培養了一批書家，如師宜官、樑鵠、毛弘等。
漢代初期還是延續秦以來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竹木簡牘和一些重要典籍使用的縑帛，但竹簡笨重，縑帛昂貴。紙是漢代新出現的書寫載體，都是麻類植物纖維紙，1957年在西安灞橋發掘的西漢早期墓葬中發現過類似的紙張殘片。東漢光武帝建立東漢王朝後，從舊京長安遷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輛”，說明西漢末年已經大量使用植物纖維紙來抄寫經典了。植物纖維紙的大規模生產和使用，始於東漢和帝時。和帝時蔡倫任中常侍、尚方令，主管宮廷御用作坊。他改進了造紙術，開始使用樹皮、麻頭、破魚網等作為原料，造紙工藝有了長足發展，紙張不僅價格低廉，而且更適合書寫，被稱為蔡侯紙。東漢後期，書家左伯以造紙精良而聞名。趙岐《三輔決錄》引韋誕言：工欲善其事，必欲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可見，當時對筆、墨、紙等書寫工具材料進行改進的，都是書法名家。魏晉以後，紙完全取代簡牘作為日常書寫載體，同時用以削改簡牘書寫訛字誤筆的書刀也退出歷史舞臺。
方立行書作品：《老子》句扇面五34cm×68cm
漢代草隸等書體的發展
漢代隸變和隸書正體化的一個副作用，是草書體從中分離出來並獨立發展，開創書法藝術前所未有的、以日常手寫體的極端形態為審美對象的先河。原始草書是在書寫性簡化基礎上，快速書寫使筆畫之間出現了牽連，進而引發省略簡化，在保持相似性的同時，逐漸形成規律，並加以推廣運用，這是偏旁組合字形的優越性所在。自由書寫的興起，開啟了古代尺牘書法多用草、行書體的風氣。
在出土簡牘中，尚未發現西漢早中期獨立而純正的草書，但在中晚期的西北漢簡中，草書使用已經相當普遍，完整的草書作品直到東漢早期才出現，說明漢字一直依照自身規律發展，與用字者的社會階層、文化及書法素質密不可分。《漢書·遊俠傳》記載，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陳遵是成帝至王莽時人，以天性好書法而善之聞名於世，時人得到他的尺牘書信，莫不珍藏起來以為榮耀。陳遵所善是否為草書尚不能定論，張懷瓘《書斷》以其和東漢初年的草書尺牘名家劉睦相提並論，推測應該以草書最為可能。《漢書》記敘說明，至遲在西漢晚期，全社會已經初步形成欣賞書法、推重名家個人能力和風格的良好氛圍，為草書持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東漢初年，光武帝乃兄之孫北海敬王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又善草書，明帝為太子時即十分愛重，及病寢，明帝派驛馬使者探視，命作草書尺牘十首。這種愛重斯人、尤寶貴其書的做法，具有無形的感召力，上行下效，使草書迅速成為文化主流群體的時尚。章帝即位，躬親習草，又因為欣賞名家杜度的風範，詔命特許其草書上事。在帝王鼓勵下，草書名家前後相望，釀就全社會的草書熱。從當時趙壹《非草書》一文對好草書之狂熱風氣的非難來看，除私相授受的尺牘之外，於國家、社會、個人再無所用。
草書熱的興起，不僅由於名家楷模個性魅力的影響，還由於帝王提倡，使草書顯現出與其他書體的不同意義。作為草書，抽象點畫和曲線動態具有無限想象空間，書寫高度自由，具有永無窮盡的包容性，每個人都可以藉助筆墨來展示自我個性，表達情感和意境。這種體驗，同國家統一訓練、統一考課標準的篆隸等其他書體不可同日而語。張懷瓘《文字論》雲：“其後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所謂能者，應該指名家而言。按照《書斷》“自陳遵、劉穆之起濫觴於前，曹喜、杜度激洪波於後，群能間出，角立挺拔”的話，能玄妙運用而生翰墨之道的，顯然是這些書家。
