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走西口” 百年淚長流'
【聚焦學習】
西口回望之一
◎張一舟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有個誤解，認為中國人主要是漢族人，且“安土重遷”“不喜遷徙”。“中原”在我們的早期歷史中只是很小的一塊生存空間，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地。因為農耕文明的形成及其生產力優勢，這裡成了四周（四夷）人們嚮往和崇拜的地方。中華文明主要是漢族文明從這裡開始“走南闖北”，而四周的眾多族群也不時“問鼎中原”，形成反向交融。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國。西晉八王之亂引發士族南遷，造就了江南的繁華。安史之亂後的大族南遷使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向南轉移，宋室南渡造就了南宋偏安一隅卻世界稱雄。明代的大槐樹移民使中國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鄉土觀念變成了文化象徵。晚清民國之際，下南洋、闖關東、走西口，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集體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成就了全新的巴蜀文明。幾千年間中國人幾乎沒有停止遷徙的步伐，漢族的向外遷移，歷史上的異族向中國“靠攏”，才成就了豐富多彩的大中華文明。所謂“安土重遷”只是農耕社會的生活生產需求而已，因為土地不是牧場，是不可帶走也不可隨意更替的。
走西口，就是這眾多的移民大潮中的一支，它不僅改變了北中國幾百年的歷史走向，更重要的是構築了有史以來相對穩定而清晰的北部邊疆。走西口看似一次窮苦農民尋求生路的過程，其實更是一次現代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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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回望之一
◎張一舟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有個誤解，認為中國人主要是漢族人，且“安土重遷”“不喜遷徙”。“中原”在我們的早期歷史中只是很小的一塊生存空間，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地。因為農耕文明的形成及其生產力優勢，這裡成了四周（四夷）人們嚮往和崇拜的地方。中華文明主要是漢族文明從這裡開始“走南闖北”，而四周的眾多族群也不時“問鼎中原”，形成反向交融。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國。西晉八王之亂引發士族南遷，造就了江南的繁華。安史之亂後的大族南遷使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向南轉移，宋室南渡造就了南宋偏安一隅卻世界稱雄。明代的大槐樹移民使中國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鄉土觀念變成了文化象徵。晚清民國之際，下南洋、闖關東、走西口，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集體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成就了全新的巴蜀文明。幾千年間中國人幾乎沒有停止遷徙的步伐，漢族的向外遷移，歷史上的異族向中國“靠攏”，才成就了豐富多彩的大中華文明。所謂“安土重遷”只是農耕社會的生活生產需求而已，因為土地不是牧場，是不可帶走也不可隨意更替的。
走西口，就是這眾多的移民大潮中的一支，它不僅改變了北中國幾百年的歷史走向，更重要的是構築了有史以來相對穩定而清晰的北部邊疆。走西口看似一次窮苦農民尋求生路的過程，其實更是一次現代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
【聚焦學習】
西口回望之一
