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畫壇，堪比金庸筆下的武俠世界，畫法新變，畫派叢起，單單山水畫，就有有浙派、吳門派、雲間派、蘇鬆派、嘉興派……更有華亭派、武林派異軍突起，影響一直綿延到清代。其中，華亭派領袖人物董其昌推崇倡導的摹古風氣，對後世畫壇的影響尤為深刻。
董其昌於嘉靖三十四年一月十九日（1555年2月10日）出生在松江府上海縣（今上海市）。少年時董其昌不必為生活操勞，只負責努力讀書，一心想通過科舉入仕而出人頭地。十七歲那年，他參加松江府會考，但因字寫得不好，排名比其堂兄弟差。這事讓董其昌深受刺激，從此發憤學習書法。
後來董其昌成為明朝著名的書法家，他的書風飄逸空靈，風華自足，筆畫圓勁秀逸，平淡古樸。清代康熙皇帝曾大加讚美董其昌書法：“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褚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
他晚年獨具特色的行書精品《岳陽樓記》。融晉、唐、宋、元各家風格於一體，筆力遒勁、悠閒自得。既見米芾風骨，又顯曠世之志。這真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再接著原來的說，經過第一次考試失利後，董其昌又多年名落孫山，到萬曆十六年（1588年），董其昌參加鄉試得了第三名，之後就開始開掛，萬曆十七年（1589年），三十五歲的董其昌考中進士，被封為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後充任皇長子朱常洛（明光宗皇帝）的講官。
京城裡不僅有豐富的圖籍文物，而且人才濟濟。董其昌充分利用了這些便利條件，在研習經史之餘，與同僚們切磋書畫技藝，縱古論今，品評高下，時常通宵達旦。而京官和書畫家的雙重身份，使他的社會地位迥異往昔。
《山水六開》山水
《山水圖詩冊八開》水村圖擬趙幹筆
其後董其昌升調湖廣副使。當時正值明朝歷史上長達十餘年的“國本之爭”，其間還發生了著名的“妖書案”“楚太子獄”，朝廷內部為冊立太子一事黨爭不休，風雲詭譎。董其昌害怕在黨爭中受禍，於是屢次上書辭官，不久奉旨以編修回故里養病。中間又經歷了幾次啟用、辭官的扯皮，董其昌還是在家隱居，從事書畫創作。
《山水冊十開》秋林晚翠圖
在不圖高官厚祿的盛名下，求墨寶者絡繹不絕，使董其昌名聲大振，家產也越來越多。董氏子弟橫行鄉里，最終導致“民抄董宦”的事件發生。董其昌惶惶然避難於蘇州、鎮江、丹陽、吳興等地，直到半年後事件才平息下來。七十七歲的董其昌出仕，然而朝廷再次動盪，他最終帶著太子太保的官位在家鄉奢侈地度過了晚年。
《山水冊十開》寶鼎新齋
對於學習繪畫，董其昌主張繪畫創作應從學習古人的作品入手，最終化古為我。他的水墨山水名重於世，設色山水也別具一格。《仿古山水八開》皆為仿唐及宋元諸家如楊昇、惠崇、李公麟、倪瓚等的小幅冊頁。每幅畫雖然以“仿”字冠名，其實畫面卻不盡然，因為每幅都有自出新意之處。這是董其昌取諸家筆墨之長，再運用自身的學養識見，加以變化而直抒胸臆的不凡魅力，“集齊大成，自出機杼”，這是後世眾多摹古畫家始終無法企及。
仿倪元鎮（倪瓚）
仿梅花道人（吳鎮）
仿米元暉（米芾）
仿楊昇
董其昌的巨大影響還在於他的畫論，他以禪宗喻畫，把繪畫也分為了“南北宗”，建構了以南宗文人山水畫為繪畫最高境界的理想模式，頗有崇“南”貶“北”的傾向。董其昌掌握了話語權，他的理論不僅在當時，也在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董其昌對文人山水畫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中國畫的筆墨語言從繪畫的綜合因素中突出出來，筆墨不再僅僅作為表現圖像的手段，而是成為繪畫表現的重要目的。筆墨的精妙與趣味漸漸成為畫面的中心，由此建立起具有抽象形式美感的畫面結構。
《仿古山水八開》仿黃鶴山樵（王蒙）
《瀟湘白雲圖》，圖仿米芾筆意，以墨韻幽雅；意境深邃取勝。用略為誇張的筆法去捕捉流動的大氣，描繪多變莫測的雲煙雨，使得綺麗多姿的山水更富有直觀表現的色彩。
《荊溪招隱圖》，山水清麗，恬靜安然，一派文人隱居意象。線條和墨色的效果在這裡是平面的，從右向左看時，山體連綿，但場景又沒有固定的視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