東漢晚期，碑碣之風大盛，八分隸書藝術隨著達到頂峰，裝飾風氣悄然滲透其中，隸書逐步程式化，至三國魏碑已相當普遍。隸書在晉唐淪為末流，原因在此。隸書程式化意味著書寫繁難，違背初衷，不得不面對書寫性簡化的改造。主要方法是用草書的筆勢簡化，一波三折的蠶頭雁尾、撇捺的弧曲、側點的迴轉挑出等，嵌入草書抑左揚右，更適合右手書寫的生理習慣體勢，使書寫更為便捷。其中工整的為早期楷書，潦草隨意一些的即早期行書，二體均在鍾繇手中初成規模，併為世人仿效。從隸書到楷書，是兄弟之間的變化，所以隸書仍舊使用，叫八分或銘石書，時尚碑碣以隸書為貴，有尊貴之義。新體楷書被普遍用於章奏公文、抄寫書籍、尺牘之類，借用隸書之名，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晉衛恆在《四體書勢》中說:“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樑鵠乃益為柎，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這裡所說的隸書系統，包括八分。衛恆認為隸書從王次仲時開始有規範，這種隸書即八分書。他在這裡敘述了八分的流傳關係，王次仲之後，以師宜官為最，樑鵠得師宜官之法，傳與毛弘，其中還提到左子邑、邯鄲淳兩位書家擅長此體，而西晉時期流行的八分書是毛弘的嫡傳。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唐代玄宗，唐人把蔡邕作為八分書的代表，大概與蔡邕主持刻立的《熹平石經》有關。蔡邕與師宜官同時，假如蔡邕在漢代確實是八分書的代表，衛恆不可能隻字不提。
方立行書作品：蘇軾《赤壁賦》136cm×130cm
漢代主要書家
從歷史記載看，個人純粹憑藉書法揚名，在社會上被廣泛尊崇、成為書法名家，並且通過師徒授受世人仿學而形成書法群體和流派，是從漢代開始的。漢代著名書法家有陳遵、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張芝、蔡邕、師宜官、樑鵠等人。但是，這些人都沒有可靠的書跡存世，人們只是憑藉史書記載，對他們的藝術努力和成就以及風格有一鱗半爪的瞭解。
唐朝張懷瓘的《書估》，根據品藻之慣例,將古來96位書家比照王羲之，然後品評優劣,斷為三估五等,“文質相沿,立其三估；貴賤殊品,置其五等”。張懷瓘的《書議》品藻當時最流行的真書、行書、章書、草書等書體,列漢魏兩晉有名的19位書家，王羲之列真書、行書第一，張芝列草書第一,崔瑗列章書第一。
陳遵，字孟公，西漢末杜陵（今西安東南）人，初為京兆史，後為校尉，西漢哀帝末封嘉威侯，居長安，列侯、貴戚、近臣都很看重他。王莽時任河南太守。更始帝時，任大司馬護軍，出使匈奴，滯留當地，為人所殺。他的書法名氣極大。當時另外有一個人叫陳孟公，與他同姓同字，每自報姓名陳孟公，在座的人誤認為是陳遵，莫不震驚。因此，陳孟公被人稱呼為“陳驚座”。可見，陳遵的書法在普通大眾中的影響。
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今咸陽西北）人，東漢建初時官郎中。擅長篆書，筆畫呈懸針、垂露形狀，漢末書家蔡邕的篆書都師法於他。現在能夠看到的東漢碑額如《尹宙碑額》等，垂筆末端尖銳，即為懸針法；而《孔廟碑額》等，收筆處圓潤蓄勢，含而不露，則是垂露法。
許慎（30-124年，又一說約58-約147年，約東漢明帝至桓帝時人），經學家、文學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人。曾為太尉、南閣祭酒。從賈逵受業，博通經籍。《後漢書》雲“《五經》無雙許叔重”。撰有《說文解字》《五經異義》等。《說文解字》以六書推究文字的形音義，向來為治小學者所崇，是研究書法必讀、必懂的工具書。許慎工書，唐張懷瓘《書斷》雲：“許慎少好古學，喜正文字，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列其小篆為能品。