◎張一舟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有個誤解，認為中國人主要是漢族人，且“安土重遷”“不喜遷徙”。“中原”在我們的早期歷史中只是很小的一塊生存空間，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地。因為農耕文明的形成及其生產力優勢，這裡成了四周（四夷）人們嚮往和崇拜的地方。中華文明主要是漢族文明從這裡開始“走南闖北”，而四周的眾多族群也不時“問鼎中原”，形成反向交融。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國。西晉八王之亂引發士族南遷，造就了江南的繁華。安史之亂後的大族南遷使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向南轉移，宋室南渡造就了南宋偏安一隅卻世界稱雄。明代的大槐樹移民使中國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鄉土觀念變成了文化象徵。晚清民國之際，下南洋、闖關東、走西口，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集體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成就了全新的巴蜀文明。幾千年間中國人幾乎沒有停止遷徙的步伐，漢族的向外遷移，歷史上的異族向中國“靠攏”，才成就了豐富多彩的大中華文明。所謂“安土重遷”只是農耕社會的生活生產需求而已，因為土地不是牧場，是不可帶走也不可隨意更替的。
走西口，就是這眾多的移民大潮中的一支，它不僅改變了北中國幾百年的歷史走向，更重要的是構築了有史以來相對穩定而清晰的北部邊疆。走西口看似一次窮苦農民尋求生路的過程，其實更是一次現代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
“向死而生”的大移民
西口在哪？這是討論走西口必然面臨的問題。大部分的觀點認為：張家口是東口，殺虎口是西口。這個觀點似乎正確，但並不完全甚至有些以偏概全。東口且不論，僅說西口，在走西口的人群中，以晉北、晉西北、陝北的農民為主，晉北地區即朔州、大同地區的人們北上草原，大多通過殺虎口，而晉西北忻州、呂梁等地區特別是河曲保德等地的農民則大多是在河曲的西口古渡等地橫渡黃河，到達今天的鄂爾多斯地區，然後再北上包頭、河套地區，陝北人只要進入鄂爾多斯，便可北上包頭和後套（巴彥淖爾）。西口，既有關口意義，更是一個地域概念，如同“口裡”“口外”一樣。“口外”即西口地域，這個地域大概在今天的烏蘭察布、呼和浩特、包頭、巴彥淖爾等地，至於走西口走的“口”，肯定不止一處，特別是當走西口成為風氣時，更不可能僅僅是一處關口的概念了，所有能夠到達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城口、水口、渡口等通道獈口都可以是西口。
走西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是我們現在將它狹義地理解為清代中後期特別是光緒時代的流民潮。從歷史上看，西口這塊地方從來就不是方外之地，也不是從來就只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從趙國開疆拓土時，中原的華夏民族就曾經做過這裡的主人，秦漢時除了大量的屯軍之所外，也有成千上萬的農耕者在這裡生活生產。就是在南北朝時期，這裡的農業也並非想象的那樣奇缺，幾十萬戍邊將士吃什麼喝什麼？除了從中原地區調運一些生活必需品外，自給自足也是一種必然選擇。就是元代，當年汪古人生活的陰山以北地區也有大量的糧食種植的遺存。明朝北元政權退回草原時，土默特地區依然有大量的中原農民，因為明朝邊防內移到長城一線，這些人或被朱元璋遷到安徽鳳陽他的老家或者回到了口裡地區，但肯定有不少人留在了這裡。明代嘉靖年後，由於內地自然災害、宗教運動和嚴苛的專制統治，有數量不小於十萬的漢族農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土默川地區。這裡是阿拉坦汗的天下，這位開明的蒙古領袖不僅愉快地收留了他們，而且允許他們居住下來。從此，這裡“板升”連綿，炊煙遙望，儼然成了塞上江南。對於在殘暴的明王朝統治下艱難生存的農民來講，“西口外”簡直就是天堂。只是由於後來林丹汗西征，加之後金的征服戰爭接踵而至，這些漢族農民大概只能再次逃回口裡去了。人們總把走西口講成是一個很悲傷悽婉的故事，悲傷悽婉是肯定的，但是讓我們想一下，在口裡只有餓死或被官府逼死兩條路，走西口最悲慘的結果也無非是死，走西口是很有些向死而生的勇氣的。所謂“人往高處走”，走西口實際上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尋求生存希望的集體無意識。正如民歌中所唱到的“雁門關上雁南飛，歸化元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餓肚子）”。綏遠地區已經成為口裡人們理想的生存之地。
