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饒子和、丁奎嶺、王永良等59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聯名呼籲，儘快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全文如下：
建議儘快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
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卡脖子”問題之後，這個問題成為從上至下的國家“痛點”。
“卡脖子”歸根結底是“卡腦子”，上游基礎科學研究有短板，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只能在別人的基礎上發展。
近期中美貿易摩擦、中興事件也充分說明，不把基礎科學這個源頭做好，總在別人的地基上蓋房子，房子越高，風險越大。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指出，“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去年國務院又發佈了歷史上首份《關於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強調“強大的基礎科學研究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基石”，都明確指出了基礎硏究對強國的重大戰略意義。
至於哪些問題“卡脖子”，社會上眾說紛紜，有媒體列出了他們認為的清單，有高校列出了師生自己遴選的數十個重要問題，但終究只是一家之言。
我們迫切需要從國家層面深入調研、系統梳理各個領域的核心問題，尤其是在源頭創新的基礎研究領域，釐清到底有哪些“卡脖子”、“卡腦子”的問題，搞清楚我們的基礎科學到底應該做什麼、怎麼做。
我們建議，結合新時代國情，儘快制定中長期的《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佈局國家基礎科學體系建設。
此事關係到2035年我們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目標的實現，也關係到國家長治久安。
我們應該像制定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那樣，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
糧食儲備與基礎科學儲備，都屬於人們填飽了肚子就容易忽視、出現問題就追悔莫及的關係國家戰略安全的領域。
美國用三四十年支持引力波項目；鄰國日本，也曾被視為在基礎研究上“搭便車”的國家，卻在近18年孕育了18個諾貝爾獎，這與重基礎關係很大。
新中國70年來，在不同時期和不同領域，我國制定過大大小小的各類規劃，諸如《全國生豬發展規劃》——連豬都有規劃！但迄今並沒有一個單獨規劃和支持基礎科學發展的國家戰略。
國家出臺過短期、局部的基礎研究專項規劃，缺乏長期、整體的規劃，而基礎科學最需要“十年磨一劍”的眼光和定力。
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應以“頂層設計、合理配置、集中力量辦大事”為原則，這是歷史多次留給我們的啟示。
從歷史上來看，“兩彈一星”曾是新中國面臨的最大“卡脖子”難題。
隨著于敏院士和程開甲院士逝世，“兩彈一星”元勳僅有3位在世。
這些科學界前輩在事關國家存亡的問題上，完成了國家交給的任務，是讓國家“站起來”的有功之臣。
如果說在當年國力匱乏、國際環境“十面埋伏”的條件下，他們能夠做出“兩彈一星”，在我國國力相對充裕的新時代，更應該有信心解決難題。
“兩彈一星”的啟示很多，核心有兩條，一是加強頂層設計，集中力量辦大事；二是明確方向後，保持研究隊伍和目標的長期穩定，需要隊伍不受干擾、百折不撓，“面壁十年圖破壁”。
2016年，我國啟動了新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成績有目共睹，但也暴露出了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是，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缺乏科學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
目前的重點專項採取自上而下的“成熟一個啟動一個”的方式，缺乏全局性的規劃和統籌，大家東一槍西一彈，成果五花八門，火花是零散的，不會是“兩彈一星”那種“蘑菇雲”量級的。
而且專項大多以局部的、“點狀”設置為主，針對某一具體方向、某一具體問題設立專項，不同專項、項目間也存在一定交叉。
此外，有些專項和項目在運行過程中存在“跑偏”的問題，項目生成機制、運行監督機制需要完善。
二是，基礎研究計劃和應用型研究計劃合併在一個重點研發計劃的框架內實施，在管理模式上存在不適應之處。
基礎研究的靈魂是“創新”，不能像生產汽車的流水線一樣“全鏈條”實施。
在專項設置的整體導向上，偏重應用型研究，70個重點研發專項中，基礎類項目只有9個，佔比亟需提高。
此外，過分強調競爭性支持和“形式上的公平”，以工程競標的方式主導基礎項目申報，對優勢團隊的長期穩定造成了不利影響。
三是，科技計劃的財政預算配置需要改進。
重點研發專項是按照申請來核算的，根據我們瞭解的情況，工作中客觀存在“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情況，專項經費偏多或偏少的現象時有發生。
由於缺乏全局性、總體性規劃，每個團隊都認為自己的工作至關重要，提出預算方案時“人有多大膽就有多高產”，為了拿到更多經費，往往提出過高的預算需求。
當膽量和運氣在申請經費中發揮作用，資源的浪費就難以避免。