崔瑗（78-143年），字子玉，今河北人，學者崔駰之子。18歲遊學京師，中年舉茂才，官至濟北相。著有《草書勢》，是現存最早的一篇純粹討論書法藝術的文章。其子崔寔，擅長草書。書法史上的名門家學、子孫傳業，崔瑗、崔寔為首例。
張芝（？-193），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征戰西北名將張奐之長子。其父觸犯宦官，退隱故里。張芝拒朝廷徵召，世人稱之為張有道。他是漢末最著名的草書大家，代表漢代草書最高成就，後代書家對他推崇備至，王羲之首推張芝和鍾繇。張芝還特別重視改進和選取書寫工具和材料，人們把張芝的筆、左伯的紙、韋誕的墨並稱為妙物。張芝草書在北宋時，有數帖入《淳化閣帖》中，比較可靠的是《芝白帖》。
蔡邕（133-192），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師事大儒胡廣，好辭章、術數、天文，通音律，善鼓琴。建寧初年間，召拜郎中，校書東觀。光和元年以上書論朝政遭誣陷而流放。董卓專權，委以高位，初平元年拜中郎將。王允殺董卓後被收監入獄並死於獄中。晉衛恆稱其篆書：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閒理不如邯鄲淳也。相傳蔡邕在鴻都門見工匠用堊帚作字，創飛白書。這種強調飛白枯筆之類的書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非常流行，王羲之、王獻之等書法名家都熱衷於此。
蔡邕是東漢末年的書家，在魏晉之時並未有突出的聲名，在時隔幾個朝代之後的盛唐之時，卻有了突出的地位。張懷瓘《書斷》列蔡邕八分書、飛白書為神品，甚至成為八分書的代表人物。晚唐張彥遠編《法書要錄》，在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文後附筆法傳承一文，蔡邕成為筆法的祖師，且有很多怪誕不經的傳說，實為古代書法歷史的一大傳奇。蔡邕書法地位的巨大變化與唐玄宗倡導八分古學有關係，群臣追隨與相關附會又將歷史上的蔡邕神化，被文臣樹立為八分之祖。
師宜官，東漢靈帝、獻帝時南陽人，在鴻都門學諸生中也善於八分隸書而著名，大字則一字徑丈，小字則方寸千言。他時常不帶錢而飲酒，在牆壁上寫字，吸引大批觀眾，使酒家能夠多賣酒。等到足夠抵償自己的酒錢以後，就將字跡毀掉。相傳，袁術所立耿秋碑就是師宜官手筆。
樑鵠曾經為鴻都門學諸生，師宜官到酒家飲酒，樑鵠為了得到其字，暗中增加書板，並供酒給師宜官，等他醉後拿走書板。因為偷學師宜官而書法大進，並因此官至選部尚書、涼州刺史。樑鵠後來歸附曹操，曹操酷愛其書法，將他的字跡懸掛在營帳中、釘在牆壁上欣賞，認為勝於師宜官。漢末以及曹魏時期宮殿題署，大都為樑鵠所書。
趙壹，東漢光和間辭賦家，漢陽（今甘肅天水南）人，靈帝時為上計吏入京。所作《刺世疾邪賦》表示了對當時政治黑暗的不滿。原有集，已失傳。他的《非草書》是流傳下來最早的書法批評論文之一，專門抨擊草書。在當時草書已經流行併成為趨勢時，他仍然極力主張返於倉頡、史籀，所以其文雖傳，但其說終不能行。
方立篆書作品：王冕《墨梅》136cm×34cm
漢代主要書論
歷史上最早的書法論述是崔瑗（78-143年）的《草書勢》。《草書勢》第一次提出法象理論並加以闡述，隨後又指出草書的生動與書畢“一畫不可移”的自然妙理，以及書寫的隨機性，“幾微要妙，臨時從宜”，《草書勢》也由此成為古代書論的先驅。《書斷·能品》載班固與乃弟班超書雲：“得伯張（徐幹）書，藁（高）勢殊工。”藁勢猶言草書勢，如果斯言可信，那麼關於草書的論述更可以上推至東漢早期了。其後陸續仿作的蔡邕《篆勢》、鍾繇《隸勢》、衛恆《字勢》、成公綏《隸書體》、劉勁和鮑照同名的《飛白書勢銘》、索靖《草書勢》等匯成了恢宏的樂章，開啟了近體書法和古代書論的探索之旅。