對於生活在山西北部、西北部和陝西北部的農民來講，他們生存環境之惡劣本來也不足以讓人留戀。晉陝北部地處黃土高原，是中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特別是山西北部的河曲、保德、朔縣、平魯、左雲、右玉及陝西的神木、府谷、榆林、定邊等地，90%以上的土地為丘陵和山地。河曲縣197萬畝土地，162萬畝水土流失嚴重。清代康基田引用《燕聞錄》說：“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坡、汗牛病僕，仰天待命，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河曲是筆者的故鄉，2018年專程回到闊別一百多年的故鄉走訪，得知河曲縣今天的人口總數只有二十來萬，而在口外僅包頭一地的河曲人也比這個數字高得多。可見當年的走西口絕不是幾個人、幾戶人，而是多數人無奈的選擇。
除了嚴酷的生態環境外，清朝鼎定中原後，出現了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同時因為漢族人口多子多福的宗法觀念，在戰爭中銳減的人口得以快速復甦。從1753年到1766年，人口增長出現了大爆發，十餘年間全國人口從一億多增長到二億多，而人均佔有土地的水平卻在不斷降低，從人均6.89畝減至3.53畝（《試析清代走西口的成因》作者：劉春玲）。人口過剩、土地不足是走西口的一大原因。這還僅僅是從人口與土地的簡單除法計算，如果再加上豪強地主的土地兼併，人均土地比以上數字更少。飢餓的恐懼成了晉陝人走西口的強烈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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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回望之一
◎張一舟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有個誤解，認為中國人主要是漢族人，且“安土重遷”“不喜遷徙”。“中原”在我們的早期歷史中只是很小的一塊生存空間，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地。因為農耕文明的形成及其生產力優勢，這裡成了四周（四夷）人們嚮往和崇拜的地方。中華文明主要是漢族文明從這裡開始“走南闖北”，而四周的眾多族群也不時“問鼎中原”，形成反向交融。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國。西晉八王之亂引發士族南遷，造就了江南的繁華。安史之亂後的大族南遷使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向南轉移，宋室南渡造就了南宋偏安一隅卻世界稱雄。明代的大槐樹移民使中國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鄉土觀念變成了文化象徵。晚清民國之際，下南洋、闖關東、走西口，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集體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成就了全新的巴蜀文明。幾千年間中國人幾乎沒有停止遷徙的步伐，漢族的向外遷移，歷史上的異族向中國“靠攏”，才成就了豐富多彩的大中華文明。所謂“安土重遷”只是農耕社會的生活生產需求而已，因為土地不是牧場，是不可帶走也不可隨意更替的。
走西口，就是這眾多的移民大潮中的一支，它不僅改變了北中國幾百年的歷史走向，更重要的是構築了有史以來相對穩定而清晰的北部邊疆。走西口看似一次窮苦農民尋求生路的過程，其實更是一次現代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
“向死而生”的大移民
西口在哪？這是討論走西口必然面臨的問題。大部分的觀點認為：張家口是東口，殺虎口是西口。這個觀點似乎正確，但並不完全甚至有些以偏概全。東口且不論，僅說西口，在走西口的人群中，以晉北、晉西北、陝北的農民為主，晉北地區即朔州、大同地區的人們北上草原，大多通過殺虎口，而晉西北忻州、呂梁等地區特別是河曲保德等地的農民則大多是在河曲的西口古渡等地橫渡黃河，到達今天的鄂爾多斯地區，然後再北上包頭、河套地區，陝北人只要進入鄂爾多斯，便可北上包頭和後套（巴彥淖爾）。西口，既有關口意義，更是一個地域概念，如同“口裡”“口外”一樣。“口外”即西口地域，這個地域大概在今天的烏蘭察布、呼和浩特、包頭、巴彥淖爾等地，至於走西口走的“口”，肯定不止一處，特別是當走西口成為風氣時，更不可能僅僅是一處關口的概念了，所有能夠到達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城口、水口、渡口等通道獈口都可以是西口。