四是，在創新驅動發展國家戰略下，全社會的創新熱情高漲，但也出現了一些不切實際跟風的現象。
比如，有的醫院要求醫生、護士都來做基礎科研、申請項目，有的縣市要設置“科學中心”，熱情可嘉，但對有限的基礎研究資源造成了浪費。
基礎科學始終是“陽春白雪”，是少數“國家隊”、“專業隊”的攀登。
我們還應注意到，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嚴重不足、佔比過低。
我國R&D經費盡管實現了快速增長，但十幾年來，基礎研究佔研發總經費的比例始終在5%右徘徊——這是制約基礎科學發展的“5%魔咒”，而世界上的創新型國家多為15-20%，美國達到了18%，我們還有很大差距。
要解決上述問題，需要站在國家基礎研究全局發展的高度，儘快制定一份全局性、戰略性、獨立的《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從發展方向、制度建設等各個方面，優化現有基礎科學總體佈局，重塑基礎研究支持體系。
這裡我們想再次提到“973計劃”。1997年在朱光亞先生等老一輩科學領軍人物的建議下，國家制定和實施了“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
事後總結，973計劃是在當時條件下從國家層面頂層設計、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成功戰略舉措，為我國基礎研究的發展奠定了關鍵基礎，立下汗馬功勞，這已經成為科技界的共識，973計劃的“無疾而終”是科技界，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的重大損失。
2017年兩會上，我們99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出了《重啟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的提案，受到有關部門重視。
後來在香山科學會議上，科學界曾以“面向科技強國的基礎研究”為主題開展深入討論。
2018年國務院歷史上第一份《關於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迴應了大家的關切。
關鍵問題是，如何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指導意見？
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完善國家科技計劃的決策、諮詢機制。
建議科技部牽頭，中國科協、科學院、工程院和相關部委參加遴選組建專家諮詢委員會，由科學院和工程院院長擔任專家諮詢委員會雙主任，組織各學科領域的資深專家組成諮詢顧問組，對國家基礎研究的戰略發展方向進行調研，提出未來10-20年總體規劃和佈局建議。
對國家基礎科研規劃和資源配置提出獨立諮詢意見，為中央科技決策服務。
同時，要制定決策諮詢的各項規章制度（如諮詢工作制度、專家遴選制度、重大選題制度等），使我國科技決策諮詢真正走上科學化、制度化的軌道。
二是，在調研基礎上，完善國家基礎科學體系的頂層設計，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全局規劃未來10-20年我國基礎研究應重點發展的學科、領域，規劃基礎研究重大項目設置的結構和框架。
注意打破部門、行業間的侷限，切實做到“面向國際科學前沿、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真正做到“基礎科學全國一盤棋”，避免科技專項制定的隨意性，避免科技計劃之間內容交叉、資源重複配置，集中資源在戰略前沿、優勢領域進行部署。
三是，依據規劃完善基礎科學研究的資源配置。
“盡力而為，量力而行”，集中力量辦大事，根據總體規劃配置資源，避免“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堅持分類發展、科學佈局的原則，資源配置向優勢力量傾斜，兼顧“競爭性支持”和“穩定支持”，避免“形式公平”所導致的資源浪費，確保在戰略性、優勢性學科領域的國際領先地位，打造並保持一支強有力的基礎科研“國家隊”。
四是，總體上顯著增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
提高現有重點研發專項中基礎類、前沿類專項的比重，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
同時，提高基礎研究佔研發總經費的比例，在2018年5.6%的基礎上，今年提高到10%。
在這個關鍵比例上，跨入世界創新型國家的門檻。
事實上，去年全國政協組織委員在上海調研時發現，上海市已經把基礎研究佔研發總經費的比例定在10%了。
五是，深刻認識基礎研究的客觀規律，基礎研究是“創新的源頭”，不直接產生“產品”，不應強調基礎研究“全鏈條”設計，不硬性要求科學家從事轉化研究，把寶貴的經費和精力集中在基礎研究上，集中力量解決“卡腦子”問題，迴歸解決源頭科學問題的本質。
基礎科學是解決一切科技問題的最上游，“卡腦子”的基礎問題不解決，“卡脖子”的技術難題就不會迎刃而解。
國家已經意識到，與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要求相比，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依然突出。
而新一輪科技革命中，主要發達國家都在強化基礎研究戰略部署。
明年又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最後一年。
可以說，制定國家基礎科學發展規劃，從主觀和客觀條件來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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