《草書勢》以漢賦編排的體勢，論述了草書的由來、要求、結構體勢等，對於草書的歷史地位給予充分肯定，對草書的藝術之美進行了充滿藝術想象的描述，說明草書是最具藝術性的書體。崔瑗提出，對於草書的藝術魅力，要“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他用天地萬物多姿多彩的生動性來描述草書的結構體勢、用筆呼應以及章法對比，把人們對天地萬物的感受同草書點畫、結構、篇章效果的視覺感受對應起來，強調它們在人們審美感受中“勢”的共通性和生動性，說明了草書創作“臨時從宜”的即興特點與作品整體“一畫不可移”全篇佈局之間的統一關係。《草書勢》第一次在理論上使古體有賴於視覺認識的美質昇華為形而上的抽象之美，把草書點畫線的運動狀態直接與天地萬物相對應，為書法發展開拓了嶄新境界。
蔡邕的《篆勢》也由於收錄在衛恆的《四書體勢》中而流傳下來。同崔瑗的《草書勢》一樣，也是以漢賦的體裁，用天地萬物形象排比形容篆書的體勢、用筆。另外，歷代所傳署名蔡邕的書論還有《筆論》《九勢》2篇，從文辭看，應是南北朝至唐時他人偽託之作。
漢末，草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流行，遭到保守儒士反對，其中趙壹是代表。他的《非草書》也因此流傳下來。他認為，草書本來是秦末以來趨急速的結果，其作用在於易為易知，臨事從宜。但是，人們把草書作為專門的藝術形式追求之後，反而變得難而遲了，違背草書本旨。趙壹認為，草書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不值得潛心研究。擅長草書既無實用性於社會，也無益於自己的仕途。趙壹的《非草書》是歷史上第一篇書法批評文章，雖然其觀點不為後人接受，但對草書的形成、發展以及功用都有論及。
許慎編撰的《說文解字》，是我國最早的字典，是對漢代正字成果的集大成者，也是後代研究先秦、兩漢文字學和書法史的重要文獻。此書正文14卷，述目1卷，共收錄9353個字，列540部首編排，字頭為小篆，運用六書理論系統解說，探求本義，保持古訓。歷代官方都把它作為規範、統一文字的工具。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把尚正視為漢代書法發展的最大成就和風格。
漢代尚正書法實踐和理論進一步說明，藝術的本質特徵在於，藝術是人類認識並改造世界的工具之一，始終隨著人類歷史和文明進步而發展。任何藝術都具有揭示生活和社會關係、傳達思想感情的能力，具有社會教育的精神力量。因此，任何藝術發展都是一定社會制度的產物，並受到一定社會制度的文化強力影響，作為藝術的書法也不例外。從西周禮樂文化與大篆，到秦始皇書同文與小篆，到漢代的正體正字與隸行楷草等今書體的確立，都是文化強力介入漢字和書法藝術的典型。漢代之後，由於古今書體齊備，文化強力介入情況很少發生，文字和書法進步主要通過選擇書家楷模來引導，在保證文字實用性的同時，滿足社會、個人對藝術的需求。漢代的尚正書法，發揮著這個時期教育人、引導人、鼓舞人的作用，是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和人們的重要精神食糧。
（作者為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副主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文化委員會會長）
方立篆書作品：楊萬里《清曉湖上》136cm×34cm
（文章來源於《神州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