走西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是我們現在將它狹義地理解為清代中後期特別是光緒時代的流民潮。從歷史上看，西口這塊地方從來就不是方外之地，也不是從來就只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從趙國開疆拓土時，中原的華夏民族就曾經做過這裡的主人，秦漢時除了大量的屯軍之所外，也有成千上萬的農耕者在這裡生活生產。就是在南北朝時期，這裡的農業也並非想象的那樣奇缺，幾十萬戍邊將士吃什麼喝什麼？除了從中原地區調運一些生活必需品外，自給自足也是一種必然選擇。就是元代，當年汪古人生活的陰山以北地區也有大量的糧食種植的遺存。明朝北元政權退回草原時，土默特地區依然有大量的中原農民，因為明朝邊防內移到長城一線，這些人或被朱元璋遷到安徽鳳陽他的老家或者回到了口裡地區，但肯定有不少人留在了這裡。明代嘉靖年後，由於內地自然災害、宗教運動和嚴苛的專制統治，有數量不小於十萬的漢族農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土默川地區。這裡是阿拉坦汗的天下，這位開明的蒙古領袖不僅愉快地收留了他們，而且允許他們居住下來。從此，這裡“板升”連綿，炊煙遙望，儼然成了塞上江南。對於在殘暴的明王朝統治下艱難生存的農民來講，“西口外”簡直就是天堂。只是由於後來林丹汗西征，加之後金的征服戰爭接踵而至，這些漢族農民大概只能再次逃回口裡去了。人們總把走西口講成是一個很悲傷悽婉的故事，悲傷悽婉是肯定的，但是讓我們想一下，在口裡只有餓死或被官府逼死兩條路，走西口最悲慘的結果也無非是死，走西口是很有些向死而生的勇氣的。所謂“人往高處走”，走西口實際上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尋求生存希望的集體無意識。正如民歌中所唱到的“雁門關上雁南飛，歸化元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餓肚子）”。綏遠地區已經成為口裡人們理想的生存之地。
對於生活在山西北部、西北部和陝西北部的農民來講，他們生存環境之惡劣本來也不足以讓人留戀。晉陝北部地處黃土高原，是中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特別是山西北部的河曲、保德、朔縣、平魯、左雲、右玉及陝西的神木、府谷、榆林、定邊等地，90%以上的土地為丘陵和山地。河曲縣197萬畝土地，162萬畝水土流失嚴重。清代康基田引用《燕聞錄》說：“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坡、汗牛病僕，仰天待命，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河曲是筆者的故鄉，2018年專程回到闊別一百多年的故鄉走訪，得知河曲縣今天的人口總數只有二十來萬，而在口外僅包頭一地的河曲人也比這個數字高得多。可見當年的走西口絕不是幾個人、幾戶人，而是多數人無奈的選擇。
除了嚴酷的生態環境外，清朝鼎定中原後，出現了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同時因為漢族人口多子多福的宗法觀念，在戰爭中銳減的人口得以快速復甦。從1753年到1766年，人口增長出現了大爆發，十餘年間全國人口從一億多增長到二億多，而人均佔有土地的水平卻在不斷降低，從人均6.89畝減至3.53畝（《試析清代走西口的成因》作者：劉春玲）。人口過剩、土地不足是走西口的一大原因。這還僅僅是從人口與土地的簡單除法計算，如果再加上豪強地主的土地兼併，人均土地比以上數字更少。飢餓的恐懼成了晉陝人走西口的強烈動力。
【聚焦學習】
西口回望之一
