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大會”獲得廣泛的好評。本希冀這波浪潮惠及新詩，然而新詩非但沒有沾到光，反而“躺著也中槍”。一些相關的言論、文章，在讚賞古詩詞同時，都不忘順便奚落新詩一番。其實觀點也無甚新意，無非是說“新詩不講格律，像分行的散文”之類，有的乾脆斷言：“一百年後可能沒有人會知道新詩了。”一百年後的事，誰也不知道，不過到今年，新詩卻已經走過了一百年的發展歷程。所以借這個機緣，替新詩說幾句話。
古詩格律具有兩個漢字的特殊功能或優勢：
其一，與西方文字相比，漢字具有單音的特點。單音易於詞句整齊劃一。“我去君來”，“桃紅柳綠”，稍有比較，即成排偶。而意義排偶與聲音對仗是律詩的基本特徵。一如柳亞子所說：“平仄是舊詩的生命線。”（《新詩和舊詩》）西文詩雖然也強調對稱，但音義對稱在英文中是極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單複音錯雜。
漢字另一個優勢是句法造成“組義性”的靈活多變。西文文法嚴密，不如漢字句子構造可以自由伸縮顛倒，使句子對得工整。對此聞一多曾有很精彩的論述：“中國的文字尤其中國詩的文字是一種緊湊非常——緊湊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像‘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這種句子連個形容詞動詞都沒有了……這種詩意的美，完全靠‘句法’表現出來的。”他還舉了一個翻譯的例子：“‘峨眉山月半輪秋’（The autumn moon is half round above Omei Mountain，聞一多依據小畑薰良譯本），把那兩個the一個is一個above去掉了，就不成英文，不去，又不是李太白的詩了。”（《英譯李太白的詩》）中國文字的這種功能與優勢，加上其他種種因素，而使詩歌走上了“律”的路。
新詩是用現代文寫的詩。新詩原初叫白話詩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如果說當初提倡用現代文是一種歷史發展趨勢，那麼所謂“詩界革命”的初衷之一是要貫徹“文言一致”的理念也大體不錯。而現代文字的發展趨勢是一義多音，所以新詩求音義對稱的難度不亞於西文詩。退回到古詩的格律系統就沒有新詩存在的條件，那麼新詩堅持“文言一致”的方向必然是“分行的散文”嗎？
舊刻本里的詩是不分行的。我家裡有幾張光緒年間的《申報》，那些文字是一貫到底，連標點符號都沒有的。聞一多說：“新詩採用了西文詩分行寫的辦法”，“姑無論開端的人是有意的還是無心的，我們都應該感謝他”。聞一多是從漢字的象形與分行的視覺效果即“繪畫美”層面上說的。現在連舊詩文本也採用分行了。其實分行無關乎詩的本質。如“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僅聲音對仗，更是意義排偶；整首詩起承轉合，自然成序。而新詩所謂的“散文分行”不是散文的直述，而是情景的適宜調度，意象的機智配合，以及適合情緒波動的自然順暢的音樂性。如冰心的小詩：“弱小的草呵！ /驕傲些罷，/只有你普遍的裝點了世界。”據說，冰心最初的小詩交予編輯時是依泰戈爾散文句的樣式，而被編輯自作主張地分行的。事實證明，這首小詩融入了西洋詩的象徵主義手法和中國“興”的傳統詩學觀念。在內容上，暗示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張揚的個性解放精神和平民意識而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因此，散文分行不是詩，詩即使不分行還是詩。
雖然新詩做不到古詩那種嚴格意義上的音義對稱，但是新詩也是有屬於現代文的音樂性。戴望舒說：“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道理沒錯，但是這畢竟不及古詩韻律那樣確定而有操作性。所以得看詩人的能耐。看看戴望舒《雨巷》的首節：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從“獨自”至“雨巷”，其實就一句話，說“散文分行”也不冤枉。然而卻分得奇妙！不能不說是兼顧了詩的情感和音樂性的。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序中因時人貶元曲“託體稍卑”，“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提出了“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著名論點：“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這也是當初胡適等一批新詩倡導者們提倡“新詩革命”的初衷。但是他們在繼承這一理念並融入進化論時，走向極端，錯誤地把“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曲解為新詩取代舊詩是文學發展的必然進程。這種觀念和“有韻為詩，無韻為文”一樣，是新詩與舊詩百年糾葛的緣由之一。“使尋常內容發射出迷人奪目光彩的還有更重要的因素——‘詩的形式’。”（黑格爾語）形式決定不同文學品種的存在樣態——古詩與新詩因其不同的文字與句法的肌理，決定了各自不同的詩的存在方式。把它們的關係看成是一種“零和博弈”關係，對詩歌的整體發展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