◎張一舟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有個誤解，認為中國人主要是漢族人，且“安土重遷”“不喜遷徙”。“中原”在我們的早期歷史中只是很小的一塊生存空間，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山東、河北、陝西等地。因為農耕文明的形成及其生產力優勢，這裡成了四周（四夷）人們嚮往和崇拜的地方。中華文明主要是漢族文明從這裡開始“走南闖北”，而四周的眾多族群也不時“問鼎中原”，形成反向交融。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國。西晉八王之亂引發士族南遷，造就了江南的繁華。安史之亂後的大族南遷使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向南轉移，宋室南渡造就了南宋偏安一隅卻世界稱雄。明代的大槐樹移民使中國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鄉土觀念變成了文化象徵。晚清民國之際，下南洋、闖關東、走西口，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集體大移民，“湖廣填四川”成就了全新的巴蜀文明。幾千年間中國人幾乎沒有停止遷徙的步伐，漢族的向外遷移，歷史上的異族向中國“靠攏”，才成就了豐富多彩的大中華文明。所謂“安土重遷”只是農耕社會的生活生產需求而已，因為土地不是牧場，是不可帶走也不可隨意更替的。
走西口，就是這眾多的移民大潮中的一支，它不僅改變了北中國幾百年的歷史走向，更重要的是構築了有史以來相對穩定而清晰的北部邊疆。走西口看似一次窮苦農民尋求生路的過程，其實更是一次現代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
“向死而生”的大移民
西口在哪？這是討論走西口必然面臨的問題。大部分的觀點認為：張家口是東口，殺虎口是西口。這個觀點似乎正確，但並不完全甚至有些以偏概全。東口且不論，僅說西口，在走西口的人群中，以晉北、晉西北、陝北的農民為主，晉北地區即朔州、大同地區的人們北上草原，大多通過殺虎口，而晉西北忻州、呂梁等地區特別是河曲保德等地的農民則大多是在河曲的西口古渡等地橫渡黃河，到達今天的鄂爾多斯地區，然後再北上包頭、河套地區，陝北人只要進入鄂爾多斯，便可北上包頭和後套（巴彥淖爾）。西口，既有關口意義，更是一個地域概念，如同“口裡”“口外”一樣。“口外”即西口地域，這個地域大概在今天的烏蘭察布、呼和浩特、包頭、巴彥淖爾等地，至於走西口走的“口”，肯定不止一處，特別是當走西口成為風氣時，更不可能僅僅是一處關口的概念了，所有能夠到達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城口、水口、渡口等通道獈口都可以是西口。
走西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是我們現在將它狹義地理解為清代中後期特別是光緒時代的流民潮。從歷史上看，西口這塊地方從來就不是方外之地，也不是從來就只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從趙國開疆拓土時，中原的華夏民族就曾經做過這裡的主人，秦漢時除了大量的屯軍之所外，也有成千上萬的農耕者在這裡生活生產。就是在南北朝時期，這裡的農業也並非想象的那樣奇缺，幾十萬戍邊將士吃什麼喝什麼？除了從中原地區調運一些生活必需品外，自給自足也是一種必然選擇。就是元代，當年汪古人生活的陰山以北地區也有大量的糧食種植的遺存。明朝北元政權退回草原時，土默特地區依然有大量的中原農民，因為明朝邊防內移到長城一線，這些人或被朱元璋遷到安徽鳳陽他的老家或者回到了口裡地區，但肯定有不少人留在了這裡。明代嘉靖年後，由於內地自然災害、宗教運動和嚴苛的專制統治，有數量不小於十萬的漢族農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土默川地區。這裡是阿拉坦汗的天下，這位開明的蒙古領袖不僅愉快地收留了他們，而且允許他們居住下來。從此，這裡“板升”連綿，炊煙遙望，儼然成了塞上江南。對於在殘暴的明王朝統治下艱難生存的農民來講，“西口外”簡直就是天堂。只是由於後來林丹汗西征，加之後金的征服戰爭接踵而至，這些漢族農民大概只能再次逃回口裡去了。人們總把走西口講成是一個很悲傷悽婉的故事，悲傷悽婉是肯定的，但是讓我們想一下，在口裡只有餓死或被官府逼死兩條路，走西口最悲慘的結果也無非是死，走西口是很有些向死而生的勇氣的。所謂“人往高處走”，走西口實際上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尋求生存希望的集體無意識。正如民歌中所唱到的“雁門關上雁南飛，歸化元寶如山堆。山西亢旱沒啥事，歸化一荒嘴揪起（餓肚子）”。綏遠地區已經成為口裡人們理想的生存之地。
對於生活在山西北部、西北部和陝西北部的農民來講，他們生存環境之惡劣本來也不足以讓人留戀。晉陝北部地處黃土高原，是中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特別是山西北部的河曲、保德、朔縣、平魯、左雲、右玉及陝西的神木、府谷、榆林、定邊等地，90%以上的土地為丘陵和山地。河曲縣197萬畝土地，162萬畝水土流失嚴重。清代康基田引用《燕聞錄》說：“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坡、汗牛病僕，仰天待命，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河曲是筆者的故鄉，2018年專程回到闊別一百多年的故鄉走訪，得知河曲縣今天的人口總數只有二十來萬，而在口外僅包頭一地的河曲人也比這個數字高得多。可見當年的走西口絕不是幾個人、幾戶人，而是多數人無奈的選擇。
除了嚴酷的生態環境外，清朝鼎定中原後，出現了相對和平穩定的環境，同時因為漢族人口多子多福的宗法觀念，在戰爭中銳減的人口得以快速復甦。從1753年到1766年，人口增長出現了大爆發，十餘年間全國人口從一億多增長到二億多，而人均佔有土地的水平卻在不斷降低，從人均6.89畝減至3.53畝（《試析清代走西口的成因》作者：劉春玲）。人口過剩、土地不足是走西口的一大原因。這還僅僅是從人口與土地的簡單除法計算，如果再加上豪強地主的土地兼併，人均土地比以上數字更少。飢餓的恐懼成了晉陝人走西口的強烈動力。
墾出來的“遷徙自由”
“二姑舅捎來一封信，他說西口外好收成”。這是二人臺《走西口》中的一句唱詞。對於農民來講，還有什麼比好收成更具有吸引了呢？二姑舅去了，我為什麼不能去？晉陝人就這樣以宗族關係為紐帶、以地域關係為互助，踏上了浩浩蕩蕩的西口路。西口外的確是好收成，不講過去，就是今天，大青山南部的沖積平原依舊是內蒙古的糧倉。土默川、大後套土壤肥沃，適合大部分北方糧食蔬菜水果種植，一望無垠的大平原比起晉北陝北的山溝溝那是多麼讓人心曠神怡啊！北倚青山，氣候相對於北部草原要溼潤溫暖得多，黃河沖積平原的土地孕育著農耕文明的勃勃生機。一條黃河阻隔不了農民們嚮往生存嚮往富足的期待和野心。雖然背井離鄉，雖然妻離子散，雖然還有生命危險，但就像今天的人們勇敢地北漂一樣，只要有希望，就會一往無前。
阻隔農民們腳步的是清朝前期的民族隔離政策。滿清為了駕馭蒙古人，使出了幾個手段：一是盟旗制，把蒙民各部落牢牢限制在一定空間；二是蒙漢隔離制，不準蒙漢通婚，不準漢人來到蒙地；三是喇嘛教，鼓勵蒙古男丁出家，導致蒙古人口銳減，戰鬥力銳減。然而，任何人為的隔離都難以為繼。到清康熙時，滿清的“封禁令”便開始失效，連康熙本人也認為：“今地少人稠，各地民人（漢人）往邊外居住耕地者甚多，比年又皆豐收；附近京師之人，俱賴此谷，大有裨益”《清聖祖實錄》。1692年，即康熙三十六年，應鄂爾多斯之請，清廷允許漢族農民前往鄂爾多斯耕種土地。這是《河曲縣志》中記載的最早的“走西口”中央政策。由此推斷，走西口應該在此之前就已盛行，中央政府不過因勢利導而已。“一年成聚，二年成邑”，農民們走西口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人數也越來越多。
鴉片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後，中國出現了邊疆危機。北方的俄國人更是虎視眈眈，“移民實邊”成為鞏固國防的重要手段。到1900年，因為義和團引發的“庚子賠款”高達四億五千萬兩，中國人每人一兩，如本息合算，則達九億多兩白銀。對於專制朝廷來講，財政危機才是最致命的，因為飢餓的民眾絕對不會再相信“君臣父子”的陳詞和“仁義禮智信”的濫調。歷史上的農民造反都是因為肚皮問題引發的。所以，一些邊疆大臣“恤蒙實邊”的奏議立刻得到了清廷的響應。1902年，清政府對蒙古地區實行了全面的“放墾”。因為任命貽谷為督辦蒙旗墾務大臣，歷史上把這件事稱為“貽谷放墾”。從禁止到默許到鼓勵，走西口的人們更加一發不可收拾。漫漫西口路上，來自晉陝的農民徒步北上，肩上一根扁擔，一頭是簡單的行李，一頭是簡單的乾糧，有的則是剛出生的娃娃，渡過黃河，進入鄂爾多斯，然後北上達拉特旗，再跨黃河，到達包頭、河套。而河北晉北的人們則穿過張家口殺虎口，來到遼闊的烏蘭察布等地。這些已經吃慣了苦的農民們在沙丘上、低窪處挖開一個豁口便是房屋，搭一個茅棚便是住家。他們中很多人在離開家鄉時便已燒了“離門紙”，大有壯士一去不復還的英雄主義氣概。河曲民歌中有些唱詞中真實記載了那段歷史的辛酸：“黃龍灣灣河曲縣，三親六眷漫綏遠”“二姑舅呀三老爺，八百里河套葬祖先”“輩輩墳裡不埋男，窮骨頭撒在土默川”。其中的辛酸、其中的苦難，我們這些走西口的後人們已經難以想象。
遷徙，是中華民族形成的基本前提，從三皇五帝、到兩漢兩晉、大唐、大清，中國人一直在遷徙中開疆拓土，以成巍巍中華。從一個華夏小部落到漢族再到中華民族，正是遷徙的力量和結果。文明國家從來都把遷徙自由作為人的自由的重要成分。歷史證明，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這一幕幕以悲劇形式開始的族群大遷徙，對中國歷史具有正劇和喜劇的效應。正是這一次次大遷徙開拓了中華民族壯麗而遼闊的山河國土。我們應舉手加額，向這些“流浪”的祖先們表達由衷的敬意。